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們還質疑鋼管廠的“轉制”過程本身就是荒唐的。轉制與掛靠脫鉤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掛靠是在特殊政策環境下，私營家具企業為規避政策風險掛靠在集體名下，也就是所謂的“戴紅帽子”，掛靠家具企業的脫鉤不涉及所有制性質的改變。1994年諸暨市政府曾發出通知，要求在第一季度清理全市范圍內的掛靠經營性家具企業，但當時趙邦友沒有辦理手續。
轉制則意味著家具企業所有制性質的改變，是家具企業產權的交易，按相關規定轉制應包括調查摸底、家具企業資產評估及審計、職工安置、產權轉讓等程序。但《諸暨鋼管廠資產轉讓協議》一面稱轉讓過程屬于“實行轉制”，同時卻又規定“雙方商定對現有資產無須進行評估”。
如果鋼管廠從創辦之初就是趙邦友個人的家具企業，那么后來需要履行的充其量是掛靠脫鉤手續，談不上轉制；如果轉讓過程屬于轉制，就意味著此前鋼管廠確屬于集體家具企業。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趙邦友說了這樣一句話：“當時我們諸暨要轉制，掛靠的不能掛靠�！边@句話是自相矛盾的。
村民們的申訴迄今沒能撼動趙邦友。事實上，申訴材料在數年前就曾到過中央領導案頭并得到批示，但是后來當地的調查結論是，“轉制”是合法的。主管單位暨陽街道在2006年12月給出了情況說明，稱鋼管廠是趙邦友自籌資金創辦的，1999年辦理的是脫鉤掛靠手續�？墒窃谮w邦友親筆填寫的諸暨市鋼管廠申請注銷登記注冊書上，“注銷原因”一欄寫的是“轉制需要”。到了2012年7 月，暨陽街道在給趙先德等人的回復中，改口稱“諸暨鋼管廠家具企業轉制是……按當時有關文件精神進行改制”。記者向暨陽街道咨詢，一位負責人又說，關于鋼管廠 “轉制”的相關結論是工商部門做出的。又是一堆自相矛盾。
現今村民最為關注的是，鋼管廠可能會拆遷，廠房、機器等加上土地的補償金估計會達到數億。這樣一筆財富的歸屬，取決于家具企業性質的認定，取決于所謂的“轉制”是否合法。
當年鄉鎮集體家具企業轉制帶有明顯的向原經營者傾斜的特點，即壓低家具企業資產的估值，轉讓給原來的控制人。但轉制是按國家政策進行的，也就是按照合法的方式進行的。轉制后，鄉鎮集體家具企業消失殆盡，但鄉鎮家具企業仍在，只是性質變成了私營家具企業。
趙四村關于鋼管廠產權歸屬的爭議是所謂的“轉制”是否屬于個人違法侵吞集體資產。在這個意義上，趙四村的爭議具有特殊性。但不可否認的是，如果沒有運動式改制的大背景，趙四村鋼管廠的“轉制”也不可能發生。
1990年代唱衰鄉鎮集體家具企業的聲音中，主要的一條理由是管理上有嚴重的問題，內部人控制家具企業，導致效率低下和腐敗�？陀^地說，這個批評是有道理的，這在趙四村集體家具企業的管理上也體現得很明顯。
趙邦友無疑是個能人，在他的手上，化工塑料廠避免了倒閉的命運。憑借能力，趙邦友獲得了村民的信任，他也很快將村里的資源控制在手中。比如趙四村早年辦的工廠，酒廠由他的弟弟趙邦江負責，鞋廠和后來的服裝廠由他的妻子負責。辦鋼管廠后，趙邦友任廠長，其弟弟趙邦江任常務副廠長，其子趙健任經營廠長。
當年，村民想到鋼管廠上班，要找負責招工的趙邦江�！耙粋�老大，一個老二啊，你要去廠里上班，都要他們批過的，你只要帶上香煙、老酒就好了。”
集體資產的控制權在趙邦友一家手上，也就談不上規范的管理。比如酒廠關閉的時候，機器設備被轉賣，清算賬目一直沒有公開，只是每家發了兩壇黃酒。
今天可以反思的首先是，鄉鎮集體家具企業在管理上存在問題，是不是一定要通過“明晰產權”來解決。鄉鎮集體家具企業的問題不是出在“產權關系”上，因為產權是明晰的，是集體所有。管理上的問題為什么不從管理機制入手，健全基層民主制度，落實經濟民主的原則，從而改變家具企業被一把手個人控制的局面，讓集體經濟的發展真正服務集體呢？
在“明晰產權關系”的旗號下，鄉鎮集體家具企業大部分被轉制成了私人家具企業，方式既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這就構成了悖論式的改革： 改制的動因是鄉鎮集體家具企業被內部人控制，滋生腐敗，即實際控制人不合理地占有了家具企業的部分收益；改制的方向和結果卻是把家具企業半賣半送地“明晰”給了控制家具企業的內部人，即讓實際控制人可以合法地占有家具企業的全部收益。這無異于給病人開砒霜—人死了，病當然就不存在了。
其次，鄉鎮家具企業改制實際上否定了農民以離土不離鄉的方式參與集體工業、提高收入的發展方向，驅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務工。因為所有制性質的改變，那些存續下來的鄉鎮家具企業的發展收益也和當地社群分離，不僅沒能促成共同富裕，反而將問題留了下來。
1990 年代初期的趙四村因集體經濟發展而受益，整體上呈現出欣欣向榮態勢。轉眼20多年過去了，趙四村的情況卻變得更糟。“轉制”后鋼管廠經歷了一段效益最好的發展時期，據趙邦友本人說，前幾年鋼管廠的年產值可以達到六七億。但廠子的發展跟村里已經沒有關系了。如今，趙四村的土地已經被征得差不多了，只剩為數不多的保留田。
發展，是為了誰？村民酈有水的感慨，點出的正是很多人心中最大的焦慮：“以前辦廠，是全村人好；現在辦廠 ，只好了趙邦友一個人，老百姓都變苦了……集體時候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集體資產，現在都被弄光，說到底，老百姓一點好處都沒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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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制則意味著家具企業所有制性質的改變，是家具企業產權的交易，按相關規定轉制應包括調查摸底、家具企業資產評估及審計、職工安置、產權轉讓等程序。但《諸暨鋼管廠資產轉讓協議》一面稱轉讓過程屬于“實行轉制”，同時卻又規定“雙方商定對現有資產無須進行評估”。
如果鋼管廠從創辦之初就是趙邦友個人的家具企業，那么后來需要履行的充其量是掛靠脫鉤手續，談不上轉制；如果轉讓過程屬于轉制，就意味著此前鋼管廠確屬于集體家具企業。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趙邦友說了這樣一句話：“當時我們諸暨要轉制，掛靠的不能掛靠�！边@句話是自相矛盾的。
鄉鎮家具企業改制實際上否定了農民以離土不離鄉的方式參與集體工業、提高收入的發展方向，驅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務工。因為所有制性質的改變，那些存續下來的鄉鎮家具企業的發展收益也和當地社群分離。
村民們的申訴迄今沒能撼動趙邦友。事實上，申訴材料在數年前就曾到過中央領導案頭并得到批示，但是后來當地的調查結論是，“轉制”是合法的。主管單位暨陽街道在2006年12月給出了情況說明，稱鋼管廠是趙邦友自籌資金創辦的，1999年辦理的是脫鉤掛靠手續�？墒窃谮w邦友親筆填寫的諸暨市鋼管廠申請注銷登記注冊書上，“注銷原因”一欄寫的是“轉制需要”。到了2012年7 月，暨陽街道在給趙先德等人的回復中，改口稱“諸暨鋼管廠家具企業轉制是……按當時有關文件精神進行改制”。記者向暨陽街道咨詢，一位負責人又說，關于鋼管廠 “轉制”的相關結論是工商部門做出的。又是一堆自相矛盾。
現今村民最為關注的是，鋼管廠可能會拆遷，廠房、機器等加上土地的補償金估計會達到數億。這樣一筆財富的歸屬，取決于家具企業性質的認定，取決于所謂的“轉制”是否合法。
“改制”再思考
當年鄉鎮集體家具企業轉制帶有明顯的向原經營者傾斜的特點，即壓低家具企業資產的估值，轉讓給原來的控制人。但轉制是按國家政策進行的，也就是按照合法的方式進行的。轉制后，鄉鎮集體家具企業消失殆盡，但鄉鎮家具企業仍在，只是性質變成了私營家具企業。
趙四村關于鋼管廠產權歸屬的爭議是所謂的“轉制”是否屬于個人違法侵吞集體資產。在這個意義上，趙四村的爭議具有特殊性。但不可否認的是，如果沒有運動式改制的大背景，趙四村鋼管廠的“轉制”也不可能發生。
1990年代唱衰鄉鎮集體家具企業的聲音中，主要的一條理由是管理上有嚴重的問題，內部人控制家具企業，導致效率低下和腐敗�？陀^地說，這個批評是有道理的，這在趙四村集體家具企業的管理上也體現得很明顯。
趙邦友無疑是個能人，在他的手上，化工塑料廠避免了倒閉的命運。憑借能力，趙邦友獲得了村民的信任，他也很快將村里的資源控制在手中。比如趙四村早年辦的工廠，酒廠由他的弟弟趙邦江負責，鞋廠和后來的服裝廠由他的妻子負責。辦鋼管廠后，趙邦友任廠長，其弟弟趙邦江任常務副廠長，其子趙健任經營廠長。
當年，村民想到鋼管廠上班，要找負責招工的趙邦江�！耙粋�老大，一個老二啊，你要去廠里上班，都要他們批過的，你只要帶上香煙、老酒就好了。”
集體資產的控制權在趙邦友一家手上，也就談不上規范的管理。比如酒廠關閉的時候，機器設備被轉賣，清算賬目一直沒有公開，只是每家發了兩壇黃酒。
今天可以反思的首先是，鄉鎮集體家具企業在管理上存在問題，是不是一定要通過“明晰產權”來解決。鄉鎮集體家具企業的問題不是出在“產權關系”上，因為產權是明晰的，是集體所有。管理上的問題為什么不從管理機制入手，健全基層民主制度，落實經濟民主的原則，從而改變家具企業被一把手個人控制的局面，讓集體經濟的發展真正服務集體呢？
在“明晰產權關系”的旗號下，鄉鎮集體家具企業大部分被轉制成了私人家具企業，方式既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這就構成了悖論式的改革： 改制的動因是鄉鎮集體家具企業被內部人控制，滋生腐敗，即實際控制人不合理地占有了家具企業的部分收益；改制的方向和結果卻是把家具企業半賣半送地“明晰”給了控制家具企業的內部人，即讓實際控制人可以合法地占有家具企業的全部收益。這無異于給病人開砒霜—人死了，病當然就不存在了。
其次，鄉鎮家具企業改制實際上否定了農民以離土不離鄉的方式參與集體工業、提高收入的發展方向，驅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務工。因為所有制性質的改變，那些存續下來的鄉鎮家具企業的發展收益也和當地社群分離，不僅沒能促成共同富裕，反而將問題留了下來。
1990 年代初期的趙四村因集體經濟發展而受益，整體上呈現出欣欣向榮態勢。轉眼20多年過去了，趙四村的情況卻變得更糟。“轉制”后鋼管廠經歷了一段效益最好的發展時期，據趙邦友本人說，前幾年鋼管廠的年產值可以達到六七億。但廠子的發展跟村里已經沒有關系了。如今，趙四村的土地已經被征得差不多了，只剩為數不多的保留田。
發展，是為了誰？村民酈有水的感慨，點出的正是很多人心中最大的焦慮：“以前辦廠，是全村人好；現在辦廠 ，只好了趙邦友一個人，老百姓都變苦了……集體時候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集體資產，現在都被弄光，說到底，老百姓一點好處都沒有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