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口老齡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國的同時，中國大城市也面臨突出的老齡化問題，亟待完善養老保障體系成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焦點。作為一線大城市，北京已經進入老齡化時期，需要在養老問題上有更為深入的思考。將養老問題分為生存保障和發展保障兩個部分，以養老金、醫療和服務為具體形式，通過對制度層面和生活模式層面進行分析，發現當前適合北京的養老模式應為社區居家養老模式。
關鍵詞：養老金制度；養老服務；社區居家養老
中圖分類號：F84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8-0073-07
北京作為中國首都，承載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等多重城市職能，其發展的現代化和國際化水平直追世界一流大城市，所以也更早體現出城市人口規模壓力和老齡化壓力對城市社會保障制度安排影響的動態效應。應對養老問題的多種養老模式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如居家養老、機構養老、社區養老等各色養老模式可供選擇，然而任何一種養老模式必然體現出老年群體的基本需求與更高追求之間的不同形式的平衡性。由此本文進行相關探討，以期為北京養老保障相關發展提供一些借鑒。
一、養老問題研究的基本邏輯
研究養老問題，應當首先從其主體，即老年人群體的需求入手，解讀老年人福利中的生存保障和發展保障兩個基本面；其次，進入其保障手段中的經濟手段和非經濟手段的實現方式層面；再次，深入分析與幾個層次相對應的養老金、醫療與配套服務等具體表現形式；最后，歸納出兩個最重要的一般表現形式：第一，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博弈結果成為了階段性的養老制度安排，并會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條件變化而呈現出變遷的態勢；第二，養老模式，即具體的老年人生活方式，充分體現了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社會以何種方式實現老年人生存和發展保障的需要。
這一問題研究脈絡（如下圖所示）：
通過以上切入點來看，針對老年人群體需求的養老問題，根本上可以從生存保障和發展保障兩個方面進行認識。生存保障的核心在于基本物質保障和基本生理保障，兩者的最終結合點在養老和醫療保險基金的資金層面。發展保障的核心則在于公共服務和配套設施建設，兩者構成了老年人生活環境中的外部環境，并以針對性的養老服務滿足老年人個性化及社會化需求。這種保障的實現方式則是憑借經濟手段與非經濟手段兩方面的共同作用，在養老金方面，部分以相關法律制度進行規范和約束，部分則遵循市場原則，而醫療與養老服務不但需要政府等公共服務部門的積極參與，也需要依靠市場機制優化資源配置，充分實現公平與效率相兼顧。
由當前養老體系中養老金、醫療、服務三個具體表現方面，可提取出兩個重要一般表現形式：制度保障和養老模式。前者的行為主體關系到政府中政策指導部門和受益的老年人群體，后者的行為主體則主要聯結了政府中公共服務部門、靈活的市場和受益的老年人群體，而二者的共同點則在于同屬于養老保障環境層面的內容，進一步作為遞進的層次，制度保障的績效表現最終回到養老模式的具體層面上。
北京市作為現代化、國際化水平較高的大城市，其老齡化壓力誘發的各項改革政策和措施，離不開借鑒發達國家的相關制度及生活模式。這里以北京市為例，以養老金、醫療和相關服務等具體內容為主要考察對象，對其養老保障制度變遷和養老模式進行分析和總結，并借鑒各國相關經驗進行國際比較。
二、北京市養老保障制度變遷歷程
北京市的老年人福利制度發展經歷了數次變遷，這里從保障基本物質生活的老年收入問題，保障基本生理生活的醫療問題兩個方面入手，對相關制度安排變化加以解讀。
（一）北京市養老制度變遷的描述性分析
1.老年收入問題：基本物質保障。在老年人收入問題上，養老金的規模和分配是最為基本的問題。
現代國家的養老金制度當前大部分采用多支柱模式，一般由三支柱構成：第一支柱是基本養老保險，政府強制征收養老保險費來提供，采取現收現付制管理模式；第二支柱以沙發企業年金等為代表，通常由雇主發起設立，雇主與職工共同繳費，采取基金積累制，并投資于資本市場；第三支柱則是根據私人意愿購買的商業保險，同樣投資于資本市場。根據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06年頒布的《北京市基本養老保險規定》，基本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與個人賬戶養老金組成，北京市養老金支柱模式由基本養老保險、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三支柱構成。
比較分析北京和四國養老金支柱模式，可以發現北京在三支柱模式的形式上與發達國家并沒有特別明顯的差距。但實際上，由于國內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尚不完善，目前的養老基金仍以現收現付制為主，尚不能有效發揮個人積累賬戶的保障作用，基金規模的增長也較為緩慢，但未來將養老金投入資本市場運作的方向卻是短期內不會改變的。
觀察北京市養老保險參保數據變化，在2004年后，伴隨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改革政策逐步發力，北京市參保人員增幅明顯上升，其中農村養老保險參與人數增加更加突出；同時產生較大變動的還有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最低標準的增量，與參保人員增量呈現出每兩三年漸次相互超越的增加趨勢，顯示二者可能存在著互為因果的螺旋上升發展關系。而相對于這兩項變量的增加趨勢，養老保險基金支出的增加值也在2005年后呈現出較明顯的快速上升趨勢，并保持較為平穩的發展步調。
2.老年醫療保障問題：基本生理保障。現代老年人福利的發展取向，一方面是充分的物質生理保障，包括養老金和基本醫療，另一方面是擴展的身心發展空間，包括老年服務和養老模式的選擇問題。歸根結底，都是要將老年人以更為合乎社會發展的方式重新納入社會體系中，體現社會對做出貢獻群體的合理報償，并避免其真正脫離社會可能導致的身心不協調或陷入不良境遇。
因此，養老問題中的老年醫療保障就成為了一個關鍵議題，在老年醫療保障問題中，醫療保險制度變遷體現了醫療生理保障問題中的環境變化和政府責任。
北京市在2001年之前，以大病醫療基金統籌為主要的醫療保險模式，在2001年后才開始設置基本醫療保險指標，自2001年建立面向城鎮職工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到2003年建立面向農民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之后醫療保障體系不斷完善，覆蓋范圍也不斷擴大。
北京市醫療保險參保相關數據顯示，參保人數變化過程分別在2004年和2009年出現了轉折點，而基本醫療保險支出總額的的轉折點是在2009年。究其原因，受2004年北京市出臺的外地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辦法刺激，醫療保險參保人數短期內出現了激增；伴隨2009年1月1日起執行的北京市《關于已參加大病醫療保險的城鎮居民老年人門診醫療費用報銷暫行辦法》、《北京市靈活就業人員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辦法》和《關于退休人員醫療保險待遇有關問題的通知》等三項醫療保險惠民措施得到落實，2009年之后的保險基金支出和參保人數均呈現激增態勢。
（二）北京市養老制度變遷的階段分析
以養老金制度變遷和醫療保險的制度安排改革來看，北京市養老制度變遷的歷程可以根據養老、醫療保險制度變遷的主脈絡劃分為四個階段。
1.第一階段：完善基礎制度，初步保障基本面。以1994—2001年左右為第一階段。這一時期，以保障北京城市居民為主，外來人口流動性還不強，老齡化壓力也還不大。養老保險逐步發展出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結合的城鎮職工基本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醫療保險以大病統籌方式，將城鎮職工與退休人員納入醫療保險范圍內，初步形成以城鎮職工退休人員為主體的基本養老制度保障體系。
關鍵詞：養老金制度；養老服務；社區居家養老
中圖分類號：F84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8-0073-07
北京作為中國首都，承載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等多重城市職能，其發展的現代化和國際化水平直追世界一流大城市，所以也更早體現出城市人口規模壓力和老齡化壓力對城市社會保障制度安排影響的動態效應。應對養老問題的多種養老模式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如居家養老、機構養老、社區養老等各色養老模式可供選擇，然而任何一種養老模式必然體現出老年群體的基本需求與更高追求之間的不同形式的平衡性。由此本文進行相關探討，以期為北京養老保障相關發展提供一些借鑒。
一、養老問題研究的基本邏輯
研究養老問題，應當首先從其主體，即老年人群體的需求入手，解讀老年人福利中的生存保障和發展保障兩個基本面；其次，進入其保障手段中的經濟手段和非經濟手段的實現方式層面；再次，深入分析與幾個層次相對應的養老金、醫療與配套服務等具體表現形式；最后，歸納出兩個最重要的一般表現形式：第一，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博弈結果成為了階段性的養老制度安排，并會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條件變化而呈現出變遷的態勢；第二，養老模式，即具體的老年人生活方式，充分體現了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社會以何種方式實現老年人生存和發展保障的需要。
這一問題研究脈絡（如下圖所示）：
通過以上切入點來看，針對老年人群體需求的養老問題，根本上可以從生存保障和發展保障兩個方面進行認識。生存保障的核心在于基本物質保障和基本生理保障，兩者的最終結合點在養老和醫療保險基金的資金層面。發展保障的核心則在于公共服務和配套設施建設，兩者構成了老年人生活環境中的外部環境，并以針對性的養老服務滿足老年人個性化及社會化需求。這種保障的實現方式則是憑借經濟手段與非經濟手段兩方面的共同作用，在養老金方面，部分以相關法律制度進行規范和約束，部分則遵循市場原則，而醫療與養老服務不但需要政府等公共服務部門的積極參與，也需要依靠市場機制優化資源配置，充分實現公平與效率相兼顧。
由當前養老體系中養老金、醫療、服務三個具體表現方面，可提取出兩個重要一般表現形式：制度保障和養老模式。前者的行為主體關系到政府中政策指導部門和受益的老年人群體，后者的行為主體則主要聯結了政府中公共服務部門、靈活的市場和受益的老年人群體，而二者的共同點則在于同屬于養老保障環境層面的內容，進一步作為遞進的層次，制度保障的績效表現最終回到養老模式的具體層面上。
北京市作為現代化、國際化水平較高的大城市，其老齡化壓力誘發的各項改革政策和措施，離不開借鑒發達國家的相關制度及生活模式。這里以北京市為例，以養老金、醫療和相關服務等具體內容為主要考察對象，對其養老保障制度變遷和養老模式進行分析和總結，并借鑒各國相關經驗進行國際比較。
二、北京市養老保障制度變遷歷程
北京市的老年人福利制度發展經歷了數次變遷，這里從保障基本物質生活的老年收入問題，保障基本生理生活的醫療問題兩個方面入手，對相關制度安排變化加以解讀。
（一）北京市養老制度變遷的描述性分析
1.老年收入問題：基本物質保障。在老年人收入問題上，養老金的規模和分配是最為基本的問題。
現代國家的養老金制度當前大部分采用多支柱模式，一般由三支柱構成：第一支柱是基本養老保險，政府強制征收養老保險費來提供，采取現收現付制管理模式；第二支柱以沙發企業年金等為代表，通常由雇主發起設立，雇主與職工共同繳費，采取基金積累制，并投資于資本市場；第三支柱則是根據私人意愿購買的商業保險，同樣投資于資本市場。根據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06年頒布的《北京市基本養老保險規定》，基本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與個人賬戶養老金組成，北京市養老金支柱模式由基本養老保險、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三支柱構成。
比較分析北京和四國養老金支柱模式，可以發現北京在三支柱模式的形式上與發達國家并沒有特別明顯的差距。但實際上，由于國內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尚不完善，目前的養老基金仍以現收現付制為主，尚不能有效發揮個人積累賬戶的保障作用，基金規模的增長也較為緩慢，但未來將養老金投入資本市場運作的方向卻是短期內不會改變的。
觀察北京市養老保險參保數據變化，在2004年后，伴隨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改革政策逐步發力，北京市參保人員增幅明顯上升，其中農村養老保險參與人數增加更加突出；同時產生較大變動的還有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最低標準的增量，與參保人員增量呈現出每兩三年漸次相互超越的增加趨勢，顯示二者可能存在著互為因果的螺旋上升發展關系。而相對于這兩項變量的增加趨勢，養老保險基金支出的增加值也在2005年后呈現出較明顯的快速上升趨勢，并保持較為平穩的發展步調。
2.老年醫療保障問題：基本生理保障。現代老年人福利的發展取向，一方面是充分的物質生理保障，包括養老金和基本醫療，另一方面是擴展的身心發展空間，包括老年服務和養老模式的選擇問題。歸根結底，都是要將老年人以更為合乎社會發展的方式重新納入社會體系中，體現社會對做出貢獻群體的合理報償，并避免其真正脫離社會可能導致的身心不協調或陷入不良境遇。
因此，養老問題中的老年醫療保障就成為了一個關鍵議題，在老年醫療保障問題中，醫療保險制度變遷體現了醫療生理保障問題中的環境變化和政府責任。
北京市在2001年之前，以大病醫療基金統籌為主要的醫療保險模式，在2001年后才開始設置基本醫療保險指標，自2001年建立面向城鎮職工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到2003年建立面向農民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之后醫療保障體系不斷完善，覆蓋范圍也不斷擴大。
北京市醫療保險參保相關數據顯示，參保人數變化過程分別在2004年和2009年出現了轉折點，而基本醫療保險支出總額的的轉折點是在2009年。究其原因，受2004年北京市出臺的外地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辦法刺激，醫療保險參保人數短期內出現了激增；伴隨2009年1月1日起執行的北京市《關于已參加大病醫療保險的城鎮居民老年人門診醫療費用報銷暫行辦法》、《北京市靈活就業人員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辦法》和《關于退休人員醫療保險待遇有關問題的通知》等三項醫療保險惠民措施得到落實，2009年之后的保險基金支出和參保人數均呈現激增態勢。
（二）北京市養老制度變遷的階段分析
以養老金制度變遷和醫療保險的制度安排改革來看，北京市養老制度變遷的歷程可以根據養老、醫療保險制度變遷的主脈絡劃分為四個階段。
1.第一階段：完善基礎制度，初步保障基本面。以1994—2001年左右為第一階段。這一時期，以保障北京城市居民為主，外來人口流動性還不強，老齡化壓力也還不大。養老保險逐步發展出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結合的城鎮職工基本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醫療保險以大病統籌方式，將城鎮職工與退休人員納入醫療保險范圍內，初步形成以城鎮職工退休人員為主體的基本養老制度保障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