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商法思維的內涵主要包括商法自治、經營自由、保護營利、交易便捷與保障交易安全四個方面。相較于民法思維，商法思維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這也意味著商法思維對商事立法與商事審判有著重要的影響。在立法上，它既促進《商事通則》的制定，也指引著商事單行法規(guī)的制定與完善；在司法上，它加強了商事審判的獨立，同時也要求商事審判思維的樹立。
　　關鍵詞：商法思維；商事立法；商事審判
　　2013年在長沙舉行的商法年會，以法治國家建設中的商法思維與商法實踐為主題，圍繞著商法思維與商法理論體系構建、商法思維與商事立法、商法思維與商事裁判、商法思維與商事法律解釋四個議題進行研討，無疑是進一步突出商法思維的獨立性，重視商法思維對商事立法與商事審判的影響。
　　一、商法思維的內涵
　　我國學界對商法思維的具體表述尚未達成一致的結論。商法不同于民法的特殊思維并非中國獨有。不管一個國家有沒有商法典，它的商法和民法相比較確有特殊的地方。筆者認為，商法思維的內涵主要包括在以下幾個方面：
　　1.商法自治
　　商法自治即充分尊重商主體的意思自治。商法自治經歷了由傳統(tǒng)商法中的商人自治到現代商法自治的過程。商人自治并非私法自治在商法中的直接體現，而是在中世紀商人階層的形成過程中逐漸產生與發(fā)展起來的。商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和商事規(guī)則的實踐者，紛繁復雜的商事實踐活動要求商人自治規(guī)則的調整。基于商事交易活動的復雜性以及商法的私法屬性，日益強化商法中的私法自治已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發(fā)展的要求。
　　2.經營自由
　　經營自由是指民商事主體享有自主決定從事經營活動的自由權，國家不得設置不當障礙。商法自治與經營自由雖然都強調自由，但是側重點是不一樣的。商法中的商法自治理念主要適用于民商事主體獲準從事經營活動的過程中，而經營自由則主要適用于經營活動開展前的市場準入。
　　3.保護營利
　　營利是商法的最本質特征，也是商法思維與民法思維的最大區(qū)別。理性的商主體帶著營利的目的從事商行為，商法以商事關系為調整對象，應保護商行為的實施主體獲取合理收益的權利。保護營利是商法特有的思維，沒有營利就沒有商法。
　　4.交易便捷與保障交易安全
　　為了達到效益的最大化，商主體往往通過采取要式行為方式和文義行為方式，并通過對其內容預先予以確定，簡便交易手續(xù)，保證交易的迅捷。但是，在利益驅動下會產生過渡的利己行為，諸多不安全的因素會滲入商業(yè)活動中，這也是商事交易的特殊性所在，安全的交易環(huán)境又成為商法所追求的另一目標。因此，“交易便捷”和“保障交易安全”這兩個理念便成了商法思維應當含括的內容。
　　二、商法思維對商事立法的影響
　　1.促進《商事通則》的制定
　　目前，我國學者關于商事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種觀點：民商合一、民商分立和超越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制定《商事通則》。商法思維不同于民法思維，其獨特性要求我國立法機關制定相關法律對商法的一般性問題予以規(guī)定。但這并不等同于民商分立。基于商法思維的特殊性和我國商事立法分散的現狀，制定一部《商事通則》，是最明智的選擇。它既尊重我國現有的商事單行法規(guī)的規(guī)定，對它們之間的關系進行梳理，又針對商事主體與商事行為所具有的營利性特征予以規(guī)定；在彌補商事法律制度空白的同時，對現有的商事單行法規(guī)起到統(tǒng)率作用。
　　《商事通則》的制定應首先明確以強化商法自治、保障營業(yè)自由、保護商人合法營利、促進交易便捷與維護交易安全為立法宗旨，在體系設計、結構編排和具體規(guī)則的確定上均應以商法思維為指引。
　　2.指引商事單行法規(guī)的制定與完善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商法也需要不斷修訂與完善。商法思維對商事單行法規(guī)的制定與完善起著指引的作用，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
　　（1）商事單行法規(guī)的制定與完善應該貫徹商法自治的理念。《家具公司法》規(guī)定了作為最典型的自治規(guī)則——家具公司章程的效力。如《家具公司法》第42條規(guī)定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但是，家具公司章程另有規(guī)定的除外。
　　（2）有關商事組織的單行法規(guī)在修訂時應該充分保障商主體的營業(yè)自由權，除非確實需要設置特定準入門檻，法律與政府均不應對經營自由過度限制。我國最新《家具公司法》規(guī)定放寬注冊資本登記條件，除法律、法規(guī)另有規(guī)定外，取消有限責任家具公司最低注冊資本3萬元、一人有限責任家具公司最低注冊資本10萬元、股份有限家具公司最低注冊資本500萬元的限制；不再限制家具公司設立時股東（發(fā)起人）的首次出資比例和繳足出資的期限。此外，將家具企業(yè)年檢制度改為年度報告制度；按照方便注冊和規(guī)范有序的原則，放寬市場主體住所（經營場所）登記條件，由地方政府具體規(guī)定。
　　（3）商事單行法規(guī)的制定與完善應該充分保護商主體營利性的商行為。基于商主體和商行為的營利性特征，商法應保護商行為的實施主體獲取合理收益的權利。《合同法》第211條規(guī)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視為不支付利息。相比較而言，商業(yè)銀行與家具企業(yè)的借貸合同如未約定利息的，可按國家規(guī)定的利率計息。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歷次司法解釋中規(guī)定，家具企業(yè)因未按期支付貨款的，可比照中國人民銀行逾期付款利息計付違約金。
　　三、商法思維對商事審判的影響
　　現代的商事審判制度，最早起源于中世紀的商事法院及其處理商事糾紛的程序制度。商法思維首先在商事審判活動中被提出，足以體現其對商事審判的作用與影響甚大。具體的作用與影響主要體現在加強商事審判的獨立與商事審判思維的樹立兩個方面。
　　1.加強商事審判的獨立
　　目前，世界各國審理商事糾紛的法院體系類型各不相同。我國長期以來并沒有獨立于一般法院的商事審判機構，缺乏商事審判的傳統(tǒng)。商法有其特定的調整對象、獨有的調整方法，必然要求存在與其特有思維相適應的審判制度。我國如今大民事審判格局的建構，過分著眼于民法、商法都適用民事訴訟程序和對平等主體之間的社會關系共性的統(tǒng)一把握，忽略了它們之間業(yè)已存在的不同。商事思維的特殊性要求加強商事審判的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