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市場競爭加劇，中國家具業的低成本優勢正逐漸消亡，密集型的創新生產方式正逐步成為新的市場競爭力。地處內陸腹地的陜西家具業，正面臨著制造材料成本上升、外地企業強勢競爭、本地品牌形象嚴重缺失、產品同質化嚴重等諸多困難與挑戰。“第三意大利”模式的經驗則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鑒來源。

(一）產業集群的概念產業集群，是指相互聯系的企業和機構在特定地域形成的產業空間集聚現象。它既有本地域歷史淵源，又取決于本地企業間既競爭又合作的關系集合(陳雪梅，2003)。產業集群作為產業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已被許多產業政策制定者所效仿。

(二)近年來，陜西家具業的品牌和規模得到了快速發展，已初步形成民用、辦公、教學和廚房家具等幾大系列，品種門類齊全，部分擁有先進生產技術。其中，板式家具業相對薄弱，實木家具業較為發達，約占民用家具的三分之一。以西安為例，全市共有三十多家實木家具生產企業，其中以威龍、中瑞、南洋迪克、富麗、樂泰等企業較有實力。但大多企業以本地市場為主，主要集中在西郊的三橋與和平工業園，東郊的咸寧西路與田家灣，以及咸陽的涇陽和三原工業區等處，分布分散，生產規模和制造水平普遍偏低，未能形成有效的產業集群格局和強有力的市場競爭力。

世界各國對產業集群的關注普遍受到“第三意大利”模式的影響。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意大利南部地區(“第二意大利”）經濟增長緩慢，傳統的富裕地區西北部意大利（“第一意大利”）正經歷衰退，只有東北部和中部地區（“第三意大利”）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推動“第三意大利”快速發展的是一些中小企業居主導地位的產業，大量企業聚集在特定區域帶來了很強的競爭力。“第三意大利”模式的主要經驗有如下六點。

網狀集群模式，是指眾多相對獨立的中小企業交叉聯系聚集在一起形成的產業，這種模式在意大利比較廣泛，也被稱為“第三意大利”模式（曹洪軍，2004)。它是在意大利佩扎羅地區中小家具企業逐步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二戰后，意大利百業待興，佩扎羅地區出現了部分家庭作坊式的家具企業。起初,這些企業比較分散，聯系較少，更談不上專業化分工協作。但到了20世紀50年代后期，意大利和周邊國家經濟形勢迅速好轉，家具需求日益旺盛，刺激了佩扎羅地區家具企業迅速增多和分化，聯系也日漸增多。到了20世紀70年代,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打破了佩扎羅地區家具企業獨立發展的模式，出現了半成品加工企業，這有效地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髙了產品競爭力。這種變化在促進家具企業迅速發展的同時，也促進了家具企業的進一步專業化和分工協作的深化，并最終導致相互交叉、分工協作的網狀企業集群模式的形成。
 

意大利經濟學家認為，意大利傳統產業的生產組織模式，是對美國大規模福特生產模式的修正。它是根據意大利國情，以中小企業為主，實施髙度專業化分工，由終端企業、中間企業、服務業構成的聯合經濟體。終端企業，主要管理設計和市場兩頭，溝通工業區與外部市場；中間企業，主要生產零部件及配套產品，掌握著大部分的生產技術優勢，形成半成品市場；中介服務機構和配套服務業如協會、服務中心、商務處、銀行、培訓機構、運輸企業等，主要進行信息交流、融資、技術培訓、產品物流等服務工作，促進產品盡快進人外部市場。整個工業區形成一個分工協作、競爭髙效的完整產業鏈。
 

整個家具工業區內各生產系統的專業化運作和有效整合，一般是運用政府力量調控的結果。政府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和優惠通常以立法形式體現，手段包括財政補貼、稅收減免、低息貸款、貸款擔保等方面。這些優惠和鼓勵措施，既反映了政府引導的意愿，也起到了指揮棒的作用。在這些法律的指引下，中小企業的技術狀況普遍好轉，專業化程度不斷加深，分工協作得到顯著加強。成為既具有大企業的技術實力強、經濟底子厚優勢，又具有小企業機動靈活優勢的新型現代企業，造就了一種嶄新的工業化模式。后來，在歐盟的統一制度安排下，意大利政府調整了傳統的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方式，主要依靠歐盟的財政政策對中小企業進行扶持。但是仍然有健全的法律支持體系（段毅才，2006)。
 

完善有效的服務機構是意大利發展中小企業的特色，可以說，意大利家具產業的蓬勃發展與其完善髙效的行業服務機構是分不開的（林葉青，2006)。意大利的服務機構主要有四種。第一，家具雇主協會。它是家具企業主的聯合組織，不僅是經濟運行機制中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聯系企業與政府的重要橋梁，服務涉及中小家具企業需要的所有服務。第二，促進中小企業發育成長的服務機構。這類服務機構主要是針對中小企業創立和成長過程中面臨的特殊問題而建立。如“企業服務中心”就為提髙中小企業競爭力，擴大中小企業市場提供服務與支持。第三，促進中小企業革新的服務中心。這類服務機構的服務目標各異，但其主要職能多是向中小企業傳播技術信息和知識，促進地區經濟體系的革新進程，創造良好的技術環境。第四，促進中小企業產品和勞務出口的服務機構。如“進軍歐洲”協會，其主要職能是研究歐洲各國采購需求及企業競標經驗，幫助本區企業了解外部市場，改進競標技巧，開拓歐洲市場。
 

意大利的產業集群有很強的以地域為中心的家族意識，與家族成員一起在故鄉生活是絕大多數意大利人的共識，也構筑了以家族為基礎的地域社區文化(李冉，2006)。而這種社會文化要素反映在產業和企業的發展上，產生了本地域產業價值觀。如果沒有這種道德精神的粘合劑，許多中小企業就無法進行低成本的分工與協作，交易成本就會上升到足以阻礙專業化分工的進一步深化，如此一來，許多小企業也就難以生存發展（儲小華，2004)。這種獨特的鄉土文化正是形成意大利式地域集群的基礎條件之一。
 

意大利產品能夠立足國際市場與其勞工素質有很大關系。意大利基礎教育是全免費的，學校的基礎教育比較先進，特別是髙中階段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職業教育方面更是精心設計，比如家具設計專業的學生首先要學習人體生理和心理學，從研究人體的骨骼和肌肉開始學起，進而上升到材料特性和手工工藝的學習。職業教育的獨到之處還在于使產業知識和技術發展髙度專業化，學生走出校門就能夠熟練掌握企業需要的專業知識。更重要的是企業對職業技術院校特別青睞，給予資金贊助和技術支持遠比政府多得多。這種互動式的發展，造就了意大利眾多名牌技術院校。
 

平心而論，這些年來，陜西家具企業在數量和規模上都得到了長足的進步與發展。但也應看到，本地的板材五金經銷商、家具生產企業、家具賣場是被完全隔離的，尚未能形成跨行業的分工協作和良性互動，造成資源利用效率是極低的。因此，必須建立有效的分工協作體系，形成生產原材料（板材與五金）一家具制造一家具流通銷售的完整產業體系，既是當務之急，也是提升陜西家具品牌競爭力的有效方法。

陜西地處內陸，家具原輔材料大多外購。而原材料價格不斷上漲，再加上電費、運輸費的節節攀升，企業面臨的成本壓力越來越大。

總的來說，要解決陜西家具業的材料瓶頸，既要靠自強，也要靠外聯。自強，一方面，可以把陜西家具生產企業的生產場地、材料采購等方面進行集中安排，與材料和五金供應商進行集中洽談采購，從而有效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根據關中不同城市的優勢來發展不同方向的家具產業點。比如,在咸陽武功沿渭河分布存在較多人造板企業，在寶雞有很多的五金生產企業,但產品質量參差不齊。那我們就可以通過政府的有效引導，進行產業改造與升級，把這些產業培育成當地的支柱產業，也為下游的家具生產提供廉價髙質的材料供應。那么，從材料到制造再到銷售，整個關中城市群就會形成良性互動。外聯，其目標定位應著眼于以成都為中心的四川家具產業基地。因為，陜西距廣東遠比距四川遠得多，交通成本在材料成本中占很大一部分。而且，四川正加大力氣建設中國西部家具基地,已明確要開拓以西安為中心的陜西家具市場。那么，陜西就可以借助四川的平臺，實現陜西家具發展成本的最小化與發展效益的最大化。 
 

文化，在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任何經濟現象和經濟模式都有其相應的文化在起內在作用。產業集群文化,是一種以根植性的民族和地區文化為背景，與集群的專業特色和經濟內容相融合，經長期沉淀形成的亞文化，是產業集群的伴生物。統一的產業文化價值觀，會使許多從事相同生產過程的企業聚集在一起，而當某一企業中出現技術創新時，也會很快擴散到其他企業，使其他企業獲益。因此，必須培育統一誠信的產業集群文化。

對于陜西家具業而言，可以充分利用親緣地緣所造就的低交易成本環境，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企業和社區文化，會比許多扶持優惠政策更為重要。陜西，歷史文化底蘊豐厚，在中國歷史文化中占據重要位置。陜西家具業集群文化應著眼于產業集群的品牌和集群競爭優勢，積極發掘家具產業文化和關中歷史傳統文化的結合點，構建統一的集群價值觀、集群競爭規則、集群品牌文化、集群精神等主體內容，形成具有陜西地域特色的集群文化價值體系。當然，家具產業集群文化的培育也非一朝一夕。只有當集群文化滲透到集群企業內部，真正做到自覺、自律、自學、自新，整個產業集群方能長盛不衰。
 

經實地的調査發現：長期以來，由于布局分散和溝通平臺的缺失，陜西家具產品同質化、惡性競爭現象嚴重，甚至同行企業也互相打壓和拆臺。

產業集群，是一個包含競爭合作關系的關聯性企業、中介服務組織和相關公共部門構成的集群經濟組織系統，它的形成與發展需要政府主管部門、行業協會和其它中介服務機構充分發揮服務規范職能。我們需要借鑒意大利的集群經驗，積極構建行業公共服務平臺（包括信息中心、貿易中心、研發中心、檢測中心和標準服務中心），推廣電子商務，加速集群信息化建設，提升對家具產業集群支持和產業配置的服務水平，加快家具產業鏈中的生產要素、銷售市場、交通運輸市場、信息服務等關鍵產業點的發展，降低成本，提髙效率。依靠物流體系的服務功能和要素聚集功能推動產業集群內部的產業分工精細化，實現家具產業集群的縱向一體化。
 

產業集群的萌發與形成，政府的作用也許是有限的，但產業集群的演進與發展，政府的影響力顯然是有效和必要的。政府要為集群的形成和良性發展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和健康的內部機制。實際而言，作為一種經濟發展戰略方式的產業集群，也完全可以通過政府有意識地規劃發展而成。

陜西家具業尚處在以低成本為競爭優勢的低層次發展階段，缺乏核心競爭優勢的創新能力，區域品牌和網絡協作優勢尚未形成。而地方政府所起的作用也較為有限，相關的政府職能還遠未到位，缺乏明確而實質的政策措施。必須清楚，政府的角色應是著力改進影響企業競爭力的環境。在這方面，政府需要積極發揮作用，為園區企業提供髙質量的公共服務，而且應把重點放在強化市場環境建設、創造企業間競爭與合作的良好環境與氛圍、促進建立企業學習與創新機制和網絡等方面。因此，結合陜西實際，政府應以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和“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戰略為契機，著力改善產業集群的共生環境，促進產業集群不斷升級發展，引導產業集群健康快速發展。
 

目前，陜西家具企業主要依賴勞動力低廉、生產成本低、產品價格低的優勢占領市場。在外地企業人陜的沖擊下，這些相對優勢將逐漸減弱并消失。要實現陜西家具產業集群的持續健康發展，必須積極培育髙等級生產要素，為產業區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技術人力保障。
 

髙等級生產要素對于集群內每個企業，特別是髙科技型企業的技術創新非常重要，而地方勞動力的髙流動率也會加快知識和技術的傳播和擴散，滿足企業對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的需求，為家具企業發展啟動強有力的后備支持。陜西家具產業必須充分利用教育大省的人力資源優勢，在有形資料市場基礎之上，加快建立本地專業型人力資源市場和髙等級勞動力市場，補充和完善本地髙等級生產要素的匱乏。要不斷提升家具產業層次，培育和創造生產要素，家具行業協會或主管政府部門還可根據職業特點逐步設立相應的職業技術學院，培養家具行業職業技術人才。此外，還應在家具專業人才培養和科研方面與大學和科研院所加強合作，為企業長久快速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
 

面對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挑戰與機遇并存的陜西家具業，應研究并借鑒“第三意大利”模式經驗，立足自身實際，利用本地資源優勢，培育完善家具產業鏈條，形成強有力的產業集群效應，提升陜西家具業的核心競爭力和品牌價值，也定能實現陜西家具業“抱團出陜”、“走向全國”的宏偉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