一、 錨定效應的提出
Kahneman和Tversky（1974）通過實驗研究發現，在進行決策和判斷時，人們并不遵循所謂的理性決策，即人們的決策并非總是理性的；在不確定情境中，人們的判斷和決策往往是簡潔啟發式的，因而是有偏差的。他總結出三種常見的啟發式：代表性或表征性（Representativeness）、可得性（Availability）以及錨定與調整（Anchoring & Adjustment）。
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s）是指在不確定的情境中，人們的判斷、估計或決策會受到先前呈現的信息（即錨）的影響，并以初始錨為基點進行調整，然而這種調整往往并不充分（Slovic et al.，1971；Epley & Gilovich，2004），以至隨后的估計偏向該錨，從而發生一定的判斷偏差。
錨定現象最初是由Tversky和Kahneman（1974）研究發現的。在一項關于幸運輪的實驗中，他們讓實驗參與者隨意轉動輪盤，當轉出一個“隨機數”時（實際上，隨機轉動輪盤僅能產生10或65兩個值，但實驗參與者并不知道），第一步是讓他們進行比較判斷：“在聯合國所有國家總數中，非洲國家的數量所占的百分比是大于還是小于該隨機數？”，第二步是讓他們對“非洲國家的數量在聯合國中所占的實際百分比”進行具體的數值估計。實驗結果表明：實驗參與者的估計值受到幸運輪產生的“隨機數”的影響——當幸運輪停在10處，參與者的平均估計值為25%，當幸運輪停在65處，參與者的平均估計值是45%。由此可見，初始值對隨后的判斷估計產生較大影響，估計值會偏向于初始值——低初始值將使估計值偏低，高初始值將使估計值偏高；即低錨導致較低的估計，高錨導致較高的估計。
二、 錨定效應的原理與機制
關于錨定效應的理論解釋，目前主要有三種：錨定與調整理論（Anchoring and Adjustment Theory）、選擇通達機制（Mechanisms of Selective Accessibility）、雙加工機制。
1. 錨定與調整理論。為了解釋錨定效應，Tversky和Kahneman（1974）提出了不充分調整理論。他們認為，在不確定性情景中，人們的判斷估計以錨定值為起點，進行了不充分的調整。后來，Jacowitz和Kahneman（1995）結合實驗研究給出了更詳細的解釋：當進行比較判斷時，即判斷目標值高于還是低于錨定值時，實驗參與者會先作出判斷和估計；當進行絕對判斷時，會以先前的估計值為基點做進一步調整，直到發現一個可以接受的數值。一旦覺得估計值在可接受范圍內或可行區間內，便停止了調整。因此，這種調整過程是不充分的。
Epley和Gilovich（2001）認為，個體的判斷是以初始值（初始錨）為依據，最初的數值（或錨）可能來自記憶或經驗，也可能由他人所提供。根據初始錨的來源，可分為外部錨（Experimenter-provided Anchors）和自發錨（Self-generated Anchors）。外部錨是指不確定性情境中由他人提供的基點或參照值，在兩步式錨定范式中，錨定值是實驗者提供的。如比較判斷“9月份的原油價格高于還是低于每桶100美元”中的“100美元”就是外部提供的一種錨。自發錨是指不確定性情景中由判斷者內在產生的基點或參照值，主要源自個體自身已有的經驗、信息、知識等認知資源。Epley和Gilovich（2004）通過實驗還進一步驗證了自發錨情景中存在著錨定的不充分調整現象（Insufficient Adjustment Heuristic）。
2. 選擇通達機制。按照錨定的不充分調整理論，當錨定值在個體可接受或可行的范圍之外時，個體才以錨定值為基點進行調整；如果錨定值在個體可接受或可行的范圍之內，個體往往不再進行調整。Strack和Mussweiler（1997）對此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們的研究表明，即使初始錨定值在可接受或可行的范圍之內，錨定效應仍然會發生。在信息的情境效應的基礎上，基于一致性證實（Hypothesis-consistent Testing）和信息通達性（Knowledge Accessibility）兩個基本假設，他們提出了選擇通達模型（Selective Accessibility Model）。
Strack和Mussweiler（1997）認為，錨定效應實質上是一種信息通達性效應。在進行比較判斷時，實驗參與者形成了一種心理證實傾向，傾向于去驗證目標值與錨定值的一致性或統一性，因此，與錨相一致的關于目標值的知識和信息（尤其是代表性或表征性信息）有選擇地從記憶中提取出來，從而影響了隨后的判斷或估計。具體來說，是所謂的語義啟動機制（Mechanisms of Semantic Priming）影響了隨后的絕對判斷或估計（Mussweiler & Strack，1999）。
通過實驗，Mussweiler和Strack（2000）還進一步分析了類別知識和樣例知識在錨定效應中的作用。由于語義啟動機制是一種自動的內在加工過程，不受主觀意識的控制。因此，他們認為，由外部錨引起的錨定現象并不是因為不充分調整，而是因為有關信息的選擇性通達所致。
Wong和Kwong（2000）也認為，在兩步式錨定范式中，比較判斷的問題和絕對判斷的問題在內容上是相關的，它可能是由于語義啟動機制（Semantic priming）導致，因此稱之為語義啟動范式（Semantic Priming Paradigm）。
在國內，也有不少學者通過實驗或運用數據對一些現象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證實也存在著顯著的錨定效應，代表性的研究有：
許年行，吳世農（2007）結合526家股改公司的有關數據，分析股權分置改革中對價的制定及對價的影響因素，實證研究發現：股改公司的對價水平存在明顯的“錨定和調整”行為偏差，從而解釋了股改公司的對價大部分集中在“10送3”水平。
楊明增，張繼勛（2007）通過研究發現，我國注冊會計師的審計判斷中也存在顯著的錨定效應。由于能錨定以前年度的信息，注冊會計師對本期控制風險的評價更加謹慎，控制風險的估計水平更高。
肖本華（2008）利用我國1994年1月至2007年11月的數據進行研究，發現在我國通脹預期中存在著錨定效應：人們會主要錨定過去的通脹率，尤其是滯后一期的通脹率；且高通脹階段比低通脹階段的錨定效應更大。
劉睿智、丁遠丙（2009）通過對上市公司2002年～2005 年高管人員的薪酬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發現，上市公司普遍“錨定”競爭對手的薪酬；“錨定”對高管薪酬的影響，高于公司績效的影響。
宋書彬（2011）對我國實行詢價制5年來上市公司IPO定價中的錨定效應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中小板與創業板上市公司IPO定價對市盈率、市凈率的錨定效應明顯；中小板緊密錨定于市盈率，而創業板緊密錨定于市凈率。
張宇（2011）通過調查，對商業銀行信貸決策的信用評價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發現，信貸經理人的經驗、專業能力和價值觀有著重要影響，對借款人的信用評估也存在錨定效應。
俞軍（2012）以滬深兩市定向增發的564家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對定向增發折扣率確定的過程進行了檢驗和解釋，研究發現也存在明顯的錨定效應。
四、 結語
錨定與調整是最常見的一種啟發式，普遍存在于人類的一切決策行為中。實證研究表明，在政治活動、司法、商務談判、醫療診斷、價格預期、消費和銷售、投資行為、經營管理等眾多領域都存在明顯的錨定效應。啟發式認知是一種應付不確定性和復雜性的決策環境的心理機制，雖然簡化了人們的判斷與決策過程，但往往也使人們的判斷出現偏差，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其原理和機制，采取一定的干預和控制措施。
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s）是指在不確定的情境中，人們的判斷、估計或決策會受到先前呈現的信息（即錨）的影響，并以初始錨為基點進行調整，然而這種調整往往并不充分（Slovic et al.，1971；Epley & Gilovich，2004），以至隨后的估計偏向該錨，從而發生一定的判斷偏差。
錨定現象最初是由Tversky和Kahneman（1974）研究發現的。在一項關于幸運輪的實驗中，他們讓實驗參與者隨意轉動輪盤，當轉出一個“隨機數”時（實際上，隨機轉動輪盤僅能產生10或65兩個值，但實驗參與者并不知道），第一步是讓他們進行比較判斷：“在聯合國所有國家總數中，非洲國家的數量所占的百分比是大于還是小于該隨機數？”，第二步是讓他們對“非洲國家的數量在聯合國中所占的實際百分比”進行具體的數值估計。實驗結果表明：實驗參與者的估計值受到幸運輪產生的“隨機數”的影響——當幸運輪停在10處，參與者的平均估計值為25%，當幸運輪停在65處，參與者的平均估計值是45%。由此可見，初始值對隨后的判斷估計產生較大影響，估計值會偏向于初始值——低初始值將使估計值偏低，高初始值將使估計值偏高；即低錨導致較低的估計，高錨導致較高的估計。
二、 錨定效應的原理與機制
關于錨定效應的理論解釋，目前主要有三種：錨定與調整理論（Anchoring and Adjustment Theory）、選擇通達機制（Mechanisms of Selective Accessibility）、雙加工機制。
1. 錨定與調整理論。為了解釋錨定效應，Tversky和Kahneman（1974）提出了不充分調整理論。他們認為，在不確定性情景中，人們的判斷估計以錨定值為起點，進行了不充分的調整。后來，Jacowitz和Kahneman（1995）結合實驗研究給出了更詳細的解釋：當進行比較判斷時，即判斷目標值高于還是低于錨定值時，實驗參與者會先作出判斷和估計；當進行絕對判斷時，會以先前的估計值為基點做進一步調整，直到發現一個可以接受的數值。一旦覺得估計值在可接受范圍內或可行區間內，便停止了調整。因此，這種調整過程是不充分的。
Epley和Gilovich（2001）認為，個體的判斷是以初始值（初始錨）為依據，最初的數值（或錨）可能來自記憶或經驗，也可能由他人所提供。根據初始錨的來源，可分為外部錨（Experimenter-provided Anchors）和自發錨（Self-generated Anchors）。外部錨是指不確定性情境中由他人提供的基點或參照值，在兩步式錨定范式中，錨定值是實驗者提供的。如比較判斷“9月份的原油價格高于還是低于每桶100美元”中的“100美元”就是外部提供的一種錨。自發錨是指不確定性情景中由判斷者內在產生的基點或參照值，主要源自個體自身已有的經驗、信息、知識等認知資源。Epley和Gilovich（2004）通過實驗還進一步驗證了自發錨情景中存在著錨定的不充分調整現象（Insufficient Adjustment Heuristic）。
2. 選擇通達機制。按照錨定的不充分調整理論，當錨定值在個體可接受或可行的范圍之外時，個體才以錨定值為基點進行調整；如果錨定值在個體可接受或可行的范圍之內，個體往往不再進行調整。Strack和Mussweiler（1997）對此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們的研究表明，即使初始錨定值在可接受或可行的范圍之內，錨定效應仍然會發生。在信息的情境效應的基礎上，基于一致性證實（Hypothesis-consistent Testing）和信息通達性（Knowledge Accessibility）兩個基本假設，他們提出了選擇通達模型（Selective Accessibility Model）。
Strack和Mussweiler（1997）認為，錨定效應實質上是一種信息通達性效應。在進行比較判斷時，實驗參與者形成了一種心理證實傾向，傾向于去驗證目標值與錨定值的一致性或統一性，因此，與錨相一致的關于目標值的知識和信息（尤其是代表性或表征性信息）有選擇地從記憶中提取出來，從而影響了隨后的判斷或估計。具體來說，是所謂的語義啟動機制（Mechanisms of Semantic Priming）影響了隨后的絕對判斷或估計（Mussweiler & Strack，1999）。
通過實驗，Mussweiler和Strack（2000）還進一步分析了類別知識和樣例知識在錨定效應中的作用。由于語義啟動機制是一種自動的內在加工過程，不受主觀意識的控制。因此，他們認為，由外部錨引起的錨定現象并不是因為不充分調整，而是因為有關信息的選擇性通達所致。
Wong和Kwong（2000）也認為，在兩步式錨定范式中，比較判斷的問題和絕對判斷的問題在內容上是相關的，它可能是由于語義啟動機制（Semantic priming）導致，因此稱之為語義啟動范式（Semantic Priming Paradigm）。
在轉動幸運輪的經典實驗中，Tversky和Kahneman使用了兩步式提問的方式，包括兩個配對的判斷問題，即比較判斷問題和絕對判斷問題。在后續的實驗研究中，Jacowitz和Kahneman（1995）仍然沿用了這一范式，例如，讓參與者進行比較判斷——密西西比河長于還是短于5 000米？然后進行絕對判斷——密西西比河的具體長度是多少？
Wilson等（1996）經過系列研究發現，其實，只要初始錨（基點或參照值）能引起參與者的足夠注意，比較判斷對于錨定效應的產生并不是必需的。換句話說，即使沒有語義啟動機制，即使只是提供單純的數字，讓參與者直接進行絕對判斷，也會產生錨定效應。在估計“內科醫生的數量”錨定實驗中，Wilson等人給實驗組發了一個身份號碼（對照組不發身份號碼），并告訴參與者該號碼是隨機的（實際上控制在1928～1935之間），然后讓參與者估計“本地電話簿里內科醫生的人數是多少”。實驗結果表明，即使只是提供一個身份號碼，不讓實驗組的參與者進行比較判斷，仍然會產生錨定偏差。Wilson等稱之為數值啟動范式（Numerical Priming Paradigm），并把這種現象稱為基本錨定效應（Basic Anchoring Effect）
但是，Epley（2004）認為，在一步式錨定范式中，沒有比較判斷，只有絕對判斷，所以個體無法在比較判斷中激活相關信息。因此，選擇通達機制適用于兩步式錨定范式，但不適用于一步式錨定范式。他們發現，內部經驗對錨定有較大的影響，內部錨比外部錨產生的錨定效應更快速和更持久。
3. 雙加工機制。Stanovich和West（1998，2000）率先提出兩個術語“系統1”和“系統2”（他們現在更喜歡稱之為第1類型過程和第2類型過程）并用以說明大腦中的兩套系統和兩種思維模式：系統1的運行是無意識且快速的，不怎么費腦力，沒有感覺，完全處于自主控制狀態，能幫助人們做出快速直覺性的判斷，但也是很多系統性錯誤的根源；系統2的運作需要集中注意力，過程比較慢，需要耗費時間和腦力，通常與行為、選擇和專注等主觀體驗相關聯。這些研究為雙加工機制理論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持。
研究認為，在錨定效應中存在兩種心理過程，一種加工過程受努力思考的影響，另一種加工過程不受努力思考的影響。具體來說，內部錨效應的調整機制對應于分析式加工，而外部錨效應的選擇性通達對應于啟發式加工。
Epley和Gilovich（2001）指出，錨定效應可能包含著選擇性通達和不充分調整的不同機制。內部錨問題決策中調整機制基于努力思考的心理加工過程，始于內部錨的調整是有意識的努力思考的結果。
Epley和Gilovich（2005，2006）發現，在許多決策中，對準確性的獎勵或對避免出錯的警告，并不能減少錨定效應的發生，這說明，在不確定性情景中決策的主導加工過程是無意識的、自動的，因而，往往是不可控的。在外部錨引發的錨定現象中，人們傾向于尋找或證實錨定值和估計值之間的一致性或統一性，因而會努力思考，引發選擇性通達；但在自發錨的情況下，不可能發生語義啟動現象，人們也知道最初的錨定值不一定是最終的結果，不存在一致性證實問題，即選擇性通達沒有被激發，人們只是以自發錨為基礎進行了不充分的調整，然后做出判斷估計。因而，在他們看來，錨定的不充分調整模型對于自發錨（內生錨）有更好的解釋，而選擇通達模型對于外部錨有更好的解釋，通過區分內部錨和外部錨將上述兩種理論模型加以整合。
此外，曲琛等人（2008）驗證了錨定效應中的雙加工機制，他們的研究表明：外部錨引起的錨定加工中沒有出現心理刻度效應，但存在一個N300成分與啟動通達相關，這一發現支持選擇通達模型；自發錨引起的錨定加工中出現了心理刻度效應，在目標呈現后250ms-800ms之間，精細心理刻度比粗糙心理刻度誘發了一個更大的正波，這一結果支持錨定調整啟發模型。
李斌等人（2012）以高校學生作為實驗對象的研究表明，錨定信息的一致性對錨定調整機制和選擇通達機制的啟動有影響：一致的信息啟動選擇通達機制，不一致的信息啟動錨定調整機制。當兩種機制同時存在時，錨定調整機制比選擇通達機制更占優勢。
值得說明的是，以上理論雖然對于錨定效應能夠給予一定的解釋，但不論是外部錨還是內在錨引發的錨定過程及其內在機理，目前尚缺乏腦科學和認知神經科學的深入研究。Jasper和Christman（2005）就發現，個體在錨定效應中存在“利手（Handedness）”差異，即面對同樣的錨定信息，習慣于用左手和習慣于用右手的不同個體表現出不同強度的錨定效應，他們分析認為這與“左撇子”和“右撇子”的腦功能及認知神經活動的差異有關。因此，可以預見，來自腦科學和神經科學的研究將給錨定機制及其檢驗提供更有力的解釋和支持。
三、 錨定效應的實證研究
自Tversky和Kahneman以來，錨定效應在很多領域中被發現和證實：如核戰爭爆發可能性的判斷（Plous，1989）），協商（Kristensen & Carling，1997）；法庭的最終判決（Englich等，2006）；醫生對患者的患病概率的診斷（Brewer等，2007）等。
此外，在價格談判、金融、投資、消費行為、企業管理等很多領域，國外的實證研究都表明存在明顯的錨定效應：如La Porta（1996）發現，分析師會錨定過去的盈余變化來進行盈利預測。Galinsky，Mussweiler和Medvec（2002）發現，談判中的第一次出價（錨定）通常會影響到最后的成交價。Nofsinger（2002）的實驗研究也證實了投資者普遍存在錨定現象。George和Hwang（2004）發現，投資者會以股價的前期高點作為錨定值，進行不充分的調整。Nelson和 Simmons（2005）等認為，消費者的價格感知也存在明顯的不充分調整的錨定效應。Rajesh和Dhruv（2006）通過對眾多消費行為的研究發現，廣告銷售標價對消費者內部參考價格的影響取決于它的大小和背離內部參考價格的方向。Thorsteinson等（2008）研究認為，績效考核會因無關錨的影響而產生判斷偏差。Wilson等（1996）經過系列研究發現，其實，只要初始錨（基點或參照值）能引起參與者的足夠注意，比較判斷對于錨定效應的產生并不是必需的。換句話說，即使沒有語義啟動機制，即使只是提供單純的數字，讓參與者直接進行絕對判斷，也會產生錨定效應。在估計“內科醫生的數量”錨定實驗中，Wilson等人給實驗組發了一個身份號碼（對照組不發身份號碼），并告訴參與者該號碼是隨機的（實際上控制在1928～1935之間），然后讓參與者估計“本地電話簿里內科醫生的人數是多少”。實驗結果表明，即使只是提供一個身份號碼，不讓實驗組的參與者進行比較判斷，仍然會產生錨定偏差。Wilson等稱之為數值啟動范式（Numerical Priming Paradigm），并把這種現象稱為基本錨定效應（Basic Anchoring Effect）
但是，Epley（2004）認為，在一步式錨定范式中，沒有比較判斷，只有絕對判斷，所以個體無法在比較判斷中激活相關信息。因此，選擇通達機制適用于兩步式錨定范式，但不適用于一步式錨定范式。他們發現，內部經驗對錨定有較大的影響，內部錨比外部錨產生的錨定效應更快速和更持久。
3. 雙加工機制。Stanovich和West（1998，2000）率先提出兩個術語“系統1”和“系統2”（他們現在更喜歡稱之為第1類型過程和第2類型過程）并用以說明大腦中的兩套系統和兩種思維模式：系統1的運行是無意識且快速的，不怎么費腦力，沒有感覺，完全處于自主控制狀態，能幫助人們做出快速直覺性的判斷，但也是很多系統性錯誤的根源；系統2的運作需要集中注意力，過程比較慢，需要耗費時間和腦力，通常與行為、選擇和專注等主觀體驗相關聯。這些研究為雙加工機制理論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持。
研究認為，在錨定效應中存在兩種心理過程，一種加工過程受努力思考的影響，另一種加工過程不受努力思考的影響。具體來說，內部錨效應的調整機制對應于分析式加工，而外部錨效應的選擇性通達對應于啟發式加工。
Epley和Gilovich（2001）指出，錨定效應可能包含著選擇性通達和不充分調整的不同機制。內部錨問題決策中調整機制基于努力思考的心理加工過程，始于內部錨的調整是有意識的努力思考的結果。
Epley和Gilovich（2005，2006）發現，在許多決策中，對準確性的獎勵或對避免出錯的警告，并不能減少錨定效應的發生，這說明，在不確定性情景中決策的主導加工過程是無意識的、自動的，因而，往往是不可控的。在外部錨引發的錨定現象中，人們傾向于尋找或證實錨定值和估計值之間的一致性或統一性，因而會努力思考，引發選擇性通達；但在自發錨的情況下，不可能發生語義啟動現象，人們也知道最初的錨定值不一定是最終的結果，不存在一致性證實問題，即選擇性通達沒有被激發，人們只是以自發錨為基礎進行了不充分的調整，然后做出判斷估計。因而，在他們看來，錨定的不充分調整模型對于自發錨（內生錨）有更好的解釋，而選擇通達模型對于外部錨有更好的解釋，通過區分內部錨和外部錨將上述兩種理論模型加以整合。
此外，曲琛等人（2008）驗證了錨定效應中的雙加工機制，他們的研究表明：外部錨引起的錨定加工中沒有出現心理刻度效應，但存在一個N300成分與啟動通達相關，這一發現支持選擇通達模型；自發錨引起的錨定加工中出現了心理刻度效應，在目標呈現后250ms-800ms之間，精細心理刻度比粗糙心理刻度誘發了一個更大的正波，這一結果支持錨定調整啟發模型。
李斌等人（2012）以高校學生作為實驗對象的研究表明，錨定信息的一致性對錨定調整機制和選擇通達機制的啟動有影響：一致的信息啟動選擇通達機制，不一致的信息啟動錨定調整機制。當兩種機制同時存在時，錨定調整機制比選擇通達機制更占優勢。
值得說明的是，以上理論雖然對于錨定效應能夠給予一定的解釋，但不論是外部錨還是內在錨引發的錨定過程及其內在機理，目前尚缺乏腦科學和認知神經科學的深入研究。Jasper和Christman（2005）就發現，個體在錨定效應中存在“利手（Handedness）”差異，即面對同樣的錨定信息，習慣于用左手和習慣于用右手的不同個體表現出不同強度的錨定效應，他們分析認為這與“左撇子”和“右撇子”的腦功能及認知神經活動的差異有關。因此，可以預見，來自腦科學和神經科學的研究將給錨定機制及其檢驗提供更有力的解釋和支持。
三、 錨定效應的實證研究
自Tversky和Kahneman以來，錨定效應在很多領域中被發現和證實：如核戰爭爆發可能性的判斷（Plous，1989）），協商（Kristensen & Carling，1997）；法庭的最終判決（Englich等，2006）；醫生對患者的患病概率的診斷（Brewer等，2007）等。
在國內，也有不少學者通過實驗或運用數據對一些現象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證實也存在著顯著的錨定效應，代表性的研究有：
許年行，吳世農（2007）結合526家股改公司的有關數據，分析股權分置改革中對價的制定及對價的影響因素，實證研究發現：股改公司的對價水平存在明顯的“錨定和調整”行為偏差，從而解釋了股改公司的對價大部分集中在“10送3”水平。
楊明增，張繼勛（2007）通過研究發現，我國注冊會計師的審計判斷中也存在顯著的錨定效應。由于能錨定以前年度的信息，注冊會計師對本期控制風險的評價更加謹慎，控制風險的估計水平更高。
肖本華（2008）利用我國1994年1月至2007年11月的數據進行研究，發現在我國通脹預期中存在著錨定效應：人們會主要錨定過去的通脹率，尤其是滯后一期的通脹率；且高通脹階段比低通脹階段的錨定效應更大。
劉睿智、丁遠丙（2009）通過對上市公司2002年～2005 年高管人員的薪酬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發現，上市公司普遍“錨定”競爭對手的薪酬；“錨定”對高管薪酬的影響，高于公司績效的影響。
宋書彬（2011）對我國實行詢價制5年來上市公司IPO定價中的錨定效應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中小板與創業板上市公司IPO定價對市盈率、市凈率的錨定效應明顯；中小板緊密錨定于市盈率，而創業板緊密錨定于市凈率。
張宇（2011）通過調查，對商業銀行信貸決策的信用評價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發現，信貸經理人的經驗、專業能力和價值觀有著重要影響，對借款人的信用評估也存在錨定效應。
俞軍（2012）以滬深兩市定向增發的564家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對定向增發折扣率確定的過程進行了檢驗和解釋，研究發現也存在明顯的錨定效應。
四、 結語
錨定與調整是最常見的一種啟發式，普遍存在于人類的一切決策行為中。實證研究表明，在政治活動、司法、商務談判、醫療診斷、價格預期、消費和銷售、投資行為、經營管理等眾多領域都存在明顯的錨定效應。啟發式認知是一種應付不確定性和復雜性的決策環境的心理機制，雖然簡化了人們的判斷與決策過程，但往往也使人們的判斷出現偏差，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其原理和機制，采取一定的干預和控制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