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校是中國技術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的生力軍，然而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高校科技成果的轉化率明顯偏低。制約中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因素很多，歸納起來可以分為高校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從協同理論的視角，對中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路徑進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中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的提高。
關鍵詞：協同理論視角；高校科技成果轉化；路徑分析
中圖分類號：G3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8-0040-03
引言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日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為此，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校作為人才培養的搖籃、科技創新的源泉、教育傳播的高地，具有知識密集、人才密集和技術密集等優勢，理應成為中國技術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的生力軍，然而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明顯偏低。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志珍在2010年3月全國政協會上發言時指出，目前中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大約為25%，真正實現產業化的不足5%，與發達國家80%的轉化率差距甚遠[1]。造成這種差距的原因，主要是在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方面存在很多制約因素，如管理體制不科學、獎勵機制不合理等，導致很多科技成果“束之高閣”。鑒于此，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開始關注中國高校科技成果的轉化問題。
制約中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因素的因素很多，而且復雜，因此從協同理論的視角對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路徑進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中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的提高。
一、文獻綜述
在中國知網上，以“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可以發現，在2010—2013年四年間發表的相關論文高達24 852篇。可見中國學術界對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關注度之高。
通過學習研究相關論文，發現學術界對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障礙因素研究，如管理體制不順，應用推廣資金缺乏，信息不對稱，科技成果不接地氣等。（2）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對策及措施研究，如加強校企橫向聯合，創辦大學科技園，建立健全服務保障體系等，這些措施由于缺乏“協同性”和系統性，產生的效果并不太理想。（3）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中外比較研究。這類文獻主要是通過對西方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的介紹，以期對中國科技成果轉化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往往泛泛而談，缺乏系統的總結。
二、協同管理理論概述
簡言之，協同管理就是“協同作戰”，即將協同論與管理理論有機結合，將局部力量進行優化組合，從而使系統產生1+1>2的效應。中國專家學者對協同理論的研究起步較晚，直到近代才形成一定的理論體系，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協同管理的基本原理、實施條件和運行機制等方面。
國外對協同理論的研究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由德國著名理論物理學家赫爾曼提出。之后學者們對該理論進行了發展和完善，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協同理論內涵的界定及其在沙發企業管理方面的應用。
三、制約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因素分析
制約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因素很多，歸納起來可以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兩個方面：
（一）高校科技管理體制不利于科技成果轉化
內因：（1）長期以來中國高校多沿用校、院、系的條塊科研管理模式，在這種管理模式下，科研人員和儀器設備被限制在各個院系[2]。科技人員和資源很難優化整合，形成合力。（2）高校科研管理組織機構大多仍采用縱向分級管理模式，強調校級管理職權與自上而下的職權等級，使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形成等級明顯、主動被動的對立關系，導致院系缺乏科研管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3）高校內部沒有設置負責科技成果轉化的專門機構或者雖有機構但未能配備既懂技術又懂經營的復合型人才。
外因：（1）外部市場對高校成果的需求，是高校科研成果能夠轉化的前提條件。但長期以來科技與經濟兩個系統獨立運行，導致高校科技人員對沙發企業的實際需求和市場缺乏必要的了解，導致高校科技成果與市場需求不協調。（2）中國現行的科研項目立項的程序是國家計劃立項→政府財政撥款→高校進行研究→結題驗收。這種程序導致科學研究與市場嚴重脫節。
（二）高校科技評價體系不盡科學合理
內因：（1）目前高校的科技成果評價指標體系存在“重數量輕質量”的問題。（2）將SCI論文數量作為衡量科技人員學術水平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尺度[3]。據有關資料顯示，73%的高校在評審教授崗位時要求必須主持國家級科研項目。上述因素導致高校科技人員更注重學術價值，以符合評獎、評職稱、住房分配、工資福利等的需要，而不愿意關注科技成果的轉化。
外因：（1）政府有關管理部門的學科評估指標體系、國家重點基地和高端人才評選標準等對高校科技評價工作形成較大的制約甚至誤導作用；政府科技獎勵制度對高校科技評價形成的不良影響和錯誤導向。（2）大學排行榜的壓力。目前，各種大學排行榜的評價指標體系大同小異，幾個有影響力的大學排名指標體系，幾乎都將論文數量、科研經費數量作為評價大學科研實力的標準，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高校對科研數量指標的畸形重視。（3）高校具有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服務社會三大功能，但是目前高校服務社會的評價機制和考核制度還沒建立。
（三）沒有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
內因：高校科技人員為學校創造了財富，理應得到合理的回報，但是高校在制定科技成果轉化政策時，未能充分考慮科技人員的勞動價值和精神貢獻，未能遵循科技成果轉化的市場運行規律，未能將科技人員的收益與科技成果轉化效益掛鉤，反而以職務發明為由，過分強調學校的利益，這就遏制了科技人員從事技術開發和成果轉化的積極性。
外因：（1）中國1996年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1999年的《關于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若干規定》、2002年《關于國家科研計劃項目研究成果知識產權管理的若干規定》等，致力于激勵廣大科技人員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但很多政策的規定過于籠統，操作上存在一定的障礙。（2）高校在與沙發企業合作中，總擔心國有資產流失，往往“開價”較高。但是沙發企業所承擔的風險十分巨大，研制、開發、生產、銷售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差錯，所有投入都將付之東流，所以在利益分配上往往要求占絕對優勢。高校與沙發企業利益分配的沖突，也阻礙了高校科技成果的轉化。
（四）缺少推動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平臺和中介機構
內因：由于受思想觀念的影響，在高校內部機構設置中缺乏為科技成果轉化的服務機構，科技管理部門往往更注重管理而非把成果推向市場，實現經濟價值。
外因：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為高校和沙發企業之間起到“牽線搭橋”的作用，但是中國的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發育還很不成熟，很不完善[4]：（1）科技服務機構數量少。（2）傳遞的信息不夠及時和準確。（3）運行機制未完全按市場機制運行。（4）從業人員的素質有待提高。（5）服務職能不完善，缺少科技成果流通的一些必要環節。如科技成果的評估、技術交易保險等。
四、基于協同理論視角的高校科技成果轉化路徑分析
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它涉及到高校、沙發企業、科技中介、國家管理部門等諸多要素，只有從協同理論的視角分析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路徑保持協同運行，才能有效促進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
關鍵詞：協同理論視角；高校科技成果轉化；路徑分析
中圖分類號：G3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8-0040-03
引言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日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為此，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校作為人才培養的搖籃、科技創新的源泉、教育傳播的高地，具有知識密集、人才密集和技術密集等優勢，理應成為中國技術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的生力軍，然而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明顯偏低。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志珍在2010年3月全國政協會上發言時指出，目前中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大約為25%，真正實現產業化的不足5%，與發達國家80%的轉化率差距甚遠[1]。造成這種差距的原因，主要是在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方面存在很多制約因素，如管理體制不科學、獎勵機制不合理等，導致很多科技成果“束之高閣”。鑒于此，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開始關注中國高校科技成果的轉化問題。
制約中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因素的因素很多，而且復雜，因此從協同理論的視角對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路徑進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中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的提高。
一、文獻綜述
在中國知網上，以“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可以發現，在2010—2013年四年間發表的相關論文高達24 852篇。可見中國學術界對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關注度之高。
通過學習研究相關論文，發現學術界對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障礙因素研究，如管理體制不順，應用推廣資金缺乏，信息不對稱，科技成果不接地氣等。（2）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對策及措施研究，如加強校企橫向聯合，創辦大學科技園，建立健全服務保障體系等，這些措施由于缺乏“協同性”和系統性，產生的效果并不太理想。（3）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中外比較研究。這類文獻主要是通過對西方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的介紹，以期對中國科技成果轉化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往往泛泛而談，缺乏系統的總結。
二、協同管理理論概述
簡言之，協同管理就是“協同作戰”，即將協同論與管理理論有機結合，將局部力量進行優化組合，從而使系統產生1+1>2的效應。中國專家學者對協同理論的研究起步較晚，直到近代才形成一定的理論體系，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協同管理的基本原理、實施條件和運行機制等方面。
國外對協同理論的研究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由德國著名理論物理學家赫爾曼提出。之后學者們對該理論進行了發展和完善，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協同理論內涵的界定及其在沙發企業管理方面的應用。
三、制約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因素分析
制約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因素很多，歸納起來可以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兩個方面：
（一）高校科技管理體制不利于科技成果轉化
內因：（1）長期以來中國高校多沿用校、院、系的條塊科研管理模式，在這種管理模式下，科研人員和儀器設備被限制在各個院系[2]。科技人員和資源很難優化整合，形成合力。（2）高校科研管理組織機構大多仍采用縱向分級管理模式，強調校級管理職權與自上而下的職權等級，使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形成等級明顯、主動被動的對立關系，導致院系缺乏科研管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3）高校內部沒有設置負責科技成果轉化的專門機構或者雖有機構但未能配備既懂技術又懂經營的復合型人才。
外因：（1）外部市場對高校成果的需求，是高校科研成果能夠轉化的前提條件。但長期以來科技與經濟兩個系統獨立運行，導致高校科技人員對沙發企業的實際需求和市場缺乏必要的了解，導致高校科技成果與市場需求不協調。（2）中國現行的科研項目立項的程序是國家計劃立項→政府財政撥款→高校進行研究→結題驗收。這種程序導致科學研究與市場嚴重脫節。
（二）高校科技評價體系不盡科學合理
內因：（1）目前高校的科技成果評價指標體系存在“重數量輕質量”的問題。（2）將SCI論文數量作為衡量科技人員學術水平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尺度[3]。據有關資料顯示，73%的高校在評審教授崗位時要求必須主持國家級科研項目。上述因素導致高校科技人員更注重學術價值，以符合評獎、評職稱、住房分配、工資福利等的需要，而不愿意關注科技成果的轉化。
外因：（1）政府有關管理部門的學科評估指標體系、國家重點基地和高端人才評選標準等對高校科技評價工作形成較大的制約甚至誤導作用；政府科技獎勵制度對高校科技評價形成的不良影響和錯誤導向。（2）大學排行榜的壓力。目前，各種大學排行榜的評價指標體系大同小異，幾個有影響力的大學排名指標體系，幾乎都將論文數量、科研經費數量作為評價大學科研實力的標準，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高校對科研數量指標的畸形重視。（3）高校具有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服務社會三大功能，但是目前高校服務社會的評價機制和考核制度還沒建立。
（三）沒有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
內因：高校科技人員為學校創造了財富，理應得到合理的回報，但是高校在制定科技成果轉化政策時，未能充分考慮科技人員的勞動價值和精神貢獻，未能遵循科技成果轉化的市場運行規律，未能將科技人員的收益與科技成果轉化效益掛鉤，反而以職務發明為由，過分強調學校的利益，這就遏制了科技人員從事技術開發和成果轉化的積極性。
外因：（1）中國1996年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1999年的《關于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若干規定》、2002年《關于國家科研計劃項目研究成果知識產權管理的若干規定》等，致力于激勵廣大科技人員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但很多政策的規定過于籠統，操作上存在一定的障礙。（2）高校在與沙發企業合作中，總擔心國有資產流失，往往“開價”較高。但是沙發企業所承擔的風險十分巨大，研制、開發、生產、銷售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差錯，所有投入都將付之東流，所以在利益分配上往往要求占絕對優勢。高校與沙發企業利益分配的沖突，也阻礙了高校科技成果的轉化。
（四）缺少推動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平臺和中介機構
內因：由于受思想觀念的影響，在高校內部機構設置中缺乏為科技成果轉化的服務機構，科技管理部門往往更注重管理而非把成果推向市場，實現經濟價值。
外因：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為高校和沙發企業之間起到“牽線搭橋”的作用，但是中國的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發育還很不成熟，很不完善[4]：（1）科技服務機構數量少。（2）傳遞的信息不夠及時和準確。（3）運行機制未完全按市場機制運行。（4）從業人員的素質有待提高。（5）服務職能不完善，缺少科技成果流通的一些必要環節。如科技成果的評估、技術交易保險等。
四、基于協同理論視角的高校科技成果轉化路徑分析
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它涉及到高校、沙發企業、科技中介、國家管理部門等諸多要素，只有從協同理論的視角分析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路徑保持協同運行，才能有效促進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