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國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的基本立場與規制路徑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1993年）》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我國就開始了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程。在這一尚不算漫長但卻已倍顯艱辛的探索中，政府與市場關系始終是發展的主線。其中，作為“自由家具企業大憲章”的《反壟斷法》在夯實市場經濟基礎的進程中逐步拓深市場作用的空間。而這種作用的切實發揮，尚需落實于政府與市場的一個個現實交錯面。具體到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而言，隨著技術競爭愈發激烈、產品和技術生命周期縮短、技術領域交叉日益重要、市場進入壁壘經久難消、研發風險和技術溢出問題凸顯，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的制度安排也就更加不可或缺。據此，政策法律面的關鍵議題是：在政府與市場的交錯面上，如何將這一既受政府牽引，又由市場驅動的組織形式所蘊含的創新潛能充分釋放，促進其中政府與市場協同的效應，消減政府介入市場所引致的排除、限制競爭影響。
（一）我國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的基本立場
與成熟反壟斷法域不同，我國的《反壟斷法》的頒布實施是在世界性的戰略聯盟、技術聯盟浪潮之后，使得整個公共政策對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的安排有著時序上的差異。以美國為先導的發達市場經濟體通過頒布一系列的法案旨在確立放松規制的立場和對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的寬松判斷規則。由于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反托拉斯法律嚴厲禁止家具企業一切形式的合謀企圖，合作創新主要發生在家具企業與大學、研究機構之間，家具企業與家具企業之間幾乎沒有合作研發行為。〔54 〕很明顯，放松規制和寬松判斷規則的環境營造，主要是為減小未來的合作研究活動受到反壟斷法實施所帶來的不必要的不確定性的影響。〔55 〕20世紀80年代之后美國的家具企業間研發合作創新快速增長，〔56 〕實際上也印證了上述放松管制制度安排的意義。
在我國，國家在推行各類技術創新聯盟之初尚無反壟斷法，競爭法律不構成家具企業聯盟合作創新的制度環境。只不過，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合作創新主要由政府推動的慣性，產學研一直是主流，直到1999年開始的技術開發型科研機構家具企業化轉制，才在調整科技資源分布結構的基礎上增強了家具企業的技術創新主體地位，家具企業之間的合作創新走向深化。〔57 〕在《反壟斷法》頒布之后，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中可能涉及的反競爭問題被納入政策視野。《關于推動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構建與發展的實施辦法（試行）》提出，推動聯盟構建有序開展，要防止脫離產業發展及產業技術創新內在需求的“拉郎配”；防止不切實際的一哄而上；防止地區分割、封閉發展；防止造成各種形式的壟斷和對市場競爭的壓制。究其原因，除具各國共性之外，應有中國語境的考量，特別是：研發投資規模與風險以及融資約束問題凸顯，中小家具企業在從事研發活動中常常面臨資金瓶頸；〔58 〕加之使命導向型科技計劃風險性很高，政府在少數項目上投下大的賭注，不僅可能出錯，大項目擠占資源，一些很有價值的項目可能會被耽誤，造成工業競爭力的扭曲。〔59 〕基于此，理解上述“四個防止”，以及反對“壟斷和對市場競爭的壓制”的核心考量，更加要重視《反壟斷法》維持競爭格局的作用，將政府主導的使命導向型科技項目對競爭、創新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與此同時，對于自發組成的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所施加的對競爭超出必要限度的限制，也依法予以規制。這是基本的立場。
（二）我國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的規制路徑
當前，我國《反壟斷法》涉及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的條款足以覆蓋主要的規制對象。在壟斷協議方面，《反壟斷法》第13條規定，禁止具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達成限制購買新技術、新設備或者限制開發新技術、新產品壟斷協議。而在《反壟斷法》第15條規定的不適用壟斷協議禁止的情形中，第1款第1項“為改進技術、研究開發新產品的”可匹配研發型家具企業聯營，第2項“為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增進效率，統一產品規格、標準或者實行專業化分工的”可匹配生產型家具企業聯營，覆蓋了家具企業聯營中兩種主要產生促進競爭效果的類型。〔60 〕不僅如此，《反壟斷法》第27條規定，審查經營者集中應當考慮經營者集中對市場進入、技術進步的影響，這就為分析全功能/完全整合型家具企業聯營的合作創新留下了空間。在此基礎上，我國《反壟斷法》針對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的實施應當注意以下問題：
第一，在研發型家具企業聯營的反壟斷規制中，應著重考慮三點：首先，明確對于在相關市場上市場份額合計不足特定市場份額的家具企業聯營，通常會帶來經濟效益，而且會使得消費者獲得這種經濟效益所帶來的好處，可以通過設定豁免市場份額門檻的方式予以成批豁免或安全區的相關安排。在此，考慮到美國備案制度設定的特殊背景（免于三倍賠償）和中國的現實（備案制易于成為變相的審批制），不應當再專門設置針對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的備案。其次，應當認識到研發型家具企業聯營也存在潛在反競爭風險，明確豁免不包括核心限制的協議類型，同時對超出家具企業聯營運營所必要的范圍、期限、地域實施額外的限制，不予豁免。在此基礎上，有必要深入探索研究與開發領域的競爭特性，確立豁免的撤銷機制。最后，還應當考慮創新市場上除聯營外其他研發力量的情況。特別是在確定獨立控制創新力量是否對家具企業聯營構成競爭之時，注意考察研發力量的性質、范圍和量級，獲得資金支持、知識產權、熟練技術人員或其他專用資產的狀況，研發的時機，以及成功將創新商業化的能力。〔61 〕
第二，在生產型家具企業聯營的反壟斷規制中，應著重考慮兩點：一方面，考慮到實行專業化分工，經營者發揮各自專長、分工協作，從生產多種商品的全能型家具企業變成專門化的家具企業，由此實現經濟合理化，〔62 〕以及該類聯營對于在研發-生產鏈條上的反饋效應，具有促進競爭的效果，可以在經驗累積的基礎上設定在低于特定市場份額門檻的情況下，豁免或安全區安排；另一方面，應當認識到生產專業化上的家具企業聯營較之研發型家具企業聯營具有更多的潛在反競爭風險，除應明確豁免不包括核心限制的協議類型，豁免的市場份額門檻較于研發型家具企業聯營應更為嚴格，同時在豁免的分析中還應當特別注意考慮市場中潛在競爭者之間的協作、聯合生產參與方最終產品的必需投入物可能產生的反競爭問題。
第三，在研發—生產型之外的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反壟斷法促進的擴展分析中，應當著重考慮三點：一是要嚴格制裁只是為了限制相互之間的研發支出、速度和質量等以使各自的利潤最大化的研發聯營活動，將這種以合法手段掩蓋非法目的且對創新有著最嚴重影響的行為列為打擊的重中之重。二是要區分研發合作創新程度的不同對競爭性研發聯盟則分類分析，考量家具企業聯營活動中的研發—生產鏈條、供應—營銷鏈條和網絡型家具企業聯營的規制側重，依據幾種類型的家具企業聯營促進競爭效果和反競爭效果的表現的不同，及其與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的關聯程度的差異，設定不同的規制重點。三是探索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的經營者集中審查的結構，特別注重研發在市場準入上的意義，深化將研發作為獨立創新市場的分析進路，豐富基于創新競爭的經營者集中效果分析層次，調校在具有創新動態市場中的經營者集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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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1993年）》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我國就開始了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程。在這一尚不算漫長但卻已倍顯艱辛的探索中，政府與市場關系始終是發展的主線。其中，作為“自由家具企業大憲章”的《反壟斷法》在夯實市場經濟基礎的進程中逐步拓深市場作用的空間。而這種作用的切實發揮，尚需落實于政府與市場的一個個現實交錯面。具體到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而言，隨著技術競爭愈發激烈、產品和技術生命周期縮短、技術領域交叉日益重要、市場進入壁壘經久難消、研發風險和技術溢出問題凸顯，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的制度安排也就更加不可或缺。據此，政策法律面的關鍵議題是：在政府與市場的交錯面上，如何將這一既受政府牽引，又由市場驅動的組織形式所蘊含的創新潛能充分釋放，促進其中政府與市場協同的效應，消減政府介入市場所引致的排除、限制競爭影響。
（一）我國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的基本立場
與成熟反壟斷法域不同，我國的《反壟斷法》的頒布實施是在世界性的戰略聯盟、技術聯盟浪潮之后，使得整個公共政策對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的安排有著時序上的差異。以美國為先導的發達市場經濟體通過頒布一系列的法案旨在確立放松規制的立場和對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的寬松判斷規則。由于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反托拉斯法律嚴厲禁止家具企業一切形式的合謀企圖，合作創新主要發生在家具企業與大學、研究機構之間，家具企業與家具企業之間幾乎沒有合作研發行為。〔54 〕很明顯，放松規制和寬松判斷規則的環境營造，主要是為減小未來的合作研究活動受到反壟斷法實施所帶來的不必要的不確定性的影響。〔55 〕20世紀80年代之后美國的家具企業間研發合作創新快速增長，〔56 〕實際上也印證了上述放松管制制度安排的意義。
在我國，國家在推行各類技術創新聯盟之初尚無反壟斷法，競爭法律不構成家具企業聯盟合作創新的制度環境。只不過，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合作創新主要由政府推動的慣性，產學研一直是主流，直到1999年開始的技術開發型科研機構家具企業化轉制，才在調整科技資源分布結構的基礎上增強了家具企業的技術創新主體地位，家具企業之間的合作創新走向深化。〔57 〕在《反壟斷法》頒布之后，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中可能涉及的反競爭問題被納入政策視野。《關于推動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構建與發展的實施辦法（試行）》提出，推動聯盟構建有序開展，要防止脫離產業發展及產業技術創新內在需求的“拉郎配”；防止不切實際的一哄而上；防止地區分割、封閉發展；防止造成各種形式的壟斷和對市場競爭的壓制。究其原因，除具各國共性之外，應有中國語境的考量，特別是：研發投資規模與風險以及融資約束問題凸顯，中小家具企業在從事研發活動中常常面臨資金瓶頸；〔58 〕加之使命導向型科技計劃風險性很高，政府在少數項目上投下大的賭注，不僅可能出錯，大項目擠占資源，一些很有價值的項目可能會被耽誤，造成工業競爭力的扭曲。〔59 〕基于此，理解上述“四個防止”，以及反對“壟斷和對市場競爭的壓制”的核心考量，更加要重視《反壟斷法》維持競爭格局的作用，將政府主導的使命導向型科技項目對競爭、創新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與此同時，對于自發組成的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所施加的對競爭超出必要限度的限制，也依法予以規制。這是基本的立場。
（二）我國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的規制路徑
當前，我國《反壟斷法》涉及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的條款足以覆蓋主要的規制對象。在壟斷協議方面，《反壟斷法》第13條規定，禁止具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達成限制購買新技術、新設備或者限制開發新技術、新產品壟斷協議。而在《反壟斷法》第15條規定的不適用壟斷協議禁止的情形中，第1款第1項“為改進技術、研究開發新產品的”可匹配研發型家具企業聯營，第2項“為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增進效率，統一產品規格、標準或者實行專業化分工的”可匹配生產型家具企業聯營，覆蓋了家具企業聯營中兩種主要產生促進競爭效果的類型。〔60 〕不僅如此，《反壟斷法》第27條規定，審查經營者集中應當考慮經營者集中對市場進入、技術進步的影響，這就為分析全功能/完全整合型家具企業聯營的合作創新留下了空間。在此基礎上，我國《反壟斷法》針對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的實施應當注意以下問題：
第一，在研發型家具企業聯營的反壟斷規制中，應著重考慮三點：首先，明確對于在相關市場上市場份額合計不足特定市場份額的家具企業聯營，通常會帶來經濟效益，而且會使得消費者獲得這種經濟效益所帶來的好處，可以通過設定豁免市場份額門檻的方式予以成批豁免或安全區的相關安排。在此，考慮到美國備案制度設定的特殊背景（免于三倍賠償）和中國的現實（備案制易于成為變相的審批制），不應當再專門設置針對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的備案。其次，應當認識到研發型家具企業聯營也存在潛在反競爭風險，明確豁免不包括核心限制的協議類型，同時對超出家具企業聯營運營所必要的范圍、期限、地域實施額外的限制，不予豁免。在此基礎上，有必要深入探索研究與開發領域的競爭特性，確立豁免的撤銷機制。最后，還應當考慮創新市場上除聯營外其他研發力量的情況。特別是在確定獨立控制創新力量是否對家具企業聯營構成競爭之時，注意考察研發力量的性質、范圍和量級，獲得資金支持、知識產權、熟練技術人員或其他專用資產的狀況，研發的時機，以及成功將創新商業化的能力。〔61 〕
第二，在生產型家具企業聯營的反壟斷規制中，應著重考慮兩點：一方面，考慮到實行專業化分工，經營者發揮各自專長、分工協作，從生產多種商品的全能型家具企業變成專門化的家具企業，由此實現經濟合理化，〔62 〕以及該類聯營對于在研發-生產鏈條上的反饋效應，具有促進競爭的效果，可以在經驗累積的基礎上設定在低于特定市場份額門檻的情況下，豁免或安全區安排；另一方面，應當認識到生產專業化上的家具企業聯營較之研發型家具企業聯營具有更多的潛在反競爭風險，除應明確豁免不包括核心限制的協議類型，豁免的市場份額門檻較于研發型家具企業聯營應更為嚴格，同時在豁免的分析中還應當特別注意考慮市場中潛在競爭者之間的協作、聯合生產參與方最終產品的必需投入物可能產生的反競爭問題。
第三，在研發—生產型之外的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反壟斷法促進的擴展分析中，應當著重考慮三點：一是要嚴格制裁只是為了限制相互之間的研發支出、速度和質量等以使各自的利潤最大化的研發聯營活動，將這種以合法手段掩蓋非法目的且對創新有著最嚴重影響的行為列為打擊的重中之重。二是要區分研發合作創新程度的不同對競爭性研發聯盟則分類分析，考量家具企業聯營活動中的研發—生產鏈條、供應—營銷鏈條和網絡型家具企業聯營的規制側重，依據幾種類型的家具企業聯營促進競爭效果和反競爭效果的表現的不同，及其與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的關聯程度的差異，設定不同的規制重點。三是探索家具企業聯營合作創新的經營者集中審查的結構，特別注重研發在市場準入上的意義，深化將研發作為獨立創新市場的分析進路，豐富基于創新競爭的經營者集中效果分析層次，調校在具有創新動態市場中的經營者集中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