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國內信貸資產證券化當前存在的問題
1. 金融市場“先天不足”。
（1）債券市場不發達，固定收益市場的深度與廣度都還不夠。（2）利率市場化尚未完成，企業與金融機構為對沖市場利率波動而衍生的對各種金融工具的需求較弱。（3）影子銀行（銀信、銀證合作）盛行，這種成本相對低廉的“非標”出表方式抑制了銀行對證券化的需求。（4）貸款二級市場不活躍，銀團貸款以及銀行間真正意義上的貸款交易不多，難以為證券化提供技術和市場交易方面的保障。（5）信用評級業務與市場不完善，違約歷史資料匱乏、評級技術處于探索階段、標準不明確、評級機構信息透明度低、評級公允性與商業利益之間沖突等等，都使得評級報告無法真實反映基礎資產的收益與風險，難以對證券化產品設計和投資產生指示作用。（6）由于經濟發展和收集部分類別資產數據的歷史較短，國內缺乏證券化時所需的投資組合長期歷史數據、經濟承壓時的數據、甚至是一般市場數據。
2. 政府支持力度有限。我國資產證券化以試點方式存在，采取“總量控制、先監管后發展”模式。反觀美國，基本上是“原則推動→自由發展→配套完善”的模式：政府先制定政策原則推動市場，然后由市場自由發展、創新，最后再根據市場狀況調整，甚至一直以來，市場上的主導產品多數都由政府成立相關機構來發行、交易或者提供擔保。
3. 受制于分業監管，市場割裂。一類是由銀監會審批、央行主管發行、在銀行間債券市場流通的信貸資產證券化；另一類則是由證監會主管、以專項資產管理計劃為特殊目的載體、在滬深證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統掛牌交易的企業資產證券化。這種人為割裂的市場體系不僅不利于證券化產品的合理定價，降低了市場流動性，還容易產生監管盲點、造成監管缺失。
4. 各項政策措施不完善。“試點與立法并行”原則導致有關規定采取了“粗線條”的規范方式，與發展衍生金融工具相配套的會計準則還不健全，相關的財務判斷與會計處理也缺乏合理依據；其次，現有部門規章法律層級低，無權對一些基礎法律問題做出解釋，而現行法律法規與證券化有關的內容又很模糊。第三，相關規定過分強調控制風險，不利于證券化的常規發展。
5. 發行、交易市場“雙低迷”。受上述問題及試點額度的限制，發行量有限。2012年末，我國信貸資產證券化存量只有263.79億元，占同期銀行業總資產的比重僅為0.02%，占存量債券數量和票面總額的比重分別只有0.90%和0.10%，占同期全國GDP的比重僅為0.05%。
目前，信貸資產支持證券只能在銀行間債券市場以“現券交易”和“質押式回購交易”方式流通，而證券化產品的優先檔發行利率一般在4%～4.5%左右，顯著低于AAA級企業債，甚至低于不耗用資本金的國開債；此外，信貸證券化產品結構復雜、本金償還時間不固定、回購融資困難等諸多問題也導致這類產品的流動性很差。結果，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約有九成由銀行“互持”，并未真正將風險轉移出銀行系統。
6. 試點銀行和額度分配不均衡。在已發行的產品中，政策性銀行和國有商業銀行共有12單，發行額占比高達61.91%，而有助于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資金相對緊張的中小銀行只發行了4筆，發行額占比僅為14.87%，并且，小企業貸款進入基礎資產的只有“08浙元信貸”1單。
四、 常規發展的政策建議
1. 宏觀層面：向“模式導向”轉變，以長期化的規則保障替代短期的過渡模式。
（1）樹立“風險導向型”的審慎監管原則，堅持監管與發展并舉，平衡適度監管和金融創新的辯證關系。為發起人提供高效、規范的融資場所；為投資者創建進出自由、風險可控的投資條件；為第三方提供公平、便利的技術平臺。
（2）積極推動相關立法與修法工作。建議盡快推出特別立法，對SPV的特殊地位、向SPV“真實銷售”資產的標準、各類參與主體行為規范、風險控制、信用增級/評級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市場交易制度、監管主體、會計準則、稅收制度等方面做出全面系統規定，同時，修補完善現有法律框架內的空白點和沖突部分，增加沖突難以避免時的例外條款。
（3）建立全國統一的資產證券化產品發行、交易市場。加強相關政策措施的統籌協調，統一產品標準，統一監管規則，促進銀行間市場和交易所市場的信息共享。
2. 中觀層面：加強監管、控制風險。
（1）加強對SPV產權組織形式、資產轉讓與真實銷售、以及SPV資產管理與權益信托、具體運作和資產負債表的監管，防范各類中介機構的操作風險和道德風險。側重對參與機構業務活動的審慎性監管，要求其為所承擔的風險按“經濟實質”提留相應的風險資金。增設監管機構對證券化業務的緊急行政干預權，補充對違法違規者的行政制裁措施。
（2）銀行應建立符合證券化風險控制、涵蓋業務管理和風險控制指標體系的內部風險控制架構。嚴格依據“風險敞口、違約概率以及違約損失率”三大指標創建資產池。
（3）監管機構在解釋“優質基礎資產”時應平衡好調動銀行積極性與控制風險的關系，嚴禁將不良信貸資產包裝后再證券化的“甩包袱”行為。鑒于平臺貸款風險仍然相對較高，建議當前的信貸資產證券化不應被視為一種解決現有存量平臺貸款風險退出的制度設計。
（4）將試點銀行和額度分配與申請銀行的存量信貸結構（適合證券化的信貸資產比重和已經投向國家優先扶持發展產業的信貸比重）緊密聯系起來，建立信貸再投放的追蹤與獎懲機制，確保證券化真正服務于國家的經濟轉型升級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