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統一中國后，從腹地沿氵舞陽河、清水江、都柳江東出南下的水道徹底暢通，用村原木的水上運輸條件開始具備。但因侗族村寨周圍的原始林區在侗族傳統社會中產權歸屬尚未定型，因而當時啟用原始林資源只能按臨近家族共有形式而展開，這就奠定了用村宜林地家族或家族-村寨共有制形成的歷史背景。14世紀以后，經過了明初經濟的繁榮階段，漢族核心地帶的農田日益擴散，山區梯田進一步開辟，森林資源開始枯竭。也正在這時侗族地區的原始林木在供足侗族自用之外，原木外銷的國內條件開始具備。關于侗族地區原木零星外銷的情況，在當時的漢文獻沒有留下足夠的文字記載，但因此而誘發的皇木征收則有見于《明史》和《明實錄》。到明代后期，政府派員征采“皇木”與漢族客商販賣原木已經并存[1]7-11。隨著外銷量的劇增，沿江碼頭利于扎筏外運地區附近的原始森林開始萎縮，人工營林逐步地被提到議事日程。但由此開啟的木材貿易逐漸成為該區域的重要經濟活動，并逐漸結成了共生關系的族際經濟結構。
在木材營運的各個環節也在力圖確保人工營林的封閉性。于是在營銷過程中形成了多民族互補的經濟結構，由此出現了特定的制度安排。主管外銷的漢族客商，即歷史上所稱的“水客”與主管山林林木經營的侗族和苗族“山客”不能直接接觸，漢族木商不能直接進入林區購買原木，而必須通過清水江流域各碼頭的侗族“木行”掮客進行成交。“掮客”既不能到下河販賣木材，也不能到林區購買木材，只能在“山客”與“水客”之間進行洽談撮合，但卻具有“一口喊斷千金價”的威信。由此以來，形成了“山客”—“掮客”—“水客”鏈式的產銷結構，這種產銷結構或者說這種制度安排，不僅保證了人工營林者的商業利益，而且也充分地保障了林區的封閉經營形式。說到底，這種制度安排之所以行之有效，其根本基礎仍在于侗族林地的家族或家族-村寨共有制。
侗族人工林區是一個自明末清初以來由多民族協作經營的經濟實體。各民族相互協作的人文環境主要表現為：清水江與都柳江上游為苗族生息的原始森林帶，這一原始林帶主要是為市場提供大規格用材林，但木材的漂運都得經其下游的侗族群眾轉手；林間的野生動植物產品則由漢族商販由陸路轉銷。苗族擁有的高山原始林，從森林帶的結構看，是侗族中低山區人工林帶的天然庇護，是不可缺少的水源涵養林，也是水土保持的屏障，直接維護了侗族地區的人工林的正常生產，同時還是侗族人工林的優質樹種的來源。苗族擇伐的過熟林木往往通過侗族轉手外運，侗族地區在技術與資金上對苗族提供了有力的幫助。侗族的人工林，是以低山區和丘陵區速生杉樹為經營的主要對象。這種人工林經營，在技術上兼容了苗族斯威頓耕作（Swdden Bodley 1985）[2]的文化因素和侗族精耕細作的文化因素[3]�？窟@一套經營技術，在條件好的地區可以實行8年成材，屆時其杉木胸徑可達20厘米，每公頃林地平均積材8-10立方米[4]。這樣的成材速度，就是當今世界以營林為業的國家也難以達到。黔東南侗族林區林木的扎排外運也是一個多民族聯合協作的過程。清水江林區航道靠侗族、苗族和漢族聯合疏竣和管理，而進入漢區的銷售渠道，主要由漢族輸運。順清水江東出，以常德為集散地，可達武漢、南京、上海。外來的漢族則是侗族林產品外銷的二傳手，又是漢區日用品輸入侗族地區的運輸隊，侗族再把這些日用品散銷苗族、土家族等地區。這種在商業渠道上的相輔相成，對侗族地區人工營林業的發展和規模經營同樣具有不可低估的價值。
侗族原木外銷又有力地支持了漢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并且孕育出了一批批漢族的林業經營資本家。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木材貿易的利潤豐厚，使得不少漢族富豪也開始涉足林業經營，他們通過租賃或購買青山等方式經營人工營林業，這種租賃與購買也是以家族-村寨為基礎展開的，出租宜林地一方是侗族或苗族的寨老或家族族長為代表的家族-村寨，歷史上稱他們為“山主”，而租賃侗族或苗族林地經營的一方被稱為“業主”。與此同時，侗族租用苗族山地，充當“業主”雇傭苗族作為“山客”就地經營，生產原木，并采伐運抵江邊，再由侗族商販轉手外銷。這里“山主”與“業主”的關系在某種意義上與西方社會的“租地農業家”相類似。“業主”的出現與壯大體現了侗族人工營林業在族際經濟互補關系的深層次化。侗族在經營擴大后，林區經營逐漸向清水江、都柳江上游延伸，擴大到苗族、水族、布依族地區，向下延伸到土家族地區，以致形成了各民族共同經營的嵌合互動形式。土家族在糧食補給上又支持了侗族人工營林業的發展，在經濟林的經營上，也對侗族的人工營林業提供了豐富的經驗與實用的技術，侗族的人工營林業的壯大又為土家族提供了 不少的就業機會。
在侗族人工營林業的貿易體制中，最為值得關注的是“山客”-“掮客”（行戶）-“水客”三者之間的關系。“錦屏木業通例，恒稱賣方為山客，買方為水客，蓋以賣客多來自山間，而買客多來自下江各地。山客放運木植至行戶以待價而沽，水客則攜款至行戶選購木植，水客選定木植后，則由行戶約同買賣雙方根據當時行情及木材品質議定基價，經雙方同意后，水客先應付木價1/2，其余半數俟所購木植全部放抵水客木塢（木塢即系沿江能避洪水沖刷之儲木處所）即應掃數付清。行戶除扣取其所應交之各項稅捐代為交納及其所應得之傭金外，其余即掃數交付山客。若是則交易手續即完成矣。”①貴州省檔案館農林60全宗9372卷。這基本上反映了侗族地區的木材貿易的情況。木材交易必須通過木行才能實現，木行所在的三寨（掛治、王寨、茅坪）照例分年輪流當江。“凡大河、亮江、八卦河所產木植，每逢子、卯、午、酉年輪為茅坪當江，王寨、掛治不得引客商越買；寅、巳、申、亥年輪為掛治當江，王寨、茅坪不得引客商越買；丑、辰、未、戌年輪為王寨當江，茅坪、掛治不得引客商越買”。②光緒二年黎平府嚴禁越江套買木植的告示。轉引自楊有耕《清代錦屏木材運銷的發展與影響》，貴州文史叢刊。到光緒十五年（1879年）又在三江之外增設了坌處、清浪、三門塘三個木市，又稱“外三江”。木行的設置，使得內三江與外三江成為水客與山客不能逾越的楚河漢界，上河山客不可沖江出賣，下河客不能越江爭買。這一木材貿易規則與清水江流域的木行相始終。也正是這一行規禁例的有效執行，才保障了清水江流域侗族木材貿易的正常進行，也才使得侗族地區的人工營林業得以持續發展。
在這種木材貿易關系中，“山客”是處在貿易關系的源頭，沒有“山客”及其家族-村寨的支撐，就沒有交易的貨源，木材貿易便無從進行。“山客”即是指擁有山林出賣林木的林農，他們又叫“山販”。山客是分布在清水江流域各支系宜林山區的少數民族，主要是侗族和苗族，后來也有部分漢族租賃或購買了侗族或苗族的林地成為了“業主”后，他們也加入到山客行列中來了。但山客的主體是侗族和苗族。山客憑借本民族特有的社會組織和個人對木材市場的行情的把握，利用家族林地共有制的形式，通過家族頭人或寨老的作用，對木植青山進行并置，形成大面積大規模的連片經營。山客基于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孕育了一批批家財萬貫的山客，在清嘉慶、道光之際，就有所謂的“姚百萬，李三千，姜家占了大半邊”[1]30。這充分地反映了當時山客的富裕情況。姚百萬，名玉魁，生活于清乾隆嘉慶年間，他溝通各寨頭人，與各村寨家族同時簽訂協議，大批量砍伐原木集運于三江木行發賣，牟取重利，幾年工夫就擁有資金百萬。然后投資廣置山林田地，購置了自瑤光開始，順烏下江而下四五十里兩岸田地山林。繼姚百萬之后，姜家也是如此發跡，擁有巨資后，購買了田地面積17000多石，其范圍包括沿清水江而下抵天柱縣的遠口，逆清水江而上買到了劍河縣，沿烏下江兩岸，則買到了黎平縣的羅里、孟彥。地跨侗族苗族聚居的錦屏縣、黎平、天柱、劍河四境。除了這些巨富山客，侗族苗族各村寨家族還有不計其數的大大小小山客，按當時每年進入三江木市采購木材的水客約千人，山客的人數估計是3倍于水客，山客也不下3000人。也正是這些無計其數的山客活躍在侗族苗族林區，使得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貿易源源不衰，有力地推動著侗族人工營林業的發展。
外地來侗族地區采購木材的商人，皆逆水而上，販運木材沿長江流域銷售，故稱之為“下河客”“下江客”，或統稱為“水客”。下河客商因來自地區不同以及時間先后有異，他們都組建了各個地域性的商幫組織，最早進入侗族地區經營木材貿易的商幫組織有安徽、江西、陜西的木商，稱為“三幫”，以及除三幫之外的其他木商，成為“五勷”。這三幫五勷沿長江各重要碼頭商埠都建有自己的會館和停泊木排的木塢，各商幫以此為基地，組織‘公會’，設置專人主持會務，負責調解內部糾紛，協助解決處理木材在運輸過程中發生的意外事故。在清水江的木材貿易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木材貿易中，除了以白銀為主要流通貨幣外，他們還大量使用信用卷，分別在漢口和洪江的錢莊發行“漢票”和“洪兌”，以代替白銀流通于侗族林區市場。下河客商到侗族地區采購木材，一般把現金存入漢口錢莊，上河到洪江后，再講漢票換成洪兌，以洪兌到侗族地區購買木材。侗族林區商人獲得洪兌后，可以到洪江進貨，洪江商人得到洪兌后，又可以在洪江錢莊換成漢票到漢口進貨。這樣就形成了以洪兌漢票為中間環節的商品流通網絡。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以后，代理日本三菱三井洋行在漢口、沔陽、洞庭湖一帶收購棉花的買辦集團，利用交棉期限較寬的空隙，先到清水江流域侗族地區購買木材，運銷長江沿岸諸城鎮，然后再收購棉花上交洋行。他們因為是帶洋行收購棉花而被稱為“花幫”，花幫中大部分人是湖北大冶人，故又稱為“大冶幫”。花幫由于有日本的資金作為后盾，從不認息，勢力比較雄厚，他們以天柱的三門塘為據點，常年派人在錦屏、天柱等侗族地區駐守。“花幫”每年在侗族地區采購的木材數量最多，幾乎占去清水江流域木材外銷的80%[1]34。民國以后，在清水江流域侗族地區經營木材貿易的主要商號有“華中木業股份有限公司湘黔桂邊區第二采辦處”“貴州木業公司”“華中木號”“森大木號”“泰豐木號”等[1]82-95。
花幫每年帶來的斧印最少有20把，多時達六七十把。1把斧印代表1個木號，1個木號一般需要購木1000兩碼子，購買力強的可以購買5000兩碼子。最著名的木號有“段家四號”（益成和、益成德、益成利、益成祥），還有“劉家四號”（興義謙、興茂永、興茂祥、興茂盛）。他們已經采用拖輪拽運，逆水而上時，則運來銀子或洋布、食鹽、洋油、洋皂、洋釘等，他們運來的洋貨以低于市場價5-10%的優惠拋售，而又以高于市價10%的價格搶購木材，于是，侗族行戶或“主家”爭相售木給“花幫”�；◣鸵彩褂�“漢票”和“洪兌”，由于資金雄厚，信譽最好，他們的“漢票”“洪兌”在清水江侗族地區廣泛通行而無須擔保人，然而其他木號雖然也使用“漢票”“洪兌”，但必須有殷家擔保，賣方才敢接受。
“掮客”也即是“行戶”，也有的稱為“主家”，總稱為“木行”。木行是政府批準開設的牙行。其立案手續在清代須經布政使司批準，頒發“牒”；民國時期要省財政廳批準，頒發“執照”。行戶在木材貿易中充當中介人，其主要任務是：代水客找貨源，選配木材花色品種，安排塢子，兌付款價，雇夫撬排運輸，結算各種賬目；代山客編排木材，上纜子，保存木材，墊付運費、貨款或預付木價，尋找買主；買賣時，行戶從中喊盤定價，具有“一口喊斷千金價”的權威。從某種意義上說，行戶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交易中間媒介，而是具有能夠控制和左右木材交易特權的勢力。
木行營業每年必須按規定向政府交納營業稅，清代每年交納白銀2千兩；民國時期按所得金額提處所得稅。政府還以木行的發票為依據，向買賣木植者征收木植稅。木行的主要收入是按照規定向木商提取傭金，也稱牙口，一般是按交易額提取5%。據國民政府實業部《中國經濟年鑒》統計，民國初年清水江流域杉木每年外銷總值600萬元計算，錦屏、靖州的木行、木棧全年傭金為18萬元，一般年景也不下10萬，加上高利貸和向木商浮報開支及聚賭抽頭等收入，全年不下二三十萬元。3年一輪，每寨年收入近10萬，對于一個人數不及1000人的村寨式集鎮，真可謂財源涌進，收入十分壯觀，開木行的“掮客”家家多是萬貫財主。因此也引起了緊鄰三寨的天柱縣屬的坌處等寨漢族的覬覦，千方百計利用各種手段來打破這種木材貿易格局，這主要表現在持續約200年的爭奪當江專利權的斗爭[5]。早在清康熙四年（1665年），天柱、湖南交界處等清水江下游漢族村寨在沿江設置了18個關卡，①據至今流傳在清水江流域民間的說唱體抄本《爭江記》所言，十八關是指清朗、榮溪寨、坌處、三門塘、埂洞、新市、遠口、鸕鶿、中團、牛場寨、興隆灘、白巖塘、江東關、金雞關、巨潭寨、甕洞、金子口、大龍關和托口。與錦屏法定“三江”木市抗衡。水客木材過關，每排抽銀9兩，18關計抽162兩，水客叫苦不迭。后有木商田金展等到湖南巡撫部院控告，在政府的武力威迫下拆除了18關。但下游漢族不因此罷休，此后，屢向貴州巡撫、古州道臺、黎平府、鎮遠府申請開行，均未獲準。以至到嘉慶時期，“爭江”更為激烈。嘉慶元年（1796年）坌處楊國泰、王師旦等向黎平府、古州道臺請貼開行，并由坌處當總江，被駁回不準。 嘉慶六年（1801年）伍仕仁、王紹美等在不得政府的同意下擅自開行，強留下江水客，并雇人扮成皇商采辦“皇木”從上游放木沖江，被茅坪行戶識破截攔。三江行戶聯名上告貴州巡撫，坌處木行旋即取締。嘉慶十年（1805年），坌處王師旦等把數百水客強行阻攔，燒毀水客船只篾纜，甚至毆打水客，一時造成木材貿易中斷。于是下江水客、上游山客和三江行戶紛紛上告，貴州巡撫飭令黎平、鎮遠兩府以兵困坌處，始得通航。直到光緒十五年（1889年）坌處舉人吳鶴書等人藉“收費養團練”的名義，向天柱縣、鎮遠府申請開行，鎮遠府轉報省撫部院，獲準坌處、清浪、三門塘開行。此三寨稱為“外三江”，外三江開行之戶稱為“主家”。原來的三寨稱為“內三江”。為了協調內外三江的木材貿易秩序，黎平、鎮遠兩府委員到坌處商議貿易規則：“三幫”“五勷”原在“內三江”有停泊、扎排碼頭，仍襲舊制，須入內三江向行戶購木；除三幫五勷之外的漢口幫、黃州幫、寶慶幫、長沙幫、衡州幫、花幫等只能在外三江通過“主家”購買木材。而永州等外江客商進入“內三江”買木，須有外江主家引進，內江行戶不得與外江客自行開盤議價，違者內江罰行戶，外江罰水客；外江主家引客進內江成交后，須交納厘金、傭金等費，方能放木到外江主家木塢扎成木排，木商水客以木價總額3%作傭金交給外江主家。在政府的主導下，對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貿易規則進行調控，盡管內外三江并存，但木材貿易秩序井然。直到解放前，各木商不僅劃分勢力范圍，已經出現了類似辛迪加式的商業資本集團，大型的商業資本已基本完成了營林、采伐、集運、外銷配套的聯合經營體制。這種聯合經營是以侗族、漢族為龍頭，聯合有關各族進行一條龍的原木生產和貿易的格局。這種以林業為基點的各民族經濟結構把封閉的山區各民族有效地聯系起來，引向了市場。
清水江流域侗族地區的木材貿易從形成時起，直到民國時期的350多年里，盡管也出現了不少的矛盾與摩擦，但是政府一直站在宏觀調控的角度，按照木材貿易的慣例，竭力維持木材貿易的正常秩序。盡管也有些官吏在中飽私囊后，以手中的權利為破壞這種秩序的人開綠燈，但是已經成長起來的水客、山客和行戶為了維持正常的貿易渠道，與這種破壞行徑進行了不屈不饒的爭斗，在正義與法律面前，每次都取得了勝利。這樣以來，使得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貿易一直保持著山客——行戶——水客的交易格局。在這種貿易格局中，當然也充滿著剝削與壓迫，各勢力集團之間也存在著明爭暗斗，有時甚至釀成大規模的械斗，給生產帶來了不小的損失，侗族下層群眾所受的壓迫與剝削更是深重。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這種木材貿易格局和經濟交往結構畢竟把封閉的山區各民族有效地聯系起來了，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市場經濟的深度邁進。今天，我們當然反對各種壓迫與剝削，也反對地方勢力獨霸貿易，希望各民族平等地聯合起來，攜手走向市場，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和共同富裕。
解放后，黨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視和全力支持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為侗族林業的發展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成果。首先是實現了各民族在法律上的一律平等，根除了數千年延續的民族壓迫的劣跡，消除了各民族間的隔閡，為侗族林業的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同時大大開闊了侗族人民的眼界，使他們步入社會主義的大道。其次是徹底根除了橫霸一方、武斷鄉曲、魚肉佃民的封建惡霸勢力，摧毀了制約侗族傳統林業發展的桎梏，使廣大的侗族林農真正當家作了主人。再次是解放以來，黨和人民政府對少數民族經濟發展實行了經濟傾斜政策，動員了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在侗族地區進行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范圍最廣的基本建設投資。公路鐵路的建設，河道的整治，電網的架設，均已深入到侗族林區。這就奠定了侗族傳統林業向現代化邁進的堅實的物質基礎。最后是解放以來，黨和人民政府推行了大規模地普及文化教育事業，為侗族傳統林業的發展培育了一大批有知識有技術的科技隊伍。隨著科研事業的發展，現代化的林業科研成果與侗族林業傳統經驗的結合，可以使侗族的傳統林業煥發出新的生機。然而，我們在對侗族林業經濟發展的檢討中，不僅要看到其成功的一面，但也不能忽視其不足的一面。我們必須在承認其成就的同時，要充分地認識到不足的一面。如果不能這樣客觀地對待這一歷史事實，那么這一政治制度的變遷所帶來的對負面影響就會繼續制約侗族林業的發展，若是我們不能及早地清楚這些隱患，它們就有可能膨脹起來，甚至還可能吞噬我們已經取得的成就，進而使侗族林業長期徘徊不前。
由于我們國家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各民族社會背景千差萬別，要在短期內做到全面深入的了解與認識，客觀上存在著諸多的困難。解放以來，對侗族林區政策若有偏頗的話，大多是由于這種客觀原因所造成的。我國的主體民族是漢族，漢族地區經濟在全國經濟中占有絕對優勢，從全國的經濟建設著眼不能不優先考慮漢族的經濟運行特點。因而在宏觀上進行調控時忽視了少數民族的經濟特點，也是難免的事。也正是由于這一系列的主客觀原因的存在，使得我國建國以來立足于漢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政策在侗族林區生搬硬套，甚至強制執行，這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眾多的失誤。
我國自解放以來，對侗族地區的傳統林業政策曾有過眾多的失誤。這些失誤之所以產生，主要導因于我們對侗族傳統林業的認識一直存在著偏差，這種偏差主要表現在沒有把侗族的傳統林業正確地理解為人工營林業，而是將這些人工營建的用材林與天然林混為一談。侗族的傳統林業是農業類型經濟派生出來的社會組合型長線種植業。而我們國家對這里的林業政策，則是將這里已有的林木當作自然森林看待，雖然林木有主，但政府采取了強制的措施，宣布山林歸國家所有后，就全部無償地采伐取用，這乃是我國50年代以來推行的“一平二調”、統購統銷的政策出發點。這一政策一直執行到1980年代初期，其結果造成了整個侗族地區林業生產的畏縮、生態資源的破壞，尤其是導致了侗族林農的史無前例的貧困化。
另一個政策的出發點是將這里的林業經營視為開礦山那樣的全民性工業企業，而沒有把它看成是一種長線產業。礦山一次性開發后，也無須對誰償付勞動力所付出的價值，僅負擔開礦工人的工資和設備動力投入。林業則不同，尤其是林業的長期性，對林業的經營與礦山開發是截然不同的，它既要承擔林農的勞動力投入，又得支付林業生產中的風險保證金，還得支付投入再生產的資本。直到目前為止，這種政策思路仍在進行，侗族林區現行的各級林業管理部門都是按照這一思路建構起來的。因而自改革開放以來，林業機構的改革改了又改，最終還改不出一個結果來。在改革中，不是增加了林農應得的收入，而是在減少。但在政府保護下的林工商企業享受到了改革開放政策的極大優惠，從而發展成為一個龐大臃腫的吃饞坐懶的食利集團。
在共和國建立后，把個體的木材貿易視為資本主義的尾巴被割了。林區的原木只能由國家統一收購和統一外調，使各民族結合的江上放排銷售渠道被阻斷，各民族間的經濟鏈接隨之解體。1951年6月，按照西南軍政委員會的指示，一切個人一律停止采伐與收購木材，已經采伐未放走的全部凍結。1954-1955年對木商木行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使他們轉業轉產。與此同時，國家實行“中間全面管理，兩頭適當放松”的政策，對木材市場進行了全面清理，取消了木材私人經營，全部過渡為國家森工部門統一管理，即對木材實行統購統銷。在木材采購上實行“深采遠購”方針，派人深入林區收購木材，在侗族林區設置了無以數計的大大小小的木材收購點。1957-1958年實行高指標收購，爭放“衛星”。1963年，國家對林產品收購實行獎購辦法，其標準是：木材每立方米獎售棉布1尺，糧食4.5公斤，每7個立方米獎售皮鞋1雙；南竹每100根獎售糧食12.5公斤，桂皮每50公斤獎售糧食1公斤。①錦屏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錦屏縣志》，第532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這種木材收購獎勵制度一直持續到1984年。在這一時期，雖然錦屏縣木材的統購統銷年均約有6萬立方米，但林農仍處在“千兩黃金米下死”的境地。木材實行統購統銷，大量的困山材、小徑材等非規格材被拒收，縣里無權經營，林農無權處理，村民說“爛得、燒得，就是變廢為寶賣不得”。使得侗族林區出現了“材在山上爛，人在家里窮”，的局面。又在“以糧為綱”的口號下，強令林區的林農轉向農業生產，侗族的生活環境本來就是“九分山地，半分農田半分水” 。長期以來大部分侗族群眾靠販賣原木換取糧食為生，棄林從農和耕地嚴重不足，侗族群眾歷來以蓄木資生，放排撐駕糊口，了度民生，但這一生存基礎失去后，村民們不得不“過了年關，就鬧糧荒，千方百計，四處討糧”。為了生存，就只有大規模地毀林開荒，靠旱地作物輔助為生。這樣一來，使侗族經濟結構由原來的商品經濟退回到自然經濟形式 。國家自實行木材統購統銷以來，使木材生產與流通長期分離，生產者不能直接經營木材。即便到了目前仍是如此，林農所生產的木材不能自由買賣，規定只能以政府規定的價格出賣給縣林工商公司（國營木材公司），再由縣林工商公司轉手販賣。因此，木材流通環節多，手續復雜，木材價格極不合理，林農所售木材價格還不及林工商轉手倒賣價格的1/3，②據黔東南州林業局1991年財務報表反映，這一年全州每立方米木材平均銷售價為496元，而從林農手中的收購價才是98.76元，僅占銷售價的19.91%林農所得的木材價款還得扣除原來造林、營林采伐、運輸等成本費用，還加上流通領域中行業歪風的各種變相克扣，林農最后得到的實在是寥寥無幾，有的還要虧本。林農苦不堪言地說：“這真是老鼠養崽替貓爭，白干了。”
林工商公司（國營木材公司）是政府安排的在侗族林區能夠進行木材貿易的唯一合法“企業”，這種企業是政企合一的，有著得天獨厚的優越感，沒有任何競爭對手。因此，在木材貿易中，導致了嚴重的官僚作風和行業不正之風。林農千辛萬苦把木材運到公路邊、大河邊，木材公司下屬的木材收購站往往不及時收購，還要林農請客送禮賄賂他們，才給林農檢尺收購和結賬付款。否則，林農得風餐露宿，守上十天半月算是幸運，幾月半載也是常事。這不僅耽誤了林農的勞動時間，在雨季時必將造成木材流失，林農的損失就更大了。林農在這種貿易體制下真是吃盡了苦頭。這就難怪村民說“我們今后再也不砍樹交售了，也要讓你們收購站架起鍋子無米下，和我們一起喝西北風去。”在這種情況下，木材公司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由于林農不愿交售木材，木材站人員下鄉也很難收到木材的情況下，木材公司就變換了手法，把商品材指標交給上門求購木材的外地木商，讓他們交付木材訂金，由他們直接深入林區直接向林農收購，最后到木材公司辦理結賬手續。當初，林農看到每交售1立方米木材比木材公司收購站的價格高出10元或8元，又可少受原來那些窩囊氣，倒也樂意。但由于受雇于外地木商私下給了木材檢尺人員的好處，到木商帶檢尺人員檢尺時，每立方米木材少記一點或在木材等級上作點手腳，最終吃虧的還是林農。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論是共同體內部的交換還是共同體外部的交換，交換行為只能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行為主體之間進行。不同的行為主體為了實現特定的經濟目的和愿望，相互之間給予并獲取某種東西的行為過程，就實現了交換，不斷地滿足著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人們對交換這種行為的支配力以及通過這種支配力所獲得的東西就構成了交換的權力。在具體的交換過程中交換的權力是特定文化的規約下通過選擇的功能來實現的。于是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通過各種形式的交換建構起了人與物、人與人、族群與族群、地方與國家之間的復雜多樣的社會關系。
在木材營運的各個環節也在力圖確保人工營林的封閉性。于是在營銷過程中形成了多民族互補的經濟結構，由此出現了特定的制度安排。主管外銷的漢族客商，即歷史上所稱的“水客”與主管山林林木經營的侗族和苗族“山客”不能直接接觸，漢族木商不能直接進入林區購買原木，而必須通過清水江流域各碼頭的侗族“木行”掮客進行成交。“掮客”既不能到下河販賣木材，也不能到林區購買木材，只能在“山客”與“水客”之間進行洽談撮合，但卻具有“一口喊斷千金價”的威信。由此以來，形成了“山客”—“掮客”—“水客”鏈式的產銷結構，這種產銷結構或者說這種制度安排，不僅保證了人工營林者的商業利益，而且也充分地保障了林區的封閉經營形式。說到底，這種制度安排之所以行之有效，其根本基礎仍在于侗族林地的家族或家族-村寨共有制。
侗族人工林區是一個自明末清初以來由多民族協作經營的經濟實體。各民族相互協作的人文環境主要表現為：清水江與都柳江上游為苗族生息的原始森林帶，這一原始林帶主要是為市場提供大規格用材林，但木材的漂運都得經其下游的侗族群眾轉手；林間的野生動植物產品則由漢族商販由陸路轉銷。苗族擁有的高山原始林，從森林帶的結構看，是侗族中低山區人工林帶的天然庇護，是不可缺少的水源涵養林，也是水土保持的屏障，直接維護了侗族地區的人工林的正常生產，同時還是侗族人工林的優質樹種的來源。苗族擇伐的過熟林木往往通過侗族轉手外運，侗族地區在技術與資金上對苗族提供了有力的幫助。侗族的人工林，是以低山區和丘陵區速生杉樹為經營的主要對象。這種人工林經營，在技術上兼容了苗族斯威頓耕作（Swdden Bodley 1985）[2]的文化因素和侗族精耕細作的文化因素[3]�？窟@一套經營技術，在條件好的地區可以實行8年成材，屆時其杉木胸徑可達20厘米，每公頃林地平均積材8-10立方米[4]。這樣的成材速度，就是當今世界以營林為業的國家也難以達到。黔東南侗族林區林木的扎排外運也是一個多民族聯合協作的過程。清水江林區航道靠侗族、苗族和漢族聯合疏竣和管理，而進入漢區的銷售渠道，主要由漢族輸運。順清水江東出，以常德為集散地，可達武漢、南京、上海。外來的漢族則是侗族林產品外銷的二傳手，又是漢區日用品輸入侗族地區的運輸隊，侗族再把這些日用品散銷苗族、土家族等地區。這種在商業渠道上的相輔相成，對侗族地區人工營林業的發展和規模經營同樣具有不可低估的價值。
侗族原木外銷又有力地支持了漢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并且孕育出了一批批漢族的林業經營資本家。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木材貿易的利潤豐厚，使得不少漢族富豪也開始涉足林業經營，他們通過租賃或購買青山等方式經營人工營林業，這種租賃與購買也是以家族-村寨為基礎展開的，出租宜林地一方是侗族或苗族的寨老或家族族長為代表的家族-村寨，歷史上稱他們為“山主”，而租賃侗族或苗族林地經營的一方被稱為“業主”。與此同時，侗族租用苗族山地，充當“業主”雇傭苗族作為“山客”就地經營，生產原木，并采伐運抵江邊，再由侗族商販轉手外銷。這里“山主”與“業主”的關系在某種意義上與西方社會的“租地農業家”相類似。“業主”的出現與壯大體現了侗族人工營林業在族際經濟互補關系的深層次化。侗族在經營擴大后，林區經營逐漸向清水江、都柳江上游延伸，擴大到苗族、水族、布依族地區，向下延伸到土家族地區，以致形成了各民族共同經營的嵌合互動形式。土家族在糧食補給上又支持了侗族人工營林業的發展，在經濟林的經營上，也對侗族的人工營林業提供了豐富的經驗與實用的技術，侗族的人工營林業的壯大又為土家族提供了 不少的就業機會。
在侗族人工營林業的貿易體制中，最為值得關注的是“山客”-“掮客”（行戶）-“水客”三者之間的關系。“錦屏木業通例，恒稱賣方為山客，買方為水客，蓋以賣客多來自山間，而買客多來自下江各地。山客放運木植至行戶以待價而沽，水客則攜款至行戶選購木植，水客選定木植后，則由行戶約同買賣雙方根據當時行情及木材品質議定基價，經雙方同意后，水客先應付木價1/2，其余半數俟所購木植全部放抵水客木塢（木塢即系沿江能避洪水沖刷之儲木處所）即應掃數付清。行戶除扣取其所應交之各項稅捐代為交納及其所應得之傭金外，其余即掃數交付山客。若是則交易手續即完成矣。”①貴州省檔案館農林60全宗9372卷。這基本上反映了侗族地區的木材貿易的情況。木材交易必須通過木行才能實現，木行所在的三寨（掛治、王寨、茅坪）照例分年輪流當江。“凡大河、亮江、八卦河所產木植，每逢子、卯、午、酉年輪為茅坪當江，王寨、掛治不得引客商越買；寅、巳、申、亥年輪為掛治當江，王寨、茅坪不得引客商越買；丑、辰、未、戌年輪為王寨當江，茅坪、掛治不得引客商越買”。②光緒二年黎平府嚴禁越江套買木植的告示。轉引自楊有耕《清代錦屏木材運銷的發展與影響》，貴州文史叢刊。到光緒十五年（1879年）又在三江之外增設了坌處、清浪、三門塘三個木市，又稱“外三江”。木行的設置，使得內三江與外三江成為水客與山客不能逾越的楚河漢界，上河山客不可沖江出賣，下河客不能越江爭買。這一木材貿易規則與清水江流域的木行相始終。也正是這一行規禁例的有效執行，才保障了清水江流域侗族木材貿易的正常進行，也才使得侗族地區的人工營林業得以持續發展。
在這種木材貿易關系中，“山客”是處在貿易關系的源頭，沒有“山客”及其家族-村寨的支撐，就沒有交易的貨源，木材貿易便無從進行。“山客”即是指擁有山林出賣林木的林農，他們又叫“山販”。山客是分布在清水江流域各支系宜林山區的少數民族，主要是侗族和苗族，后來也有部分漢族租賃或購買了侗族或苗族的林地成為了“業主”后，他們也加入到山客行列中來了。但山客的主體是侗族和苗族。山客憑借本民族特有的社會組織和個人對木材市場的行情的把握，利用家族林地共有制的形式，通過家族頭人或寨老的作用，對木植青山進行并置，形成大面積大規模的連片經營。山客基于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孕育了一批批家財萬貫的山客，在清嘉慶、道光之際，就有所謂的“姚百萬，李三千，姜家占了大半邊”[1]30。這充分地反映了當時山客的富裕情況。姚百萬，名玉魁，生活于清乾隆嘉慶年間，他溝通各寨頭人，與各村寨家族同時簽訂協議，大批量砍伐原木集運于三江木行發賣，牟取重利，幾年工夫就擁有資金百萬。然后投資廣置山林田地，購置了自瑤光開始，順烏下江而下四五十里兩岸田地山林。繼姚百萬之后，姜家也是如此發跡，擁有巨資后，購買了田地面積17000多石，其范圍包括沿清水江而下抵天柱縣的遠口，逆清水江而上買到了劍河縣，沿烏下江兩岸，則買到了黎平縣的羅里、孟彥。地跨侗族苗族聚居的錦屏縣、黎平、天柱、劍河四境。除了這些巨富山客，侗族苗族各村寨家族還有不計其數的大大小小山客，按當時每年進入三江木市采購木材的水客約千人，山客的人數估計是3倍于水客，山客也不下3000人。也正是這些無計其數的山客活躍在侗族苗族林區，使得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貿易源源不衰，有力地推動著侗族人工營林業的發展。
外地來侗族地區采購木材的商人，皆逆水而上，販運木材沿長江流域銷售，故稱之為“下河客”“下江客”，或統稱為“水客”。下河客商因來自地區不同以及時間先后有異，他們都組建了各個地域性的商幫組織，最早進入侗族地區經營木材貿易的商幫組織有安徽、江西、陜西的木商，稱為“三幫”，以及除三幫之外的其他木商，成為“五勷”。這三幫五勷沿長江各重要碼頭商埠都建有自己的會館和停泊木排的木塢，各商幫以此為基地，組織‘公會’，設置專人主持會務，負責調解內部糾紛，協助解決處理木材在運輸過程中發生的意外事故。在清水江的木材貿易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木材貿易中，除了以白銀為主要流通貨幣外，他們還大量使用信用卷，分別在漢口和洪江的錢莊發行“漢票”和“洪兌”，以代替白銀流通于侗族林區市場。下河客商到侗族地區采購木材，一般把現金存入漢口錢莊，上河到洪江后，再講漢票換成洪兌，以洪兌到侗族地區購買木材。侗族林區商人獲得洪兌后，可以到洪江進貨，洪江商人得到洪兌后，又可以在洪江錢莊換成漢票到漢口進貨。這樣就形成了以洪兌漢票為中間環節的商品流通網絡。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以后，代理日本三菱三井洋行在漢口、沔陽、洞庭湖一帶收購棉花的買辦集團，利用交棉期限較寬的空隙，先到清水江流域侗族地區購買木材，運銷長江沿岸諸城鎮，然后再收購棉花上交洋行。他們因為是帶洋行收購棉花而被稱為“花幫”，花幫中大部分人是湖北大冶人，故又稱為“大冶幫”。花幫由于有日本的資金作為后盾，從不認息，勢力比較雄厚，他們以天柱的三門塘為據點，常年派人在錦屏、天柱等侗族地區駐守。“花幫”每年在侗族地區采購的木材數量最多，幾乎占去清水江流域木材外銷的80%[1]34。民國以后，在清水江流域侗族地區經營木材貿易的主要商號有“華中木業股份有限公司湘黔桂邊區第二采辦處”“貴州木業公司”“華中木號”“森大木號”“泰豐木號”等[1]82-95。
花幫每年帶來的斧印最少有20把，多時達六七十把。1把斧印代表1個木號，1個木號一般需要購木1000兩碼子，購買力強的可以購買5000兩碼子。最著名的木號有“段家四號”（益成和、益成德、益成利、益成祥），還有“劉家四號”（興義謙、興茂永、興茂祥、興茂盛）。他們已經采用拖輪拽運，逆水而上時，則運來銀子或洋布、食鹽、洋油、洋皂、洋釘等，他們運來的洋貨以低于市場價5-10%的優惠拋售，而又以高于市價10%的價格搶購木材，于是，侗族行戶或“主家”爭相售木給“花幫”�；◣鸵彩褂�“漢票”和“洪兌”，由于資金雄厚，信譽最好，他們的“漢票”“洪兌”在清水江侗族地區廣泛通行而無須擔保人，然而其他木號雖然也使用“漢票”“洪兌”，但必須有殷家擔保，賣方才敢接受。
“掮客”也即是“行戶”，也有的稱為“主家”，總稱為“木行”。木行是政府批準開設的牙行。其立案手續在清代須經布政使司批準，頒發“牒”；民國時期要省財政廳批準，頒發“執照”。行戶在木材貿易中充當中介人，其主要任務是：代水客找貨源，選配木材花色品種，安排塢子，兌付款價，雇夫撬排運輸，結算各種賬目；代山客編排木材，上纜子，保存木材，墊付運費、貨款或預付木價，尋找買主；買賣時，行戶從中喊盤定價，具有“一口喊斷千金價”的權威。從某種意義上說，行戶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交易中間媒介，而是具有能夠控制和左右木材交易特權的勢力。
木行營業每年必須按規定向政府交納營業稅，清代每年交納白銀2千兩；民國時期按所得金額提處所得稅。政府還以木行的發票為依據，向買賣木植者征收木植稅。木行的主要收入是按照規定向木商提取傭金，也稱牙口，一般是按交易額提取5%。據國民政府實業部《中國經濟年鑒》統計，民國初年清水江流域杉木每年外銷總值600萬元計算，錦屏、靖州的木行、木棧全年傭金為18萬元，一般年景也不下10萬，加上高利貸和向木商浮報開支及聚賭抽頭等收入，全年不下二三十萬元。3年一輪，每寨年收入近10萬，對于一個人數不及1000人的村寨式集鎮，真可謂財源涌進，收入十分壯觀，開木行的“掮客”家家多是萬貫財主。因此也引起了緊鄰三寨的天柱縣屬的坌處等寨漢族的覬覦，千方百計利用各種手段來打破這種木材貿易格局，這主要表現在持續約200年的爭奪當江專利權的斗爭[5]。早在清康熙四年（1665年），天柱、湖南交界處等清水江下游漢族村寨在沿江設置了18個關卡，①據至今流傳在清水江流域民間的說唱體抄本《爭江記》所言，十八關是指清朗、榮溪寨、坌處、三門塘、埂洞、新市、遠口、鸕鶿、中團、牛場寨、興隆灘、白巖塘、江東關、金雞關、巨潭寨、甕洞、金子口、大龍關和托口。與錦屏法定“三江”木市抗衡。水客木材過關，每排抽銀9兩，18關計抽162兩，水客叫苦不迭。后有木商田金展等到湖南巡撫部院控告，在政府的武力威迫下拆除了18關。但下游漢族不因此罷休，此后，屢向貴州巡撫、古州道臺、黎平府、鎮遠府申請開行，均未獲準。以至到嘉慶時期，“爭江”更為激烈。嘉慶元年（1796年）坌處楊國泰、王師旦等向黎平府、古州道臺請貼開行，并由坌處當總江，被駁回不準。 嘉慶六年（1801年）伍仕仁、王紹美等在不得政府的同意下擅自開行，強留下江水客，并雇人扮成皇商采辦“皇木”從上游放木沖江，被茅坪行戶識破截攔。三江行戶聯名上告貴州巡撫，坌處木行旋即取締。嘉慶十年（1805年），坌處王師旦等把數百水客強行阻攔，燒毀水客船只篾纜，甚至毆打水客，一時造成木材貿易中斷。于是下江水客、上游山客和三江行戶紛紛上告，貴州巡撫飭令黎平、鎮遠兩府以兵困坌處，始得通航。直到光緒十五年（1889年）坌處舉人吳鶴書等人藉“收費養團練”的名義，向天柱縣、鎮遠府申請開行，鎮遠府轉報省撫部院，獲準坌處、清浪、三門塘開行。此三寨稱為“外三江”，外三江開行之戶稱為“主家”。原來的三寨稱為“內三江”。為了協調內外三江的木材貿易秩序，黎平、鎮遠兩府委員到坌處商議貿易規則：“三幫”“五勷”原在“內三江”有停泊、扎排碼頭，仍襲舊制，須入內三江向行戶購木；除三幫五勷之外的漢口幫、黃州幫、寶慶幫、長沙幫、衡州幫、花幫等只能在外三江通過“主家”購買木材。而永州等外江客商進入“內三江”買木，須有外江主家引進，內江行戶不得與外江客自行開盤議價，違者內江罰行戶，外江罰水客；外江主家引客進內江成交后，須交納厘金、傭金等費，方能放木到外江主家木塢扎成木排，木商水客以木價總額3%作傭金交給外江主家。在政府的主導下，對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貿易規則進行調控，盡管內外三江并存，但木材貿易秩序井然。直到解放前，各木商不僅劃分勢力范圍，已經出現了類似辛迪加式的商業資本集團，大型的商業資本已基本完成了營林、采伐、集運、外銷配套的聯合經營體制。這種聯合經營是以侗族、漢族為龍頭，聯合有關各族進行一條龍的原木生產和貿易的格局。這種以林業為基點的各民族經濟結構把封閉的山區各民族有效地聯系起來，引向了市場。
清水江流域侗族地區的木材貿易從形成時起，直到民國時期的350多年里，盡管也出現了不少的矛盾與摩擦，但是政府一直站在宏觀調控的角度，按照木材貿易的慣例，竭力維持木材貿易的正常秩序。盡管也有些官吏在中飽私囊后，以手中的權利為破壞這種秩序的人開綠燈，但是已經成長起來的水客、山客和行戶為了維持正常的貿易渠道，與這種破壞行徑進行了不屈不饒的爭斗，在正義與法律面前，每次都取得了勝利。這樣以來，使得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貿易一直保持著山客——行戶——水客的交易格局。在這種貿易格局中，當然也充滿著剝削與壓迫，各勢力集團之間也存在著明爭暗斗，有時甚至釀成大規模的械斗，給生產帶來了不小的損失，侗族下層群眾所受的壓迫與剝削更是深重。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這種木材貿易格局和經濟交往結構畢竟把封閉的山區各民族有效地聯系起來了，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市場經濟的深度邁進。今天，我們當然反對各種壓迫與剝削，也反對地方勢力獨霸貿易，希望各民族平等地聯合起來，攜手走向市場，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和共同富裕。
解放后，黨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視和全力支持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為侗族林業的發展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成果。首先是實現了各民族在法律上的一律平等，根除了數千年延續的民族壓迫的劣跡，消除了各民族間的隔閡，為侗族林業的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同時大大開闊了侗族人民的眼界，使他們步入社會主義的大道。其次是徹底根除了橫霸一方、武斷鄉曲、魚肉佃民的封建惡霸勢力，摧毀了制約侗族傳統林業發展的桎梏，使廣大的侗族林農真正當家作了主人。再次是解放以來，黨和人民政府對少數民族經濟發展實行了經濟傾斜政策，動員了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在侗族地區進行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范圍最廣的基本建設投資。公路鐵路的建設，河道的整治，電網的架設，均已深入到侗族林區。這就奠定了侗族傳統林業向現代化邁進的堅實的物質基礎。最后是解放以來，黨和人民政府推行了大規模地普及文化教育事業，為侗族傳統林業的發展培育了一大批有知識有技術的科技隊伍。隨著科研事業的發展，現代化的林業科研成果與侗族林業傳統經驗的結合，可以使侗族的傳統林業煥發出新的生機。然而，我們在對侗族林業經濟發展的檢討中，不僅要看到其成功的一面，但也不能忽視其不足的一面。我們必須在承認其成就的同時，要充分地認識到不足的一面。如果不能這樣客觀地對待這一歷史事實，那么這一政治制度的變遷所帶來的對負面影響就會繼續制約侗族林業的發展，若是我們不能及早地清楚這些隱患，它們就有可能膨脹起來，甚至還可能吞噬我們已經取得的成就，進而使侗族林業長期徘徊不前。
由于我們國家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各民族社會背景千差萬別，要在短期內做到全面深入的了解與認識，客觀上存在著諸多的困難。解放以來，對侗族林區政策若有偏頗的話，大多是由于這種客觀原因所造成的。我國的主體民族是漢族，漢族地區經濟在全國經濟中占有絕對優勢，從全國的經濟建設著眼不能不優先考慮漢族的經濟運行特點。因而在宏觀上進行調控時忽視了少數民族的經濟特點，也是難免的事。也正是由于這一系列的主客觀原因的存在，使得我國建國以來立足于漢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政策在侗族林區生搬硬套，甚至強制執行，這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眾多的失誤。
我國自解放以來，對侗族地區的傳統林業政策曾有過眾多的失誤。這些失誤之所以產生，主要導因于我們對侗族傳統林業的認識一直存在著偏差，這種偏差主要表現在沒有把侗族的傳統林業正確地理解為人工營林業，而是將這些人工營建的用材林與天然林混為一談。侗族的傳統林業是農業類型經濟派生出來的社會組合型長線種植業。而我們國家對這里的林業政策，則是將這里已有的林木當作自然森林看待，雖然林木有主，但政府采取了強制的措施，宣布山林歸國家所有后，就全部無償地采伐取用，這乃是我國50年代以來推行的“一平二調”、統購統銷的政策出發點。這一政策一直執行到1980年代初期，其結果造成了整個侗族地區林業生產的畏縮、生態資源的破壞，尤其是導致了侗族林農的史無前例的貧困化。
另一個政策的出發點是將這里的林業經營視為開礦山那樣的全民性工業企業，而沒有把它看成是一種長線產業。礦山一次性開發后，也無須對誰償付勞動力所付出的價值，僅負擔開礦工人的工資和設備動力投入。林業則不同，尤其是林業的長期性，對林業的經營與礦山開發是截然不同的，它既要承擔林農的勞動力投入，又得支付林業生產中的風險保證金，還得支付投入再生產的資本。直到目前為止，這種政策思路仍在進行，侗族林區現行的各級林業管理部門都是按照這一思路建構起來的。因而自改革開放以來，林業機構的改革改了又改，最終還改不出一個結果來。在改革中，不是增加了林農應得的收入，而是在減少。但在政府保護下的林工商企業享受到了改革開放政策的極大優惠，從而發展成為一個龐大臃腫的吃饞坐懶的食利集團。
在共和國建立后，把個體的木材貿易視為資本主義的尾巴被割了。林區的原木只能由國家統一收購和統一外調，使各民族結合的江上放排銷售渠道被阻斷，各民族間的經濟鏈接隨之解體。1951年6月，按照西南軍政委員會的指示，一切個人一律停止采伐與收購木材，已經采伐未放走的全部凍結。1954-1955年對木商木行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使他們轉業轉產。與此同時，國家實行“中間全面管理，兩頭適當放松”的政策，對木材市場進行了全面清理，取消了木材私人經營，全部過渡為國家森工部門統一管理，即對木材實行統購統銷。在木材采購上實行“深采遠購”方針，派人深入林區收購木材，在侗族林區設置了無以數計的大大小小的木材收購點。1957-1958年實行高指標收購，爭放“衛星”。1963年，國家對林產品收購實行獎購辦法，其標準是：木材每立方米獎售棉布1尺，糧食4.5公斤，每7個立方米獎售皮鞋1雙；南竹每100根獎售糧食12.5公斤，桂皮每50公斤獎售糧食1公斤。①錦屏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錦屏縣志》，第532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這種木材收購獎勵制度一直持續到1984年。在這一時期，雖然錦屏縣木材的統購統銷年均約有6萬立方米，但林農仍處在“千兩黃金米下死”的境地。木材實行統購統銷，大量的困山材、小徑材等非規格材被拒收，縣里無權經營，林農無權處理，村民說“爛得、燒得，就是變廢為寶賣不得”。使得侗族林區出現了“材在山上爛，人在家里窮”，的局面。又在“以糧為綱”的口號下，強令林區的林農轉向農業生產，侗族的生活環境本來就是“九分山地，半分農田半分水” 。長期以來大部分侗族群眾靠販賣原木換取糧食為生，棄林從農和耕地嚴重不足，侗族群眾歷來以蓄木資生，放排撐駕糊口，了度民生，但這一生存基礎失去后，村民們不得不“過了年關，就鬧糧荒，千方百計，四處討糧”。為了生存，就只有大規模地毀林開荒，靠旱地作物輔助為生。這樣一來，使侗族經濟結構由原來的商品經濟退回到自然經濟形式 。國家自實行木材統購統銷以來，使木材生產與流通長期分離，生產者不能直接經營木材。即便到了目前仍是如此，林農所生產的木材不能自由買賣，規定只能以政府規定的價格出賣給縣林工商公司（國營木材公司），再由縣林工商公司轉手販賣。因此，木材流通環節多，手續復雜，木材價格極不合理，林農所售木材價格還不及林工商轉手倒賣價格的1/3，②據黔東南州林業局1991年財務報表反映，這一年全州每立方米木材平均銷售價為496元，而從林農手中的收購價才是98.76元，僅占銷售價的19.91%林農所得的木材價款還得扣除原來造林、營林采伐、運輸等成本費用，還加上流通領域中行業歪風的各種變相克扣，林農最后得到的實在是寥寥無幾，有的還要虧本。林農苦不堪言地說：“這真是老鼠養崽替貓爭，白干了。”
林工商公司（國營木材公司）是政府安排的在侗族林區能夠進行木材貿易的唯一合法“企業”，這種企業是政企合一的，有著得天獨厚的優越感，沒有任何競爭對手。因此，在木材貿易中，導致了嚴重的官僚作風和行業不正之風。林農千辛萬苦把木材運到公路邊、大河邊，木材公司下屬的木材收購站往往不及時收購，還要林農請客送禮賄賂他們，才給林農檢尺收購和結賬付款。否則，林農得風餐露宿，守上十天半月算是幸運，幾月半載也是常事。這不僅耽誤了林農的勞動時間，在雨季時必將造成木材流失，林農的損失就更大了。林農在這種貿易體制下真是吃盡了苦頭。這就難怪村民說“我們今后再也不砍樹交售了，也要讓你們收購站架起鍋子無米下，和我們一起喝西北風去。”在這種情況下，木材公司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由于林農不愿交售木材，木材站人員下鄉也很難收到木材的情況下，木材公司就變換了手法，把商品材指標交給上門求購木材的外地木商，讓他們交付木材訂金，由他們直接深入林區直接向林農收購，最后到木材公司辦理結賬手續。當初，林農看到每交售1立方米木材比木材公司收購站的價格高出10元或8元，又可少受原來那些窩囊氣，倒也樂意。但由于受雇于外地木商私下給了木材檢尺人員的好處，到木商帶檢尺人員檢尺時，每立方米木材少記一點或在木材等級上作點手腳，最終吃虧的還是林農。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論是共同體內部的交換還是共同體外部的交換，交換行為只能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行為主體之間進行。不同的行為主體為了實現特定的經濟目的和愿望，相互之間給予并獲取某種東西的行為過程，就實現了交換，不斷地滿足著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人們對交換這種行為的支配力以及通過這種支配力所獲得的東西就構成了交換的權力。在具體的交換過程中交換的權力是特定文化的規約下通過選擇的功能來實現的。于是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通過各種形式的交換建構起了人與物、人與人、族群與族群、地方與國家之間的復雜多樣的社會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