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堅實的經濟基礎。丹麥2012年人均GDP為56 426美元，是中國的將近10倍。早在19世紀70年代，作為北歐國家的丹麥成為了歐洲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丹麥推行了農業現代化，刺激了國家經濟并達到歐洲平均水平。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工業迅速發展起來，帶動了國家經濟的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丹麥的服務業開始迅速發展，農業人口開始下降，城鎮化和工業化加速，使得丹麥在20世紀70年代就成為世界上較為富裕的國家之一。
馬克思《資本論》中關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的論斷表明，丹麥較高的社會發展水平決定了其有財力去推進普世的醫療保險制度。在20世紀70年代，丹麥的經濟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政府有能力為公民提供更普遍的社會福利。在二戰以后，丹麥的農業人口降低至1/3以下，工業化程度提升，服務業迅速增長，充分的就業率為穩定了丹麥國家財政收入。此后，丹麥開始走綠色可持續發展、低碳節能的創新道路，保證了丹麥國家的競爭力，確保了丹麥有足夠的財政收入支持全民醫療保險長久、穩定的發展。
3. 有效的社會管理能力。1970年丹麥推行去中心化行政制度改革，調整了行政區域劃分，并廢除疾病基金制度，開始推行全民醫療保險制度，并按照行政區域劃分權責。去中心化的行政制度改革，實現了地方政治、經濟相互協調的管理模式。地方政府不僅能夠根據當地居民的真實需求，建設相應的醫療體制，提供相應的醫療服務；而且還能夠通過靈活的稅收杠桿，調整地方財政收入，對醫療費用進行補償。國家、郡縣和城市按照職責的不同，提供不同的醫療服務。通過對醫院管理體系的改革，實施財政緊縮政策（收緊的預算，更自由的使用預算），聘用醫院臨床專家或者護理專家管理醫院，提高了醫院的生產率。同時通過全科醫生和患者的經驗，改進了按人頭的費用補償機制，實現了按人頭和按服務質量的費用補償機制，保證高效率的全科醫生的收入，提高了全科醫生的積極性和效率。
去中心化的管理模式無疑是保持丹麥醫療保險制度長期穩定的驅動力。去中心化使得各方充分完成自身的任務，政府作為監管機構和醫療費用的提供者，統籌兼顧，緊縮的財政，規范的醫療補償機制，為醫療保險政策的實施提供了有效的監督。醫生作為醫療健康服務的提供者，在有效的法律法規框架下，完成了自身的職責。而患者作為納稅人，在法律的保護下，得到了平等的、充分的就醫機會。
此外，丹麥人口相對較少，民族結構單一，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較為優越，社會發展水平均衡也是其醫療保險制度推行成功不可缺少的相關因素。可以說，丹麥醫療保險制度的成功，不外乎天時、地利和人和。
四、 對我國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建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雖然不能照搬就抄丹麥的醫療保險制度并在我國推廣，但是其成功的經驗也是值得思考和學習的。丹麥醫療保險制度的成功離不開其孕育這種制度的政治環境，離不開堅實的經濟基礎，離不開其政府卓越的管理能力，而這些卻是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還不具備的。如果背離我國的政治環境，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政府管理能力去盲目跟從丹麥的醫療保險制度，顯然是不切實際的，這是因為我國的社會發展還存在以下問題：
（1）我國現階段地區、城鄉發展差距較大。東西部發展不平衡，沿海城市發展水平較高，而西部較為落后。城鎮人口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就醫水平較高，而以農村人口、下崗職工、城鎮外來務工人員的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就醫水平則較低。我國的衛生資源相對稀缺，而人們對健康需求的無限性和醫療資源的有限之間的矛盾，使得地區、城鄉、不同階級的競爭加劇，造成社會的割裂。在我國醫療衛生資源不能大幅增加的情況下，現階段的既得利益階層不太可能會放棄資源占有，并會利用自身的優勢在國家政策制定、財政預算和政策執行過程中，偏袒自身利益，忽略其他群體的利益。
（2）經濟實力不夠強勁。自建國以來，由于外部封鎖和文革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我國的經濟一直處于停滯狀態。雖然改革開放后我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大為改觀，并且GDP在2012年總量達到世界第二的水平，但人均GDP卻相對落后位列世界87位，還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仍然是我國現階段的首要任務，國家沒有足夠的財政能力去推行全民健康醫療保險制度。
（3）政府管理能力有待提高。2013年5月13日的國務院召開的全國電視電話會議，動員部署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工作，通過“簡政放權”，激發市場主體創造活力，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政府一直充當社會經濟發展的投資者，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但從長遠的看政府職能的缺位、越位和錯誤給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了一系列問題。政府權責不清，管理能力低下阻礙了我國醫療保險制度的實施和推進。構建現代化責任政府，是當代我國政府改觀的目標和選擇。
因此，在我國推行全民醫療保險制度之前，必須解決我國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即：改變政府職能，改善我國的政治生態環境，促進社會經濟快速健康的增長，提高人民基本生活水平。可見，實現“低水平、廣覆蓋、雙方負擔和統帳結合”的醫療保險制度是切合實際的，為此本文給出如下幾點建議：
（1）科學合理的制定政策。按照路徑依賴的原則，初始的體制選擇會提供強化現存體制的刺激和慣性。因此，在做任何一項改革決策時，要慎之又慎，不僅要考慮將要采取的決策的直接效果，還要研究政策的長遠影響。出臺的政策要有容錯和糾偏的能力，能夠在實施的過程中不斷的完善和改進。政策的制定離不開政策的收益者，因此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需要有更多、更廣泛的參與者，特別是與其有切身利益相關的參與者。
（2）提高醫療保險的公平性。我國的醫療體制改革最早可以追溯到1998年《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制度施行辦法》，該辦法所覆蓋的醫療保險人群主要為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國家公務人員等，占不到全國人口的10%，而廣大農村人口、城鎮外來務工人員、下崗職工等弱勢群體卻得不到充分的保護。研究表明，收入和職業都會影響到公共衛生資源的使用。在醫療保險費用分配的過程中，充分考慮地區之間的差異，城鄉之間的差異，職業和群體之間的差異，國家現階段應從財政上更多的補償低水平地區，補償低收入和弱勢群體。地方政府應充分發揮自身能力，建立與當地居民生活水平、當地居民生活狀態相一致的醫療保險服務。
馬克思《資本論》中關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的論斷表明，丹麥較高的社會發展水平決定了其有財力去推進普世的醫療保險制度。在20世紀70年代，丹麥的經濟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政府有能力為公民提供更普遍的社會福利。在二戰以后，丹麥的農業人口降低至1/3以下，工業化程度提升，服務業迅速增長，充分的就業率為穩定了丹麥國家財政收入。此后，丹麥開始走綠色可持續發展、低碳節能的創新道路，保證了丹麥國家的競爭力，確保了丹麥有足夠的財政收入支持全民醫療保險長久、穩定的發展。
3. 有效的社會管理能力。1970年丹麥推行去中心化行政制度改革，調整了行政區域劃分，并廢除疾病基金制度，開始推行全民醫療保險制度，并按照行政區域劃分權責。去中心化的行政制度改革，實現了地方政治、經濟相互協調的管理模式。地方政府不僅能夠根據當地居民的真實需求，建設相應的醫療體制，提供相應的醫療服務；而且還能夠通過靈活的稅收杠桿，調整地方財政收入，對醫療費用進行補償。國家、郡縣和城市按照職責的不同，提供不同的醫療服務。通過對醫院管理體系的改革，實施財政緊縮政策（收緊的預算，更自由的使用預算），聘用醫院臨床專家或者護理專家管理醫院，提高了醫院的生產率。同時通過全科醫生和患者的經驗，改進了按人頭的費用補償機制，實現了按人頭和按服務質量的費用補償機制，保證高效率的全科醫生的收入，提高了全科醫生的積極性和效率。
去中心化的管理模式無疑是保持丹麥醫療保險制度長期穩定的驅動力。去中心化使得各方充分完成自身的任務，政府作為監管機構和醫療費用的提供者，統籌兼顧，緊縮的財政，規范的醫療補償機制，為醫療保險政策的實施提供了有效的監督。醫生作為醫療健康服務的提供者，在有效的法律法規框架下，完成了自身的職責。而患者作為納稅人，在法律的保護下，得到了平等的、充分的就醫機會。
此外，丹麥人口相對較少，民族結構單一，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較為優越，社會發展水平均衡也是其醫療保險制度推行成功不可缺少的相關因素。可以說，丹麥醫療保險制度的成功，不外乎天時、地利和人和。
四、 對我國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建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雖然不能照搬就抄丹麥的醫療保險制度并在我國推廣，但是其成功的經驗也是值得思考和學習的。丹麥醫療保險制度的成功離不開其孕育這種制度的政治環境，離不開堅實的經濟基礎，離不開其政府卓越的管理能力，而這些卻是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還不具備的。如果背離我國的政治環境，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政府管理能力去盲目跟從丹麥的醫療保險制度，顯然是不切實際的，這是因為我國的社會發展還存在以下問題：
（1）我國現階段地區、城鄉發展差距較大。東西部發展不平衡，沿海城市發展水平較高，而西部較為落后。城鎮人口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就醫水平較高，而以農村人口、下崗職工、城鎮外來務工人員的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就醫水平則較低。我國的衛生資源相對稀缺，而人們對健康需求的無限性和醫療資源的有限之間的矛盾，使得地區、城鄉、不同階級的競爭加劇，造成社會的割裂。在我國醫療衛生資源不能大幅增加的情況下，現階段的既得利益階層不太可能會放棄資源占有，并會利用自身的優勢在國家政策制定、財政預算和政策執行過程中，偏袒自身利益，忽略其他群體的利益。
（2）經濟實力不夠強勁。自建國以來，由于外部封鎖和文革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我國的經濟一直處于停滯狀態。雖然改革開放后我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大為改觀，并且GDP在2012年總量達到世界第二的水平，但人均GDP卻相對落后位列世界87位，還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仍然是我國現階段的首要任務，國家沒有足夠的財政能力去推行全民健康醫療保險制度。
（3）政府管理能力有待提高。2013年5月13日的國務院召開的全國電視電話會議，動員部署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工作，通過“簡政放權”，激發市場主體創造活力，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政府一直充當社會經濟發展的投資者，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但從長遠的看政府職能的缺位、越位和錯誤給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了一系列問題。政府權責不清，管理能力低下阻礙了我國醫療保險制度的實施和推進。構建現代化責任政府，是當代我國政府改觀的目標和選擇。
因此，在我國推行全民醫療保險制度之前，必須解決我國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即：改變政府職能，改善我國的政治生態環境，促進社會經濟快速健康的增長，提高人民基本生活水平。可見，實現“低水平、廣覆蓋、雙方負擔和統帳結合”的醫療保險制度是切合實際的，為此本文給出如下幾點建議：
（1）科學合理的制定政策。按照路徑依賴的原則，初始的體制選擇會提供強化現存體制的刺激和慣性。因此，在做任何一項改革決策時，要慎之又慎，不僅要考慮將要采取的決策的直接效果，還要研究政策的長遠影響。出臺的政策要有容錯和糾偏的能力，能夠在實施的過程中不斷的完善和改進。政策的制定離不開政策的收益者，因此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需要有更多、更廣泛的參與者，特別是與其有切身利益相關的參與者。
（2）提高醫療保險的公平性。我國的醫療體制改革最早可以追溯到1998年《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制度施行辦法》，該辦法所覆蓋的醫療保險人群主要為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國家公務人員等，占不到全國人口的10%，而廣大農村人口、城鎮外來務工人員、下崗職工等弱勢群體卻得不到充分的保護。研究表明，收入和職業都會影響到公共衛生資源的使用。在醫療保險費用分配的過程中，充分考慮地區之間的差異，城鄉之間的差異，職業和群體之間的差異，國家現階段應從財政上更多的補償低水平地區，補償低收入和弱勢群體。地方政府應充分發揮自身能力，建立與當地居民生活水平、當地居民生活狀態相一致的醫療保險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