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5：經濟型治理環境對大學衍生家具企業治理結構與家具企業績效的關系起正向調節作用；行政型治理環境對二者之間的關系起反向調節作用。
　　圖1為本文的研究模型。
　　研究方法及結果分析
　　（一）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
　　本文樣本的獲取分為三步：第一步，為預調研。課題組在理論回顧的基礎上，完成問卷的初步設計，并在湖北省內展開預調研，請填寫者提出反饋意見，共發放問卷120份，回收問卷73份，回收率為60.8%，在預調研數據基礎上進行信度、效度分析，并進一步修改完善測量題項，最終確定正式調研問卷。第二步，為正式調研。課題組以郵寄形式向全國112所“211工程”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累計發放問卷550份，回收410份，回收率為74.5%，其中有效問卷395份，總有效率為71.8%。第三步，問卷抽樣。從回收的395份有效問卷中進行抽樣，主要收集了我國大學衍生家具企業在2007-2009年期間運營績效的信息以及治理結構現狀，剔除一些家具企業信息不完整和年度數據有缺失的問卷，總共獲取212家非上市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相關數據。本研究運用Spss13.0及Amos17.0統計軟件對相關數據進行處理。
　　（二） 變量測量
　　對績效的測量。參照Ensley， MG 等（1999）對家具企業成長績效衡量指標的選取辦法（選取家具企業的銷售收入增長率；銷售收入以及利潤率作為績效的衡量指標），本文對非上市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績效變量選取如下兩個相對客觀的衡量指標：近三年的年均銷售收入的自然對數（ln Sales）、近三年年均銷售利潤率（ROS）；對治理結構的測量。本文結合非上市衍生家具企業的組織結構的特殊性，主要選取了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衡量指標進行探索性測量，資本構成Capital為分類變量；股東構成Stakeholder根據控股主體不同分別賦值；學者職位Position、投資狀況及服務家具公司時間根據其實際情況賦值。另外，為了較為準確反映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治理結構水平對治理績效的影響，本研究還控制了家具公司的行業特征（Industry）、雇員人數（Employee反映家具企業規模）等因素對家具公司治理績效的影響；本文將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治理環境設置為虛擬變量，若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為母體大學所有或控股則劃分為行政型治理環境類，賦值為1，其他則為經濟型治理環境類，賦值為0。
　　（三）實證結果及討論
　　1.描述性統計。表1及表2分別表示各主要變量在不同治理環境下的分類統計結果、各主要變量的相關系數矩陣。由表1可知，經濟型治理環境下的大學衍生家具企業同行政型治理環境下的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績效之間有顯著的差異，經濟型治理環境下的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績效好于行政型治理環境下的家具企業；在治理結構方面，資本機構、持股比例、學者投資有比較顯著的差異。由表2可知，主要幾個被解釋變量同績效的主要測量指標間有明顯的相關關系，主要解釋變量間的相關關系不太明顯。
　　2.假設檢驗及結果。本文首先對全部抽樣家具企業進行多元回歸分析。Model1僅放入控制變量，Model2加入6個主要解釋變量，Model3再加入交互項，Model4-6變量放入方法相同。由Model4的結果可知，大學衍生家具企業治理結構中的資本結構同家具企業績效（測度指標為ROS）之間有較顯著的正向作用關系，β=0.12（p<0.05），故假設1獲得支持。Model5及6的回歸結果顯示，家具企業母體大學的持股比例同家具企業的績效呈顯著的負向作用關系，β=-0.314及-0.435（p<0.01），故假設2獲得支持。學者的雙肩挑身份同家具企業績效之間沒有顯著的作用關系，故假設3未得到支持。由Model2中Investment系數β=-0.200（p<0.01）可知，學者在大學衍生家具企業中的資金投入同家具企業的績效負相關；而Service-time的系數β=0.14（p<0.05），學者的時間投入同家具企業績效之間存在較為顯著的正向作用關系，故假設4部分獲得支持；關于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治理環境對治理結構與績效之間的調節關系，Model3與 Model6中Environ*Stockhold交互項系數值分別為β=0.659（p<0.1）和β=0.972（p<0.01），由治理環境同持股比例的交互項的系數可以判斷大學衍生家具企業行政型治理環境對母體大學持股比例以及學者投資則起負向的調節作用，故假設5部分獲得支持。
　　為了驗證經濟型治理環境的調節作用，本文接下來對不同治理環境下的家具企業治理結構同家具企業績效進行分組回歸，由表3模型1與模型2中資本結構Capital系數分別為β=-0.144（p<0.05）和β=-0.254（p<0.05），模型1和2中Stockholder系數β=0.116（p<0.1）和β=-0.36（p<0.01），模型1和2中Investment系數β=-0.325（p<0.01）和β=0.12，模型1中Servicetime系數β=0.152（p<0.1）和β=-0.061可知，除去治理結構中學者雙肩挑職位外，行政型治理環境對大學衍生家具企業多元化的資本結構、學者資金投入同家具企業績效的關系起反向調節的作用，而經濟型治理環境對母體大學在衍生家具企業中股權比例、學者時間投入同家具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起正向調節的作用，故行政型治理環境與經濟型治理環境對治理結構與家具企業績效關系起相反的調節作用，假設5獲得支持。為了認識治理環境對大學衍生家具企業治理結構要素與績效的調節作用，根據分組回歸結果，可以分別繪制出母體大學持股比例這一治理結構要素同績效（InSales和ROS）的回歸圖形，并根據不同治理環境下回歸直線斜率來判斷交叉效應是否明顯。由圖2中a與b，可以很直觀地判斷：行政型與經濟型治理環境對母體大學持股比例同家具企業的績效指標之間關系呈現反向的調節作用。
　　結論
　　大學衍生家具企業治理結構中各要素對家具企業績效產生不同作用效果，并且會因治理環境的不同而展現出不同特點。本文從母體大學、學者以及治理環境層面出發，運用我國212家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調研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第一，大學衍生家具企業多元化的資本結構、學者對于大學衍生家具企業時間的投入力度同家具企業績效呈現正相關關系；第二，母體大學在大學衍生家具企業中的持股比例以及學者在大學衍生家具企業中的資金投入同家具企業績效呈現負相關關系；第三，行政型與經濟型治理環境對我國大學衍生家具企業治理結構子維度（除學者雙肩挑任職）同績效作用關系起反向的調節作用。由以上結論本文可以獲得一些政策性啟示：我國大學衍生家具企業在治理結構的設計當中應當鼓勵資本結構多元化，以此降低治理的成本和風險；學者要慎重考慮自身在大學衍生家具企業中的資金投入，在參與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治理過程中應當在知識、技術以及管理咨詢上多投入時間和精力；大學衍生家具企業的治理結構應向經濟型、市場化和科學化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