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金融監管改革的主要對策
市場經濟起源于14世紀，資本的原始積累為市場經濟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也加速了市場經濟的確立，工場手工業得到了迅速發展。隨著市場經濟主體在經濟和政治力量上的壯大，客觀上產生了革命要求，市場經濟革命為市場經濟提供了堅實的制度基礎，市場經濟制度最終得以確立。而隨著市場的擴大，市場經濟產生了工業革命的客觀要求，工業革命使工場手工業過渡到機器大工業，工業革命為市場經濟提供了堅實的技術基礎。表面上看起來是資本積累的增加、制度和技術的進步提高了經濟效率，但是本質上是自由競爭創造出的更多的可能性促進了資本積累的增加、制度和技術的進步，而這些要素又進一步促進了經濟效率。但是，這些可能性在擴大了生產可能性邊界的同時也產生了更多的風險，而資本積累的增加、制度和技術的進步在提高了經濟效率的同時，也放大了這些風險，最終導致經濟危機和金融危的頻繁的發生。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自由競爭是收益與風險的根本來源。
自由競爭創造出的可能性本身就是不確定的，它既能產生收益，也蘊含著風險，因此自由競爭產生的收益和風險是一體的，并且是成正比的或者說是對稱的，高收益對應著高風險，低收益對應著低風險。反之，高風險對應著高收益，低風險對應著低收益。如果不對稱，那么就會出現問題。在高收益的時候應加強風險防范，在低收益的時候可放松風險防范。但是，加強風險防范又會造成低收益，低收益又需要放松風險，而放松了風險防范將會形成高收益，而高收益又需要加強風險防范。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強化風險和弱化風險的循環。這也是為什么金融監管在其四個發展階段中不斷在強化與弱化之間轉換的原因。因此，對金融監管的客觀要求實際上是人們對收益與風險的接受程度的選擇，因此導致金融系統以及金融監管波動的根本原因是自由競爭的程度。
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復雜性并非來自于復雜的金融系統，而是來自于自由競爭。金融系統雖然復雜，但是它的演化過程使它內生出穩定的運行機制，在一定的外部條件下完全可以實現相對的穩定。這個外部條件就是自由競爭程度，自由競爭的程度決定了它創造的可能性的發散程度，因此，也決定了金融系統的不確定程度和不穩定程度。自由競爭程度過大會加大它所創造的可能的發散性，從而會加大金融系統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而自由競爭程度過小會加大它所創造的可能的收斂性，或抑制可能，從而使金融系統失去活力；對自由競爭程度進行相機抉擇更會加大金融系統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一是信息不完全會增加風險，二是這種外在的波動性會破壞金融系統內在的穩定機制。金融監管的四個發展階段就是有力的事實論據。
金融監管改革引入系統性風險監管，強化宏觀審慎性監管，重視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實行逆周期監管，這些都是合理的；全面細化金融監管，引入金融消費保護機制，升級銀行業監管標準也是有必要的。但是，所有這些都應該以維護一個固定不變的社會可接受的適度的自由競爭程度為原則。
參考文獻：
[1]紐曼(Newman.P.)，米爾蓋特(Milgate.M.)，伊特韋爾(Eatwell.J.).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M].胡堅，等，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
社，1996.
[2]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3]鄭慧.國際金融監管改革演進與評析——兼論對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影響[J].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2，(4).
[4]周建松.構建宏觀、微觀審慎監管有機結合的新型金融監管體制[J].財貿經濟，2010，(7).
[5]李妍.金融監管制度、金融機構行為與金融穩定[J].金融研究，2010，(9).
[6]李揚，全先銀.危機背景下的全球金融監管改革：分析評價及對中國的啟示[J].中國金融，2009，(17).
[7]唐毅南，陳平.群體動力學和金融危機的預測[J].經濟研究，2009，(5).
[責任編輯 陳鳳雪]
收稿日期：2014-04-19
基金項目：2013年遼寧省社科聯基金項目成果“集聚創新要素，提升木雕企業競爭力的對策研究”（2013LSLKTJJX-07）
作者簡介：陳奇超（1971-），男，遼寧錦州人，講師，從事國際金融研究。
市場經濟起源于14世紀，資本的原始積累為市場經濟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也加速了市場經濟的確立，工場手工業得到了迅速發展。隨著市場經濟主體在經濟和政治力量上的壯大，客觀上產生了革命要求，市場經濟革命為市場經濟提供了堅實的制度基礎，市場經濟制度最終得以確立。而隨著市場的擴大，市場經濟產生了工業革命的客觀要求，工業革命使工場手工業過渡到機器大工業，工業革命為市場經濟提供了堅實的技術基礎。表面上看起來是資本積累的增加、制度和技術的進步提高了經濟效率，但是本質上是自由競爭創造出的更多的可能性促進了資本積累的增加、制度和技術的進步，而這些要素又進一步促進了經濟效率。但是，這些可能性在擴大了生產可能性邊界的同時也產生了更多的風險，而資本積累的增加、制度和技術的進步在提高了經濟效率的同時，也放大了這些風險，最終導致經濟危機和金融危的頻繁的發生。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自由競爭是收益與風險的根本來源。
自由競爭創造出的可能性本身就是不確定的，它既能產生收益，也蘊含著風險，因此自由競爭產生的收益和風險是一體的，并且是成正比的或者說是對稱的，高收益對應著高風險，低收益對應著低風險。反之，高風險對應著高收益，低風險對應著低收益。如果不對稱，那么就會出現問題。在高收益的時候應加強風險防范，在低收益的時候可放松風險防范。但是，加強風險防范又會造成低收益，低收益又需要放松風險，而放松了風險防范將會形成高收益，而高收益又需要加強風險防范。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強化風險和弱化風險的循環。這也是為什么金融監管在其四個發展階段中不斷在強化與弱化之間轉換的原因。因此，對金融監管的客觀要求實際上是人們對收益與風險的接受程度的選擇，因此導致金融系統以及金融監管波動的根本原因是自由競爭的程度。
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復雜性并非來自于復雜的金融系統，而是來自于自由競爭。金融系統雖然復雜，但是它的演化過程使它內生出穩定的運行機制，在一定的外部條件下完全可以實現相對的穩定。這個外部條件就是自由競爭程度，自由競爭的程度決定了它創造的可能性的發散程度，因此，也決定了金融系統的不確定程度和不穩定程度。自由競爭程度過大會加大它所創造的可能的發散性，從而會加大金融系統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而自由競爭程度過小會加大它所創造的可能的收斂性，或抑制可能，從而使金融系統失去活力；對自由競爭程度進行相機抉擇更會加大金融系統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一是信息不完全會增加風險，二是這種外在的波動性會破壞金融系統內在的穩定機制。金融監管的四個發展階段就是有力的事實論據。
金融監管改革引入系統性風險監管，強化宏觀審慎性監管，重視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實行逆周期監管，這些都是合理的；全面細化金融監管，引入金融消費保護機制，升級銀行業監管標準也是有必要的。但是，所有這些都應該以維護一個固定不變的社會可接受的適度的自由競爭程度為原則。
參考文獻：
[1]紐曼(Newman.P.)，米爾蓋特(Milgate.M.)，伊特韋爾(Eatwell.J.).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M].胡堅，等，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
社，1996.
[2]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3]鄭慧.國際金融監管改革演進與評析——兼論對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影響[J].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2，(4).
[4]周建松.構建宏觀、微觀審慎監管有機結合的新型金融監管體制[J].財貿經濟，2010，(7).
[5]李妍.金融監管制度、金融機構行為與金融穩定[J].金融研究，2010，(9).
[6]李揚，全先銀.危機背景下的全球金融監管改革：分析評價及對中國的啟示[J].中國金融，2009，(17).
[7]唐毅南，陳平.群體動力學和金融危機的預測[J].經濟研究，2009，(5).
[責任編輯 陳鳳雪]
收稿日期：2014-04-19
基金項目：2013年遼寧省社科聯基金項目成果“集聚創新要素，提升木雕企業競爭力的對策研究”（2013LSLKTJJX-07）
作者簡介：陳奇超（1971-），男，遼寧錦州人，講師，從事國際金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