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格是一種氣質，是一種神韻[35],德國以穩重、理智、注重品質的設計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散發出讓人屏氣凝神的高貴和嚴肅；意大利舒適、溫馨、富于神采又極其奢華的設計，會使你的肩膀和面部肌肉充分放松；美國自信又富于效率的設計，形成了特有的寬闊和開放的風格；日本細膩、含蓄又精打細算的設計，極具商業感染力；還有花哨浪漫的法國設計、樸素實用的北歐設計等等’，所以風格離不開文化。
 

2.2.1.1風格的概念

設計風格是一個綜合性很強的概念，不是一件兩件產品的式樣或者幾個制造商的品味就可以詮釋的，它是某種元素、秩序、思想和造物觀念的融合體，設計風格應是廣泛被認同的，并且具有相對穩定的、一貫的精神。

隨著時間的推移，留在我們記憶中的中國風格，恐怕還是停留在遙遠的過去。材美工巧的明式家具以其簡約、空靈、質樸在歷史上獨領風騷；而清式家具不僅向世人展示其華美的外表，還展現了技藝高超的雕刻工藝，使傳統家具以不同于明式家具的風格，揭開歷史的新篇章。
 

2.2.1.2明式家具與文人意識

《士與中國文化》這本書更多是從古代的精神文化方便來闡述中國文人與中國文化的關系，然而從歷史的角度，文化和思想往往伴隨著對物質的追求[3、所以人們對于日用品的選取也是他們思想意識的深刻反映，中國的文人在物質和精神之間搭起了“人文”的橋梁。

文震亨在《長物志》的序文中，對家具設計和陳設原則進行了論述：“幾踏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貴在精而便，簡而裁，巧而自然。”在《家具》卷首，他又對此原則作了詳細的詮釋；“古人制作幾踏家具時，并無一定的長寬標準，但將它們布置在書齋或房間里，卻總是顯得那樣的古雅和討人喜歡，或坐或躺，無處不盡人意。人們在此休閑，談古說今，獎賞書畫，陳設三代銅器，或飲食，或稍睡片刻，這一切都會感到十分舒適。因此，家具不能一味采用雕刻、漆繪等裝飾技法，那樣只是討好普通人的口味[37]。”從文震亨的這段話中，不難看出，明式家具的產生、形成以及發展與當時文人們的審美取向是密不可分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明式家具可稱為“文人家具”。

明代中葉，由于舉國上下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景象，文化藝術的復興和昌盛，使人們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得到了極大的滿足。在這種前提下，出現了種種不尋常的文化現象，明代的家具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據徐沁《明畫錄》記載：明代畫家有800多人，然而蘇州就占150余人，松江、常熟、太倉三地也可納入吳門畫派，其人數可達一百五六十。由此可見，當時蘇、常、太地區的吳門畫派影響之廣大，在中國古代繪畫史上也是絕無前例的。

吳地文人崇尚高隱、脫俗，他們借物抒情、寄情山水，并倡導詩、書、畫、印皆為一體，所以在他們的繪畫中，瀟灑、寧靜、高遠的意境蘊含于其中。吳地文人的這種文化意識，對當時吳地的家具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明代中葉以后，在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出現了一批優質的硬木家具，其木材以花梨木、紫檀木等為主，于是成為了中國傳統家具史上的又一高峰。這種家具尤其受到士大夫文人階層的青睞和提倡，形成了一種獨有的文人氣息和藝術風格，為中國傳統家具建立了一座偉大的歷史豐碑。（圖2.5)

 

形，明式家具的文人氣質，每一件幾、踏、桌、椅，都要合乎吳地文人雅士生活目標的最高境界。吳地文人情有獨鐘于“云林清秘，高梧古石中，僅一幾一榻，令人想見其風致，真令神骨俱冷[M]。故韻士所居，入門便有一種高難絕俗之趣”的生活境界。他們常借物抒情，視家具為抒發情懷的載體，因此，對陪伴他們日常起居的家具，也必然要求簡約、典雅，努力表現那種超然脫俗之不凡的式樣和形體。

“文椅”是明式家具中的一種扶手椅，造型委婉、比例均勻、線條雋永，明式家具的風格和特色幾乎全部匯集于一身，使明式家具的文化內涵和文人氣質得以最真實的表達，這種內涵和氣質，也是明式家具的靈魂所在。

明式家具與文人意識魚水相容，從而產生了造型淳樸、結構簡明精煉、不事雕飾以及強調天然材質美的明式藝術家具。
 

2.2.1.3清式家具與皇權意識

清式家具的用材有別于明式家具，不同家具的用材是當時人們審美取向和文化觀念的外在呈現，同是采用珍貴硬木所制作的家具，所體現的家具文化卻不盡相同的，如紫檀和黃花梨。黃花梨多見于明代中葉到清代初期，黃花梨與明式家具是密不可分，黃花梨符合當時文人雅士的審美取向及要求，’其散發出的濃濃的書卷氣息，寄托了江南文人超凡脫俗的氣質。

提及清式家具最具有代表性的當屬宮廷家具，做工精湛的清宮家具在中國傳統家具中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代表了清代家具制作的最高水平，同時，它融匯吸收了其他民族以及西方國家的風格特點和優秀的制作技藝。

清代的宮廷家具指的是清政府為了配置行宮，如紫禁城、圓明園、避暑山莊等而制作的家具。按照其來源可劃分為三類：一是在紫禁城和圓明園內制作的家具，這類家具由皇家直接監管；二是皇家出樣，之后交于地方政府制作；三是作為“貢作”的家具，這類家具是由全國各地進貢給皇室的。

由于清代帝王的喜好，清式家具的種類較明式多，如多寶閣，這是一種出現在清代的新型家具，其誕生歸根于乾隆圼帝的喜好。乾隆統治時期，世際升平促進了不同文化的交融，乾隆皇帝不但對典章禮器關注頗多，對文玩雅器也甚是感興趣，為了給其一個與之相匹配的倉儲空間，對多寶閣的要求也自然就多了起來了。

根據朱家潛先生對雍正年間的宮廷家具制造情況的概述，當時的宮廷家具在品種上有套桌、膳桌、飯桌、琴桌、書桌、小桌、條桌、圖賽爾桌、炕桌、香幾、春発、杌子、寶座、地坪、百步燈、欄桿床、架子床、閑余架、衣服格子、玩器木格、書格、坐幾、西洋柜、豎柜衣架、插屏、炕屏、圍屏、穿衣鏡、底燈、玻璃燈、帽架、拖床[39]。康熙末經雍正、乾隆至嘉慶屬清代社會政治穩定期，是歷史上公認的“清盛世”時期。此時期的家具產業隨著社會的進步、科技的發達以及人們的需求而呈現興旺狀態。種類繁多的清宮家具，必然使得中國家具在造型、工藝、裝飾、材料上有所變化。

在裝飾上，清式家具較多注重陳設效果，體現了中西合璧的藝術魅力，清宮家具裝飾紋樣除了采用象征皇權的龍鳳紋之外，還大量采用西洋紋飾，如西番蓮。

在工藝上，從上述的清式家具概念中得知，清式家具采用包括西洋工藝在內的多種工藝技法，增加了清式家具的裝飾效果，使色彩對比更加強烈。（圖2.6)

在造型上，清式宮廷家具的造型有疊落式、如意式、轉板、折疊、硬愣、圓挺、半出腿、竹式、抽長式、一封書、集錦等。為了體現皇室的威嚴，清式家具的形體較明式家具厚重，于是手工匠人采用“一木連做”的方法，在用材上本著“用料為精”的原則，與明式家具“惜料如金”的原則恰恰相反。

在用材上，清宮家具的用材趨向于多元化，名目繁多、花樣復雜的家具用材遠超過了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如榆木、沉香木、楠木、紫檀木、花梨木、紅豆木、雞翅木、高麗木等[4°]。但是在清宮家具中，紫檀為主要用材，由于紫檀木質呈棕 

紅色或紫黑色，色調沉穩、色性偏冷，經過精雕細刻的紫檀家具更顯得精妙絕倫，富貴之氣油然而生，迎合了皁帝追求豪華的心態。（圖2.6)

清代的宮廷家具與帝王的特殊需要、愛好緊密相連，如北京故宮內收藏的制作于乾隆年間的三把鹿角椅，體現了清統治者能騎善射、饒勇豪放的精神。

 

 

2.2.1.4海派家具與市民意識

著名工藝美術學家朱孝岳先生對海派紅木家具做的精辟論述海派紅木家具是傳統明式家具與西式古典家具，主要是巴洛克家具與英國新古典主義家具相結合的產物。”不管是在功能方面，還是在材料結構方面，或是在雕刻裝飾方面，海派家具無不體現著中西結合的完美。

石庫門住宅群是海派家具成長的搖籃，20世紀初，江浙周邊地區的人口和財富伴隨著十里洋場的都市化，不斷向上海集中，刺激了建筑業的發展。石庫門里弄成片成片的建筑而起，以滿足日益膨脹的中產階級居住的需要。（圖2.7) 
 

石庫門內的小康家庭欣賞西式白木家具的適用，但是又嫌派頭太小；留戀傳統紅木家具的貴重，但又顧及到房間尺寸。上海紅木家具廠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商機，他們大膽創新，憑借根底深厚的傳統工藝，海派家具的雛形（中西式）漸漸形成。這個時期的紅木家具廠各顯神通，目標就是千方百計的迎合石庫門住戶現代生活的需要。他們將西式的白木家具的款式、功能與紅木家具加以柔和，改造創新后的紅木家具即具有西式白木家具的時尚又保持了紅木家具的氣派，如片子床、大衣柜、五斗櫥、梳妝臺等等。
 

中西式”海派紅木家具是明清家具在上海的現代化嘗試，順應了城市的發展潮流，所以受到了以石庫門居住群體為主的上海市民的追捧。上海紅木家具廠的發展步入了新的階段，這時毛全泰和脫離泰昌自立門戶的水明昌等原來的西式白木家具廠商也開始兼做起“中西式”紅木家具來。于是，紅木家具店迅速蔓延擴展，最鼎盛時期的數目超過100家。

海派紅木家具在不斷的演變過程中改良創新，款式日漸增長。摩登房間的紅木家具就是30年代張萬利木器號推出的創新之作，以其精美、現代、大方、雅致享譽滬上，成為海派家具風格成熟的標志。由于石庫門住宅設計注重向陽的臥室,養成了上海人家最為講究臥室陳設的習慣，設計的“對路”促進了摩登家具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