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言志”的古今時代風貌

　　高足形態下的硬木家具發展史，“南洋舶來品”傳承幾百年的家具文化

　　從遠古時代的石器家具到紅木家具的出現，中國古典家具源遠流長的發展歷史，可以稱為一部精彩的進化史。紅木家具的出現，其形態、用材、文化寓意可以稱作古典家具的“集大成者”。從席地而坐到高足形態，從斑駁光彩到自然紋理，從文人家具到典雅華貴……廣義上的紅木家具一直在變化，接受著文人、宮廷、普通百姓在形態、用材、裝飾手法等方面的洗禮，呈現了如今的家具形式和產業群態。在傳承與創新中，紅木家具的魅力也在與時俱進，更新出不同時代的風采。

　　■ 歷史回顧

　　紅木價格曾被忽視

　　在歷史上，紅木家具的價值往往在盛世時被人看重，而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社會時期，其價值被人忽視。

　　明永樂三年時，皇帝七次派遣鄭和下西洋，遠赴東南亞等熱帶與亞熱帶地區，這些地方都生長著性質優良的極品紅木。當時的政府就以我國的絲綢和瓷器換回了大量的珍貴紅木。據說這些又硬又重的木頭本來是用來壓船艙的，但是后來人們發現其材質硬重、性能優異，便開始以其來制作家具、工藝品等木器。

　　自上世紀80年代“紅木熱”再次興起到如今，紅木家具，無論舊家具還是新家具，其價格都經歷了一路狂漲。據業內人士介紹，古舊木器收藏在文革時達到了最低點。在此期間，智化寺的古典家具展中，有一件明式黃花梨滿身雕龍的大床，這張大床曾是某王爺的。解放初被遺棄在天橋舊貨店門口，一位打鼓收舊貨的人，花五元錢買下了它。他所想的不是文物的藝術價值，而是這張床碩大，可容全家五口睡臥。

　　三大流派的興起

　　清代家具的廣泛發展，使全國形成不少重點產區。主要產地有廣州、蘇州、北京三處，每個地區所產家具有自己的風格、特點，“廣作”、“蘇作”、“京作”也被稱為清式家具的三大名作。

　　其中又以廣式家具最為突出，并得到皇家的賞識。廣作用料粗大充裕，講求木性一致，大多用一種木料制成，裝飾花紋雕刻深峻，刀法圓熟。廣式家具的裝飾題材和紋飾，也受西方文化藝術影響。

　　蘇式家具作為明式家具的創始者，進入清代以后，隨著社會風氣的變化，也開始向繁瑣和華而不實方面轉變，但其用料是異常節儉的，裝飾慣用小塊碎料粘貼，大件器物還常采用包鑲做法，裝飾題材多取自歷代名人畫稿。而京作家具一般以清宮造辦處所制家具為主，在紋飾上獨具風格，皇家收藏的古代玉器、銅器上的素材，巧妙地裝飾在家具上，表現了古色古香、文靜典雅的藝術形象。

　　黃花梨價格瘋漲

　　被稱為“木中之后”的黃花梨，在1995年前后，每斤只有幾毛錢，1997、1998年，一些業內人士開始認識到黃花梨是一種珍貴硬木的價值，當時也只賣到36元一斤。據北京元亨利硬木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波介紹，他曾反復奔赴海南雨林腹地尋找黃花梨，從黎族人用來杵米的工具收起，繼而收到鍋蓋、燒火棍、舊床板床框、老門板，再后來是棺木板和米柜，最后是房屋大料——從房梁、房柱一直收到整套老房子，被稱為“拆房專業戶”。黃花梨的價格，也從2002年的2萬元一噸，瘋漲至2010年巔峰時期的800萬元一噸。據媒體報道，目前，黃花梨的老料價格每斤也達到2000-3000元左右。

　　緣 起

　　今天所看到的紅木家具，在形態、材質上，都包含著偶然中的必然。從宋代興起的高足家具，讓人們脫離了席地而坐的習慣，開始講究桌、椅的線條和形制；從南洋海運偶然帶來的硬木材料，讓人們認識到木材紋理之美，硬木家具開始與漆飾家具并駕齊驅，并成為社會風尚；而來自江南文人的審美趣味，將硬木之美從區域推向皇族貴胄乃至全國，成為當時的硬木家具開元鼻祖。

　　“垂足而坐”影響家具轉變

　　兩宋時期，是中國建筑和居室裝飾的一個新高潮。據明清家具專家濮安國在《中國紅木家具》中考證：“宋代建筑比唐代更富于變化，各種復雜形式的殿閣樓臺在裝修和裝飾方面都增加了藝術效果，隨著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逐漸形成和流行，宋代家具直接吸收兩宋建筑‘大木梁結構’的做法，運用宋代的小木作制作工藝，很快使宋代家具完成了向高形形體的高度轉變。與此同時，確立了框架結構的形體式樣，替代了隋唐以來沿用的箱形、臺座、壸門式結構。此時，人們對中國古代家具的漆飾傳統也開始產生觀念上的變化。”

　　宋代家具運用線腳作裝飾，增強了家具的形式感；而家具木材的天然本色和木質紋理，引起了人們的興趣愛好。

　　開放海禁讓硬木盛行

　　到了明代，采用各種硬木直接加工制作硬作家具的風氣廣泛盛行，從此，古代木家具在區別于漆家具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嶄新的類型。與此同時，來自海外的優質硬木材料，也為硬作家具的興盛提供了物質基礎。

　　大多數人都認為，紅木家具起源于明朝，和當時開放海禁有著莫大的關系。人們發現這些來自南洋的木材材質硬重、性能優異，同時紋理優美、細膩，便開始以其來制作家具、工藝品等木器。到了明朝后期時，海上貿易愈加頻繁，紅木的數量也越來越多，紅木家具、紅木工藝品也越來越多，并且受到人們的大力推崇，大有后來者居上之勢。

　　據明范濂《云間據目抄》記載：“隆、萬以來，雖奴隸快甲之家，皆用細器，而徽之小木匠，爭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妝雜器，俱屬之類。紈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貴，凡床櫥幾桌，皆用花梨、癭木，烏木、相思木與黃楊木，及其貴巧，動費萬錢，亦俗之一靡也。”由此可知，到明代中期，家具用材采用高級硬木，如紫檀木、花梨木、烏木、鐵力木等，盡管大多來自南洋各地，富家也不惜耗費資財競相追求，成為一種時尚。

　　發 展

　　談及現代廣義紅木家具的由來，出自江南的明式家具在當時點燃了硬木家具的風尚，在現在看來，明式家具依然是中國古典家具史上的一顆明珠。在王世襄先生所著的《明式家具珍賞》一書中，作者將“明至前清”稱為“傳統家具的黃金時代”。宋代以后，垂足高坐的習慣形成，一千年以來，大量工料精良、藝術價值高的家具流傳至今。

　　用材表達家具文化

　　在《明式家具珍賞》一書中，王世襄將“選材”也作為一種家具的“裝飾手法”。古代硬木家具之所以達到較高的藝術水平，采用堅硬致密、色澤優雅、花紋華美的珍貴木材，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明至前清這段時間內，出現了黃花梨、紫檀、鐵力、櫸木等多個品種。通過用材來表達家具文化的意義，不僅是傳統家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也與“以物言志”的古代文明特征一脈相承。

　　以黃花梨為例，在唐代的《本草拾遺》、明代的《格古要論》中都有相關記載，但大量使用還是在明代中葉之后。在諸多史料中，這種木材被評價為“不靜不喧、恰到好處、紋理或隱或現、生動多變”，深受明代文人學士的青睞和推崇，這種木材所制家具，被賦予了純正質樸、簡潔明快、線性流暢的藝術品性和審美感受，黃花梨家具至今也是“文人家具”的代名詞。又以紫檀為例，這種木材多為紫黑色，其靜穆沉古的色澤則是無與倫比的，經過精雕細刻之后，家具往往精妙絕倫，能迎合人們追求豪華富麗的心態，更受到權貴的喜愛。

　　不同種類的木材，不僅與特定的家具類型固定搭配，而且代表著不同階段的家具文化特征，并反映出當時時代的文化背景。

　　形式反映時代風貌

　　除了用材，紅木家具的形態、裝飾風格以及種類，也隨著當時社會的偏好與時代需要變化。與此同時，木工工藝在紅木家具的興盛時期也達到鼎盛水平。無論用料的粗細、尺度，線腳的方圓、曲直，還是榫卯的厚薄、松緊，都為后世的家具制作提供典范。

　　清代家具在康熙朝以前還保留著明式風格特點，到乾隆時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從清式家具開始興起之時，紅木家具已經進入“大生產”時代。由于社會財富不斷增多、社會生活風尚變化，再加上紅木材料的充足，與“明式”迥然不同，清式家具用料粗大、形體厚重、線形強烈、結構繁復，在家具寓意上，也增添了諸多世俗的色彩，例如裝飾華貴、講究氣派，許多家具的造型標新立異。清式家具注重實用功能，普遍在桌子上多安抽屜，立柜上多加擱板和抽屜，同時更注重陳設功能，注重擺設的統一性。家具的品種形式也更為完善，有“椅凳、桌案、床榻、柜架”，而到了清中期至近代，出現了太師椅、寫字臺等新的細分類別。

　　到了清晚期，清式家具強調大器型、裝飾美的特點一發不可收拾，夸張的審美趣味使許多家具顯得繁瑣，過于局限于外面形式感的清式家具以“華而不實”畫上句號。隨著西方家具成為市民追求的新奇物品，硬木家具在此基礎上也出現一些西式的形態特征，例如出現在上海松江地區的“海派”家具，在種類上，出現了鏡臺、轉椅等現代家具形態。

　　傳 承

　　從清末到民國，再到新中國成立之后，硬木家具的發展一度陷入停滯狀態。上世紀80年代，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系列書籍問世，帶來了中國傳統家具的收藏高峰，并促進了仿古家具行業的初步發展。2000年至2011年十年，仿古家具制造行業則蓬勃發展，可以說是紅木家具行業的“黃金10年”。

　　紅木行業發展迅速

　　業內人士表示，進入21世紀以來，紅木家具行業進入發展巔峰時期。整個行業才呈現出規模化、區域化發展的趨勢，出現了諸如福建仙游、浙江東陽、河北大城、廣東新會、臺山以及江蘇蘇州等傳統家具生產的集散地。而在此之前，國內紅木家具行業只有零散分布的幾家作坊式家具制作工廠，并沒有形成區域性的產業群。

　　對于當代古典家具設計和生產者，在創新之前，更多的是體會古人的智慧，在“吃透”的基礎上再發揚。北京元亨利硬木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波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家具需要適應現代人的生活起居方式，但是在傳統家具的基礎上創新，榫卯結構和木作工藝不能被改掉，但設計、尺寸，甚至材質都可成為‘創新’的工具。例如沙發就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將高度下調了，以期更加貼近現代人的生活習慣。雖然創新是大勢所趨，但在談‘創新’之前，更多的任務是先將‘傳承’做好做透，這才具備‘創新’的本錢。”

　　在繼承基礎上創新

　　古典硬木家具一路發展而來，一直不斷對前朝吸收、繼承，并隨著時代變化、社會風尚而創新、變革，剛剛經過財富積累的古典家具行業，在量上恢復了曾經的繁榮，但是在創新上，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中國家具協會傳統家具專業委員會主席鄧雪松表示，宏觀上來說，中國的傳統文化在當代只是處于一個復興階段，而不是再興階段，復興的含義更多的是繼承。要重鑄中國傳統文化的輝煌，需要的是歷練。他說：“傳統不能斷，怎樣既能得到經濟增長又能彌補文化的缺失，毋庸置疑是需要沉淀和歷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