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上市公司披露的銀行信貸數據為樣本，實證分析產業政策指導對企業貸款利率的影響。結果表明：產業政策指導中的重點支持類企業和一般支持類企業往往獲得了銀行貸款的利率優惠，商業銀行較好地落實了國家的產業政策；相比于民營企業，與政府有密切關系的國有企業獲得了較低的貸款利率，商業銀行的信貸決策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所有權金融歧視。
關鍵詞： 產業政策指導；銀行貸款利率；所有權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14）02-0021-05
一、引言
信貸決策是商業銀行進行資產管理的一項重要決策，也是信息非對稱的資本市場中商業銀行控制貸款風險的一種手段。商業銀行在確定貸款利率時是否受到政府產業政策指導的影響，貸款利率是否會對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實施“金融歧視”，對于正處于新興加轉軌過程的中國來說，是一個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就政府層面而言，政府對經濟的調控和干預是中國的制度特征之一。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政府是界定、保護產權和保證合約正常履行的“守夜人”，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是中性的。產業政策是各國普遍使用的干預和調控經濟活動的一項經濟政策。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主要采取控制審批、許可、資金、技術和其他稀缺資源的分配以及制定產業政策等方式實施調控。出于對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扶持地區或行業經濟發展的長遠考慮，中央政府長期以來一直鼓勵商業銀行要對國家重點扶持的行業、項目實行利率優惠，引導信貸資金流向某些行業、產業或地區①。特別是在2009年初，為了應對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中國政府先后出臺了十大重點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其中產業政策指導中的信貸政策要求對關鍵基礎產業實施優惠利率融資，對產能過剩產業實施利率上浮。
就中國商業銀行而言，首先，銀行之間存在爭奪客戶市場的競爭，降低貸款利率成為了銀行的一種競爭策略，尤其是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推進，競爭日趨激烈。其次，經過2000年以來的市場化改革，銀行不再是政府的提款機，但地方政府過度舉債和破壞金融生態環境的問題依然突出。為了解決就業、稅收和完成GDP考核，地方政府對銀行信貸投放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干預，地方政府不僅是不可忽視的信貸資金需求者，還積極介入資金配置過程，希望銀行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甚至是扶持一些國家從嚴控制類產業。
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特殊制度背景的資本市場，貸款定價僅僅是商業銀行考慮自身風險溢價的一個簡單問題嗎？銀行貸款是否更愿意向國家產業政策指導的產業傾斜？國有企業是否還得到了銀行的貸款利率優惠？為此，本文擬利用2012年上市公司披露的銀行信貸數據為樣本，就產業政策指導對商業銀行貸款利率的影響進行研究，并考察所有制不同的企業是否存在差別化的貸款利率。二、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法律、政府干預、所有權屬性等制度因素對商業銀行的貸款利率具有重要的影響。
1.法律是信貸市場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完善的司法體系能夠有效地保護債權人利益，降低銀行貸款風險，從而有助于企業獲得更多的銀行貸款[1，2]。司法的執行效率比法律條文對銀行信貸行為的影響更為重要，對轉型國家尤其表現突出[3]。
2.法和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隱含假定是經濟活動不受政府的干預。事實上，政府干預經濟活動的現象廣泛存在于許多國家，特別是存在于轉型經濟體。Berglof和Bolton（2002）研究表明，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大量的信貸資金被配置到生產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而具有活力的新興企業則非常缺乏信貸支持[4]。地方政府通過干預銀行的信貸決策為轄區內的國有企業提供優惠貸款。銀行信貸資金過多地投放于國有企業，即所有制“金融歧視”現象普遍存在。這種干預活動的最重要的問題在于，地方政府的介入破壞了銀行與企業之間基于各自經濟效率最大化基礎上的自由信貸契約，導致銀行信貸資源配置的無效率和銀行壞賬的產生。孫錚等（2005）在研究市場化程度對企業債務期限結構的影響時指出，政府在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保證長期債務契約的順利簽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5]。在銀行公有和企業公有的產權制度安排下，政府干預降低了債務契約的履約成本，從而導致具有“政治關系”的企業在缺乏保護債權人的法律環境下仍能夠獲得銀行長期貸款的支持。方軍雄（2007）的經驗研究表明政府對信貸決策的干預，使得稀缺的資金配置于受政府庇護的企業，可能損害了那些經濟上更有效率但缺乏必要關系的企業[6]。隨著政府干預的減少、市場化程度的提高，非國有企業的貸款份額與國有企業貸款份額之間的差異顯著縮小，貸款期限結構之間的差異也隨之縮小。
3.所有權性質是影響銀行信貸決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克里根（2002）指出，所有權和管理權影響信貸決策的公正性和客觀性，而信貸決策的公正性和客觀性對銀行體系的安全和穩定又是至關重要的[7]。相對國有企業而言，民營企業較難從具有國有背景的商業銀行籌集到資金，或者為了獲得銀行貸款不得不支付更高的成本。Ge和Qiu（2007）的實證研究表明，與國有企業相比，民營企業從銀行獲取貸款的難度更大，同時獲取貸款的數額也更少，銀行對民營企業往往采用更高的信用標準[8]。廖秀梅（2007）在研究會計信息的信貸決策有用性時也發現，所有權性質不同的企業其財務指標的信貸決策有用性存在很大差異[9]。在銀根緊縮的情況下，民營上市公司的負債增長率明顯放緩，長期借款增長率的下降尤為明顯，而同期國有上市公司的長期借款依然保持較快增長，民營上市公司遭受的信貸歧視顯著降低了民營上市公司的股票回報，傷害了民營上市公司投資者的利益。馮曉雷等（2013）的研究卻認為，中國銀行業并不存在對民營企業的信貸歧視，民營企業貸款難的問題不應簡單歸結為國有企業對信貸資源的壟斷，銀行在信貸決策過程中更加關注的是企業的還款能力等硬性指標[10]。
財經理論與實踐（雙月刊）2014年第2期2014年第2期（總第188期）葉建光，李艷紅：所有權、產業政策指導與銀行貸款利率
關鍵詞： 產業政策指導；銀行貸款利率；所有權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14）02-0021-05
一、引言
信貸決策是商業銀行進行資產管理的一項重要決策，也是信息非對稱的資本市場中商業銀行控制貸款風險的一種手段。商業銀行在確定貸款利率時是否受到政府產業政策指導的影響，貸款利率是否會對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實施“金融歧視”，對于正處于新興加轉軌過程的中國來說，是一個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就政府層面而言，政府對經濟的調控和干預是中國的制度特征之一。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政府是界定、保護產權和保證合約正常履行的“守夜人”，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是中性的。產業政策是各國普遍使用的干預和調控經濟活動的一項經濟政策。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主要采取控制審批、許可、資金、技術和其他稀缺資源的分配以及制定產業政策等方式實施調控。出于對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扶持地區或行業經濟發展的長遠考慮，中央政府長期以來一直鼓勵商業銀行要對國家重點扶持的行業、項目實行利率優惠，引導信貸資金流向某些行業、產業或地區①。特別是在2009年初，為了應對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中國政府先后出臺了十大重點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其中產業政策指導中的信貸政策要求對關鍵基礎產業實施優惠利率融資，對產能過剩產業實施利率上浮。
就中國商業銀行而言，首先，銀行之間存在爭奪客戶市場的競爭，降低貸款利率成為了銀行的一種競爭策略，尤其是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推進，競爭日趨激烈。其次，經過2000年以來的市場化改革，銀行不再是政府的提款機，但地方政府過度舉債和破壞金融生態環境的問題依然突出。為了解決就業、稅收和完成GDP考核，地方政府對銀行信貸投放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干預，地方政府不僅是不可忽視的信貸資金需求者，還積極介入資金配置過程，希望銀行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甚至是扶持一些國家從嚴控制類產業。
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特殊制度背景的資本市場，貸款定價僅僅是商業銀行考慮自身風險溢價的一個簡單問題嗎？銀行貸款是否更愿意向國家產業政策指導的產業傾斜？國有企業是否還得到了銀行的貸款利率優惠？為此，本文擬利用2012年上市公司披露的銀行信貸數據為樣本，就產業政策指導對商業銀行貸款利率的影響進行研究，并考察所有制不同的企業是否存在差別化的貸款利率。二、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法律、政府干預、所有權屬性等制度因素對商業銀行的貸款利率具有重要的影響。
1.法律是信貸市場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完善的司法體系能夠有效地保護債權人利益，降低銀行貸款風險，從而有助于企業獲得更多的銀行貸款[1，2]。司法的執行效率比法律條文對銀行信貸行為的影響更為重要，對轉型國家尤其表現突出[3]。
2.法和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隱含假定是經濟活動不受政府的干預。事實上，政府干預經濟活動的現象廣泛存在于許多國家，特別是存在于轉型經濟體。Berglof和Bolton（2002）研究表明，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大量的信貸資金被配置到生產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而具有活力的新興企業則非常缺乏信貸支持[4]。地方政府通過干預銀行的信貸決策為轄區內的國有企業提供優惠貸款。銀行信貸資金過多地投放于國有企業，即所有制“金融歧視”現象普遍存在。這種干預活動的最重要的問題在于，地方政府的介入破壞了銀行與企業之間基于各自經濟效率最大化基礎上的自由信貸契約，導致銀行信貸資源配置的無效率和銀行壞賬的產生。孫錚等（2005）在研究市場化程度對企業債務期限結構的影響時指出，政府在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保證長期債務契約的順利簽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5]。在銀行公有和企業公有的產權制度安排下，政府干預降低了債務契約的履約成本，從而導致具有“政治關系”的企業在缺乏保護債權人的法律環境下仍能夠獲得銀行長期貸款的支持。方軍雄（2007）的經驗研究表明政府對信貸決策的干預，使得稀缺的資金配置于受政府庇護的企業，可能損害了那些經濟上更有效率但缺乏必要關系的企業[6]。隨著政府干預的減少、市場化程度的提高，非國有企業的貸款份額與國有企業貸款份額之間的差異顯著縮小，貸款期限結構之間的差異也隨之縮小。
3.所有權性質是影響銀行信貸決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克里根（2002）指出，所有權和管理權影響信貸決策的公正性和客觀性，而信貸決策的公正性和客觀性對銀行體系的安全和穩定又是至關重要的[7]。相對國有企業而言，民營企業較難從具有國有背景的商業銀行籌集到資金，或者為了獲得銀行貸款不得不支付更高的成本。Ge和Qiu（2007）的實證研究表明，與國有企業相比，民營企業從銀行獲取貸款的難度更大，同時獲取貸款的數額也更少，銀行對民營企業往往采用更高的信用標準[8]。廖秀梅（2007）在研究會計信息的信貸決策有用性時也發現，所有權性質不同的企業其財務指標的信貸決策有用性存在很大差異[9]。在銀根緊縮的情況下，民營上市公司的負債增長率明顯放緩，長期借款增長率的下降尤為明顯，而同期國有上市公司的長期借款依然保持較快增長，民營上市公司遭受的信貸歧視顯著降低了民營上市公司的股票回報，傷害了民營上市公司投資者的利益。馮曉雷等（2013）的研究卻認為，中國銀行業并不存在對民營企業的信貸歧視，民營企業貸款難的問題不應簡單歸結為國有企業對信貸資源的壟斷，銀行在信貸決策過程中更加關注的是企業的還款能力等硬性指標[10]。
財經理論與實踐（雙月刊）2014年第2期2014年第2期（總第188期）葉建光，李艷紅：所有權、產業政策指導與銀行貸款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