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看來，對家具企業家社會資本概念的界定，可以歸納為結構主義和功能主義兩大視角。結構主義者認為，家具企業家社會資本就是其社會關系網絡的結構本身，而與其他如資源、信任等沒有關系；功能主義者則從關系網絡的功效出發，認為由社會網絡帶來的資源、信任和能力等有利于家具企業經營活動的特質，才是家具企業家社會資本的本質。我們認為，單純從結構視角出發或片面強調社會資本的功能，都無法完整描述家具企業家社會資本的全貌。在對中國家具企業和家具企業家社會資本進行探討時，應當將兩種觀點有機結合起來，并綜合考慮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情境因素，才能更加全面準確地理解其本質和內涵。
　　三、 當前中國家具企業家社會資本的研究情境
　　1. 社會形態從傳統向現代轉變，“差序格局”被賦予新的時代特點。費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理論以來，中國逐漸從農耕文明走向工業社會，從閉關鎖國邁向改革開放。然而中國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文明的轉變，注定是一個漫長而艱巨的過程。舊的格局尚未完全打破，新的秩序仍待建立健全，復雜的國際形勢和尖銳的內部矛盾此起彼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張和扭曲。近年來“關系”文化和人情網絡的盛行，充分映證了以自我為中心、以親屬朋友關系為紐帶、親疏有致、遠近有別的人際交往“差序格局”，仍然是中國當代社會的良好寫照。 不過，這一格局被賦予了嶄新的時代特征。首先，差序格局的中心發生變化，從以血緣宗親為唯一主線，發展為建立在“家庭”和“單位”雙重中心基礎上的關系網絡（翟學偉，1996）。其次，利益成為影響關系遠近的重要因素，人們在建立關系時開始更多地考慮是否互利互惠，而不僅看是否存在血緣或親情關系。第三，涵蓋的范圍不斷擴大，擬親緣關系越來越重要。大量認干親、拜把子的現象出現，其本質就是通過擬親緣關系來增加信任的擔保作用（卜長莉，2003）。最后，個人能動性大大增強。原有“差序格局”中的個人即使有欲望和感情，仍然會服從社會結構的規定，而現代公民意識增強，個人不再完全聽命于社會，而是以行動積極地改造社會。
　　2. 信息時代“弱關系”快速增長，社會信任危機日益嚴重。傳統的面對面交流需要雙方在時空上的高度一致，現代化通訊手段打破這一限制，隨時隨地的即時通訊成為可能，人際交往方式和途徑得到拓展。同時，互聯網的虛擬性、開放性也打破了傳統“差序格局”下長幼有序、內外有別和地位高低的思想禁錮，等級意識逐漸淡化，社交范圍不斷擴大。原先處于社會網絡邊緣的“弱關系”得到迅速發展，資源異質性顯著增強，這對創造可能的流動機會、傳播創新知識和增強社會整體凝聚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不過，“弱關系”的快速增長也加劇了信任危機，使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背上沉重的枷鎖。信任問題在傳統社會并不尖銳，因為那時人們的生活空間無法超越傳統大家庭、宗族和鄰里社會的狹小范圍，血緣地緣關系和因共同生活產生的相互依賴，使信任較容易產生和獲得。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口流動，“弱關系”迅速膨脹，由此帶來信息不對稱和行為不可預見性大大增加，言而無信、爾虞我詐的現象越來越多，社會信任危機頻繁爆發。
　　3. 轉型經濟下的制度缺失，使社會資本等非正式制度資源的效用增強。
　　改革開放以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正式約束逐步削弱，但由于政治文化等原因，發展市場經濟所必需的制度約束尚未建立健全。家具企業經常遇到政府過度干預、關鍵性資源被少數利益集團控制、缺乏制度性資源支持以及缺少法律保護等窘迫的局面，而這些問題很難通過正式途徑得到解決（孫俊華，2008；李健，2010）。比如政府對關鍵性資源（如土地、銀行貸款等）的控制、對產業和家具企業的管制等，因為相關制度缺位和執行監督漏洞，造成事實上的人治大于法治。制度理論認為，在缺乏正式制度約束的情況下，非正式制度將會在規范經濟交換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此時非正式制度資源（意識形態、行為規范、風俗習慣、倫理道德、價值規范等）往往發揮了潛在的基礎資源配置功能，而這些資源總是存在于特定社會結構之中的，必須通過具體的個人和社會關系網絡發揮作用。家具企業家正是通過社會資本為其提供同外界接觸的途徑以及信任憑證，幫助家具企業獲得接觸有效信息和捕獲市場機會的特權。孫永風指出：在制度轉型時期，基于社會網絡和關系的戰略是中國家具企業所能采取的最好的生存和發展戰略（孫永風，2008）。
　　四、 家具企業家社會資本的定義和內涵辨析
　　社會資本的本質可以簡要歸納為人們之間的各種關系。據此，我們將家具企業家社會資本定義為“鑲嵌在家具企業家社會關系網絡中的，一切可以被調動或利用的社會關系之總和，通過這些關系可以獲得有利于家具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各種資源”。這一定義包含了以下幾層含義：
　　1. 家具企業家社會關系網絡中可以被調動的、有利于家具企業生存發展的關系才能稱為社會資本。從廣義上來講，關系網絡中所有關系都可能在特定時刻發揮特殊作用，但這對于具體的管理研究而言顯得過于寬泛。正如投入到財富創造中的資金才稱為金融資本一樣，只有那些已經或可以被調動的關系才能稱為社會資本。在家具企業家社會資本研究中，我們關注的是那些鑲嵌在家具企業家社會關系網絡中，可以被利用或調動的、有利于家具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關系，而非家具企業家社會網絡中的所有關系。
　　2. 家具企業家社會資本主要研究家具企業家與網絡成員的非正式關系。正式關系是個體在組織內或組織間的工作往來，是由雙方職位決定的固定關系，是機械而冰冷的；非正式關系是在真實交往中建立起來的聯系，是具體而生動的。任何工作關系都必須落實到具體的人際交往中才能實現，如果將正式的工作關系比喻成骨骼，那么非正式關系就是血和肉，骨肉總是緊密相連互為支撐的，生硬地將兩者分離沒有太大意義。因此我們沿襲已有的研究習慣，認為家具企業家社會資本是指家具企業家與其社會網絡成員之間的非正式關系。
　　3. 家具企業家社會資本是一系列關系的總和。這說明它既包含具體的人際關系，又涉及由這些關系組成的結構性網絡，我們應當從關系質量和網絡結構兩個方面對其進行綜合考察。一方面，關系的對偶特征使得它不附屬于任何行動主體，單方面支配不能發揮其作用。事實上，關系價值的高低取決于雙方互動的結果，即使兩位家具企業家與某一關系對象同樣存在聯系，也會因關系質量差異產生不同的后果，創造出不同的社會經濟價值。因此，關系質量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反映著家具企業家社會資本的高低。當雙方聯系更頻繁、關系更緊密、相互之間更加信任時，家具企業家通過這一關系所能獲取的資源就越多、得到的支持也越大。另一方面，網絡結構描述的是這些社會關系構成網絡的整體特征，比如關系網規模、關系密度、網絡成員的異質性等，它們間接反映了家具企業家社會資本的多寡。網絡規模越大，家具企業家接觸的人群越廣泛，可以調動和利用的關系資源就越多；網絡成員異質性越高，越有利于家具企業家社會資本的增加；另外，“強關系”和“弱關系”各有優勢，“強關系”有利于信任的產生和情感的維護，“弱關系”更有助于信息的傳播和知識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