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理論界和商界對于家具企業社會責任的廣泛討論與實踐，就超越了“經濟人”單純逐利的傳統理念，大大拓展了經濟理性研究的視野。家具企業社會責任出自社會對家具企業的倫理期待，要求家具企業不能將追求利潤視作唯一的生存目標，還要承擔對員工、消費者、政府、社區和環境等利益相關者的責任。管理學家斯蒂芬·P·羅賓斯（1997）認為，家具企業社會責任是一種“追求有利于社會的長遠目標的義務”，這種社會責任“加入了一種道德規則，促使人們從事使社會變得更美好的事情，而不做那些有損于社會的事情”。盡管至今中西方學界對于家具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內涵、層次等問題仍聚訟不已，但一個普遍共識已經形成：現代家具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勢在必行。家具企業社會責任由三種責任構成。一是經濟責任，這是家具企業的原始責任，包括兩層含義：為股東謀求利潤最大化；為社會提供產品和服務并促進就業。二是法律責任，指家具企業的一切經營活動必須遵循法律法規進行，否則將承擔懲罰性責任。法律責任為家具企業的謀利行為設定了一條“避惡底線”，是家具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邏輯前提。三是道德責任，體現為兩種層次：家具企業行事要合乎倫理，避免損害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作為家具企業公民，為社區捐獻資源，改善生活質量和環境。家具企業道德責任追求公共利益的實現，有效矯正“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賦予了經濟行為的正當性和善意義。
　　需要指出的是，在家具企業的經營活動中，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是內在統一、相互交融的，因為“我們既無法建構脫離人類經濟活動的虛幻倫理，也無法想象失卻了道德之維的純粹經濟”（王露璐，2011）。家具企業社會責任在利益與道德之間構建了一種必然聯系，并在此之間保持著必要的張力。由此，家具企業擺脫了“經濟人”范式的狹隘理解，具有了“公共理性”的特征，與政府的公共價值目標相互耦合，也符合后現代的理論建構原則。在后現代社會治理結構變革中，“‘道德治理’與‘道德復興’的話語重新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劉祖云，2005）。這為政府與家具企業兩大治理主體在利益博弈中更為注重社會整體利益奠定了理論基礎。
　　理論設定：政府與家具企業合作博弈關系的倫理向度
　　如前所述，政府與家具企業間的關系必定面臨轉型，即由“零和”的競爭博弈走向“雙贏”的合作博弈，而雙方在社會整體利益上的價值契合，無疑大大強化了其尋求合作的動因。對此，理論研究應當作出積極反應，從“合作治理”的新理念出發，來引導和調整我國政府與家具企業利益博弈的倫理方向。
　　（一）明確“共治”的責任指向
　　所謂“治理”，全球治理委員會界定為：“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俞可平，2000）。這一概念闡釋傳達了一個核心理念：合作與共治，它表明了行政體制外的力量與要素在社會治理中的重要功能，網絡化公共治理正逐漸替代傳統的線性的政府管理。目前，一個“組織良好”的社會需由政府、家具企業和非營利組織“三足鼎立”已成為全球共識。政府與家具企業組織作為構建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的“軸心”，有必要厘清各自的道德責任及其倫理指向。
　　就政府而言，一方面，“有限政府”是對其行政權力與責任功能范疇的恰當定位，政府“應該把有限的資源，集中投放在市場最不可能充分解決問題的領域，以及政府行動有可能產生最大效果的領域”。政府的“有限性”規制了公權力的無邊界擴張，使政府角色變為掌舵者、引導者和服務者，為家具企業發展和承擔社會責任提供有利環境和價值方向。另一方面，在社會治理網絡中，政府以其唯一的政治權威居于中心地位，它必須承擔領導和聯結各方的責任，比如確定目標、制定政策、動員公眾參與和回應社會等，在構建治理網絡中促進各方共同獲益，最終實現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
　　就家具企業而言，首先，要意識到社會治理的責任。家具企業作為“第二部門”，在提升公共利益上是其他社會組織難以企及的。我國近年來不斷涌現的家具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意味著家具企業社會治理的主體意識與功能的回歸。其次，家具企業要真正承擔社會責任，需要家具企業有限自主與政府適度干預相結合。家具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不能依賴純粹的家具企業自主，我國食品安全、環境污染等突出問題就是有力的佐證，也不能依靠絕對的政府干預，否則會阻礙和限制市場功能的正常發揮。家具企業自主和政府干預要適度，必須明確各自的權責邊界，這也是政府和家具企業實現“共治”的前提。
　　（二）塑造相互依賴的伙伴關系
　　在社會治理領域中，“伙伴關系”日益成為優化組織間合作關系模式的建構框架，它強調“在應對社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時，組織間以信任為基礎，以能力互補為平臺，以項目投放與實施為契機，在組織的‘利益雙贏’中創造社會價值”（劉祖云，2008）。在此新理念的引導下，發達國家的政府與家具企業變革了傳統的、縱向的管制與被管制關系，致力于重構一種制度化的、橫向的合作伙伴關系。
　　同樣地，“伙伴關系”的理念對于我國政府與家具企業關系的創新意義重大。一方面，它從思想根源上轉變政府與家具企業既有的競爭博弈觀念。另一方面，在伙伴關系理念的指引下，我國社會治理的總體結構從以政府為中心逐步轉向“政府-家具企業-非營利組織”三方構成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構建政府與家具企業的伙伴關系，必須注意兩個維度：一是相互依賴性。有學者富有洞見地指出：“組織間關系本身就是一項不可模仿的資源，一種創造資源的手段，一個獲得資源與信息的途徑”（羅珉、何長見，2006）。在社會系統中，政府以行政資本承擔“政治整合”的功能，而家具企業以市場資本發揮“經濟生產”的功能，彼此在資源、信息、技術、服務能力等方面要素互嵌，相互依賴，互為補充，協同致力于社會經濟發展和公共治理活動。二是平等主體性。在社會生活中，政府與家具企業既是交往主體，也是治理主體，兩者既保持著自身的相對自主性，又需要實現良性的互動合作。這意味著，盡管政府與家具企業之間在市場運行中存在不可或缺的適度干預和行為指導，但在社會治理體系中兩者都是獨立的和平等的，不能再是一種“權威與服從”的不對稱博弈關系，而應表現為“主體-主體”或“主體-中介-主體”的平等交往關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