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穩步推進資本項目開放
在人民幣對外輸出上，政府可通過有意識地引導輸出人民幣資本和援助資金用于雙邊經貿合作和援助發展計劃，構建人民幣直接投資渠道、擴大投資規模，推動人民幣的資本和援助輸出。同時進一步簡化ODI的審批和辦理流程，允許境外沙發企業通過發行股票、債券、基金、借款等方式融入人民幣資金，增加境外人民幣存量來源。在人民幣境外回流上，根據試點效果，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放開在投資主體、資金來源、投資方向及投資額度等方面的限制：將債券市場境外投資主體擴大至國際組織和各種基金，增加投資額度；逐步向境外非居民開放人民幣投資市場，包括存款、理財產品、基金、債券等；允許更多的境外人民幣通過FDI或RQFII的方式投資境內的實體經濟或證券市場。
（三）加強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
一是豐富離岸人民幣投資產品與投資渠道。隨著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全面推開，人民幣“出境”量逐漸增多，離岸市場既是沙發企業人民幣流通、融資的渠道，同時是金融機構人民幣拆借、購售的市場平臺，離岸市場金融工具匱乏、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有待提高等嚴重制約了離岸市場發展，應大力發展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推進離岸產品創新，為人民幣資金持有者提供多元化的投融資產品，拓寬離岸人民幣投資產品與投資渠道，確保人民幣跨境流通的順暢。二是建立人民幣“境外循環”，避免陷入“迂回陷阱”。在積極借鑒美元借助石油等媒介增加第三方持有和使用經驗的同時，應通過人民幣離岸市場發現人民幣計價資產的境外價格，吸引第三方發行、持有人民幣債券或其他金融產品，促進境外人民幣金融市場逐漸發展，形成人民幣境外循環圈。
（四）建立完善人民幣監測體系
隨著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持續推進，為防范投機資金沖擊實體經濟及人民幣跨境流動對國內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應建立完備的監測體系，加強對跨境人民幣資金的監控：一是對跨境貿易融資、人民幣借款等實行規模管理；二是規范金融機構協議類、代付類等跨境融資處理標準，納入表內核算，真實反映金融機構風險敞口；三是建立與國外央行信息交換，跟蹤監測境外人民幣流動狀況；四是建立有效的監控系統和指標體系，對人民幣流出流入總量、對離岸市場人民幣負債、資本項下各渠道流入流出情況進行實時監控，跟蹤出現的異常流動狀況，及時調整相關政策，有針對性地加以管控。
“日元國際化模式”對人民幣國際化風險控制的啟示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提升和對外交流的擴大，人民幣日益為國際所接受。國際清算銀行近期發布的外匯市場成交量調查報告顯示，人民幣已成為世界第九大交易貨幣，人民幣國際化初顯成效。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繼續推進，金融風險也逐步顯現，如何控制風險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順利開展的前提。從日元國際化的發展過程看，人民幣國際化與日元國際化初期有相同的經濟結構和背景，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借鑒“日元模式”經驗教訓。探究分析日元在國際化風險控制中存在的問題，有助于我們有效控制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潛在風險。
一、日元國際化受制于風險控制
1964年，日本開始了貨幣兌換開放的步伐。20世紀70年代后期，受經常項目收支順差急劇增加、日元對美元匯率升值等壓力影響，大藏省提出了“正視日元國際化，使日元和德國馬克一起發揮國際通貨部分補充機能”的方針，并采取了“大幅度緩和歐洲日元債發行方面的限制”和“促進日元在太平洋地區流通”等政策措施。1980年12月，日本政府修改了《外匯法》，日元經常項目基本上實現了可兌換，對日元資本項目的可兌換也由原則上限制兌換過渡為原則上放開管制。1984年，日本大藏省發表《關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國際化的現狀和展望》政策報告，正式拉開了日元國際化戰略的序幕。1991年，在日本進出口結算中，按日元結算的比重分別達到15.6%和39.4%，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日元的比重也升至8.7%，日元成為多元化儲備貨幣中僅次于美元、德國馬克的國際貨幣。然而，隨著20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日本經濟出現了10年的倒退期，日本經濟的國際地位顯著下降，日元匯率劇烈波動，國際貿易中按日元結算的比重、各國外匯儲備中日元比重和銀行對外資產中日元資產的比重均出現了不同幅度的下降，日元國際化出現倒退。2001年，日元在全球儲備資產總額中所占的比例只有4.9%，遠低于美元的68.3%和馬克的13.0% 。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日本政府在推進日元國際化進程中沒能有效地控制相關風險。
（一）風險控制弱化使貨幣政策“被綁架”
日本政府在快速推進日元國際化進程中，貨幣政策并未跟上。日元國際化伴隨著日本的貨幣擴張，金融資產泡沫被不斷吹大，日本本應提高利率來抑制資產膨脹，但如果通過采取提高利率的方法來控制就會導致大量套利資金的流入，這樣就給日元升值帶來更大的壓力。可以說，日本當時已經完全無法根據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來調節貨幣政策了，國內政策已為日元國際化和日元升值所“綁架”，外部的均衡壓力迫使日本不得不放棄本國經濟的需要。
（二）風險控制薄弱使日元匯率調控能力缺失
日元匯率常常在短期內大起大落， 在1973—1995年， 日元兌美元匯率變動超過10%的情況出現過8次；1985—1986年曾出現過日元升值40.5%的波動記錄；在1998年10月7日至9日，日元兌美元匯率曾高達15%以上。日元匯率頻繁大幅波動，給持有日元資產的國家帶來很大的損失。為降低匯率風險，各國本能地排斥將日元作為儲備貨幣，或在貿易結算中減少使用日元。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說明了日本政府缺乏安全調控本國貨幣的能力， 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日元匯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美元， 其獨立性尚未真正形成。
（三）風險控制滯后使國內金融市場發展不完善
日本政府對金融業的管制十分嚴格，其國內金融市場始終比較封閉，金融市場化程度低，票據、債券、外匯等金融工具類型單一、流動性差，再加上較高的匯率風險，國際資本很難被吸引進入日本資本市場。20世紀80年代以后， 日本出臺了一系列的資本自由化的舉措， 使資本項目得以發展。但是隨著資本市場的迅速開放， 日本的金融監管卻顯得極為滯后。例如， 日本鼓勵歐洲日元債券等離岸金融業務的發展，卻沒有出臺相應的監管措施，從而加劇了日本股市和不動產市場的價格高漲，吹高了泡沫經濟。
在人民幣對外輸出上，政府可通過有意識地引導輸出人民幣資本和援助資金用于雙邊經貿合作和援助發展計劃，構建人民幣直接投資渠道、擴大投資規模，推動人民幣的資本和援助輸出。同時進一步簡化ODI的審批和辦理流程，允許境外沙發企業通過發行股票、債券、基金、借款等方式融入人民幣資金，增加境外人民幣存量來源。在人民幣境外回流上，根據試點效果，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放開在投資主體、資金來源、投資方向及投資額度等方面的限制：將債券市場境外投資主體擴大至國際組織和各種基金，增加投資額度；逐步向境外非居民開放人民幣投資市場，包括存款、理財產品、基金、債券等；允許更多的境外人民幣通過FDI或RQFII的方式投資境內的實體經濟或證券市場。
（三）加強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
一是豐富離岸人民幣投資產品與投資渠道。隨著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全面推開，人民幣“出境”量逐漸增多，離岸市場既是沙發企業人民幣流通、融資的渠道，同時是金融機構人民幣拆借、購售的市場平臺，離岸市場金融工具匱乏、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有待提高等嚴重制約了離岸市場發展，應大力發展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推進離岸產品創新，為人民幣資金持有者提供多元化的投融資產品，拓寬離岸人民幣投資產品與投資渠道，確保人民幣跨境流通的順暢。二是建立人民幣“境外循環”，避免陷入“迂回陷阱”。在積極借鑒美元借助石油等媒介增加第三方持有和使用經驗的同時，應通過人民幣離岸市場發現人民幣計價資產的境外價格，吸引第三方發行、持有人民幣債券或其他金融產品，促進境外人民幣金融市場逐漸發展，形成人民幣境外循環圈。
（四）建立完善人民幣監測體系
隨著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持續推進，為防范投機資金沖擊實體經濟及人民幣跨境流動對國內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應建立完備的監測體系，加強對跨境人民幣資金的監控：一是對跨境貿易融資、人民幣借款等實行規模管理；二是規范金融機構協議類、代付類等跨境融資處理標準，納入表內核算，真實反映金融機構風險敞口；三是建立與國外央行信息交換，跟蹤監測境外人民幣流動狀況；四是建立有效的監控系統和指標體系，對人民幣流出流入總量、對離岸市場人民幣負債、資本項下各渠道流入流出情況進行實時監控，跟蹤出現的異常流動狀況，及時調整相關政策，有針對性地加以管控。
“日元國際化模式”對人民幣國際化風險控制的啟示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提升和對外交流的擴大，人民幣日益為國際所接受。國際清算銀行近期發布的外匯市場成交量調查報告顯示，人民幣已成為世界第九大交易貨幣，人民幣國際化初顯成效。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繼續推進，金融風險也逐步顯現，如何控制風險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順利開展的前提。從日元國際化的發展過程看，人民幣國際化與日元國際化初期有相同的經濟結構和背景，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借鑒“日元模式”經驗教訓。探究分析日元在國際化風險控制中存在的問題，有助于我們有效控制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潛在風險。
一、日元國際化受制于風險控制
1964年，日本開始了貨幣兌換開放的步伐。20世紀70年代后期，受經常項目收支順差急劇增加、日元對美元匯率升值等壓力影響，大藏省提出了“正視日元國際化，使日元和德國馬克一起發揮國際通貨部分補充機能”的方針，并采取了“大幅度緩和歐洲日元債發行方面的限制”和“促進日元在太平洋地區流通”等政策措施。1980年12月，日本政府修改了《外匯法》，日元經常項目基本上實現了可兌換，對日元資本項目的可兌換也由原則上限制兌換過渡為原則上放開管制。1984年，日本大藏省發表《關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國際化的現狀和展望》政策報告，正式拉開了日元國際化戰略的序幕。1991年，在日本進出口結算中，按日元結算的比重分別達到15.6%和39.4%，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日元的比重也升至8.7%，日元成為多元化儲備貨幣中僅次于美元、德國馬克的國際貨幣。然而，隨著20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日本經濟出現了10年的倒退期，日本經濟的國際地位顯著下降，日元匯率劇烈波動，國際貿易中按日元結算的比重、各國外匯儲備中日元比重和銀行對外資產中日元資產的比重均出現了不同幅度的下降，日元國際化出現倒退。2001年，日元在全球儲備資產總額中所占的比例只有4.9%，遠低于美元的68.3%和馬克的13.0% 。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日本政府在推進日元國際化進程中沒能有效地控制相關風險。
（一）風險控制弱化使貨幣政策“被綁架”
日本政府在快速推進日元國際化進程中，貨幣政策并未跟上。日元國際化伴隨著日本的貨幣擴張，金融資產泡沫被不斷吹大，日本本應提高利率來抑制資產膨脹，但如果通過采取提高利率的方法來控制就會導致大量套利資金的流入，這樣就給日元升值帶來更大的壓力。可以說，日本當時已經完全無法根據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來調節貨幣政策了，國內政策已為日元國際化和日元升值所“綁架”，外部的均衡壓力迫使日本不得不放棄本國經濟的需要。
（二）風險控制薄弱使日元匯率調控能力缺失
日元匯率常常在短期內大起大落， 在1973—1995年， 日元兌美元匯率變動超過10%的情況出現過8次；1985—1986年曾出現過日元升值40.5%的波動記錄；在1998年10月7日至9日，日元兌美元匯率曾高達15%以上。日元匯率頻繁大幅波動，給持有日元資產的國家帶來很大的損失。為降低匯率風險，各國本能地排斥將日元作為儲備貨幣，或在貿易結算中減少使用日元。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說明了日本政府缺乏安全調控本國貨幣的能力， 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日元匯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美元， 其獨立性尚未真正形成。
（三）風險控制滯后使國內金融市場發展不完善
日本政府對金融業的管制十分嚴格，其國內金融市場始終比較封閉，金融市場化程度低，票據、債券、外匯等金融工具類型單一、流動性差，再加上較高的匯率風險，國際資本很難被吸引進入日本資本市場。20世紀80年代以后， 日本出臺了一系列的資本自由化的舉措， 使資本項目得以發展。但是隨著資本市場的迅速開放， 日本的金融監管卻顯得極為滯后。例如， 日本鼓勵歐洲日元債券等離岸金融業務的發展，卻沒有出臺相應的監管措施，從而加劇了日本股市和不動產市場的價格高漲，吹高了泡沫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