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漢字的起源說法之一就是漢字源于仰韶文化遺址中所發現的彩陶上的幾何紋飾。漢字是從哪兒發展來的，這是漢字學上的問題。但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遠古的人們就己經學會了用漢字進行裝飾，對所用的器物有著美化地愿望，這種對美的需求是自發的。我想彩陶上裝飾的漢字雛形可能就是書法與家具的首次聯姻吧。
 

書法與家具第二次的親密接觸就是中國的青銅器。“我們要想窺探中國書法里章法、布白的美，探尋它的秘密，首先要從銅器銘文入手[31]商周時代的青銅器多被用作宗廟里的祭器和象征等級制度的禮器。這些祭器和禮器都是成組配套的，造型有方有圓，有髙有矮，制作或粗獷渾厚，或精巧纖麗，一個個看都是那么別致，一組組看又是那么和諧,充分體現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高超的藝術構思與精湛的制作才能。中國青銅器的銘文，文字以鑄成者為多。凹入的字樣，稱為陰文，少數文字凸起，稱陽文4商代和西周，可以說銘文都是鑄成的，只有極個別用鋒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在這樣的禮儀氛圍中作為禮器的重要組成部分：花紋和銘文，自然要與禮器的形制和祭祀的氛圍相稱。所以，金文大多以端莊、穩重、規整的結體和章法呈現。尤其在章法上，除了保持自上而下、自右至左的排列方法外，十分注重整體的方整性，即天地頭的齊平，很少有差參的行腳，首行與末行也幾乎控制在同一天地水平線上。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盡管早期金文只有行距，橫向無列，字形大小隨筆畫多寡而變有一種內在的布局上的錯落感.但至行末和文末仍然控制得很平整。這是明顯的有意為工的效果，似乎是一種精心的安排。有的金文章法隨器形而展開，使拓片在平面上呈k形狀序列，但銘文在器物上卻是排列整齊的
 

中國的書法藝術與家具完美結合的典范可能要算中國古代的屏風了。屏風在古人室內的主要作用自周朝具有“天子負斧”的特殊地位以后，不僅是障風和隔斷的家具，也是室內的裝飾和座右銘。例如漢代李尤的《屏風銘》（如圖6.6)內容為：“舍則潛僻，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廉方”。
西周《毛公賴》御覽》卷710)在唐代出現了很多的題詩屏風。如胡文彥在他的《中國家具文化》一書當中就已經引用了很多的例子。

“畫家畫屏風，詩人題屏風、詠屏風的故事和詩作屢見史載^從漢代劉向《烈女傳》為題的《四堵屏風》，三國曹不興誤落墨點留下的“誤筆作蠅”，唐代虞世南默寫“烈女傳屏風”《舊唐書*虞世南傳》,房玄齡擇古今圣賢家誡書于屏風以誡諸子《舊唐書•房玄齡傳》，唐憲宗錄前代君臣事跡于屏風《舊唐書•憲宗紀》)，，“宋太宗時期詩人潘閬，有《憶余杭》數首，m6.4;西周保公鼎》內的銘文寫杭州西湖勝景一時盛傳，《歷代詩余》引《古今詩話》說“東坡愛之，書之于玉堂屏風。石曼卿使畫工繪之作圖”。五堂是宋時的翰林院官署，蘇軾時官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將潘閬的《億余杭》

書于屏風，立于翰林院，一時也傳為佳話。
 

在接下來的歲月里，隨著生產力、經濟、社會、文化、手工業等方方面面的不斷發展，家具與中國的書法藝術也在不斷地結合，影響。最終，結下了中國家具史上的一顆碩果——明式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