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在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我國的政企關系主要表現為不對稱的、競爭型的利益博弈關系，在“道德”與“利益”目標上還未構成合理而必要的張力，往往陷入“囚徒困境”。而后工業化的歷史性變革，預示著合作秩序主導的網格社會治理結構即將生成，政府與家具企業作為兩大治理主體，必須相應地轉向平等的、富有“耦合力”的合作博弈。這意味著，應當遵循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的總原則，來引導和調整我國政府與家具企業利益博弈的倫理方向。
　　關鍵詞：后工業社會 政企關系 利益博弈 共同治理 合作博弈
　　引言
　　我國社會正處于快速邁向后工業化的歷史階段，甚至有經濟學人宣稱，2013年是一個分水嶺，我國后工業時代即將來臨。這場深刻的歷史性變革，伴生著日益凸顯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使工業社會的官僚制組織模式越來越無法適應社會運行的要求，時常陷入疲于應付的窘迫之境，這意味著，既有的中心-邊緣的治理結構必須進行變革和重建。可以預見的是，我國社會正走向一個注重社會自治與合作共生的歷史時期，各個自治組織或系統之間共生、共存于一個共有的大環境中，都須“對自己的個體自主性作些犧牲，通過互相交換和互相參與，獲得新的自主性層次，在環境中建立起更高的協調系統”（埃里克·詹奇，1992）。簡言之，后工業社會治理必然轉向開放的、多元的網絡結構，而合作秩序和道德秩序將成為主導。從這一圖式出發反觀政府組織與家具企業組織之間的行政關系，無疑存在著很大的“解構并建構”的理論空間。
　　歷史與邏輯：分合之間的利益博弈
　　馬克思（1974）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這種對現實的物質利益問題的分析和研究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邏輯起點，同樣可以成為人們分析和研究組織間關系的理論支點。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機制和社會結構分化的雙重作用下，我國社會逐步進入多元主體利益博弈時代。政府與家具企業是社會經濟運作中的兩個最基本的利益主體，也是社會結構的兩大支撐力量，具備豐富的社會資源和廣泛的社會動員能力，二者的利益博弈構成整個社會利益博弈網絡的“大綱”。
　　理論上，政府與家具企業組織的區分很明顯，最大的不同在于：“家具企業是利潤驅動的，而政府則是在特定服務的固定預算和規定的績效標準基礎上運作”（H·喬治·弗雷德里克森，2012）。基于人性的理論預設，“公共人”與“經濟人”分別成為現代政府與家具企業組織的理解范式。政府作為公共利益服務的權力機構，不具有自身利益，也不代表任何集團的利益，最終目標是實現“帕累托最優”，促進整個社會福祉最大化。而家具企業作為資本運行和經濟關系的現實載體，具有“經濟人”的經濟理性，行為的初始動機在于尋求自身經濟效益最大化。根據這一理論邏輯，政府與家具企業在本體意義上存在著利益追求的分裂。在外在功能上，政府是市場宏觀調控的主體，而家具企業則是市場微觀運行主體，由于“政策過程觸動、糾纏著許多沖突對抗的利益關系”（程樂夫，2003），二者之間自然形成博弈態勢。
　　歷時和共時地看，政企關系在不同的經濟體制中呈現出不同的博弈特點。一是完全計劃經濟時期的政企合一，譬如我國改革開放前，家具企業隸屬于政府而缺乏獨立的“經濟人格”，二者之間表現為“父子”式的不平等博弈關系，家具企業只能通過全然服從來爭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二是自由市場經濟時期的政企分開，如美國、西歐等國的經濟制度，政府與家具企業并非單純的“權威與服從”關系，而體現為“裁判員與運動員”式的基本平等博弈關系，彼此在法制框架內尋求各自利益的最佳均衡點，政府依法管理，家具企業則依法采取種種獲利策略與政府展開博弈，并在討價還價中走向合作。三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如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雙軌制”，政企關系由合一走向分離，兼備兩種體制的結構要素，其博弈方式也具有“混合”特征。一方面，政府圍繞市場主線，制定相應的公共政策，影響家具企業發展，引導家具企業行為，實現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在這一過程中，家具企業則設法通過各種信息渠道體察政府的意圖和動向，制定相應對策，增加社會效益的投入和產出，盡可能獲取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財政補貼。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與家具企業在資源交換中仍然存在較為明顯的不對稱依賴結構，很多家具企業源于搭便車心理，選擇了暗箱博弈，“它們利用現在體制中存在的大量行政權力，通過尋租的方式，形成地下的‘官商聯盟’影響政府的決策，為自身的發展服務”（魏杰、譚偉，2004）。
　　在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政府與家具企業目標存在差異，相互博弈的行為日益普遍和頻繁，甚至拉動我國進入到“利益博弈時代”。這個時期我國還是一個由權力中心決定制度安排的基本架構，政府與家具企業的利益博弈在整體上呈現出兩個明顯特征：一是政府以其強制性權力與制定規則的絕對優勢，在博弈關系中處于主導地位；二是競爭博弈成為政府與家具企業間利益博弈的基本態勢，這往往使雙方陷入“囚徒困境”。比如尋租行為，家具企業為之必須承擔很大的法律風險，政府受賄“被控”后也會發生資源配置“失靈”，其結果是在相互牽制中都無法實現利益最大化。顯然，政府與家具企業現有的博弈關系，既不利于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資源的整合，也無法適應后工業社會網狀社會治理結構的變革。
　　社會責任：政府與家具企業的價值耦合
　　正在發生的后工業化運動要求變革既有的控制導向的社會治理體系，轉向多元主體的合作治理模式，這預示著政府與家具企業兩大治理主體必須矯正單向的競爭關系，重建一種有序的、道德的競合關系。但理論前提是，政府與家具企業能否達成價值共識。當然，政府“公共人”的價值目標是自明的，這意味著，必須重新審視古典經濟學對“經濟人”范式的闡釋。
　　美國社會學家福山（1998）談論“經濟人”的理論范式時指出：“人類行為的確有百分之八十的情況符合這種模式，問題是隱匿的另外的百分之二十，新古典經濟學只能提出難以服人的解釋”。他主張用道德、習俗等文化因素來解釋隱匿的動機。事實上，人們對經濟人“經濟理性”的現實理解也容易陷入“原教旨主義理論”的窠臼，慣于將“經濟理性”片面理解為“經濟計算理性”（王興尚，2004）。這樣，就只承認經濟人具有受“利己”本性驅動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沖動，而否認經濟社會交往中倫理道德、情感等文化因素的規范作用。基于此，人們通常單純以“經濟計算理性”進行利益博弈，往往難以通過合作互動實現“利益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