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你們家哪個做主不是一樣？這事又沒有什么好商量的。你看B家（村里的“攪頭”之一），人家怎么就不像你這么難說話？他家要放的樹比你還要多兩顆呢，人家一個坳子不打（意為二話沒說）就同意了，都是這個價，一樣的放，怎么到了你家就不行了？你家的樹比人家家的金貴��？……不要拖，拖下去又沒有什么好處。不要等到最后了就你家在這邊扯皮（推諉不清），搞得難看。
村干部對于該戶人家是有所了解的，知道她是在觀望，所謂做不了主的說法是在拖延時間，因此首先以其他村民為例，說明這次工作是得到村民的支持的，同時形成一種其他村民都支持暗示，將觀望態度的村民置于激烈反對態度的突出位置。而這種位置是不符合觀望村民從眾的行為方式的，因而會對促使其改變態度起到一定的作用。并且，舉例所用的村民是之前已經完成了動員工作的“攪頭”，從而顯得更有說服力。村干部很明白這樣做是有效的：“老百姓也在看著這些人，他要不干，其他老百姓也跟著，這事就干不起來。所以，只要解決這些人了，老百姓一看，連攪頭都同意了我們還不同意嗎�！庇纱丝梢姡甯刹客ㄟ^運用這些行動策略做通了相關村民的工作，使他們配合鄉村大舞臺的建設，完成了工作任務。
四、村干部選擇行動策略的原因分析
布迪厄認為場域是實踐展開的場所，“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型�！� [1]他指出，“場域才是基本性的，必須作為研究操作的焦點”[1]，“根據場域概念進行思考就是從關系的角度進行思考�！盵1]這種研究方法要求將行動者與其在場域中所處的位置聯系起來，思考這種位置關系對行動者所產生的影響。根據這種研究方法，本研究將村干部與Y村的鄉村場域相聯系，在Y村鄉村場域中分析其選擇行動策略的原因。
“熟人社會”是中國鄉村社會的一大特征。“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2]，“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2]在此基礎上，賀雪峰提出了“半熟人社會”的概念，認為當前中國農村熟人社會的禮治秩序和長老統治已經解體，“在一般村即當前行政村一級，村民之間不很熟悉，但他們與在任和歷任村干部熟悉，這就構成了一種半熟人社會的空間�！盵3]
在實際的情況中，Y村是一個較大的行政村，其下的村民人數眾多，村民之間并不都十分熟悉，彼此的交往程度也不深。在村這一級上，村民主要是對在任和歷任的村干部熟悉程度高一些，對其他組的村民并無太多了解。但如果將這一范圍縮小到組，就可以看到熟人社會的影響了，很多時候，村民小組與原本的自然村范圍相重疊，因而在在“組”這一級上，更符合熟人社會的概念，村民彼此之間的熟悉程度就要高上很多。而這種狀況實際上就是Y村“半熟人社會”的體現。
在這種現實下，村干部與村民之間盡管仍舊有一定的聯系，并且也會產生人情交往，但是這種聯系已經沒有那樣緊密，這種聯系的削弱不僅體現在熟人間的熟悉程度降低，也體現在熟人圈子的范圍的縮小。伴隨這種感性關系的削弱，Y村村干部與村民之間的人際關系中逐漸呈現出理性化的趨勢。半熟人社會是一種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的過渡過程，一方面傳統熟人社會中如人情觀念仍有保留，另一方面與熟人社會相對的陌生人社會中的理性觀念也對其產生影響，因此兩種社會關系網絡的特點在半熟人社會中都會有所體現。
正是Y村村干部在人際關系網絡中的這種位置關系，使得他們在進行行動策略的選擇時不僅會從人情關系方面進行考慮，也會從理性關系方面進行考慮。在半熟人社會中，人情關系并未完全消亡，因而村干部進行行動策略選擇時仍舊會選擇從人情關系出發，但僅僅依靠人情關系在當前的人際關系網絡中已經不適用了，逐漸增強的理性關系使得村干部不得不從這一角度進行行動策略選擇的考慮。
半熟人社會為村干部提供了一定的人情關系資本。這主要較明顯地存在于村干部與村民所生活的共同的村民小組之中，即一種同群體關系之中。應此，村干部首先會選擇運用這種人情資本，拉近彼此之間的“感情”，為后續工作提供基礎。這種人情資本是村干部在半熟人社會中通過以往的行為積累獲得的。村干部通過為村民幫忙服務的行為增加自己的聲望，增進與村民之間的情感，從而完成人情資本的積累。但如果村民與村干部關系并不親近，村干部所能運用的人情資本并不充分，這是村干部會選擇給予利益補償的策略，即轉向權力資本的運用。
五、總結與思考
村干部在進行鄉風文明建設的過程中，無論是利用人情關系還是給予利益補償，這些策略都是建立在半熟人社會的現實之上的，處于該鄉村場域中的村干部使用場域中的資本運用一些具有權宜性、變通性的行動策略，以實現動員目標，完成建設任務。
從結果來看，村民們都配合了建設工作，最終建成了鄉村大舞臺，在客觀上是有利于當地民俗保護的，推進了鄉風文明建設工作。但是，這些行動策略是具有權宜性和變通性的，這也可能帶來一些問題。首先，“權宜性”的行動策略僅僅是在某種特殊情況下有所妥協的行動選擇，并不具備有普遍性。但村民未必能了解到這種策略的權宜性，會將其作為一般情況去看待，這有可能使村民產生一定的誤解。其次，“變通性”的行動策略可能帶來建設效果的偏差。在鄉村大舞臺的建設中，村民更多的是關注這種文化保護為其自身帶來的經濟利益，是出于自身利益出發參與到鄉村大舞臺的維護中去的。這種思想認識與鄉風文明建設所要達到的效果是有偏差的。
因此，在鄉風文明建設過程中，不僅僅要重視對文化設施或者文化形式的保護，還應當培養人們正確的保護意識，即從文化傳承、文明發展的角度認知民俗保護，而不是僅僅關心與自身利益相關的文化保護。這也需要為村干部樹立正確的文化保護思想，并通過他們，將鄉風文明建設落到實處，真正提高農村群眾的文明意識，形成文明鄉風。
參考文獻：
[1] 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88：133-146.
[2] 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
[3] 賀雪峰.半熟人社會[J].開放時代，2002，（1）.
[責任編輯 劉嬌嬌]
村干部對于該戶人家是有所了解的，知道她是在觀望，所謂做不了主的說法是在拖延時間，因此首先以其他村民為例，說明這次工作是得到村民的支持的，同時形成一種其他村民都支持暗示，將觀望態度的村民置于激烈反對態度的突出位置。而這種位置是不符合觀望村民從眾的行為方式的，因而會對促使其改變態度起到一定的作用。并且，舉例所用的村民是之前已經完成了動員工作的“攪頭”，從而顯得更有說服力。村干部很明白這樣做是有效的：“老百姓也在看著這些人，他要不干，其他老百姓也跟著，這事就干不起來。所以，只要解決這些人了，老百姓一看，連攪頭都同意了我們還不同意嗎�！庇纱丝梢姡甯刹客ㄟ^運用這些行動策略做通了相關村民的工作，使他們配合鄉村大舞臺的建設，完成了工作任務。
四、村干部選擇行動策略的原因分析
布迪厄認為場域是實踐展開的場所，“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型�！� [1]他指出，“場域才是基本性的，必須作為研究操作的焦點”[1]，“根據場域概念進行思考就是從關系的角度進行思考�！盵1]這種研究方法要求將行動者與其在場域中所處的位置聯系起來，思考這種位置關系對行動者所產生的影響。根據這種研究方法，本研究將村干部與Y村的鄉村場域相聯系，在Y村鄉村場域中分析其選擇行動策略的原因。
“熟人社會”是中國鄉村社會的一大特征。“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2]，“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2]在此基礎上，賀雪峰提出了“半熟人社會”的概念，認為當前中國農村熟人社會的禮治秩序和長老統治已經解體，“在一般村即當前行政村一級，村民之間不很熟悉，但他們與在任和歷任村干部熟悉，這就構成了一種半熟人社會的空間�！盵3]
在實際的情況中，Y村是一個較大的行政村，其下的村民人數眾多，村民之間并不都十分熟悉，彼此的交往程度也不深。在村這一級上，村民主要是對在任和歷任的村干部熟悉程度高一些，對其他組的村民并無太多了解。但如果將這一范圍縮小到組，就可以看到熟人社會的影響了，很多時候，村民小組與原本的自然村范圍相重疊，因而在在“組”這一級上，更符合熟人社會的概念，村民彼此之間的熟悉程度就要高上很多。而這種狀況實際上就是Y村“半熟人社會”的體現。
在這種現實下，村干部與村民之間盡管仍舊有一定的聯系，并且也會產生人情交往，但是這種聯系已經沒有那樣緊密，這種聯系的削弱不僅體現在熟人間的熟悉程度降低，也體現在熟人圈子的范圍的縮小。伴隨這種感性關系的削弱，Y村村干部與村民之間的人際關系中逐漸呈現出理性化的趨勢。半熟人社會是一種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的過渡過程，一方面傳統熟人社會中如人情觀念仍有保留，另一方面與熟人社會相對的陌生人社會中的理性觀念也對其產生影響，因此兩種社會關系網絡的特點在半熟人社會中都會有所體現。
正是Y村村干部在人際關系網絡中的這種位置關系，使得他們在進行行動策略的選擇時不僅會從人情關系方面進行考慮，也會從理性關系方面進行考慮。在半熟人社會中，人情關系并未完全消亡，因而村干部進行行動策略選擇時仍舊會選擇從人情關系出發，但僅僅依靠人情關系在當前的人際關系網絡中已經不適用了，逐漸增強的理性關系使得村干部不得不從這一角度進行行動策略選擇的考慮。
半熟人社會為村干部提供了一定的人情關系資本。這主要較明顯地存在于村干部與村民所生活的共同的村民小組之中，即一種同群體關系之中。應此，村干部首先會選擇運用這種人情資本，拉近彼此之間的“感情”，為后續工作提供基礎。這種人情資本是村干部在半熟人社會中通過以往的行為積累獲得的。村干部通過為村民幫忙服務的行為增加自己的聲望，增進與村民之間的情感，從而完成人情資本的積累。但如果村民與村干部關系并不親近，村干部所能運用的人情資本并不充分，這是村干部會選擇給予利益補償的策略，即轉向權力資本的運用。
五、總結與思考
村干部在進行鄉風文明建設的過程中，無論是利用人情關系還是給予利益補償，這些策略都是建立在半熟人社會的現實之上的，處于該鄉村場域中的村干部使用場域中的資本運用一些具有權宜性、變通性的行動策略，以實現動員目標，完成建設任務。
從結果來看，村民們都配合了建設工作，最終建成了鄉村大舞臺，在客觀上是有利于當地民俗保護的，推進了鄉風文明建設工作。但是，這些行動策略是具有權宜性和變通性的，這也可能帶來一些問題。首先，“權宜性”的行動策略僅僅是在某種特殊情況下有所妥協的行動選擇，并不具備有普遍性。但村民未必能了解到這種策略的權宜性，會將其作為一般情況去看待，這有可能使村民產生一定的誤解。其次，“變通性”的行動策略可能帶來建設效果的偏差。在鄉村大舞臺的建設中，村民更多的是關注這種文化保護為其自身帶來的經濟利益，是出于自身利益出發參與到鄉村大舞臺的維護中去的。這種思想認識與鄉風文明建設所要達到的效果是有偏差的。
因此，在鄉風文明建設過程中，不僅僅要重視對文化設施或者文化形式的保護，還應當培養人們正確的保護意識，即從文化傳承、文明發展的角度認知民俗保護，而不是僅僅關心與自身利益相關的文化保護。這也需要為村干部樹立正確的文化保護思想，并通過他們，將鄉風文明建設落到實處，真正提高農村群眾的文明意識，形成文明鄉風。
參考文獻：
[1] 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88：133-146.
[2] 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
[3] 賀雪峰.半熟人社會[J].開放時代，2002，（1）.
[責任編輯 劉嬌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