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產性服務貿易概念提出與文獻綜述
生產性服務介于消費性服務業和制造業之間，是生產性服務業進出口的總稱。依據Machlup（1962），生產性服務貿易是指知識最為生產成果的產業。生產性服務貿易通過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為生產過程提供中間產品服務，但并不向消費者和用戶提供最終獨立產品。
伴隨中國貿易規模迅速壯大，中國參與世界分工積極向加強，其貿易結構也開始轉變。中國生產性服務貿易地位大幅度提升，1997年中國生產性服務貿易占服務貿易比重為4.90%，而在2012年為18.94%。有關國際服務貿易對一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已得到大量文獻研究的支持，并取得大量豐富的研究成果。Francois（2007）認為，可通過減少生產性服務貿易壁壘節約制造業成本，提高生產效率進而提高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但其并非從比較優勢的角度開展研究，且無實證檢驗。盧迪穎（2013）對中國生產性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指數展開統計數據分析，表明中國生產性服務貿易尚缺乏比較優勢。但中國的建筑服務貿易卻具有較強和較為明顯的比較優勢，殷紅蕾（2013）。為進一步提升生產性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除應改變企業參與競爭的策略外，還需加大融資能力和研發投入。因此生產性服務貿易競爭優勢的提升，往往需要相應的金融支持。
盡管在國際服務貿易研究領域取得大量成果，但以往研究文獻多集中于金融發展對國際貿易、貿易結構的影響，考察有關生產性服務貿易的研究較少，更缺少有關金融發展對生產性服務貿易的影響方面的研究。那么，一國的服務貿易分工是否也存在國家金融發展水平的差異對生產性服務貿易的影響差異呢？考慮到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本文試圖基于2000年～2010年世界服務貿易主要出口國家作為研究對象，利用面板數據考察國家間不同的金融發展水平是否影響了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
二、 研究路徑與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測度
關于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度量，本文采用顯性比較優勢指標（RCA）和貿易競爭力指數（TC）兩類指標測度各國生產性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在國際貿易競爭力研究中應用較為廣泛的是RCA指數，但由于該指數可能存在度量偏差，（Greenaway & Milner，1993）。因此為保證計量結果的穩健和本文結論的相對準確，我們同時選取這兩類競爭優勢指標分別進行實證檢驗。
1. 顯性比較優勢指數。依據Balassa對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的定義，RCA指數是指：一國或地區某種商品或服務出口占該國或地區出口總額比重（Xij/Xit）與世界該種商品或服務的出口占世界出口總額比重（Xwj/Xwt）之比。其計算表達式為：
RCAij=（Xij/Xit）/（Xwj/Xwt）
本文所研究的是國家間的生產性服務貿易比較優勢水平差異。一般地，當RCAij數值小于1時，認為該國在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中缺乏比較優勢；反之，RCAij大于1則表示該國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具備一定的比較優勢，且RCAij值越高，其競爭優勢愈突出。
2. 基于競爭力指數的生產性服務貿易分析。考慮到RCA指數未涉及對貿易進口方面的測度這一局限性，我們同時利用貿易競爭力指數即TC指數來對生產性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進行測度。TC指數表示一國某一產業或產品進出口貿易的差額占其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該指標的計算公式為（Webster & Gilroy，1995）：
TCit=（Xij-Mit）/（Xij+Mit）
其中，Xit表示i國（或地區）t年生產性服務貿易進口額，Mit為相應的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額。TC指數的取值范圍為（-1，1）。如果TC指數大于0，表明該國生產性服務貿易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越接近于1，競爭力越強；TC指數小于0，則表明該國生產性服務貿易不具國際競爭力；指數值為0時，表明該國生產性服務貿易為產業內貿易，且競爭力與國際水平相當。
三、 模型估計
本文參考Beck（2002）的研究思路，其理論預期金融發展水平越高，則越促進對制成品的出口。本文在此基礎上假設，制成品生產依賴于中間投入品，而生產性服務作為重要的中間投入品，其需求也將受到金融發展的影響。因此，本文構建如下經濟計量模型，來對本文觀點開展實證檢驗：
RCAit=c+？琢0FINANCEit+？琢1RCAit-1+？琢2CVit+？酌t+？姿i+？著it
依據以上回歸式檢驗金融發展水平對一國生產性服務貿易的影響，其中RCAij表示i國t時期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的顯性比較優勢。同時，本文同時考慮一國比較優勢具有路徑依賴特性，即貿易出口競爭力是一個前定變量，它由一國的特定資源和歷史環境所決定，如果一國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具有比較優勢，那么這種優勢在后期很可能會持續，故回歸式中引入RCAit-1項，賦予計量模型以動態性。此外，？酌i和？姿i表示時間和個體固定效應，？著it為殘差項。
FINANCEit代表金融發展水平的指標變量，為實現對一國金發展水平的整理衡量，結合數據可獲性，本文選取三類指標來度量一國金融發展水平：（1）金融市場規模指標，以私人信貸占GDP比重（Bankpritogdp）反映一國金融部門貸款規模對經濟的影響。（2）金融效率指標，采用銀行利率收入占銀行總資產比值（Interest）作為代表變量，衡量一國金融機構的盈利水平以及資本創利水平。（3）金融交易規模指標，即股票市場交易額占GDP比重（Stockvalue），該指標用來衡量一國股票市場的交易規模。以上3個指標衡量一國金融發展程度，所有指標數據均來自Beck等（2010）。
伴隨中國貿易規模迅速壯大，中國參與世界分工積極向加強，其貿易結構也開始轉變。中國生產性服務貿易地位大幅度提升，1997年中國生產性服務貿易占服務貿易比重為4.90%，而在2012年為18.94%。有關國際服務貿易對一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已得到大量文獻研究的支持，并取得大量豐富的研究成果。Francois（2007）認為，可通過減少生產性服務貿易壁壘節約制造業成本，提高生產效率進而提高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但其并非從比較優勢的角度開展研究，且無實證檢驗。盧迪穎（2013）對中國生產性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指數展開統計數據分析，表明中國生產性服務貿易尚缺乏比較優勢。但中國的建筑服務貿易卻具有較強和較為明顯的比較優勢，殷紅蕾（2013）。為進一步提升生產性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除應改變企業參與競爭的策略外，還需加大融資能力和研發投入。因此生產性服務貿易競爭優勢的提升，往往需要相應的金融支持。
盡管在國際服務貿易研究領域取得大量成果，但以往研究文獻多集中于金融發展對國際貿易、貿易結構的影響，考察有關生產性服務貿易的研究較少，更缺少有關金融發展對生產性服務貿易的影響方面的研究。那么，一國的服務貿易分工是否也存在國家金融發展水平的差異對生產性服務貿易的影響差異呢？考慮到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本文試圖基于2000年～2010年世界服務貿易主要出口國家作為研究對象，利用面板數據考察國家間不同的金融發展水平是否影響了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
二、 研究路徑與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測度
關于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度量，本文采用顯性比較優勢指標（RCA）和貿易競爭力指數（TC）兩類指標測度各國生產性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在國際貿易競爭力研究中應用較為廣泛的是RCA指數，但由于該指數可能存在度量偏差，（Greenaway & Milner，1993）。因此為保證計量結果的穩健和本文結論的相對準確，我們同時選取這兩類競爭優勢指標分別進行實證檢驗。
1. 顯性比較優勢指數。依據Balassa對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的定義，RCA指數是指：一國或地區某種商品或服務出口占該國或地區出口總額比重（Xij/Xit）與世界該種商品或服務的出口占世界出口總額比重（Xwj/Xwt）之比。其計算表達式為：
RCAij=（Xij/Xit）/（Xwj/Xwt）
本文所研究的是國家間的生產性服務貿易比較優勢水平差異。一般地，當RCAij數值小于1時，認為該國在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中缺乏比較優勢；反之，RCAij大于1則表示該國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具備一定的比較優勢，且RCAij值越高，其競爭優勢愈突出。
2. 基于競爭力指數的生產性服務貿易分析。考慮到RCA指數未涉及對貿易進口方面的測度這一局限性，我們同時利用貿易競爭力指數即TC指數來對生產性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進行測度。TC指數表示一國某一產業或產品進出口貿易的差額占其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該指標的計算公式為（Webster & Gilroy，1995）：
TCit=（Xij-Mit）/（Xij+Mit）
其中，Xit表示i國（或地區）t年生產性服務貿易進口額，Mit為相應的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額。TC指數的取值范圍為（-1，1）。如果TC指數大于0，表明該國生產性服務貿易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越接近于1，競爭力越強；TC指數小于0，則表明該國生產性服務貿易不具國際競爭力；指數值為0時，表明該國生產性服務貿易為產業內貿易，且競爭力與國際水平相當。
三、 模型估計
本文參考Beck（2002）的研究思路，其理論預期金融發展水平越高，則越促進對制成品的出口。本文在此基礎上假設，制成品生產依賴于中間投入品，而生產性服務作為重要的中間投入品，其需求也將受到金融發展的影響。因此，本文構建如下經濟計量模型，來對本文觀點開展實證檢驗：
RCAit=c+？琢0FINANCEit+？琢1RCAit-1+？琢2CVit+？酌t+？姿i+？著it
依據以上回歸式檢驗金融發展水平對一國生產性服務貿易的影響，其中RCAij表示i國t時期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的顯性比較優勢。同時，本文同時考慮一國比較優勢具有路徑依賴特性，即貿易出口競爭力是一個前定變量，它由一國的特定資源和歷史環境所決定，如果一國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具有比較優勢，那么這種優勢在后期很可能會持續，故回歸式中引入RCAit-1項，賦予計量模型以動態性。此外，？酌i和？姿i表示時間和個體固定效應，？著it為殘差項。
FINANCEit代表金融發展水平的指標變量，為實現對一國金發展水平的整理衡量，結合數據可獲性，本文選取三類指標來度量一國金融發展水平：（1）金融市場規模指標，以私人信貸占GDP比重（Bankpritogdp）反映一國金融部門貸款規模對經濟的影響。（2）金融效率指標，采用銀行利率收入占銀行總資產比值（Interest）作為代表變量，衡量一國金融機構的盈利水平以及資本創利水平。（3）金融交易規模指標，即股票市場交易額占GDP比重（Stockvalue），該指標用來衡量一國股票市場的交易規模。以上3個指標衡量一國金融發展程度，所有指標數據均來自Beck等（2010）。
CVit表示影響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的其他控制變量指標，在此本文將考慮如下四方面因素：（1）要素稟賦。選用固定資本形成總額（Fixcapit）來衡量各國物資資本豐裕程度。從要素稟賦對貿易影響來看，本文預期符號為正。（2）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由于其人均資本相對較少，因此資本投資回報率可能會相對較高，相應的比較容易吸引外部資本流入，進而形成貿易逆差。因此，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與較大的內部市場規模更容易形成生產性服務貿易的規模經濟，本文使用人均GDP（Cgdpit）作為代表變量，并預期號為正。（3）外商直接投資。已有大量文獻分析外商直接投資（Fdiit）對一國貿易結構及比較優勢的影響，如謝建國（2003）等，本文使用這一指標展開研究，分析外商直接投資是否對一國服務貿易結構及生產性服務貿易有影響，代表變量為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4）經濟開放度指標，利用該指標分析一國經濟開放程度對生產性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影響，本文預期其符號為正。以上各指標數據除特殊說明外均來自世界銀行數據庫。
本研究首先通過Hausman檢驗表明應選擇固定效應模型。由于計量模型的解釋變量中含有被解釋變量的一期滯后項，這樣滿足？著it不存在序列相關的假設。同時本文采用Arellano和Bond（1991）的廣義矩估計方法（GMM）進行估計。GMM（Generalzed method of moments）估計又稱廣義矩估計，這種估計方法在開展實證分析時不需要知道隨機誤差項的準確分布信息，并且允許隨機誤差項存在異方差和序列相關，因此，GMM方法在模型參數估計中得到廣泛應用。
四、 估計結果與分析
表1是關于各國金融發展水平指標與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的估計結果，依據表1可知：
（1）金融發展三個指標全部具有統計顯著性，其中，代表金融市場規模的私人信貸比重每提高1%，則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增加0.141。銀行利率收入占銀行總資產比值每提高1%，則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增加0.009 14。表明金融效率對于生產性服務貿易比較優勢提升有著顯著正向影響作用。股票市場交易額比重對生產性服務貿易比較優勢邊際影響為-0.010 8，表明金融交易規模對生產性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提升無促進作用。這與本文預期基本一致，即金融市場規模和金融市場交易規模越大、金融效率越高，則越有可能為社會生產經營活動提供融資支持，越有利于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的提升。因此，構建更為完善的金融體系，可以更加合理的配置資源，即通過降低信息交易本，將居民儲蓄以更高效率配置到生產效率較高的服務貿易部門，保證服務貿易部門擁有強有力的資金保障而實現自身發展，爭強競爭力。此外，金融發展還可通過促進貨物貿易加強對工業品等貿易產品需求，進而增加對中間投入品需求，利用貨物貿易對生產性服務貿易的帶動效應而為生產性服務業帶來增長機會。但本文的回歸結果表明，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的提高，更多的依托于金融市場規模和金融效率，而金融交易規模的影響則不顯著。
（2）本文所涉及影響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顯性比較優勢的控制變量中，各項指標均表現出較好的顯著性，但符號與預期基本一致。但一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吸收即lnfdi指標表現出對生產性服務貿易比較優勢顯著的反向作用，并且外國直接投資每增加1%，則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將降低約0.013 4。盡管有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存在一定的技術溢出，并且提高了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的整體發展，但在對于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方面的提升確并未體現。lnfixedcap對于中國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這表明于物資資本存量對中國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并未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這可能與服務行業自身特點有關，本文涉及為生產性服務貿易，有時具有貿易的無形性特點，因此物資資本對于生產性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提升作用可能并不十分敏感。以往一些文獻認為物資和人力資本代表的要素稟賦對于貿易競爭力的培養有著重要作用，如包群等（2008），但在本研究中其作用并不突出。一國經濟發展水平對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這一點通過lncgdp指標在1%水平下均顯著為正得以驗證。此外，一國較高的經濟開放度對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提高奠定重要基礎。
為保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分別用三類金融發展變量進行單獨回歸，實證結果與先前三個指標變量同時回歸時完全一致。此外我們還使用TCit指標來替代RCAit指標進行回歸，實證結果表明，除對外直接投資和經濟開放度項符號相反外，其余結果與前述結論基本一致。僅就對外直接投資指標而言，是由于RAC指標僅考慮出口比較優勢的情況，而TC指標則同時考慮出口和進口所導致的。經濟開放度指標，雖然符號相反，但并沒有統計顯著性，因此對于本文結果并不影響。
五、 結論及政策啟示
本文通過利用2000年～2010年世界服務貿易出口前55名國家的面板數據，分析和考察金融發展對各國生產性服務貿易的影響。與Beck（2003）、朱彤等（2007、2009）、林發彬（2011）等人關于金融發展水平對服務貿易的影響研究結論相類似，本研究結論表明金融發展水平對各國生產性服務貿易競爭力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用，同時在實證分析層面，拓展了對生產性服務貿易比較優勢影響的因素分析，相對于傳統有關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理論而言，對于現實貿易格局以及貿易分工展開進一步分析和解釋。通過理論與實證分析，本文發現金融發展水平的不同度量指標對生產性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有著不同的影響。
（1）衡量金融發展水的三類指標中金融市場規模和金融效率對于生產性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影響最為突出。因此，我們應當重視私人信貸以及銀行業融資作用的發揮，單純依靠企業自身股票融資支持很可能會約束一國生產性服務貿易的發展和競爭優勢的提高。 本研究首先通過Hausman檢驗表明應選擇固定效應模型。由于計量模型的解釋變量中含有被解釋變量的一期滯后項，這樣滿足？著it不存在序列相關的假設。同時本文采用Arellano和Bond（1991）的廣義矩估計方法（GMM）進行估計。GMM（Generalzed method of moments）估計又稱廣義矩估計，這種估計方法在開展實證分析時不需要知道隨機誤差項的準確分布信息，并且允許隨機誤差項存在異方差和序列相關，因此，GMM方法在模型參數估計中得到廣泛應用。
四、 估計結果與分析
表1是關于各國金融發展水平指標與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的估計結果，依據表1可知：
（1）金融發展三個指標全部具有統計顯著性，其中，代表金融市場規模的私人信貸比重每提高1%，則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增加0.141。銀行利率收入占銀行總資產比值每提高1%，則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增加0.009 14。表明金融效率對于生產性服務貿易比較優勢提升有著顯著正向影響作用。股票市場交易額比重對生產性服務貿易比較優勢邊際影響為-0.010 8，表明金融交易規模對生產性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提升無促進作用。這與本文預期基本一致，即金融市場規模和金融市場交易規模越大、金融效率越高，則越有可能為社會生產經營活動提供融資支持，越有利于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的提升。因此，構建更為完善的金融體系，可以更加合理的配置資源，即通過降低信息交易本，將居民儲蓄以更高效率配置到生產效率較高的服務貿易部門，保證服務貿易部門擁有強有力的資金保障而實現自身發展，爭強競爭力。此外，金融發展還可通過促進貨物貿易加強對工業品等貿易產品需求，進而增加對中間投入品需求，利用貨物貿易對生產性服務貿易的帶動效應而為生產性服務業帶來增長機會。但本文的回歸結果表明，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的提高，更多的依托于金融市場規模和金融效率，而金融交易規模的影響則不顯著。
（2）本文所涉及影響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顯性比較優勢的控制變量中，各項指標均表現出較好的顯著性，但符號與預期基本一致。但一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吸收即lnfdi指標表現出對生產性服務貿易比較優勢顯著的反向作用，并且外國直接投資每增加1%，則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將降低約0.013 4。盡管有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存在一定的技術溢出，并且提高了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的整體發展，但在對于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方面的提升確并未體現。lnfixedcap對于中國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這表明于物資資本存量對中國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并未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這可能與服務行業自身特點有關，本文涉及為生產性服務貿易，有時具有貿易的無形性特點，因此物資資本對于生產性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提升作用可能并不十分敏感。以往一些文獻認為物資和人力資本代表的要素稟賦對于貿易競爭力的培養有著重要作用，如包群等（2008），但在本研究中其作用并不突出。一國經濟發展水平對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這一點通過lncgdp指標在1%水平下均顯著為正得以驗證。此外，一國較高的經濟開放度對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優勢提高奠定重要基礎。
為保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分別用三類金融發展變量進行單獨回歸，實證結果與先前三個指標變量同時回歸時完全一致。此外我們還使用TCit指標來替代RCAit指標進行回歸，實證結果表明，除對外直接投資和經濟開放度項符號相反外，其余結果與前述結論基本一致。僅就對外直接投資指標而言，是由于RAC指標僅考慮出口比較優勢的情況，而TC指標則同時考慮出口和進口所導致的。經濟開放度指標，雖然符號相反，但并沒有統計顯著性，因此對于本文結果并不影響。
五、 結論及政策啟示
本文通過利用2000年～2010年世界服務貿易出口前55名國家的面板數據，分析和考察金融發展對各國生產性服務貿易的影響。與Beck（2003）、朱彤等（2007、2009）、林發彬（2011）等人關于金融發展水平對服務貿易的影響研究結論相類似，本研究結論表明金融發展水平對各國生產性服務貿易競爭力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用，同時在實證分析層面，拓展了對生產性服務貿易比較優勢影響的因素分析，相對于傳統有關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理論而言，對于現實貿易格局以及貿易分工展開進一步分析和解釋。通過理論與實證分析，本文發現金融發展水平的不同度量指標對生產性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有著不同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