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輪試點：
2005年3月，央行聯合10個部門，成立信貸資產證券化協調領導小組。4月，央行和銀監會聯合發布《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11月，銀監會發布《金融機構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監督管理辦法》。12月，國開行“05開元信貸”和建行“05建元住房抵押”正式拉開了我國信貸資產證券化的序幕。到2008年11月，共發行17單產品，累計667.83億元。此后，受美國次貸危機和國內宏觀金融政策調整的影響，試點暫停。
第二輪試點：
2011年5月，國務院批復繼續開展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5月17日，央行、銀監會和財政部聯合下發《關于進一步擴大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有關事項的通知》，重啟試點，額度500億元。截至2013年6月末，本輪試點共發行6單，規模228.5億元。
兩輪試點共計發行23單產品，包括2筆住房抵押貸款（RMBS）、5筆不良貸款（NPL）、3筆汽車抵押貸款和13筆商業銀行信用貸款（CDO）。
啟動第三輪試點：推進常規化發展
2013年7月，國務院印發《關于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要求逐步推進信貸資產證券化常規化發展。8月28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常務會議，指出在總量控制的前提下，擴大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規模，優質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可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啟動了繼2005年和2012年之后的第三輪試點，暫定額度2 000億元。
二、 常規發展信貸資產證券化的意義
1. 它是金融市場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參照國外金融發展史，信貸資產證券化有利于促進貨幣、信貸、債券、股票等市場的協調發展，提高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首先，作為一種結構性融資工具，它是一種信用體制創新，打通了以銀行等金融機構為信用中介的間接融資和以股票、債券為代表的直接融資之間的通道；它是間接融資的直接化，構建了銀行信用與市場信用之間的轉化機制，這樣，主要集中于銀行體系的全社會經濟風險就會被分散至整個金融業，大大降低了銀行業系統風險發生的概率。其次，它能緩解銀行資產、負債期限結構錯配問題（流動性失衡）。通過盤活流動性較差的中長期信貸，它放大了銀行杠桿和杠桿乘數，不僅有利于銀行轉變過度依賴規模擴張的經營模式，增加中間業務收入，還有利于銀行合理配置核心資本，減少新增貸款消耗和補充資本金的壓力，這也是資產證券化蓬勃發展的最根本原因。第三，它可以為投資者提供多元化的資產組合管理工具，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
以美國為例，據美國證券業和金融市場協會（SIFMA）統計，2012年，美國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發行規模為2.25萬億美元，僅次于國債的發行量。截至2012年末，美國ABS和MBS合計存量達9.87萬億美元，占同期債券總存量的25.86%。最近10年，美國資產證券化存量占GDP的比重均超過50%。隨著證券化產品發行量增大、市場認可度提高以及市場配套的完善，交易量也逐漸上升，截止2012年，機構MBS交易額占全美債券市場的三分之一，相比于其25.8%的余額占比，它比其他類型的債券都要活躍。
2. 國內驅動力強勁且空間很大。首先，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需要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用好增量、盤活存量，需要將長期沉淀在傳統產業中的資金轉移至國家優先扶持發展的新興產業。其次，《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已于今年1月1日起實施，按新的資本計算公式，商業銀行（核心）資本充足率普遍下降，并且，金融機構存貸比在2012年已升至68.65%，不斷接近75%的監管紅線，即使有意放緩擴張步伐，銀行仍難避免不斷高企的“補血”壓力，6月底的“錢荒”就是例證。第三，伴隨著信貸受限和利率市場化的推進，銀行業競爭加劇，利差縮窄，需要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第四，長期以來，新增貸款占全社會融資總額的比重一直居高不下，貸款余額在大部分時間內都超過GDP，融資結構不合理導致銀行系統風險驟增。第五，從1999年至2013年8月底，中長期貸款存量從2.4萬億一路飆升至38.74萬億，占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的比重在2010年升至最高點的60.29%，此后雖有下降，但近期仍維持在56%左右。總之，無論從宏觀經濟政策、金融業現狀、市場業務供給抑或需求的角度，我國信貸資產證券化都存在很大的發展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