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具的發展有著千年歷史，并自成體系。明式家具以其獨特的形式、風格成為中國傳統家具的典范，在世界家具藝術體系中擁有極高的藝術價值、科學價值和歷史價值。王世襄先生巧妙地借用古人評畫的標尺“品”與“病”，來評價明清家具的優劣，并歸納得出了“十六品”和“八病”，高度概括出家具造型的藝術標準，對家具造型的形式劃分更加規范化、具體化，并清晰梳理出其間的關系。明式家具的“品”與“病”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種文化和哲學觀念。明式家具反映的不只是一個時代的審美趣味，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明式家具實際上是中國傳統文人士族文化物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是中國藝術哲學與工藝美術設計的完美結合。它體現的是一個民族數千年傳承的生活習慣和文化習俗，是傳統哲學思想在生活中的物化體現。
有明一代，是中國傳統家具發展的高峰期，其間，漆飾家具發展到頂峰，同時，又在中國古代家具史上樹立了具有標桿意義的審美典范。明式家具多以高級硬木為主要用材，一改中國傳統家具千年秉承的漆飾加工的制作方法，通過木材自身的高雅質地，天然紋理和色澤，使家具產生一種獨特的審美意味。其極至的手工技巧、造型設計，至今仍不悖于現代美學觀點，為世人驚嘆。
一、明式家具的主要美學范式
明式家具，以宋元家具形式為基礎，逐漸發展，至明清，采用黃花梨木、鐵力木、雞翅木、紫檀木、紅木以及櫸木、楠木等優質木材為主要材料，主要為日用居室家具。明式家具起初被稱之為“細木家具”或“小木家伙”的硬木家具，這也不難看出其與當時民間的其它漆飾家具有著實質的差異。由于制作家具的木料產于江南地區，明中葉后，對外貿易日漸頻繁，高級硬木不斷增多，花梨木、紫檀等木材逐漸成為家具主要用材，在晚明幾代文人的倡導和直接參與設計下，此類家具很快形成了鮮明的形式特征和地域風格，其中，尤以蘇式家具為典型。
明式家具種類雖不及清中期那樣繁多，但較之宋、元，是比較完備的。著名文博專家王世襄先生在其自選集《錦灰堆》中依其功能分為以下幾類：
(一)椅凳類，包括：1.杌凳，2.坐墩，3.交杌，4.長凳，5.椅，6.寶座。
(二）桌案類，包括：1.炕桌、炕幾、炕案，2.香幾，3.酒桌、半桌，4.方桌，5.條幾、條桌、條案，6.畫桌、畫案、書桌、書案，7.其他桌案。
(三）床榻類，包括：1.榻，2.羅漢床，3.架子床。
(四）柜架類，包括：1.架格，2.亮格柜，3.圓角柜，4.萬角柜。
(五）其他類，1.屏風，2.悶戶櫥，3.箱，4.提盒，5.都承盤，6.鏡臺、官皮箱，7.衣架，8.面盆架，9.滾凳，10.甘蔗床，
11.微型家具。
在以上繁多的家具種類中，椅、凳、墩為現存數量最多、最常見的三類坐具，而又以椅最能體現明式家具的造型特點和美
學特征。
明式家具盡管種類繁多，卻有著鮮明的造型樣式和藝術特征:精密巧妙的卯榫結構，精致且結構合理；以線為主的造型非常簡練；裝飾手法靈活多樣；選材考究且質地優美。由此也可看出，明式家具的藝術價值除材質美外，其形制與裝飾中，也蘊涵一種民族精神、審美情趣和設計文化。
二、明式家具中的‘‘品”與‘‘病”
古有“詩品”、“畫品”來品評文藝作品的優劣，針對明式家具這一特殊的工藝品，王世襄先生巧妙地借用古人評畫的標尺“品”與“病”，來評價明清家具的優劣，并歸納得出了“十六品”和“八病”，高度概括出家具造型的藝術標準，對家具造型的形式劃分更加規范化、具體化，并清晰梳理出其間的關系。
明式家具被分為十六品，共五組，且每組間有著一定的關聯。第一組包含了簡練、淳樸、厚拙、凝重、雄偉、圓渾、沉穆等七品。明式家具的主要神態是簡練樸素，靜穆大方，也是其主流，以上七品基本屬于這一類，它們的共同點是樸質無文，或少紋飾。第二組由裱華、文綺、妍秀三品組成。主要特點是簡練樸素，靜穆大方，這也是明式家具神態的主要方面，但不能代表它的全貌。有的明式家具有精美繁縟的雕刻紋飾。這三品屬于裝飾性較強的一組，與第一組形成鮮明對比。第三組包括勁挺、柔婉兩品。兩品雖然神態迥異，或“剛”或“柔”各臻其極，互呈妙趣，卻異曲同工。整體各個構件都比較細是它們的共性，這里的細專指做工，不是下料細。勁挺和柔婉，尤其是后者，必須用很大的料才能造出來。就其“細”而言，與構件較粗的淳樸和厚拙兩品又形成鮮明對比。第四組有空靈和玲瓏兩品。二品仿佛相近，實則不同�？侦`指家具在空間構架方面的巧妙處理所達到的效果，玲瓏則通過細節上的透空雕刻予人以靈巧剔透之感。玲瓏必然有高度精美的雕飾，這一點又與第二組屬于一類。第五組有典雅、清新兩品。典雅言其有來歷而不庸俗，清新言其大膽創新，悉摒陳腐。二者有著一致的一面，即都要有超然脫俗之致才能入品。
家具的品相有“品”也有“病”。明式家具“八病”主要指繁瑣、贅復、臃腫、滯郁、纖巧、悖謬、失位、俚俗。這里的“病”與“品”相對，即使某些“品”、“病”有相似之處，但是其間有著明確分界，可能就是所說的過猶不及吧。王世襄先生在著作里對家具“病”的歸納，恰好也是針對與“品”相悖、易混淆的問題。如“繁瑣”和“贅復”與“簡練”相對，卻不可與“裱華”相混。“酬中”與“勁挺”相對，“滯郁”與“空靈”相對，但不可與“厚拙”相混。“纖巧”則是“淳樸”、“凝重”的反面，但與構件較細的“勁挺”、“柔婉”有別。“悖謬”、“失位”往往源于標新立異，逞怪炫奇。“俚俗”多出自鄉土制品。民間作品雖有淳樸、稚拙美的一面，但“俚俗”也只可謂其中的下下品。
明式家具的“品”與“病”表面看來，似乎是從其材質、造型、色澤、做工等審美因素及使用角度去區分優劣的，但明式家具之所以以其獨特魅力受到人們的重視并不完全是因為精美考究的外觀，結構簡練、造型質樸、線條利落、雕飾優美、木質精良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種文化和哲學觀念。明式家具反映的不只是一個時代的審美趣味，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明式家具實際上是中國傳統文人士族文化物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是中國藝術哲學與工藝美術設計的完美結合。
三、明式家具中的傳統哲學觀
從明式家具的“品”、“病”看，對家具的品評主要是從選材、造型、結構、色彩、裝飾等方面去考察的。從實用和審美的角度，明式家具都將功能與形式完美結合，同時，中國的傳統哲學思想也滲透在家具的設計與制作中。
首先，“天人合一”是中國古代儒家與道家共同的哲學觀，在明式家具中體現甚廣。從木料的選用、造型和結構設計、裝飾與制作等方面，都可謂巧奪天工，幾乎看不出人造痕跡。其次，明式家具“文質彬彬”，其外觀簡潔大方、質樸高雅，加之舒適實用，不失為形式與功能完美結合的設計典范。明式家具在藝術審美的內容和形式、內在美與外在美、質樸與文飾等各個方面，正體現了儒家思想中“文質兼備”的特征。再者，明式家具在線條上“致虛極，守靜篤”。明式家具以線為主，強調虛實相生，尤其注重對虛空間的利用。而形態上則曲直兼備、剛柔并濟。另外，選材趨向質樸，家具結構穩定，色澤淡雅以及少雕琢的裝飾風格，所有這些都體現出“虛實相生，動靜結合”的道家哲學思想。第四，明式家具在材質上的“大美無言，大巧若拙”。明式家具多采用優質硬木，如紫檀、黃花梨、烏木、雞翅木、樟木等，并以天然材料為主，局部輔以人工材料，同時，也從人體工程學的角度考慮人親近自然的心理，將人工與自然巧妙結合。明式家具的制作工藝雖然追求精致，但在體現的形式上卻追究至純至簡，寓巧于拙。明式家具的選材考究，講究質感，但是并非隨心所欲，而是注重材料與造型的契合，對木材自身裝飾特性和功能性的合理利用使其形成超凡脫俗、經久不廢、耐人尋味的獨特效果。由于明式家具的原材料多是名貴木材，自然會用料節省，使得家具多用線材，以虛空間為主，“致虛守靜”被巧妙地融入家具設計中。第五，明式家具在造型上體現了“天圓地方”的宇宙觀，“陰”、“陽”相克相生的哲學觀。最典型的當為明式圈椅，椅面扶手、靠背、鵝脖均為曲線構件，椅的腿部則以直線構成。“天圓地方”被表現得淋漓盡致。而“S”型、馬蹄型等明式家具造型中常見的曲線形式則表現出一種內在生命的張力；整體造型曲直有度，也體現出古代陰陽哲學觀。除此以外，明式家具中一些仿生元素的出現也體現了當時人們復歸自然的心理。從造型結構上來看，明式家具挺拔、剛直、秀美、沉穩、靜穆等特點正好符合中國人所倡導的美好品德和高尚情操，而這也是其“品”的內涵所在。
此外，明式家具精致堅固的卯榫結構也同樣體現了遵從自然的思想，盡管無需施膠，但結構巧妙穩固，形式也非常簡潔，形成明式家具樸素穩重的特點�？梢�，獨特的結構特征滿足的不僅是其實用功能，還展現出復歸古樸的審美風尚：其一是形體結構的對比形成的美，其二是材料差異產生的形式美。
在色彩上，明式家具采用木材的本色，中性、溫和、雅致。整體設計于自然天成中，獨具匠心，表現出人與自然合而為一的哲學內涵。而天然的色彩并非都盡如人意，所以，家具中對木材的鋸解和使用都經過審慎思考，例如木料色彩的運用對穩重風格形成所產生的作用，對不理想的紋理如何在運用中避重就輕等。
此外，明式家具中具有親和力的色澤與紋理產生出靜態的端莊、質樸，又暗含生命的韻律，是中國藝術哲學“動靜結合”的具體體現。
關于裝飾，明式家具利用本身的天然紋理作為主要裝飾，體現的是一種素雅、天然去雕飾的美。對于明式家具來說，雕刻雖是主要裝飾手法之一，卻不追求過度雕飾，只在巧妙運用紋理的基礎上進行小面積的精細雕琢，質樸中見高雅，同時也反映出返璞歸真的審美取向。裝飾圖案的素材也多來源于自然的花鳥魚蟲，并將人的品格寓于其中，如梅、蘭、竹、菊“四君子”，松、竹、梅“歲寒三友”等。自然事物與人的品格的聯系，反映出“隱”與“藏”的文化含蓄性，透射出“天人合一”的哲學觀。明式家具中的裝飾圖案力求與家具結構融為一體，很多裝飾部分如牙子、擋板、矮老、卡子花等兼具結構組成和裝飾的作用。雖然有鑲嵌、描畫等多樣的裝飾手法，但仍以雕琢為主，而且圖案也是依附功能部件的造型變化而改變，以裝飾為表現的“文”和以功能結構為表現的“質”達到了和諧統一。同樣，追求自然的裝飾不僅體現在對于紋理材質和圖案的選擇，也多是以“花鳥魚蟲”等自然元素來寄托樂觀情懷，以實表虛，隱喻當時的一種人文精神。
四、傳統哲學思想影響下明式家具的審美風尚
在以“天人合一”等一系列哲學觀念的影響下，明式家具產生了其獨特的人文內涵，蘊涵了深刻的哲學思想。而明式家具文化特質的形成除了以傳統哲學思想做鋪墊外，最直接的原因還是使用者和使用環境。作為文人文化的物化，明式家具并不是脫離生活的擺設，它的產生和發展除去歷史的影響外，和當時的社會環境及生活方式密切相關。
最初，明式家具的風格還是依托于蘇州私家園林建筑的興起而產生的，當時家具的陳設環境對其設計式樣與設計風格的形成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蘇州特有的地域特征對明式家具逐漸確立自己的美學范式及天然、質樸、高雅的文化品位創造了有利條件。由于明代私家園林主多屬于士人階層，因而對家具設計風格、審美風格有著自己的選擇與謀劃，甚至親自參與家具式樣的設計，這對傳統文人重道抑器、重文輕技的觀念也是一種突破。明末著名文人文震亨在其《長物志》中也從文人的文化品位和審美情趣對家具進行了評判和要求。其所說的“古式”、“古制”、“古雅”，實際就是明式家具的制式和品位。明末清初的戲曲理論家李漁在《閑情偶寄》一書中也提出“宜簡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斫”。由于此類的文人雅士們不斷為家具添加豐富的文化內涵，明式家具在造型、樣式、結構、裝飾工藝無不體現出傳統文人所追求自然、空靈、超逸、內斂的意蘊，書卷氣也顯得較濃厚。
明代特定的社會環境和時代背景使其在文學、藝術、工藝、文化乃至哲學、美學思想上均呈現出新的發展維度。首先，它調和了原本彼此毫無交集并且互為對立面的文人士大夫的審美趣味和市民階層的審美趣味，市民階層的審美趣味由粗俗、質樸、世俗向高雅、華麗等方面發展，更加追求藝術性；而文人士大夫階層的審美情趣也不再純粹追求思辨、文雅，單純地揭示人的精神世界和抒發內心情懷，而是更多關注于世俗的人情物理，貴族文藝與市民文藝前所未有地高度融合。其次，這種向對立面的轉化與互相彌補，使得以往兩種截然不同的審美風尚和趣味得以相互融和、取長補短，由此將幾千年來中國古人的審美趣味推向多元化。從明式家具的形制特征及價值品評標準我們也不難看出，明人的審美價值取向和明代美學發展走向了更高的層面。而明式家具正是由“道”成“器”，將藝術與生活緊密結合的最佳典型。
一種工藝的發展往往取決于人的生活方式，家具也不例外。幾百年來，明式家具之所以經久不衰，備受世人的關注與推崇，其根本在于器物的功能與審美特點得到完美結合，體現出科學與藝術、形式與內容的高度統一。明代審美風尚體現了各藝術流派以及藝術與生活之間的大融合，高雅藝術與民俗藝術相互滲透，使得與生活密切聯系的明式家具在藝術表現上更加體現出明人對高品質、高品位生活的追求。應該說，明人很會享受生活，他們對自己日常用品的設計不僅僅停留在基本功能的滿足上，而是善于寓情于物，善于創造，充分展示其在工藝、藝術等各方面的杰出成就，在享用“設計作品”帶來的舒適的同時也獲得精神上的審美享受。
由此看來，對于明式家具鑒賞和品評決不是單純的從工藝品的審美角度，它體現的是一個民族數千年傳承的生活習慣和文化習俗，是傳統哲學思想在生活中的物化體現，更展現出一個時代的文明程度。其中所體現的經典的設計思想也對西方現代設計帶來了積極影響。因此，對于明式家具的了解不應只停留在外觀上，品相背后所隱藏的哲學思想和文化觀念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明式家具的精華所在。深刻理解和充分把握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勢必為現代設計中體現中國文化特質提供更好的方法和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