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多元向量自回歸模型（VAR）分析。鑒于本文研究四個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我們采用JJ法進行檢驗，通過使用AIC、SC、LR等信息準則，滯后階數為3的模型各方程擬合效果最好，另外由于模型的滯后期是一階差分變量的滯后期，所以，本文協整檢驗的滯后期確定為2，同時，檢驗類型為數據空間中有線性確定性趨勢，協積方程中有截距項，沒有趨勢項。
由協整檢驗結果表明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均顯示在5%顯著性水平上，所檢驗的4個變量之間至多存在1個協整關系。根據誤差修正項的符號與統計量是否顯著，在對該協整向量方程標準化的過程中我們指定Y的系數為1，方程結果見（3）式。
Y=0.251 004BCY+0.000 823SCY-0.720 06SVY+ut（3）
�。�0.061 31） （0.087 50） （0.196 29）
括號內的數值為協整系數估計值的標準差。
協整方程表明，銀行部門、股市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正相關關系，其中銀行部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其系數為0.251 004，表明長期內銀行信貸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則會帶動經濟增長約0.25個百分點，而股市規模雖然與經濟增長之間也表現為正相關關系，但從其系數可以發現，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是很大，這與前文的研究結論也趨于一致。股市的波動性與經濟增長關系具有負相關關系，表明股票市場的波動性可能會引起投資者較為悲觀的經濟預期，進而影響經濟的增長。上述結論驗證了我國目前的金融體系仍然是以銀行為主導，同時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市場效應也逐漸彰顯。
3. 協整向量的弱外生變量檢驗。在多元變量協整關系確認的基礎上，通過弱外生檢驗的方法對變量間是否存在長期因果關系進行測試，見表3。
檢驗結論為：（1）Y的短期需求不具有弱外生性，同時銀行部門的發展指標（BCY）對于經濟增長關系向量是內生的，這表明兩者之間存在雙向的長期因果關系。（2）資本化率發展指標（SCY）與股市波動率發展指標（SVY）對于經濟增長關系具有弱外生性，即其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長期因果關系，進一步說明股市的發展指標只能通過協整關系來共同影響經濟增長。總之，研究結論表明我國的金融市場是以銀行體系為主導，銀行部門的發展對于我國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作用，而股票市場的作用則相對較弱。這也前文的研究結論的相同。
4. 方差分解。為了說明我國金融體系各發展指標對經濟增長的相對重要性和這種重要性的動態變化特征。為此，我們在建立VAR模型的基礎上，對經濟增長率進行方差分解分析，從而比較各金融發展指標所產生的隨機擾動的相對重要性及其變化特征。
如表4所示，金融市場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中，銀行部門的貢獻率最大（除在第10期外），并且始終占據著最重要的位置，其貢獻程度由0增至16.6%左右，這也再次驗證了目前我國的金融體系仍為銀行體系為主導。股票市場的相關發展指標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相對較小且具有不穩定的特點，但隨著滯后期的增加影響有所增加，其中股市規模的貢獻率最大，且在第10期超越了銀行的貢獻率，由14.98%增至17.20%左右，這表明隨著我國股票市場近幾年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其對經濟增長逐漸開始產生正效應，而且隨著時間的增加正效應越來越明顯，甚至會超越銀行部門。
四、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采用2001年～2010年的季度數據通過時間序列的分析方法對我國銀行體系、股票市場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經驗分析。檢驗結果如下：
1. 二元變量的協整分析及其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顯示，銀行部門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股市規模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而經濟增長不是股市規模的格蘭杰原因，表明我國的金融市場尚未成熟，其市場化改革相對落后于我國實體經濟部門，但對于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這與Patrick（1966）的“供給主導”觀點相一致，即當經濟發展處于尚未發達階段，金融市場（這里主要指股票市場）的發展通過金融機構數量和規模的擴張來促進經濟的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近年來通過對股票市場的市場化改革，其對經濟增長的正效應。但從短期的角度來看，銀行發展不是我國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這在另一方面也凸顯了我國金融中介在信貸資源配置方面的弊端，即不能保證信貸資金流向最有效率的部門。
2. 多元變量的協整分析結果顯示銀行、股票市場規模對經濟增長具有長期的正相關關系，而股票市場的波動性對經濟增長具有負向的影響。其中，銀行部門的系數最大，表明在我國金融市場中銀行部門是促進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部門，金融市場以銀行體系為主導；另一方面，股票市場對于經濟增長的市場效應開始步入正軌，其作為國民經濟“晴雨表”的功能也已經有所體現，但其系數相對較小，因此股票市場的市場化效應還需有待進一步加強。從股市波動率趨勢來看，在2001年～2010年間，自2007年第一季度開始，我國股票市場的波動幅度開始加大，甚至出現“過度波動”的現象，而這很可能導致股市中資金風險加大，降低資金的配置效率，進而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負向的影響。
3. 就關于經濟增長率方差分解的結果來看，銀行部門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依然排在第一位，其貢獻率約為16.6%，再次驗證了我國的金融市場是以銀行體系為主導。另一方面，檢驗結果還顯示股票市場發展指標對于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有增加的趨勢，其中以股市規模發展指標最為明顯，表明近年來我國就股票市場的市場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從本文的研究結論出發，目前我國金融市場是以銀行體系為主導，其對于推動我國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其信貸資源的配置效率相對低下，市場化程度不高，不能保證信貸資源流向效率最高的部門；另一方面，我國的股票市場對于經濟增長處于“供給主導”的地位，這表明近幾年通過對股票市場改革的不斷深入（如：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2010年4月16日滬深300股指期貨的推出等），經濟效果已經開始有所體現，從長遠看甚至有超越銀行的趨勢。但從現實出發，更多的只是體現在金融機構數量和規模的擴張上。因此，我們應繼續加強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提高銀行部門的市場效率，繼續發揮其在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同時，在我國股票市場的改革中應注重其內在質的提高，而不是簡單量上的擴張，使其分散市場風險、收集市場信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基礎性功能進一步提高。
由協整檢驗結果表明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均顯示在5%顯著性水平上，所檢驗的4個變量之間至多存在1個協整關系。根據誤差修正項的符號與統計量是否顯著，在對該協整向量方程標準化的過程中我們指定Y的系數為1，方程結果見（3）式。
Y=0.251 004BCY+0.000 823SCY-0.720 06SVY+ut（3）
�。�0.061 31） （0.087 50） （0.196 29）
括號內的數值為協整系數估計值的標準差。
協整方程表明，銀行部門、股市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正相關關系，其中銀行部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其系數為0.251 004，表明長期內銀行信貸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則會帶動經濟增長約0.25個百分點，而股市規模雖然與經濟增長之間也表現為正相關關系，但從其系數可以發現，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是很大，這與前文的研究結論也趨于一致。股市的波動性與經濟增長關系具有負相關關系，表明股票市場的波動性可能會引起投資者較為悲觀的經濟預期，進而影響經濟的增長。上述結論驗證了我國目前的金融體系仍然是以銀行為主導，同時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市場效應也逐漸彰顯。
3. 協整向量的弱外生變量檢驗。在多元變量協整關系確認的基礎上，通過弱外生檢驗的方法對變量間是否存在長期因果關系進行測試，見表3。
檢驗結論為：（1）Y的短期需求不具有弱外生性，同時銀行部門的發展指標（BCY）對于經濟增長關系向量是內生的，這表明兩者之間存在雙向的長期因果關系。（2）資本化率發展指標（SCY）與股市波動率發展指標（SVY）對于經濟增長關系具有弱外生性，即其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長期因果關系，進一步說明股市的發展指標只能通過協整關系來共同影響經濟增長。總之，研究結論表明我國的金融市場是以銀行體系為主導，銀行部門的發展對于我國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作用，而股票市場的作用則相對較弱。這也前文的研究結論的相同。
4. 方差分解。為了說明我國金融體系各發展指標對經濟增長的相對重要性和這種重要性的動態變化特征。為此，我們在建立VAR模型的基礎上，對經濟增長率進行方差分解分析，從而比較各金融發展指標所產生的隨機擾動的相對重要性及其變化特征。
如表4所示，金融市場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中，銀行部門的貢獻率最大（除在第10期外），并且始終占據著最重要的位置，其貢獻程度由0增至16.6%左右，這也再次驗證了目前我國的金融體系仍為銀行體系為主導。股票市場的相關發展指標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相對較小且具有不穩定的特點，但隨著滯后期的增加影響有所增加，其中股市規模的貢獻率最大，且在第10期超越了銀行的貢獻率，由14.98%增至17.20%左右，這表明隨著我國股票市場近幾年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其對經濟增長逐漸開始產生正效應，而且隨著時間的增加正效應越來越明顯，甚至會超越銀行部門。
四、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采用2001年～2010年的季度數據通過時間序列的分析方法對我國銀行體系、股票市場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經驗分析。檢驗結果如下：
1. 二元變量的協整分析及其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顯示，銀行部門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股市規模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而經濟增長不是股市規模的格蘭杰原因，表明我國的金融市場尚未成熟，其市場化改革相對落后于我國實體經濟部門，但對于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這與Patrick（1966）的“供給主導”觀點相一致，即當經濟發展處于尚未發達階段，金融市場（這里主要指股票市場）的發展通過金融機構數量和規模的擴張來促進經濟的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近年來通過對股票市場的市場化改革，其對經濟增長的正效應。但從短期的角度來看，銀行發展不是我國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這在另一方面也凸顯了我國金融中介在信貸資源配置方面的弊端，即不能保證信貸資金流向最有效率的部門。
2. 多元變量的協整分析結果顯示銀行、股票市場規模對經濟增長具有長期的正相關關系，而股票市場的波動性對經濟增長具有負向的影響。其中，銀行部門的系數最大，表明在我國金融市場中銀行部門是促進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部門，金融市場以銀行體系為主導；另一方面，股票市場對于經濟增長的市場效應開始步入正軌，其作為國民經濟“晴雨表”的功能也已經有所體現，但其系數相對較小，因此股票市場的市場化效應還需有待進一步加強。從股市波動率趨勢來看，在2001年～2010年間，自2007年第一季度開始，我國股票市場的波動幅度開始加大，甚至出現“過度波動”的現象，而這很可能導致股市中資金風險加大，降低資金的配置效率，進而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負向的影響。
3. 就關于經濟增長率方差分解的結果來看，銀行部門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依然排在第一位，其貢獻率約為16.6%，再次驗證了我國的金融市場是以銀行體系為主導。另一方面，檢驗結果還顯示股票市場發展指標對于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有增加的趨勢，其中以股市規模發展指標最為明顯，表明近年來我國就股票市場的市場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從本文的研究結論出發，目前我國金融市場是以銀行體系為主導，其對于推動我國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其信貸資源的配置效率相對低下，市場化程度不高，不能保證信貸資源流向效率最高的部門；另一方面，我國的股票市場對于經濟增長處于“供給主導”的地位，這表明近幾年通過對股票市場改革的不斷深入（如：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2010年4月16日滬深300股指期貨的推出等），經濟效果已經開始有所體現，從長遠看甚至有超越銀行的趨勢。但從現實出發，更多的只是體現在金融機構數量和規模的擴張上。因此，我們應繼續加強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提高銀行部門的市場效率，繼續發揮其在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同時，在我國股票市場的改革中應注重其內在質的提高，而不是簡單量上的擴張，使其分散市場風險、收集市場信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基礎性功能進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