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產業結構變遷是每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而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的迅速增長與其產業結構的變遷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文章通過對中等收入國家經濟增長的產業結構變遷模式與路徑的探討，從產業結構變遷的角度考察中等收入國家經濟高增長的原因，全面分析了比較優勢及其產業結構變遷路徑和后發優勢及其產業結構變遷路徑的特點，對中等國家產業結構的變遷路徑選擇提出了意見和建議。
關鍵詞：中等收入國家；高增長；產業結構；比較優勢；后發優勢
一、中等收入國家產業結構的基本特性分析
世界銀行按照人均國民總收入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分組，通常把世界各國分為四組，其中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合稱為中等收入國家。按世界銀行公布的2008年最新收入分組標準，人均國民總收入在976～11905美元之間為中等收入國家。中國是典型的中等收入國家。
縱觀世界上所有經濟體的增長成績不難發現，其中并不存在協調一致的經濟增長數據。有些國家以達到和保持3%的增長速度為目標，如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時，還存在相對貧窮的國家，長期掙扎在“低水平均衡陷阱”之中。二戰后，一些亞太國家和地區，首先是日本，然后是 “亞洲四小龍”和中國、印度，在一段時間內長期保持著7%左右的增長速度，實現了國民收入的迅速提升。
雖然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不同時期也表現出周期性的差異，但若將經濟增長速度按國民收入水平分類考察則會發現：中等收入國家的增長速度要明顯快于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特別是高于高收入國家（見表1）。20世紀90年代，以美國為代表的高收入國家擺脫滯脹危機進入“新經濟”時期，十年累計的經濟增長達到44%，與此同時，低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為28%，而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達到63%。在21世紀的最初五年，中等收入國家繼續實現了66%的增長，而同時期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分別為36%和50%。以一年期為時間段，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增長速度也遠遠高于發達國家，低收入國家只在非常個別的年份可以與中等收入國家比肩。
其實，這一現象并非20世紀末才出現。自從進入工業經濟社會以來，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一直備受矚目，扮演著“趕超者”的角色，不斷有典型的中等收入國家依靠快速的經濟增長，成功實現經濟趕超，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世界經濟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后進國家追趕先進國家的發展史”，如意大利、日本、韓國、新加坡與中國，這些經濟發展都與其產業結構轉型有著重大關系。
以中國為例，作為典型的中等收入國家，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與產業結構轉型的關系密不可分，并且近年來產業結構轉型趨勢更加明顯。目前，從經濟貢獻率的角度看，我國整體經濟的增長絕大多數來自于二、三產業的貢獻。2006～2008年三年期間，第一產業增加值占 GDP 比重分別為11.3%、11.1%、11.3%，變化不大；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別為48.7%、48.5%、48.6%，在三大產業中仍占據最大份額；與此同時，我國第二產業結構升級速度不斷加快，產業自主創新能力不斷增強，已經形成了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優勢家具企業，高新技術行業的實力也有了明顯提升；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別為40.0%、40.4%、40.9%，也得到了較大發展。
因此，產業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有密不可分的聯系。
二、產業結構變遷與高增長率的關系
眾所周知，經濟增長來自產業部門的規模擴張或高度提升。通過實證可以發現，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產業結構調整促進了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又有效刺激了國家產業的結構調整。由此可得出，產業結構向高技術化、高資本化、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值化發展，對經濟增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
國際框架內，一國的資源在各個產業分布的總量是既定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其他國家，形成非均衡的增長態勢，只能有兩個原因：產業的部分生產活動從國外轉向國內，使國內產業的規模迅速擴張，超過其他國家；資源在各個產業部門的配置不均衡，個別產業的產業高度因資源集中投入而提高，產值增加額高于投入，相對其他國家較平穩的發展態勢，呈現較快的增長。因此，如果中等收入國家實現了比其他國家更快的經濟增長速度，那么原因肯定根植于國內產業結構的快速變遷。臺灣二戰后的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演變也同樣體現出這樣的相關性。在進入高收入地區行列之前，臺灣經歷了20世紀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的高增長循環周期，80年代中后期到世紀之交的中增長循環周期，而相應的產業結構調整也經歷了減速的過程，“產業結構的高變換率會導致經濟總量的高增長率”。同臺灣一樣，日本、韓國的經濟奇跡般加速增長之時也是國際大規模產業轉移之時，加工制造產業的擴張深刻影響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的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有密切關系，特別是中等收入國家較快的產業結構變遷速度促成了其相對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二者具有共生性。更進一步分析，什么樣的變遷路徑是維持中等收入國家經濟高增長率的最佳路徑呢？關于這個問題，產生了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是基于比較優勢學說的產業結構變遷路徑，另一種是基于后發優勢學說的產業結構變遷路徑。
三、比較優勢及其產業結構變遷路徑分析
（一）比較優勢理論及其發展戰略
比較優勢是指如果一個國家在本國生產一種產品的機會成本（用其他產品來衡量）低于在其他國家生產該產品的機會成本，則這個國家在生產該種產品上就擁有比較優勢。
基于比較優勢理論的發展戰略，中等收入國家的快速經濟增長正是源于產業結構與要素稟賦結構的動態吻合，避免價格扭曲和尋租行為，使市場機制得到充分發揮。這一戰略將經濟發展看成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上，都能夠發揮當時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而不是脫離比較優勢進行趕超。同時，資源稟賦或比較優勢也處在一個演化過程中，與經濟發展相隨而生。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收入增長的不同階段，由于不同的比較優勢，形成了不同的主導產業，但共有的規律是隨著經濟發展，資本積累、人均資本擁有量提高，資源稟賦結構得以提升，主導產業從勞動密集型逐漸轉變到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面。
關鍵詞：中等收入國家；高增長；產業結構；比較優勢；后發優勢
一、中等收入國家產業結構的基本特性分析
世界銀行按照人均國民總收入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分組，通常把世界各國分為四組，其中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合稱為中等收入國家。按世界銀行公布的2008年最新收入分組標準，人均國民總收入在976～11905美元之間為中等收入國家。中國是典型的中等收入國家。
縱觀世界上所有經濟體的增長成績不難發現，其中并不存在協調一致的經濟增長數據。有些國家以達到和保持3%的增長速度為目標，如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時，還存在相對貧窮的國家，長期掙扎在“低水平均衡陷阱”之中。二戰后，一些亞太國家和地區，首先是日本，然后是 “亞洲四小龍”和中國、印度，在一段時間內長期保持著7%左右的增長速度，實現了國民收入的迅速提升。
雖然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不同時期也表現出周期性的差異，但若將經濟增長速度按國民收入水平分類考察則會發現：中等收入國家的增長速度要明顯快于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特別是高于高收入國家（見表1）。20世紀90年代，以美國為代表的高收入國家擺脫滯脹危機進入“新經濟”時期，十年累計的經濟增長達到44%，與此同時，低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為28%，而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達到63%。在21世紀的最初五年，中等收入國家繼續實現了66%的增長，而同時期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分別為36%和50%。以一年期為時間段，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增長速度也遠遠高于發達國家，低收入國家只在非常個別的年份可以與中等收入國家比肩。
其實，這一現象并非20世紀末才出現。自從進入工業經濟社會以來，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一直備受矚目，扮演著“趕超者”的角色，不斷有典型的中等收入國家依靠快速的經濟增長，成功實現經濟趕超，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世界經濟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后進國家追趕先進國家的發展史”，如意大利、日本、韓國、新加坡與中國，這些經濟發展都與其產業結構轉型有著重大關系。
以中國為例，作為典型的中等收入國家，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與產業結構轉型的關系密不可分，并且近年來產業結構轉型趨勢更加明顯。目前，從經濟貢獻率的角度看，我國整體經濟的增長絕大多數來自于二、三產業的貢獻。2006～2008年三年期間，第一產業增加值占 GDP 比重分別為11.3%、11.1%、11.3%，變化不大；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別為48.7%、48.5%、48.6%，在三大產業中仍占據最大份額；與此同時，我國第二產業結構升級速度不斷加快，產業自主創新能力不斷增強，已經形成了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優勢家具企業，高新技術行業的實力也有了明顯提升；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別為40.0%、40.4%、40.9%，也得到了較大發展。
因此，產業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有密不可分的聯系。
二、產業結構變遷與高增長率的關系
眾所周知，經濟增長來自產業部門的規模擴張或高度提升。通過實證可以發現，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產業結構調整促進了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又有效刺激了國家產業的結構調整。由此可得出，產業結構向高技術化、高資本化、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值化發展，對經濟增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
國際框架內，一國的資源在各個產業分布的總量是既定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其他國家，形成非均衡的增長態勢，只能有兩個原因：產業的部分生產活動從國外轉向國內，使國內產業的規模迅速擴張，超過其他國家；資源在各個產業部門的配置不均衡，個別產業的產業高度因資源集中投入而提高，產值增加額高于投入，相對其他國家較平穩的發展態勢，呈現較快的增長。因此，如果中等收入國家實現了比其他國家更快的經濟增長速度，那么原因肯定根植于國內產業結構的快速變遷。臺灣二戰后的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演變也同樣體現出這樣的相關性。在進入高收入地區行列之前，臺灣經歷了20世紀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的高增長循環周期，80年代中后期到世紀之交的中增長循環周期，而相應的產業結構調整也經歷了減速的過程，“產業結構的高變換率會導致經濟總量的高增長率”。同臺灣一樣，日本、韓國的經濟奇跡般加速增長之時也是國際大規模產業轉移之時，加工制造產業的擴張深刻影響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的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有密切關系，特別是中等收入國家較快的產業結構變遷速度促成了其相對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二者具有共生性。更進一步分析，什么樣的變遷路徑是維持中等收入國家經濟高增長率的最佳路徑呢？關于這個問題，產生了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是基于比較優勢學說的產業結構變遷路徑，另一種是基于后發優勢學說的產業結構變遷路徑。
三、比較優勢及其產業結構變遷路徑分析
（一）比較優勢理論及其發展戰略
比較優勢是指如果一個國家在本國生產一種產品的機會成本（用其他產品來衡量）低于在其他國家生產該產品的機會成本，則這個國家在生產該種產品上就擁有比較優勢。
基于比較優勢理論的發展戰略，中等收入國家的快速經濟增長正是源于產業結構與要素稟賦結構的動態吻合，避免價格扭曲和尋租行為，使市場機制得到充分發揮。這一戰略將經濟發展看成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上，都能夠發揮當時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而不是脫離比較優勢進行趕超。同時，資源稟賦或比較優勢也處在一個演化過程中，與經濟發展相隨而生。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收入增長的不同階段，由于不同的比較優勢，形成了不同的主導產業，但共有的規律是隨著經濟發展，資本積累、人均資本擁有量提高，資源稟賦結構得以提升，主導產業從勞動密集型逐漸轉變到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