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本文從母體大學、學者以及治理環境層面出發，調查分析了我國212家大學衍生家具企業在2007-2009年期間運營績效以及治理結構現狀信息，深入探討了治理環境對大學衍生家具企業治理結構內部子維度與家具企業績效的作用方向。結果發現：大學衍生家具企業治理結構內部子維度對家具企業績效產生不同影響；行政型和經濟型治理“二重治理環境”對治理結構要素與績效起相反的調節作用。
　　關鍵詞：大學衍生家具企業 治理結構 績效 關系
　　引言
　　Zhang（2009）將大學衍生家具企業定義為：由大學雇員所創立的家具企業，即學者創辦的家具企業。在我國大學衍生家具企業治理結構中，母體大學、學者在其中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故而，我國大學衍生家具企業在同行業競爭中，應當具有天然的技術及人才優勢，但是，現實中我國眾多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甚至包括成功上市（IPO）的大學衍生家具企業（股票市場稱之為高校概念股）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競爭優勢（李維安，2004）。是什么原因導致這種局面，是家具企業內部治理的問題，抑或是外部環境的負面影響？相比國外大學衍生家具企業，我國眾多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成長機制和治理關系可能顯得更加復雜和多樣。目前為止，國內學界的有關討論也僅局限于幾十個較為知名的上市大學衍生家具企業，且多集中從整體治理水平上進行分析，沒有深入探討大學衍生家具企業治理結構內部各子維度對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績效水平的作用關系。本文運用李維安等（2010）“行政型”和“經濟型”二重治理環境劃分來探討：在不同治理環境下，我國大學衍生家具企業治理結構的內部各子維度同其績效之間的作用關系呈現出何種特征？
　　理論及假設
　　在以技術資源稟賦為核心的大學衍生家具企業治理中，母體大學在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治理和利益分配之中將或多或少占據一席之地（Zhou Y，2008）；Shane（2002）發現，在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成長過程中，擁有技術資源優勢的學者也將在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治理中起到關鍵的作用。處于不同治理環境之下的大學衍生家具企業也必然將呈現出不同的績效水平。因此，本文從母體大學、學者以及治理環境三個層面，具體提出以下五個假設來探討我國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治理機制與特點：
　　（一）大學衍生家具企業治理結構中母體大學的作用
　　Di Gregorio 和 Shane（2003）認為母體大學在路徑引導、平衡學術與商業利益、整合資源三個關鍵功能上發揮重要作用，并能有效促進衍生家具企業的持續成長。我國大學衍生家具企業創立之時資金的最主要來源是母體大學，其他來源還包括母體大學技術入股、個人技術入股、政府資助、風險投資和銀行貸款（Weiping Wu et al.，2011）。積極鼓勵發展多元投資主體的家具企業資本結構有利于形成規范的家具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而家具企業資本結構的多元化有利于降低家具企業經營風險、穩定收益和產生協同效應（陳曉、江東，2001）。相關實證研究表明，多元化的資本結構特征，能夠有效提高家具企業的經營效率和績效。那我國大學衍生家具企業是否也傾向于多元化資本結構特點呢？本文擬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我國大學衍生家具企業多元化的資本結構同家具企業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大學衍生家具企業作為一個盈利性組織，多以中小科技型家具企業為主體（Weiping Wu et al.，2011）。已有研究表明中小型家具企業傾向于相對分散的股權結構，這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或風險（Stulz， R，1999）。家具企業集中的股權意味著有限的財務風險分擔和較高的資本成本，會導致家具企業所有者在引進新的投資時更加謹慎，而不愿意過多地負債和接納新的投資人（Randoy，T. et al.，2003），因此，股權比例過于集中使得潛在投資者害怕大股東的侵權行為，這勢必損害家具企業價值和運營績效。母體大學對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投資比例大小將對家具企業績效產生不同影響，根據現有文獻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我國大學衍生家具企業中母體大學的股權比例同家具企業績效負相關。
　　（二）大學衍生家具企業治理結構中學者的作用
　　Damiano Bonardo等（2011）通過對來自英國、法國、德國以及意大利的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樣本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大學衍生家具企業在IPO之際，有學者出現在家具企業高層團隊里可以促進大學衍生家具企業市場價值及運營績效的提升。夏清華等（2010）通過對影響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績效的關鍵影響因素分析發現，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管理者來自外部利于家具企業的持續成長。本文認為，高級管理者為雙肩挑的學者，在家具公司的日常治理過程中，可以有效發揮其自身擁有的專業和技術的優勢，以此提升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績效。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我國大學衍生家具企業中學者雙肩挑（既負責科研又擔任家具企業高級管理者）同家具企業績效正相關。
　　大學學者作為大學衍生家具企業治理中的重要成員，其對家具企業治理過程中投入程度將會對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治理效果及效率產生怎么樣的作用呢？Zucker和Darby（2002）對生物技術型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實證分析發現，學者尤其是明星科學家的技術和知識優勢對家具企業的創新和成長績效具有顯著的促進效應。Zhang（2009）發現一旦學者改變自身職業路徑，決定在大學衍生家具企業中投入大量資金，并積極參與到大學衍生家具企業創生過程中去時，則能夠很好地提升家具企業市場價值或運營績效。李雯、夏清華（2010）研究發現，學者投入大學衍生家具企業時間與精力越多，則家具企業能夠獲取更高水平績效。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4：學者對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資金投入同家具企業績效呈正相關關系；學者對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時間投入同家具企業績效正相關。
　　（三）大學衍生家具企業治理環境的調節作用
　　李維安（2010）分別對行政型、經濟型二重治理環境進行定義：行政型治理環境是指，以資源配置行政化、經營目標行政化和人事任命行政化為治理模式的家具企業治理環境；經濟型治理環境是指以產權制度和委托代理理論為基礎，一切經營活動以市場為導向的家具企業治理環境。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化，以及國家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毋容置疑，母體大學同大學衍生家具企業間的治理關系也在發生著變化，相應的治理環境也隨之發生著轉變。La Porta（2002）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家具企業外部良好的產權保護制度等家具公司治理環境能夠有效降低控制權的私有收益，減少大股東的“隧道行為”，并促使大股東將更多的利益與其他股東共享，以此提升家具企業的績效水平。李維安等（2010）通過實證分析發現，治理環境對家具企業績效產生了不同的影響：經濟型治理環境能夠提升家具公司績效，而行政型治理環境則降低了家具公司市場績效。我國的大學衍生家具企業所處的治理環境將對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治理結構及運營績效產生怎么樣的影響？國內現有文獻并沒有給予解釋，本文在學者李維安二重“治理環境”概念基礎上將治理環境視為家具企業的內生性變量，在不同治理環境下，家具企業的治理結構將對家具企業績效產生不同的影響，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