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使命的定義
辭海中對使命解釋為：使者奉命出行。“使命陳述”是對“Mission Statement”的直譯。目前普遍認為使命陳述的理論來源于德魯克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我們的業務是什么”、“我們的業務將來會是什么”、“我們的業務應該是什么”三個經典問題。德魯克認為：一個企業不是由它的名字、地位或公司章程定義的，而是由企業使命決定的，只有對組織的使命有一個清晰的定義，才能使這個組織有可能具有清晰和現實的企業目標。在談及非營利組織管理時，德魯克提到：任何使命陳述必須全面的反映機會、競爭力和奉獻精神三要要素，否則就無法達成最終的目標、最終的愿望以及通過最后的檢驗，也就無法調動組織的人力資源來做好正確的事情。盡管組織使命的重要性一再被強調，但其定義還是一個籠統的概念，隨后也便引起管理學界針對使命內涵的大量討論。
國內外對使命陳述的內涵表達不一，總體上講大概有以下四種解釋。第一類是從使命陳述的組成部分來解釋。德魯克認為一個組織自身的概念、價值觀、政策、信念、宗旨，都可以看作是使命陳述的組成部分。有的學者認為使命陳述在現實當中存在多種的名詞性解釋，例如使命陳述有時可稱為綱領陳述、目的陳述、宗旨陳述、信念陳述、經營原則陳述或對組織業務定義的陳述（FredR.David，1987）。第二類是從使命與領導關系來解釋，他們認為組織使命陳述反映的是組織領導的基本信念和組織的戰略方向，外顯為組織存在的特性（Dess & Miller，1993）。第三類是從戰略角度來解釋使命陳述（Thompson & Strickland，1993；Michael & Hitt，1995），他們認為組織使命陳述是戰略性的，它強調組織獨特的戰略目標，是組織內在戰略的外在表現和應用。也有學者認為使命陳述是組織對其目標和雄心的表述，是組織行為的向導，而且還可以作為組織文化的象征（Andrew Campbell，1997）。第四類是從使命陳述的具體特征來理解。使命陳述是組織目標精簡而又正式的成文，它指導組織行為，闡明組織宏觀目標，并提供有意識的指導（Hill & Jones，2008）。從使命的易讀性來看，使命陳述是一種容易讓人們理解并產生激勵作用的文字，它代表著一個組織樸實的價值，極易讓組織內部人產生認同感，讓組織外部的人產生敬重感（Setayesh & Pitt，2011）。總體上講，使命陳述概念的界定是比較抽象和復雜的，但本質性的東西并沒有改變，那就是對核心價值、利益群體、目標等因素的概括性總結，并產生引導、激勵和宣傳認同的作用。
使命陳述與價值觀、愿景和戰略是比較相近的概念，很多組織既有使命陳述，又有價值觀和愿景。為更好地理解使命陳述，有必要了解它們之間的區別：價值觀融入并維系著愿景，而使命陳述則是組織存在的基本目的；使命陳述回答的問題更集中于“我們的業務是什么和為什么”，而愿景陳述回答的問題是“我們想要成為什么樣的組織”。Miller和Dess（1998）則這樣區分愿景和使命：“愿景描述了對未來的渴望，它能激發組織成員的情感和渴望，而使命陳述則包含了目標、競爭差異、市場、產品和服務等的考慮，因此是戰略意圖的一部分”。使命陳述即為一種戰略的工具，旨在為組織的戰略決策提供參考，具體上來講，使命陳述對外部環境分析、選擇戰略機遇、戰略集團選擇、進入替代品市場、開發互補產品或服務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管理者應該將組織的使命陳述貫徹到戰略管理活動中。從上述的辨析中可以發現，使命陳述與價值觀、愿景和戰略有著緊密的聯系，但也存在本質性的差別，使命陳述包含價值觀和愿景的一些因素，更強調指導性和目的性，是戰略執行的出發點。
二、 使命陳述的要素構成
關于使命陳述的要素，國外有九要素、八要素、五要素、四要素、兩要素說。Fred.R David（1986）提出的九要素說，其內容包括：顧客、產品或服務、市場、技術、關注生存發展與盈利能力、經營哲學、自我認知、關注公眾形象、關注員工。之后，Fred.R David（1987）與John.A PearceⅡ則共同提出了八要素說，即：特定的目標顧客和市場、產品或服務的原則、特定的地理區位、核心技術、生存發展與盈利能力、公司哲學、自我認知、關注公眾形象；Jorge Vasconcellos E.Sa（1988）認為使命陳述包括地域、產品、技術、需求、客戶五要素。Klemm則認為使命陳述包括目的、戰略目標、量化的計劃目標、業務界定四要素。Simon.L Dolan、Salvador Garcia提出了兩要素說，認為使命陳述的兩個關鍵要素，一個是經濟維度的，即資本投入的盈利性和資源使用的有效性，另一個是社會維度的，主要是組織在社會承擔責任的方面，如提供就業等等，后者依賴于前者，兩個要素不可分割。
使命陳述的構成要素是使命管理的重點，大量的實證研究都是通過分析知名組織的使命陳述的要素構成和組織實際績效的關系，各種要素學說與實踐結合的產物則是組織關注的重點向組織哲學、組織形象和自我認知與客戶四個因素轉移。在現實中，傳播學領域也會關注組織使命的制定，但講究更多的是語言技巧和文字形式的展現，如何加深顧客對品牌的認知。值得說明的是，組織管理對組織使命陳述的研究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往往是被忽略的，這一假設即是組織對使命陳述的切實行動，表現在產品質量、定位、服務等方面。如果沒有這一前提假設，使命陳述要素研究的分析基本等同于傳播和營銷的研究。
國外的研究關注規范性的解釋，即使命陳述概念和要素的探討，這就奠定了概念操作化的基礎。國內的研究注重的是從當前問題出發，用國外的標準來規范國內企業的使命陳述。在這個過程當中難免會出現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拿國外的理論標準直接來規范中國的企業是否適宜的問題。另外，在本土化過程中，不少研究發現中國各類組織的使命陳述開始體現自身的特點，但對自身特點是否有助于促進績效的改進，并沒有得到進一步的討論。國內各類使命陳述研究關注的另外一個層面是使命與戰略的聯系，強調使命對戰略的指導作用，而在具體的使命要素分析與戰略契合層面并沒有進一步的分析。
總體來講，中國當前對組織使命陳述的重視程度并不夠，對使命陳述的規范性研究并沒有應用到具體的實踐當中。在組織使命陳述的研究和實踐中，以下兩個問題是非常值得關注的。一個是對使命陳述制定的過程應將其作為組織學習的過程。領導層應鼓勵員工積極參與和溝通，這個實踐環節是組織使命契合組織特征和員工認同最重要的環節，決定了組織使命陳述是一紙空文還是行動綱領。研究可以關注的一個角度在于員工培訓中對組織使命的學習能否帶來更高的認同和滿意度。另一個需要關注的是組織使命與組織戰略的關系問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組織戰略調整很容易陷入迷失境地，而在這種狀態下，鮮有組織能夠回歸到使命角度看問題，更多是應激性的戰略調整，爭取當下市場的生存與發展。研究可以關注的角度在于變革環境中，組織領導、組織戰略應該如何尋找到重申和回歸使命看問題的路徑。
國內外對使命陳述的內涵表達不一，總體上講大概有以下四種解釋。第一類是從使命陳述的組成部分來解釋。德魯克認為一個組織自身的概念、價值觀、政策、信念、宗旨，都可以看作是使命陳述的組成部分。有的學者認為使命陳述在現實當中存在多種的名詞性解釋，例如使命陳述有時可稱為綱領陳述、目的陳述、宗旨陳述、信念陳述、經營原則陳述或對組織業務定義的陳述（FredR.David，1987）。第二類是從使命與領導關系來解釋，他們認為組織使命陳述反映的是組織領導的基本信念和組織的戰略方向，外顯為組織存在的特性（Dess & Miller，1993）。第三類是從戰略角度來解釋使命陳述（Thompson & Strickland，1993；Michael & Hitt，1995），他們認為組織使命陳述是戰略性的，它強調組織獨特的戰略目標，是組織內在戰略的外在表現和應用。也有學者認為使命陳述是組織對其目標和雄心的表述，是組織行為的向導，而且還可以作為組織文化的象征（Andrew Campbell，1997）。第四類是從使命陳述的具體特征來理解。使命陳述是組織目標精簡而又正式的成文，它指導組織行為，闡明組織宏觀目標，并提供有意識的指導（Hill & Jones，2008）。從使命的易讀性來看，使命陳述是一種容易讓人們理解并產生激勵作用的文字，它代表著一個組織樸實的價值，極易讓組織內部人產生認同感，讓組織外部的人產生敬重感（Setayesh & Pitt，2011）。總體上講，使命陳述概念的界定是比較抽象和復雜的，但本質性的東西并沒有改變，那就是對核心價值、利益群體、目標等因素的概括性總結，并產生引導、激勵和宣傳認同的作用。
使命陳述與價值觀、愿景和戰略是比較相近的概念，很多組織既有使命陳述，又有價值觀和愿景。為更好地理解使命陳述，有必要了解它們之間的區別：價值觀融入并維系著愿景，而使命陳述則是組織存在的基本目的；使命陳述回答的問題更集中于“我們的業務是什么和為什么”，而愿景陳述回答的問題是“我們想要成為什么樣的組織”。Miller和Dess（1998）則這樣區分愿景和使命：“愿景描述了對未來的渴望，它能激發組織成員的情感和渴望，而使命陳述則包含了目標、競爭差異、市場、產品和服務等的考慮，因此是戰略意圖的一部分”。使命陳述即為一種戰略的工具，旨在為組織的戰略決策提供參考，具體上來講，使命陳述對外部環境分析、選擇戰略機遇、戰略集團選擇、進入替代品市場、開發互補產品或服務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管理者應該將組織的使命陳述貫徹到戰略管理活動中。從上述的辨析中可以發現，使命陳述與價值觀、愿景和戰略有著緊密的聯系，但也存在本質性的差別，使命陳述包含價值觀和愿景的一些因素，更強調指導性和目的性，是戰略執行的出發點。
二、 使命陳述的要素構成
關于使命陳述的要素，國外有九要素、八要素、五要素、四要素、兩要素說。Fred.R David（1986）提出的九要素說，其內容包括：顧客、產品或服務、市場、技術、關注生存發展與盈利能力、經營哲學、自我認知、關注公眾形象、關注員工。之后，Fred.R David（1987）與John.A PearceⅡ則共同提出了八要素說，即：特定的目標顧客和市場、產品或服務的原則、特定的地理區位、核心技術、生存發展與盈利能力、公司哲學、自我認知、關注公眾形象；Jorge Vasconcellos E.Sa（1988）認為使命陳述包括地域、產品、技術、需求、客戶五要素。Klemm則認為使命陳述包括目的、戰略目標、量化的計劃目標、業務界定四要素。Simon.L Dolan、Salvador Garcia提出了兩要素說，認為使命陳述的兩個關鍵要素，一個是經濟維度的，即資本投入的盈利性和資源使用的有效性，另一個是社會維度的，主要是組織在社會承擔責任的方面，如提供就業等等，后者依賴于前者，兩個要素不可分割。
使命陳述的構成要素是使命管理的重點，大量的實證研究都是通過分析知名組織的使命陳述的要素構成和組織實際績效的關系，各種要素學說與實踐結合的產物則是組織關注的重點向組織哲學、組織形象和自我認知與客戶四個因素轉移。在現實中，傳播學領域也會關注組織使命的制定，但講究更多的是語言技巧和文字形式的展現，如何加深顧客對品牌的認知。值得說明的是，組織管理對組織使命陳述的研究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往往是被忽略的，這一假設即是組織對使命陳述的切實行動，表現在產品質量、定位、服務等方面。如果沒有這一前提假設，使命陳述要素研究的分析基本等同于傳播和營銷的研究。
三、 使命陳述與績效的關系
關于使命陳述與組織績效之間關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實證層面，并且實證的范圍和驗證的內容是不斷的擴大和豐富的過程。組織使命陳述與績效關系基本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組織使命陳述并非包含要素越多，績效就越好。使命陳述的范圍從公司哲學、自我認知、關注公眾三個因素開始（Pearce & David，1987；Bart & Baetz，1995；Zachary，2008），后來對使命陳述要素擴充到目的、價值觀、競爭戰略等16個使命陳述要素（Bart，1997），最多的時候，使命陳述包含了25種要素（郇金寶，2010），但研究發現只有9 種與企業財務績效有顯著相關關系，其他要素與企業財務績效未見明顯相關關系。但是一般情況下，企業價值觀或企業哲學與組織績效之間存在持久的正向相關關系。
看似與績效關系緊密的因素，并非有較強的相關性。當前的研究在探索更多使命陳述要素的同時，更關注的是對一些看似關系緊密而實則松弛關系的驗證，比如，使命陳述中價格指標與組織績效的關系并不顯著（Green，2003）；人們通常認為的提供方向感、管控機制、激勵這三個使命陳述最重要的目的，在研究中并未顯示出與組織績效的相關性，但相對被較少提及的“幫助進行非例行決策”卻體現出了與組織績效的顯著正向相關性；低績效組織在使命陳述中包含了大量技術要素，而更多的高績效組織包含了區位因素、公司哲學（Williams，2008）。有學者比較關注使命陳述的修辭和表達方式，其實證結果表明：以積極的修辭風格表述，則對組織產生積極顯著的促進作用，并且這種作用是持久的（Janet & Sandy，1999）。
使命陳述對組織績效的作用會受到很多外在因素的影響。研究發現使命陳述的內容對組織績效的作用是通過中介變量發揮逐級發揮作用（Bart、Nick & Simon，2001）：使命的滿意度對員工承諾具有很強的正向相關性，員工承諾對員工行為產生了最強的促進作用，員工承諾又與組織績效之間存在非常顯著的積極作用。為了推廣使命陳述與組織績效研究的實用性，有學者剔除了組織的國別限制，其實證結果證實國別的差異對組織和績效關系的影響并不大，但從長遠來講，組織使命陳述如果能有效結合國情提出使命有助于提升組織績效。關于使命陳述中利益相關者因素的研究發現，并不是包含的利益相關者越多，使命陳述就對組織績效有更積極顯著關系，但是包含員工、社會這兩個利益相關者的使命陳述，與組織績效之間有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Bartkus，2006）。
四、 中國企業使命陳述概況
在中國，企業組織對使命陳述的關注遠遠高于非營利組織和公共部門，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之下，非營利組織和公共部門大量沿用企業組織的改革思路，因此 選擇企業組織使命也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德魯克認為：“企業使命是一個群體的共同使命，管理就是界定企業的使命，并激勵和組織人力資源去實現這個使命。界定使命是企業家的事務，而激勵與組織人力資源是領導力的范疇，兩者的結合就是管理”。這一帶有哲學意味的論斷，指引著企業家開始關注企業自身的使命發展，也讓管理學家對使命的理論和組織績效關系有了更寬泛和深入的研究。總體上來看，中國企業使命陳述有著自身的特點，但缺乏科學合理的制定邏輯。如果從文化差異上看，中國企業組織使命陳述具有自身的特色具有合理性，而從規范和標準上看，中國企業組織使命陳述出現不少偏差。
中國企業使命陳述的規范性欠缺，涵蓋的要素過于狹隘，關注較為普遍的三個方面是公司哲學、公眾形象、產品和服務。中國企業使命陳述可以分為三個導向，即行為、利益相關者和競爭導向，比較而言，國有企業使命陳述水平高于民營企業，公司哲學和公眾形象受到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共同關注，但是，國有企業更關注產品，而民營企業重視客戶，兩者在技術、增長、盈利的關切度上存在顯著的差異性。研究發現，中國企業使命陳述中存在大量具有政治色彩和口號性的“標語”，諸如：全力服務地方經濟；扛起民族大旗，振興一方經濟；勇攀高峰等。相比國外企業，國內企業使命陳述更多關注產品和服務以及觀念，其次是市場、員工等要素，同時發現國內高科技企業比傳統企業更加關注重視使命陳述，強調創新的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較強的民族情感。中國企業使命陳述中另外一個比較突出的特點是使命陳述并非局限于企業本身，還通過國家政策表現出來，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傾向于簡短、清晰且和組織文化緊密相聯系的陳述方式，與跨國大企業在此方面的差距縮小。
國內對使命陳述的研究有時候過度關注細節和形式，例如對字數的關注。研究發現使命陳述字數多少對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并不大，但是存在相關性。一項好的使命陳述應將使命構成要素、特定目標、利益相關者盡可能的包含在內，精煉的使命陳述確實容易讓人接受，但為了豐富其內容，必要的文字是不可缺少的，理想的使命陳述字數最好控制在125個字以內。有不少人認同這種經過系統思考和精心設計的使命陳述，事實上，精巧的使命陳述確實為在市場上，特別是在企業形象和地位方面給公司以豐厚的回報。但不可忽視的一個問題是，借助于標桿管理模式，大多數公司傾向于在內容上模仿標桿公司的使命陳述，甚至是愿景表達，此類使命陳述無法與組織特征匹配，無法與核心競爭力相容，難以得到員工認同，并沒有發揮出使命的引導、激勵和定位的價值。
五、 簡要評述
從上述的綜述研究可以發現，對于使命陳述的研究在國內外都有較為系統的研究，但側重點有所差異。國內國外研究的共同之處在于用使命陳述的關鍵因素諸如客戶、服務、企業形象、經營哲學等，通過實證研究來分析使命與組織績效的關系。大多數研究支持使命陳述與組織績效存在正相關的關系，但在影響的強度上，關鍵要素方面會因為不同的行業，不同的戰略選擇會有所差異。這也為使命研究提供了一個切入口，那就是在特定的行業中，究竟什么樣的使命陳述要素會對企業績效產生更大的影響，從這些核心的要素入手，或許是探索突破中國組織發展困境的關鍵所在。關于使命陳述與組織績效之間關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實證層面，并且實證的范圍和驗證的內容是不斷的擴大和豐富的過程。組織使命陳述與績效關系基本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組織使命陳述并非包含要素越多，績效就越好。使命陳述的范圍從公司哲學、自我認知、關注公眾三個因素開始（Pearce & David，1987；Bart & Baetz，1995；Zachary，2008），后來對使命陳述要素擴充到目的、價值觀、競爭戰略等16個使命陳述要素（Bart，1997），最多的時候，使命陳述包含了25種要素（郇金寶，2010），但研究發現只有9 種與企業財務績效有顯著相關關系，其他要素與企業財務績效未見明顯相關關系。但是一般情況下，企業價值觀或企業哲學與組織績效之間存在持久的正向相關關系。
看似與績效關系緊密的因素，并非有較強的相關性。當前的研究在探索更多使命陳述要素的同時，更關注的是對一些看似關系緊密而實則松弛關系的驗證，比如，使命陳述中價格指標與組織績效的關系并不顯著（Green，2003）；人們通常認為的提供方向感、管控機制、激勵這三個使命陳述最重要的目的，在研究中并未顯示出與組織績效的相關性，但相對被較少提及的“幫助進行非例行決策”卻體現出了與組織績效的顯著正向相關性；低績效組織在使命陳述中包含了大量技術要素，而更多的高績效組織包含了區位因素、公司哲學（Williams，2008）。有學者比較關注使命陳述的修辭和表達方式，其實證結果表明：以積極的修辭風格表述，則對組織產生積極顯著的促進作用，并且這種作用是持久的（Janet & Sandy，1999）。
使命陳述對組織績效的作用會受到很多外在因素的影響。研究發現使命陳述的內容對組織績效的作用是通過中介變量發揮逐級發揮作用（Bart、Nick & Simon，2001）：使命的滿意度對員工承諾具有很強的正向相關性，員工承諾對員工行為產生了最強的促進作用，員工承諾又與組織績效之間存在非常顯著的積極作用。為了推廣使命陳述與組織績效研究的實用性，有學者剔除了組織的國別限制，其實證結果證實國別的差異對組織和績效關系的影響并不大，但從長遠來講，組織使命陳述如果能有效結合國情提出使命有助于提升組織績效。關于使命陳述中利益相關者因素的研究發現，并不是包含的利益相關者越多，使命陳述就對組織績效有更積極顯著關系，但是包含員工、社會這兩個利益相關者的使命陳述，與組織績效之間有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Bartkus，2006）。
四、 中國企業使命陳述概況
在中國，企業組織對使命陳述的關注遠遠高于非營利組織和公共部門，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之下，非營利組織和公共部門大量沿用企業組織的改革思路，因此 選擇企業組織使命也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德魯克認為：“企業使命是一個群體的共同使命，管理就是界定企業的使命，并激勵和組織人力資源去實現這個使命。界定使命是企業家的事務，而激勵與組織人力資源是領導力的范疇，兩者的結合就是管理”。這一帶有哲學意味的論斷，指引著企業家開始關注企業自身的使命發展，也讓管理學家對使命的理論和組織績效關系有了更寬泛和深入的研究。總體上來看，中國企業使命陳述有著自身的特點，但缺乏科學合理的制定邏輯。如果從文化差異上看，中國企業組織使命陳述具有自身的特色具有合理性，而從規范和標準上看，中國企業組織使命陳述出現不少偏差。
中國企業使命陳述的規范性欠缺，涵蓋的要素過于狹隘，關注較為普遍的三個方面是公司哲學、公眾形象、產品和服務。中國企業使命陳述可以分為三個導向，即行為、利益相關者和競爭導向，比較而言，國有企業使命陳述水平高于民營企業，公司哲學和公眾形象受到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共同關注，但是，國有企業更關注產品，而民營企業重視客戶，兩者在技術、增長、盈利的關切度上存在顯著的差異性。研究發現，中國企業使命陳述中存在大量具有政治色彩和口號性的“標語”，諸如：全力服務地方經濟；扛起民族大旗，振興一方經濟；勇攀高峰等。相比國外企業，國內企業使命陳述更多關注產品和服務以及觀念，其次是市場、員工等要素，同時發現國內高科技企業比傳統企業更加關注重視使命陳述，強調創新的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較強的民族情感。中國企業使命陳述中另外一個比較突出的特點是使命陳述并非局限于企業本身，還通過國家政策表現出來，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傾向于簡短、清晰且和組織文化緊密相聯系的陳述方式，與跨國大企業在此方面的差距縮小。
國內對使命陳述的研究有時候過度關注細節和形式，例如對字數的關注。研究發現使命陳述字數多少對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并不大，但是存在相關性。一項好的使命陳述應將使命構成要素、特定目標、利益相關者盡可能的包含在內，精煉的使命陳述確實容易讓人接受，但為了豐富其內容，必要的文字是不可缺少的，理想的使命陳述字數最好控制在125個字以內。有不少人認同這種經過系統思考和精心設計的使命陳述，事實上，精巧的使命陳述確實為在市場上，特別是在企業形象和地位方面給公司以豐厚的回報。但不可忽視的一個問題是，借助于標桿管理模式，大多數公司傾向于在內容上模仿標桿公司的使命陳述，甚至是愿景表達，此類使命陳述無法與組織特征匹配，無法與核心競爭力相容，難以得到員工認同，并沒有發揮出使命的引導、激勵和定位的價值。
五、 簡要評述
國外的研究關注規范性的解釋，即使命陳述概念和要素的探討，這就奠定了概念操作化的基礎。國內的研究注重的是從當前問題出發，用國外的標準來規范國內企業的使命陳述。在這個過程當中難免會出現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拿國外的理論標準直接來規范中國的企業是否適宜的問題。另外，在本土化過程中，不少研究發現中國各類組織的使命陳述開始體現自身的特點，但對自身特點是否有助于促進績效的改進，并沒有得到進一步的討論。國內各類使命陳述研究關注的另外一個層面是使命與戰略的聯系，強調使命對戰略的指導作用，而在具體的使命要素分析與戰略契合層面并沒有進一步的分析。
總體來講，中國當前對組織使命陳述的重視程度并不夠，對使命陳述的規范性研究并沒有應用到具體的實踐當中。在組織使命陳述的研究和實踐中，以下兩個問題是非常值得關注的。一個是對使命陳述制定的過程應將其作為組織學習的過程。領導層應鼓勵員工積極參與和溝通，這個實踐環節是組織使命契合組織特征和員工認同最重要的環節，決定了組織使命陳述是一紙空文還是行動綱領。研究可以關注的一個角度在于員工培訓中對組織使命的學習能否帶來更高的認同和滿意度。另一個需要關注的是組織使命與組織戰略的關系問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組織戰略調整很容易陷入迷失境地，而在這種狀態下，鮮有組織能夠回歸到使命角度看問題，更多是應激性的戰略調整，爭取當下市場的生存與發展。研究可以關注的角度在于變革環境中，組織領導、組織戰略應該如何尋找到重申和回歸使命看問題的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