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風險控制缺失使其不斷承受其他國家施加的壓力
日元國際化進程中，美國施加的壓力始終存在，甚至在一些政策選擇上占據了主導作用，日本始終無法獲得在貨幣國際化上的主導權。例如，日元的迂回流動就是在日本在受到美國的壓力下，所采取的消極推動日元國際化的策略。日本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實施金融自由化改革，并于1986年建立了“日本離岸市場”（JOM），此后日元資金大量流入中國香港，香港地區對日本銀行負債規模也不斷增加，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度接近香港對海外銀行總負債的70%。但卻沒有跡象表明巨額的日元資金直接流向其他亞洲國家（地區），而且這些日元資金也沒有沉淀在中國香港參與資本交易，而是大部分又通過日本的海外分行回流到日本總部或者直接借貸給了受國內貸款制約較多的日本沙發企業，中國香港成為了日本銀行從事“迂回交易”的場所。這也導致海外金融市場上日元使用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在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場中，美元在投資交易中具有絕對的優勢，日元在衍生品交易中的占比甚至不到美元的5%， 即使和歐元相比，也僅是它的1/6，日元在國際投資交易貨幣的競爭中處于明顯的劣勢，嚴重影響了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見圖1、圖2）。
二、日元模式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風險控制的啟示
（一）擴大貨幣政策的國際視野，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
隨著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化，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應具有更廣的國際視野，應充分考慮跨境資金流動的影響，避免日本貨幣政策的“被綁架”結局。應當積極研究逆周期調節的貨幣政策調控思路，擇機調整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在條件成熟時，選擇利率作為主要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更加靈活地運用公開市場操作等三大政策工具和其他間接調控手段，正確發揮其化解風險的作用。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穩步提高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減少因境內外利差和匯差而可能產生的資金跨境流動規模，為貨幣政策創造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同時，通過貨幣互換等途徑不斷加深與其他國家和地區貨幣當局的合作，進一步豐富和拓展合作的內涵、合作的國家和地區，建設貨幣政策國際溝通協調機制。
（二）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市場建設
由于日本國內金融市場長期封閉， 日本金融機構的國際化不得不走上一條追求“量的擴張”的道路， 結果是不僅未能促進日元國際化的進展， 反而成為其重大的障礙。成熟的國內金融市場和國際離岸金融市場是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重要基礎和保障，也是防范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各種風險的有效手段。因此應當推動金融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有步驟、有重點地發展和完善我國的金融市場，加快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的步伐，提高金融市場開放度和流動性。進一步支持中國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建設，形成安全、有效的人民幣回流渠道，同時推動建立一個完全市場化的人民幣利率指標體系，為國內的外匯市場提供重要參考。積極推進金融產品創新，依靠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推動金融交易電子化和金融產品多樣化，提升金融市場成熟度，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同時，對于金融市場的有效監管也應一并而行。
（三）建立跨境人民幣流動監測分析機制，做好風險預警
一是依托RCPMIS系統和非現場監測預警系統，對人民幣跨境流動進行動態監測，分析評估一定時期內或某一時點人民幣跨境流動規模、流動速度、流動方向、流動途徑等，以及貨幣資金價格的變動情況，識別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金融風險和傳導機理，通過設置能夠判斷人民幣國際化的金融風險程度的指標體系，科學地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金融風險進行監測和預警。二是通過與境外清算行、境外貨幣當局等機構的合作，建立對離岸市場及境外人民幣資金規模、期限、機構分布、主要來源用途等情況的監測機制，結合全球宏觀經濟金融形勢，分析預測資本流動給國內帶來的影響，為及時或提前采取應對措施提供參考依據。
（四）加強區域經濟金融合作，獲得亞洲周邊國家的支持
一國貨幣的國際化，如果脫離與之密切關聯的經貿與投資網絡，是不可能存在的。美元、馬克、歐元， 其國際貨幣職能得以發揮的基礎條件，便是以貿易和直接投資形成的交易網絡。因為只有在這個網絡內，一國貨幣的使用頻率增加、交易量擴大，從而通過該貨幣自身的自我強化機制形成交易慣性，一國貨幣才有可能逐步發展成為國際貨幣。在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放任日元大幅貶值的不負責任做法使得亞洲國家和地區對日本普遍缺乏信任。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 我們要主動建立和參與區域合作組織，加強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金融貨幣合作，例如參與建立類似“清邁多邊化協議”等區域性多邊合作體系，以承擔大國責任、維護區域金融穩定。同時應該從加強人民幣交易結算網絡系統入手， 注重發展我國在亞洲區域內貿易和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 擴大人民幣計價在進出口貿易中的比例， 規避外匯風險。
（五）處理好參與國際協調與穩定國內金融秩序的關系
在經濟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一個開放經濟體必須積極參與國際協調，主動、適時地進行必要的政策調整，但是也不能因外部壓力而放棄自主性。在參與國際政策協調過程中，特別是在調整與美元匯率關系的協調過程中，既要顧及國內金融秩序的穩定，又要積極主動進行相應的政策調整。日本曾經迫于美國的壓力被動地調整政策，對日元國際化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在這方面，我們要保持宏觀政策的獨立性。既要堅持主動性、不能因外部壓力而動，也不能因外部壓力而不動，延緩了國際化進程，影響大局。同時應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強大的經濟實力是實現貨幣國際化的根本保證。只有以強大的經濟實力做基礎，才能更好地抵御發達國家強加的政治和經濟壓力，才能為人民幣國際化的穩步推進提供基礎。
（徐建平，中國人民銀行聊城市中心支行）
（責任編輯 孫 軍；校對 XY，SJ）
日元國際化進程中，美國施加的壓力始終存在，甚至在一些政策選擇上占據了主導作用，日本始終無法獲得在貨幣國際化上的主導權。例如，日元的迂回流動就是在日本在受到美國的壓力下，所采取的消極推動日元國際化的策略。日本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實施金融自由化改革，并于1986年建立了“日本離岸市場”（JOM），此后日元資金大量流入中國香港，香港地區對日本銀行負債規模也不斷增加，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度接近香港對海外銀行總負債的70%。但卻沒有跡象表明巨額的日元資金直接流向其他亞洲國家（地區），而且這些日元資金也沒有沉淀在中國香港參與資本交易，而是大部分又通過日本的海外分行回流到日本總部或者直接借貸給了受國內貸款制約較多的日本沙發企業，中國香港成為了日本銀行從事“迂回交易”的場所。這也導致海外金融市場上日元使用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在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場中，美元在投資交易中具有絕對的優勢，日元在衍生品交易中的占比甚至不到美元的5%， 即使和歐元相比，也僅是它的1/6，日元在國際投資交易貨幣的競爭中處于明顯的劣勢，嚴重影響了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見圖1、圖2）。
二、日元模式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風險控制的啟示
（一）擴大貨幣政策的國際視野，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
隨著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化，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應具有更廣的國際視野，應充分考慮跨境資金流動的影響，避免日本貨幣政策的“被綁架”結局。應當積極研究逆周期調節的貨幣政策調控思路，擇機調整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在條件成熟時，選擇利率作為主要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更加靈活地運用公開市場操作等三大政策工具和其他間接調控手段，正確發揮其化解風險的作用。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穩步提高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減少因境內外利差和匯差而可能產生的資金跨境流動規模，為貨幣政策創造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同時，通過貨幣互換等途徑不斷加深與其他國家和地區貨幣當局的合作，進一步豐富和拓展合作的內涵、合作的國家和地區，建設貨幣政策國際溝通協調機制。
（二）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市場建設
由于日本國內金融市場長期封閉， 日本金融機構的國際化不得不走上一條追求“量的擴張”的道路， 結果是不僅未能促進日元國際化的進展， 反而成為其重大的障礙。成熟的國內金融市場和國際離岸金融市場是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重要基礎和保障，也是防范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各種風險的有效手段。因此應當推動金融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有步驟、有重點地發展和完善我國的金融市場，加快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的步伐，提高金融市場開放度和流動性。進一步支持中國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建設，形成安全、有效的人民幣回流渠道，同時推動建立一個完全市場化的人民幣利率指標體系，為國內的外匯市場提供重要參考。積極推進金融產品創新，依靠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推動金融交易電子化和金融產品多樣化，提升金融市場成熟度，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同時，對于金融市場的有效監管也應一并而行。
（三）建立跨境人民幣流動監測分析機制，做好風險預警
一是依托RCPMIS系統和非現場監測預警系統，對人民幣跨境流動進行動態監測，分析評估一定時期內或某一時點人民幣跨境流動規模、流動速度、流動方向、流動途徑等，以及貨幣資金價格的變動情況，識別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金融風險和傳導機理，通過設置能夠判斷人民幣國際化的金融風險程度的指標體系，科學地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金融風險進行監測和預警。二是通過與境外清算行、境外貨幣當局等機構的合作，建立對離岸市場及境外人民幣資金規模、期限、機構分布、主要來源用途等情況的監測機制，結合全球宏觀經濟金融形勢，分析預測資本流動給國內帶來的影響，為及時或提前采取應對措施提供參考依據。
（四）加強區域經濟金融合作，獲得亞洲周邊國家的支持
一國貨幣的國際化，如果脫離與之密切關聯的經貿與投資網絡，是不可能存在的。美元、馬克、歐元， 其國際貨幣職能得以發揮的基礎條件，便是以貿易和直接投資形成的交易網絡。因為只有在這個網絡內，一國貨幣的使用頻率增加、交易量擴大，從而通過該貨幣自身的自我強化機制形成交易慣性，一國貨幣才有可能逐步發展成為國際貨幣。在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放任日元大幅貶值的不負責任做法使得亞洲國家和地區對日本普遍缺乏信任。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 我們要主動建立和參與區域合作組織，加強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金融貨幣合作，例如參與建立類似“清邁多邊化協議”等區域性多邊合作體系，以承擔大國責任、維護區域金融穩定。同時應該從加強人民幣交易結算網絡系統入手， 注重發展我國在亞洲區域內貿易和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 擴大人民幣計價在進出口貿易中的比例， 規避外匯風險。
（五）處理好參與國際協調與穩定國內金融秩序的關系
在經濟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一個開放經濟體必須積極參與國際協調，主動、適時地進行必要的政策調整，但是也不能因外部壓力而放棄自主性。在參與國際政策協調過程中，特別是在調整與美元匯率關系的協調過程中，既要顧及國內金融秩序的穩定，又要積極主動進行相應的政策調整。日本曾經迫于美國的壓力被動地調整政策，對日元國際化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在這方面，我們要保持宏觀政策的獨立性。既要堅持主動性、不能因外部壓力而動，也不能因外部壓力而不動，延緩了國際化進程，影響大局。同時應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強大的經濟實力是實現貨幣國際化的根本保證。只有以強大的經濟實力做基礎，才能更好地抵御發達國家強加的政治和經濟壓力，才能為人民幣國際化的穩步推進提供基礎。
（徐建平，中國人民銀行聊城市中心支行）
（責任編輯 孫 軍；校對 XY，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