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0日，中央電視臺《每周質量報告》播出了《達芬奇天價家具“洋品牌”身份被指造假》一則新聞。據了解，作為國際高端品牌的授權者和經銷商，達芬奇銷售的這些天價家具并非如它們所宣稱的全部從意大利生產進口，而是授權廣東東莞長豐家具公司等8家家具公司進行生產，生產完成后，企業將家具從深圳出口到意大利，換包裝后再次進口到上海，銷往中國內地。不僅如此，達芬奇家具所用原料與其宣稱的名貴實木白楊荊棘根完全不符，而是用高分子樹脂材料、大芯板和密度板制成的，這導致了消費者不斷地發現了其存在的嚴重質量問題。
 

作為社會再生產過程的重要環節之一，消費時刻凸顯在人的社會存在的領域中。消費是泛指消費主體受到一定消費觀念的影響，有目的地從事購買和享用各種消費對象的活動。馬克思曾對資產階級的消費理論進行了深刻的論述。他認為，資產階級將消費僅僅作為一種個體的、個人主觀意志的、偶然的行為，“在消費中，產品變成享受的對象，個人占有的對象……在消費中，產品脫離這種社會運動,直接變成個人需要的對象和仆役，供個人享受而滿足個人的需要……在生產中，人客體化，在消費中，物主體化。”這只是“膚淺的表象”°°。因此，消費行為的健康與否受到一定的消費心理的影響，即消費主體對其消費行為的自我意識。具體來講，在消費的過程中，消費者首先產生一種消費欲望，然后獲取消費品信息，最后做出消費決定，這一常態的過程在同質社會具有普遍性。然而，在實際過程中，作為消費主義的載體，商品不僅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還具有更為重要的符號價值或象征價值。因此，商品就異化成消費符號，人的消費行為也異化成為對符號的消費，消費主體變成了消費的客體,人異化為物的奴隸。消費者的消費行為產生了扭曲的消費欲望，這種不符合需要的消費決定就是病態消費。“一種社會事實或社會現象是病態的只有根據它所規定的中的關系才能確定。”0這種病態的消費行為表現為消費主義近年來在我國的盛行。它追求品牌與時尚，人們的消費活動隨著它的發展而陷入無計劃、無需要的購買之中。這種病態的消費心理在個體中滋長了享樂主義，在社會群體中則導致了經濟的惡性運行和道德風氣的敗壞，其短期行為的價值取向嚴重地影響了社會文明與進步。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內外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商品選擇的日益多樣化，西方消費主義思潮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人民群眾的消費觀受此影響也在發生著重大變化。在此次達芬奇家具造假事件中，消費者病態的消費心理在某種程度上縱容了其造假行為的發生。達芬奇家具的購買者為了顯示其財富和地位過度地追求“洋”品牌與時尚，這在很多情況下導致了其陷入了無計劃和無需要的購買中，無節制的物質享樂和消費主義在客觀上促使了達芬奇公司為滿足其虛榮需要而忽視質量管理�？梢哉f，達芬奇家具已經異化為消費符號，而廣大的消費者也被這種符號所異化，成為消費的客體和達芬奇品牌的奴隸。這種病態式的消費心理又影響了更多的消費者，使得達芬奇公司更加堅持短期行為的價值取向，導致了惡性循環的形成，越來越多消費者的利益受到損害，正常的經濟運行和良好的道德風氣也遭到了破壞。
 

‘‘生產”是社會再生產的起點，交換、消費、分配等其他重要環節都受其制約及影響。在人類基本實踐活動中，“生產”不僅決定著社會再生產的各個環節，而且影響著不同時代道德的生成與發展。因此，一定社會發展階段的倫理道德是社會再生產的重要內容。質量是生產倫理的基本規則，這是由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所決定的。在商品經濟中，市場交換的核心內涵就是商品的質量。商品的質量成為其能否占領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決定性因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信譽度、美譽度以及經濟、社會效益都是以質量的高低作為載體來完成的。所以，從理論上講，只有當生產者和經銷商，經銷商和消費者在某一產品的質和量達成一致時交換行為才能得以實現。然而，在實際交換的過程中，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使生產者有權決定生產或銷售什么樣的產品，因此，道德水平的高低就直接影響了交換行為的質量。由此形成的生產倫理在質量中的作用就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的內容：首先，管理者的道德價值取向決定了產品質量的高低并對市場起到引導和示范作用。其次，市場主體與顧客的關系也影響著產品的質量。作為市場交易中的基本道德關系，顧客的滿意程度對市場主體的生存起決定性作用，市場主體與顧客的多少呈現出正相關性。因此，市場主體要以誠實守信為準則，以高質量為手段，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動，生產的良性循環也就會得以實現。

作為國際高端品牌的授權者和經銷商，達芬奇授權生產的高端家具在中國高端家具市場占有重要地位，對交換、消費和分配等環節都會產生引導作用。達芬奇家具品牌文化、企業文化以及道德形象也會隨著產品的銷售而進行傳播。因此，提供高質量的商品也就成為廣大消費者對達芬奇提出的基本要求。然而，在“達芬奇造假事件”中，質量卻并沒有成為其立足市場的基本要素。雖然達芬奇公司在事后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努力挽回企業的重大損失，但公司的核心競爭力還是在國際、國內市場受到極大挑戰，企業的信譽度和美譽度也受到了普遍地質疑。原因在于，首先，達芬奇公司所應承擔的社會道德責任沒有得到管理層的認可，相反，整個公司的道德取向在管理層的引導下也出現了偏差與失誤，以損害公共利益為代價來實現公司利益的最大化成為其價值準則。達芬奇家具在使用僅幾個月之后就出現了種種問題，這與企業宣傳時的狀況嚴重不符。事件曝光后，達芬奇公司又首先否認其質量存在缺陷，并對客戶的退貨要求不予理睬。這說明，達芬奇家具的管理層并沒有意識到質量在企業發展中的重要性，而僅僅將局部的、短期的經濟利益作為其追求的目標。其次，達芬奇公司缺乏與消費者溝通的意識。達芬奇公司的利潤來源于廣大的消費者，而面對關于質量問題的質疑，達芬奇公司卻沒有及時有效地與其進行溝通并提出符合其社會責任的解決方案，反而對消費者的正常訴求采取回避甚至抵制的態度，這充分說明達芬奇公司服務意識的缺失，企業的品牌形象隨之也會遭受到極大的懷疑，其經濟和社會效益必將無法得以長期保證。
 

商品買賣雙方的價格博弈過程就是交換。在交換過程中，買賣雙方不僅進行著價格博弈，而且也在進行著道德交換。市場經濟要求買賣雙方在互利的基礎上，以契約為要求，以質量為載體，遵循公平買賣和誠實守信的道德要求，來實現彼此利益的最大化，踐行市場和諧有序發展的內在要求。作為市場交換過程中的核心要素“信用”是企業乃至整個市場經濟得以順利運轉的基石。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提出：“競爭和信用是資本集中的兩個最強有力的杠桿。”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其能否高效運轉依賴于信用程度的高低。現代市場經濟的理論與實踐表明，市場上的各種合同、契約將不同的市場主體聯結起來，誠實守信成為各市場主體進行交易所必須遵守的準則。雖然利潤最大化是市場經濟的運行動力，但只有遵守誠信原則，才能促使各市場主體遵循規則與秩序，真正持久的經濟利益才能得到保證。在我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雖然一部分群體通過制度缺失以破壞誠信為手段牟取了大量私利，但這些利益的取得不可能持久地、穩定地存在于經濟活動中。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深化，制度創新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市場越來越將信用意識強弱作為企業成功與否的重要標志，企業的成功與信用度的大小有著越來越緊密的聯系，企業的無形資本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有形資本的地位。市場中的不誠信行為將會被有效抑制，以破壞誠信為手段牟取利潤的企業將很難生存，獲得較高聲譽的市場主體將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贏得廣大消費者的信賴而獲得更加持久而穩定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傊�，各市場主體信用度的不斷發展促進了其交換關系的層層遞進，信用倫理反過來也不斷擴大著日益復雜且不斷發展的市場交換關系，正常而有序的市場經濟秩序也在這種良性循環中得到確立和完善。

在商品銷售的過程中，達芬奇公司置公平買賣、誠實守信的倫理道德于不顧，為追求利潤最大化,以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為代價，忽視了其應承擔的社會責任與道義，利用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長期地、大量地使用劣質材料制造家具；利用制度監管的漏洞，長期地、大量地將國內生產的家具通過回流、制造原產地證明等手段取得進口家具的“資格”抬高其身價，牟取暴利。達芬奇公司的造假行為和虛假宣傳的伎倆充分地反映了其信用意識的淪喪，即使短時期內利用市場經濟體制的缺陷實現了部分利益，但此次造假事件的曝光也說明，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也正在經歷由表及里，由外至內，逐步地、較快地深化的大背景下，在更嚴厲的制度約束被加速引入，在更有力的輿論監督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自我修復能力正在變得愈來愈強，其非法利潤周期將會變得越來越短，直至消失，其為造假付出的經濟及品牌代價將會越來越大。
 

價格信號引導著微觀主體（企業和消費者）的行為，調動著資源的配置，微觀主體的自主選擇就會僅僅對價格信號產生反應，短期行為取向勢必會出現。當市場上各微觀主體的行為取向相一致時,全社會就會形成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過度式競爭，負外部性的循環就會形成，由此造成的市場失靈現象只有通過政府的力量才能加以調節。作為公共利益和國家宏觀調控的主體，政府首要的道德要求就是維護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人民服務”這一政府倫理要求摒棄了市場經濟的物與物的關系，體現了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具體地說，政府重要職能就是適度而有序地參與經濟活動，要采取引導、管理、調節等手段來從外部規范經濟主體的行為，為其創造和諧、有序的市場經濟環境。恩格斯把政權視為“一種經濟力量”，他說：“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繼續下去。”3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通過法律,如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等來對生產和經營者進行約束和管理，這就有效地保證了合法企業的利益，加快了自主創新的步伐。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體制的轉型時期，政府職能的不完善及扭曲化狀況（財權與事權的不一致）導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出現了相當程度的混亂局面。而地方政府監管改革也正處于探索中，各種法律法規的不健全導致了監管職能的缺位，這使得地方政府往往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對于違法企業采取放松監管甚至縱容的態度，釀成了各種事故的發生。

由于公共利益和意志的執行者是政府，所以政府的道德要求就是保護社會公共利益不受侵害。在此案例中，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原因，與生產和銷售家具的商家相比，消費者很難準確地識別出家具所用木材種類、材質等信息，而商家則處于操控者的強勢地位，所以，為保證雙方的交易公平，政府的監管就必不可少。然而，地方政府出于財政收入的需要，對于達芬奇公司故意沒有監管到位，致使其以銷售不合格的家具和采取虛假宣傳的手段欺騙消費者，使他們不得不獨自面對各種潛在的欺詐風險。同樣，在流通環節，若海關在審核進口的原產地證明時，要求進口貨物的收貨人提交該進口貨物的原產地證書，并予以審驗，達芬奇家具造假事件就會從流通環節得到遏制；若工商管理部門能從達芬奇家具標注的原產地及廣告宣傳的真實性方面進行核實，此次造假事件也最終會在銷售環節被及時發現并采取相應對策，減少其對社會的不良影響。然而，由于政府各級監管部門的職能缺失，加之商家的誤導性宣傳，最終導致了其監管的不作為，消費者的利益在各個環節都沒有受到應有的保障，相反，各級地方政府卻在這一過程中撈取了足夠的政治和經濟‘‘資本”。
 

義與利的關系問題是經濟倫理研究的基本理論問題，即經濟利益與道德要求在經濟活動中的互動性反應。在二者的關系中，利益是經濟活動的核心，利益原則貫穿于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各個環節。因此,經濟利益的取得就成為市場經濟活動中首要的問題。雖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追求利益是各市場參與主體的共同訴求，但是經濟利益中所蘊涵著的道德價值也是成熟市場必不可少的條件。道德 

與利益不是相互分割的，而是利益一致的共同體，道德的基礎是利益。在市場經濟中，只有創造一個良好的道德環境，各市場主體追逐利益的行為才能得到有效地規范，各方利益才能在一個穩定的環境下實現最大化。因此，市場經濟中的道德水平也要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地發展，不斷為經濟基礎服務。哲學上的“矛盾論”也深刻地指出“矛盾無處不在，矛盾無時不在。”在義與利的關系中，物質利益與現實道德的矛盾是二者的主要矛盾，經濟價值與道德價值的沖突就是其核心內涵，拜金主義的合理與否是二者爭論的焦點。馬克思曾經指出：“勞動產品一旦作為商品來生產，就帶上了拜物教性質，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產分不開的。”[4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認為，商品經濟中的私人勞動只有通過商品交換才能轉化為社會勞動,也才能得到社會的承認。因此，商品的運行狀況決定了市場主體的盈利狀況，這就導致了人們對商品產生了拜物教崇拜，這樣，人們的價值取向必然會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而忽視甚至拋棄道德目標。馬克思也因此得出結論：“‘共同利益’在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是由作為‘私人’的個人造成的。”5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分離，造成了經濟價值與倫理道德的不一致。在經濟價值取向中，“互利”的動機是利己的，結果可能是利他的，但利己的結果并不能保證結果永遠都是利他的；在道德價值取向中，“互利”的動機是利他的，結果肯定也是利他的，這種互利行為的動機與結果是一致的，都符合各方的當前及長遠利益。經濟價值取向與道德價值取向對于“互利”理解的差異性正是義與利對立的集中體現。

達芬奇造假事件相關各方義利觀的倒置是事態爆發及愈發嚴重的重要經濟倫理原因。首先，由于對于‘‘義”與‘‘利”的理解差異，達芬奇公司為了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犧牲廣大消費者的利益，使用偽劣的原材料生產家具，欺騙消費者。其次，達芬奇家具生產和銷售環節的各地政府缺乏應有的社會職責,甚至縱容地方企業的違法行為,這說明各地方政府對于義利關系出現了錯誤的認識。地方政府沒有將公共性與服務性作為其執政的首要的、基礎的條件，相反卻為了地方的財政收入或官員的‘‘政績”與違法企業聯合起來，大肆席卷公眾的財富，長此以往，政府的執政基礎就會被動搖�？鬃又赋觯�“君子義以為上’，“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只有寄“利”于‘‘義”之中，企業才能真正占有市場，才能獲得發展；政府才能取信于民，真正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才能不斷得到鞏固。
 

道德的完善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良性發展的必要條件，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既然正確理解的利益是整個道德的基礎，那就必須使個別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類的利益。”6黨的十六大報告也要求：“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規范體系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具體來講,一方面，中央各地方政府要組織專門的機構加強對市場交換主體進行道德教育，形成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良性互動，夯實誠實倫理的基礎。另一方面，司法等部門要創新制度建設，保障出臺的關于經濟倫理方面的政策和法律得到切實有效地落實，不僅要樹立誠實守信的典型，而且要加大對失信主體的懲處力度，使其失信成本遠遠高于違法所得。只有教育與獎懲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有效杜絕造假事件的發生，才能增強全民族的信用觀念,健康、有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才能得到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也才能得到根本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