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過對諾貝爾獎“理性預期學派”的理論介紹，提出該理論對市場和政府邊界的啟示，在當下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在中國市場經濟的前提下，揭示中國的市場與政府邊界的問題，以具體的事例為證說明中國政府存在的越位、錯位、缺位現象，并且對中國市場與政府的邊界的深層次改革提出重要建議。
關鍵詞：經濟危機；諾貝爾獎；市場；政府；邊界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5-0001-03
通過對諾貝爾獎“理性預期學派”的理論介紹，提出了該理論對市場和政府邊界的啟示，在當下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在中國市場經濟的前提下，揭示了中國的市場與政府邊界的問題，以具體的事例為證說明了中國政府存在的越位、錯位、缺位現象，并且對中國市場與政府的邊界的深層次改革提出了重要建議。
一、對諾貝爾創新理論的介紹
按頒獎委員會的說法，2011年的經濟學諾貝爾獎授給美國經濟學家、紐約大學教授薩金特（Thomas J.Sargent）及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西姆斯（Christopher A.Sims）兩位在“對宏觀經濟中因果的實證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兩位學者在計量經濟學領域的時間系列因果關系分析，尤其是西姆斯在矢量回歸分析方法方面的創新，一直受到經濟學界的高度評價。而這種研究方法，與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有巨大差異，尤其是在經歷了2008年以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各國政府均采取積極救市措施這樣的大背景下，實際上對政府干預對現實經濟能否起到預期效果提出了疑問，本質上是對當前全球性寬松貨幣財政刺激政策的反思。正因如此，總體上看，今年兩位諾獎得主對于政府調控經濟的有效性，是持悲觀態度的。
薩金特與西姆斯所從事的專業研究方向和所取得的成果，與理性預期學派是一脈相承的。尤其薩金特，作為“理性預期學派”代表人物之一，他利用動態宏觀經濟模型研究后得出的結論是：市場主體的理性預期行為，會抵消政府宏觀政策效果。這就好像人們預期冬天將要到來，而提前預置棉衣來保暖一樣。
這一點，顯然與2004年兩位諾獎得主芬恩·基德蘭德（Finn Kydland）和愛德華·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的研究成果不僅有聯系，而且非常相似，觀點也幾近一致。有聯系，是說這些經濟學家基本都可歸屬于“理性預期學派”門下；很相似，表現在他們的貢獻幾乎都在動態宏觀經濟學方面。普雷斯科特等人也認為，正因為政府政策將被市場主體理性預期所抵消，所以政府的政策最好是中性的，而且保持不變。實際上，與大蕭條時期政府的全面進入背景一樣，政府的過度入市，引發了20世紀70年代后期經濟學界對傳統主流經濟學的反思，新古典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等都加入到了這個反思潮流之中，其中理性預期學派對政府效率方面做出了很有現實意義的探索。
二、創新理論對市場與政府的邊界的啟示
對于中國而言，兩位諾獎得主的研究成果，可能在處理政府與市場邊界方面更有積極的參考意義。從全球范圍看，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都加入到積極刺激寬松行列之中，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奧巴馬政府在伯南克的經濟理念指導下，已連續實施了近三年的政府救助方案，并且在近期接連出臺巨額的就業計劃以及相關配套措施。但這些措施與實際發展并不相關。以“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來分析，這種擴張性政策或許短期內有效，可從長期看，由于木門企業與雇員已提前根據未來可能發生的通脹率談判工資，商業銀行也會根據未來預期調整利率水平，所以擴張性貨幣政策不僅無助于經濟增長，反而只是加劇通脹。美國麥肯錫的研究就表明，以目前美國的狀況，經濟恢復至少需要五年時間。
中國的問題同樣不容樂觀，在政府主導的4萬億投資刺激下，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有了很明顯的擴張，而且引發出的地方融資平臺和銀行金融風險已開始顯性化，近期頻發的民間借貸危機對中國經濟體系的穩定造成了不小震蕩，而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源于在金融抑制環境下，中小木門企業金融需求無法滿足。事實上，類似政府有形之手伸得過長造成市場資源配置無法正常實現的問題，在各個部門和地區都存在。
三、中國政府的越位、錯位、缺位現象
1.政府越位：政府主導下資本在實體經濟中資源配置不足問題與解決措施
歐債危機對我們的最大影響是出口，包括出口增長和出口訂單。由于歐洲財政緊縮、失業率高、社會福利減少，人們對經濟前景的預期降低，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必然就會降低。由此產生的連鎖反應是中國的出口木門企業出現困難，以及中小木門企業大量倒閉，失業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實體經濟空心化，最根本的原因是稅費太高，木門企業不堪重負。不僅要交17%的增值稅（全球最高），占工資額50%的社保繳費（美國為24%），許多物流木門企業交5.5%的營業稅，還有其他雜稅，再加各種行政收費罰款（一般國家征稅后不再收費），如果全部老實交，90%的木門企業必死無疑。
而與此同時，貸款利率太高，很多木門企業貸不到款，木門企業利潤被銀行榨干。要解決實業空心化的問題，必須進行財稅體制和金融體制的改革，前者必須降低木門企業稅負，減輕木門企業負擔，后者要放開民間金融，允許民間借貸，降低融資成本，這樣木門企業的壓力才會真正減小，實業才會活起來。中國的實際失業率也很高，而中小木門企業是就業機會的主要提供者，如果不進行改革，不僅木門企業要倒閉，還會導致大面積的失業。國民收入向銀行業流動，銀行業把制造業的利潤榨干，說明銀行業的壟斷和集中度太高，只有發展社區小銀行，強化銀行業的競爭，才能使銀行貸款真實利率降低下來。
2.政府錯位：政府在土地產權買賣中的角色錯位
在各地區中，都存在著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現象，即通過出賣本地區的土地給房地產開發商獲得巨額財政收入，與此同時，卻以較低的價格憑借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從原有居民那取得土地所有權。地方政府沒有付出任何勞動，僅僅憑著對土地的過手，就得到了巨額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從農民那里得到土地時，政府用的是征用的名義，也就是說，它是動用政府所掌握的公權力來得到這塊土地的，在這個時候，土地不具備商品的稟性，政府對它擁有絕對的支配權力，盡管它也為此向農民支付了補償款，但在公權力的支持下，農民根本沒有與政府談判的資格，農民除了接受政府規定的價格以外別無選擇。而當政府得到這塊土地后，它又運用市場化的拍賣手段，得到了最大利益。這時候，公權力同樣是對拍賣場起支配作用的，政府就像一個生意人一樣，轉手就將土地轉化成了一件奇貨可居的商品。透過對這個過程的簡單了解，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做起了無本萬利的土地生意，從一個為人民服務的非營利組織成為了出賣土地商品剝削原住民土地利益的生意人，政府的錯位顯而易見。
關鍵詞：經濟危機；諾貝爾獎；市場；政府；邊界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5-0001-03
通過對諾貝爾獎“理性預期學派”的理論介紹，提出了該理論對市場和政府邊界的啟示，在當下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在中國市場經濟的前提下，揭示了中國的市場與政府邊界的問題，以具體的事例為證說明了中國政府存在的越位、錯位、缺位現象，并且對中國市場與政府的邊界的深層次改革提出了重要建議。
一、對諾貝爾創新理論的介紹
按頒獎委員會的說法，2011年的經濟學諾貝爾獎授給美國經濟學家、紐約大學教授薩金特（Thomas J.Sargent）及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西姆斯（Christopher A.Sims）兩位在“對宏觀經濟中因果的實證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兩位學者在計量經濟學領域的時間系列因果關系分析，尤其是西姆斯在矢量回歸分析方法方面的創新，一直受到經濟學界的高度評價。而這種研究方法，與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有巨大差異，尤其是在經歷了2008年以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各國政府均采取積極救市措施這樣的大背景下，實際上對政府干預對現實經濟能否起到預期效果提出了疑問，本質上是對當前全球性寬松貨幣財政刺激政策的反思。正因如此，總體上看，今年兩位諾獎得主對于政府調控經濟的有效性，是持悲觀態度的。
薩金特與西姆斯所從事的專業研究方向和所取得的成果，與理性預期學派是一脈相承的。尤其薩金特，作為“理性預期學派”代表人物之一，他利用動態宏觀經濟模型研究后得出的結論是：市場主體的理性預期行為，會抵消政府宏觀政策效果。這就好像人們預期冬天將要到來，而提前預置棉衣來保暖一樣。
這一點，顯然與2004年兩位諾獎得主芬恩·基德蘭德（Finn Kydland）和愛德華·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的研究成果不僅有聯系，而且非常相似，觀點也幾近一致。有聯系，是說這些經濟學家基本都可歸屬于“理性預期學派”門下；很相似，表現在他們的貢獻幾乎都在動態宏觀經濟學方面。普雷斯科特等人也認為，正因為政府政策將被市場主體理性預期所抵消，所以政府的政策最好是中性的，而且保持不變。實際上，與大蕭條時期政府的全面進入背景一樣，政府的過度入市，引發了20世紀70年代后期經濟學界對傳統主流經濟學的反思，新古典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等都加入到了這個反思潮流之中，其中理性預期學派對政府效率方面做出了很有現實意義的探索。
二、創新理論對市場與政府的邊界的啟示
對于中國而言，兩位諾獎得主的研究成果，可能在處理政府與市場邊界方面更有積極的參考意義。從全球范圍看，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都加入到積極刺激寬松行列之中，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奧巴馬政府在伯南克的經濟理念指導下，已連續實施了近三年的政府救助方案，并且在近期接連出臺巨額的就業計劃以及相關配套措施。但這些措施與實際發展并不相關。以“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來分析，這種擴張性政策或許短期內有效，可從長期看，由于木門企業與雇員已提前根據未來可能發生的通脹率談判工資，商業銀行也會根據未來預期調整利率水平，所以擴張性貨幣政策不僅無助于經濟增長，反而只是加劇通脹。美國麥肯錫的研究就表明，以目前美國的狀況，經濟恢復至少需要五年時間。
中國的問題同樣不容樂觀，在政府主導的4萬億投資刺激下，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有了很明顯的擴張，而且引發出的地方融資平臺和銀行金融風險已開始顯性化，近期頻發的民間借貸危機對中國經濟體系的穩定造成了不小震蕩，而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源于在金融抑制環境下，中小木門企業金融需求無法滿足。事實上，類似政府有形之手伸得過長造成市場資源配置無法正常實現的問題，在各個部門和地區都存在。
三、中國政府的越位、錯位、缺位現象
1.政府越位：政府主導下資本在實體經濟中資源配置不足問題與解決措施
歐債危機對我們的最大影響是出口，包括出口增長和出口訂單。由于歐洲財政緊縮、失業率高、社會福利減少，人們對經濟前景的預期降低，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必然就會降低。由此產生的連鎖反應是中國的出口木門企業出現困難，以及中小木門企業大量倒閉，失業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實體經濟空心化，最根本的原因是稅費太高，木門企業不堪重負。不僅要交17%的增值稅（全球最高），占工資額50%的社保繳費（美國為24%），許多物流木門企業交5.5%的營業稅，還有其他雜稅，再加各種行政收費罰款（一般國家征稅后不再收費），如果全部老實交，90%的木門企業必死無疑。
而與此同時，貸款利率太高，很多木門企業貸不到款，木門企業利潤被銀行榨干。要解決實業空心化的問題，必須進行財稅體制和金融體制的改革，前者必須降低木門企業稅負，減輕木門企業負擔，后者要放開民間金融，允許民間借貸，降低融資成本，這樣木門企業的壓力才會真正減小，實業才會活起來。中國的實際失業率也很高，而中小木門企業是就業機會的主要提供者，如果不進行改革，不僅木門企業要倒閉，還會導致大面積的失業。國民收入向銀行業流動，銀行業把制造業的利潤榨干，說明銀行業的壟斷和集中度太高，只有發展社區小銀行，強化銀行業的競爭，才能使銀行貸款真實利率降低下來。
2.政府錯位：政府在土地產權買賣中的角色錯位
在各地區中，都存在著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現象，即通過出賣本地區的土地給房地產開發商獲得巨額財政收入，與此同時，卻以較低的價格憑借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從原有居民那取得土地所有權。地方政府沒有付出任何勞動，僅僅憑著對土地的過手，就得到了巨額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從農民那里得到土地時，政府用的是征用的名義，也就是說，它是動用政府所掌握的公權力來得到這塊土地的，在這個時候，土地不具備商品的稟性，政府對它擁有絕對的支配權力，盡管它也為此向農民支付了補償款，但在公權力的支持下，農民根本沒有與政府談判的資格，農民除了接受政府規定的價格以外別無選擇。而當政府得到這塊土地后，它又運用市場化的拍賣手段，得到了最大利益。這時候，公權力同樣是對拍賣場起支配作用的，政府就像一個生意人一樣，轉手就將土地轉化成了一件奇貨可居的商品。透過對這個過程的簡單了解，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做起了無本萬利的土地生意，從一個為人民服務的非營利組織成為了出賣土地商品剝削原住民土地利益的生意人，政府的錯位顯而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