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界將清朝雍正、乾隆以后制作并在風格上與前朝有所不同的家具稱為清式家具，也就是說，明式家具的制造史從明中葉一直延續到了清早期，跨越了明、清兩代。在稱謂上有些概念是需要搞清楚的，“明代家具”這個詞是指家具制作的年代為明代，而所謂“明式家具”一般是指制作年代從明中期到清早期，保持了明代風格的家具。“仿明式家具”則是近現代仿制明代樣式的家具。所以明式家具并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朝代和時間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家具所追求和體現出來的格調、風范、意趣等文化取向。
　　關于清式家具，楊耀先生有過十分精當的品評，他認為：清式家具，尤其是宮廷家具，多施雕刻，把許多工藝美術的手法和作品吸收作為家具的裝飾手法和題材，五光十色，琳瑯滿目。金漆描繪，雕漆填漆，螺鈿鑲嵌，玉石象牙，琺瑯瓷片，銀絲竹簧、椰殼、黃楊……富麗大觀，但到晚清時期多數流于繁瑣、細碎，偏重觀賞，不重適用。王世襄先生也說：“可惜到了乾隆年間，工料雖精，但雕飾繁瑣，風格大變。清代晚期，進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家具和其他工藝一樣，每況愈下，衰退不振。”
　　
　　三、 宣和堂藏品介紹
　　
　　宣和堂所珍藏的中國明清家具，原為浙江杭嘉湖平原一戶大家族的舊藏，在建國以后的數十年時間內，這些家具一直存放在庫房里，塵封了半個世紀。
　　宣和堂珍藏的明清黃花梨家具以精與全為特點。精就是用材精、器形精以及品相好。用材大多為黃花梨（部分為紫檀木），色澤、紋理、鬼面歷歷在目，更為難得的是歷經數百年，仍能聞到黃花梨木特有的淡淡香味。器形精美，其中不乏明黃花梨月洞式門罩架子床、清初黃花梨羅漢床、清黃花梨插屏式大屏風、清百寶嵌圍屏等難得一見的大器，此外明黃花梨交椅、官帽椅、圈椅和矮南官帽椅件件精彩，可以作為明式家具的標準器物。宣和堂藏品保存基本完好，因長年存放于庫房內，表面積有陳年灰塵，輕輕擦拭，包漿畢顯。全就是品類齊全，業界將傳統家具分為坐臥、支架、屏蔽、置物和儲物五類，宣和堂明清黃花梨家具五類具備，其中有明黃花梨高面盆架、明黃花梨獨板翹頭案、明黃花梨圓角柜、明黃花梨案幾和清黃花梨升降式燈架等坊間罕有的樣式。
　　現將宣和堂藏明清黃花梨家具精品數件介紹如下，以饗讀者。
　　明黃花梨高面盆架 通高170 cm、盆架高70cm、直徑55 cm，此面盆架比例協調優美，如窈窕少女、亭亭玉立。搭腦為圓雕靈芝紋，中牌子裝飾四簇云紋。同類器物僅見于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賞》。
　　
　　
　　明黃花梨圓角柜
　　高168cm、寬90cm、深40cm，有“柜帽”，四足呈下舒上斂，略有側腳。此柜與其他圓角柜的重要區別在于，上端有四簇云紋開窗，這種款式未見于文獻記載，有業內人士認為，此柜為萬歷柜的變異。
　　
　　明黃花梨月洞式門罩架子床
　　高235cm、長246 cm、寬185 cm，黃花梨材質四柱月洞門罩式樣，月洞門罩由三扇拼成。門罩、三面圍子及掛檐為四簇云紋。絳環板、牙子和掛檐等處飾以精美雕刻，有螭龍紋、飛禽走獸、暗八仙和纏枝等，刀法遒勁，為典型明代雕刻風格。此類大型坐臥類黃花梨家具民間已極罕見，文獻所見同類樣式的黃花梨架子床僅北京故宮博物院有一例。
　　
　　清初黃花梨大羅漢床
　　高90cm、長210cm、寬145cm，黃花梨材質，后背圍子中高兩旁低，為典型羅漢床樣式。圍子雙面均有精美浮雕山水樓閣。此床雕工古拙，透出一股霸氣。
　　
　　清黃花梨插屏式大屏風
　　高230cm、寬160cm、深78cm，整體以黃花梨為材料，屏心一面雕有童子壽星、鹿銜靈芝和樓閣，另一面雕有變體壽字，并有五只飛翔的蝙蝠圍繞四周，寓意五福捧壽。大屏風通體以仙鶴、祥云和松柏圖案為裝飾，雕法古樸老辣，人物、飛禽走獸、花草樹木無不傳神可愛。1996年，在紐約佳士得秋季拍賣會上，有一件相似的清代黃花梨大座屏，被美國一家博物館拍得，成交價加傭金竟然高達1000萬元人民幣。
　　
　　清百寶嵌圍屏
　　高204cm、寬340cm，以黃花梨為材料，五抹格扇樣式，共八扇。絳環板、裙板雕有草龍、纏枝。屏心為百寶嵌，以五彩玉石雕成瓶花、文房四寶及雜寶圖案，為清中期風格。
　　宣和堂藏明清黃花梨家具由于傳世久遠不可避免地也會存在缺憾，其中一件明獨板黃花梨翹頭案一側牙板有缺失，另有一件明紫檀翹頭條桌的三只抽屜為后配。
　　
　　2004年5月26日，第四屆國際民間手工藝品展覽在浙江展覽館隆重開幕。在展廳顯要位置陳列的一件古代家具吸引了與會專家和媒體記者的眼光，這就是宣和堂珍藏的清代黃花梨插屏式大屏風。這件屏風體量碩大，高230cm，寬160cm，深78cm，整體以黃花梨為材料，屏心一面雕有童子壽星、鹿銜靈芝和樓閣，另一面雕有變體壽字，并有五只飛翔的蝙蝠圍繞四周，寓意五福捧壽。大屏風通體以仙鶴、祥云和松柏圖案為裝飾，雕法古樸老辣，人物、飛禽走獸、花草樹木無不傳神可愛。宣和堂的藏品曾多次參加了國際民間手工藝品展覽和西湖博覽會的展覽，得到了藝術評審委員會和專業人士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多次榮獲特別榮譽獎。
　　
　　一、 中國傳統家具的起源
　　
　　與中國建筑的較早定型有所不同，中國家具的定型是比較晚的，期間經歷了低矮型家具與高型家具先后兩個階段。唐代以前不管是在宮廷還是民間都是席地起居，日常生活中如會客、宴飲、讀書寫字等都采取跪姿，最常用的家具除鋪地的席子之外就是床榻與幾案了。在矮型家具時期，“席”在社會和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漢語中就有“占有一席之地”、“主席”等詞匯。席地起居的生活情景在今天的日本和朝鮮還能看到。
　　唐代是低矮型家具與高型家具混用的時期，高型家具逐漸替代低矮型家具，從皇宮貴族向民間普及。
　　到了宋代，高足床、桌、椅、凳、高幾、長案、柜、衣架、巾架、盒架、鏡臺等高型家具已普及到了民間，日常生活也由席地起居逐步改為垂足而坐。標志著中國傳統家具走向成熟的重要變革也在這時出現了，這就是家具結構與建筑結構的趨同，以梁柱式的框架結構替代了原先的箱形壺門結構。這一重大改變為中國家具在明代達到家具制作工藝的巔峰奠定了基礎。
　　
　　
　　二、明清家具
　　
　　明式家具是我國明代至清代早期（15世紀——17世紀）創制以黃花梨、紫檀等優質硬木為材料的家具樣式和風格的總稱。因為明式家具的發源和主要生產地在蘇南，習慣上又常稱明式家具為蘇式家具。蘇式家具的稱呼從明代就出現了，從年代或家具的品質、風格樣式來看，蘇式家具與明式家具所指稱的主體都是相同的。 蘇南在寧鎮山脈以東，是一片遼闊的沖積平原。這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河道縱橫，交通便利，有手工業制作的優良傳統。明代以來蘇南地區的絲織業、染布業、刺繡業、造紙業、印書業蓬勃發展，各行各業都集聚了大批的能工巧匠。蘇州香山工匠從明代開始進京參與皇宮建筑與園林的建造和維護，因技藝高超而享有盛譽。這些為明式家具在蘇南地區的產生和崛起奠定了基礎。
　　
　　明式家具的一個重要突出之處是在材料、樣式和制作工藝上與中國傳統建筑的完美統一，使家具布置與建筑風格、室內裝飾達到無與倫比的和諧，構成了獨步世界具有中國氣派的建筑、家具、裝飾統一體的范例。明式家具在美學方面獲得的成就以及對工藝學的影響同樣是深遠的。家具造型從中國書法對線的深刻理解中獲取靈感，通過線與面的組合，實現了莊重、靈動與舒適，也就是情感、審美和實用諸功能的高度滿足。研究明式家具的著名學者楊耀先生就曾指出：明式家具有很明顯的特征：（1）造型大方，比例適度，輪廓簡練舒展。（2）結構科學，榫卯精密，堅固牢實。（3）精于選材配料，重視木材本身自然的紋理和色澤。（4）雕刻、線腳處理得當，起著點睛的作用。（5）金屬配件式樣玲瓏，色澤柔和，起到輔助裝飾的作用。楊耀先生認為，明式家具，在造型藝術和工藝技術方面的成就和造詣已達到了當時世界上的最高水平，得到世人的公認。1980年，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的‘品’與‘病’》一文中，提出了明式家具的16品訣：簡練、淳樸、厚拙、凝重、雄偉、圓渾、沉穆、秾華、文綺、妍秀、勁挺、柔婉、空靈、玲瓏、典雅、清新。并列舉了16件家具來做一一對應的說明。
　　
　　促使明式家具獲得杰出成就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為主要有：一、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影響。明代和清代中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頂峰時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商業高度發達。以安徽徽幫商人和山西晉幫商人為代表的地方商人集團，占據了全國茶葉、鹽業等大宗產品交易的巨大份額，聚集了巨額的財富。明初鄭和先后七次下南洋，打開了中國與東南亞及非洲的海上貿易通道，中國輸出絲綢、瓷器、茶葉等產品，從非洲和東南亞地區輸入香料和制作家具所需的高檔木材——熱帶硬木。明王朝對手工業較為重視，專門設立了由工匠任職，管理手工業的職位。手工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在蘇州、北京等地形成了家具制作的中心。二、中國傳統木構建筑的影響。使用木材作為主要的建筑材料是中國傳統建筑最突出的特征，在建筑中使用木材的歷史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先人在搭建干欄式建筑時，已經能夠運用榫卯方式來進行木構架的連接了。殷商時期出現了井干式結構和平面柱網布置，自西周已有了用櫨斗來結合柱、梁的制作，并發展出了櫨斗上用栱、卯組合鋪作的復雜木構造形式。宋、明中國木構建筑發展到了成熟期，柱、額枋、梁、蜀柱、替木、陽馬、椽等木作結構系統和十字搭交、螳螂頭口、勾頭搭掌、鼓卯、對卯、藕批搭掌、蕭眼穿串等榫卯結構體系已經完備并且制度化。發展在先的中國木構建筑技術和經過幾千年積累的木作經驗，以及在宋代出現的框架鋸和刨子等木工工具，為明式硬木家具在并不長久的時間里達到完美的境界提供了技術和工藝學的支持。三、園林和城市擴建的影響。南宋末年，元人進入江南腹地，戰火造成城鄉建筑大面積的毀壞。明朝驅逐元人后，各地大規模地進行了恢復性的修筑工程，就皇室而言，朱元璋和朱棣就先后在鳳陽、南京和北京建都修城。南京城有宮城、皇城、京城和外郭城，北京皇宮仿南京規模建造，工程浩大。在民間，建宅和造園之風也是日盛一日。南方的揚州、蘇州、杭州等地則時興造園，計成的園林專著《園冶》正是在這時問世的。據《蘇州府志》記載，蘇州一府建于明代的園林就多達271處，拙政園、留園、高義莊等均是明代遺構。宮殿、宅院和園林的大規模建造，刺激了家具消費的需求，推動了家具產業的發展以及家具制造技術的成熟。另一方面，家具已經成為室內布置的重要組成部分，廳堂、書房和園林家具的組合布置形成了一定的慣例和制度，家具的種類和使用量大幅度增長。四、文人積極參與的影響。從地域上來看，明式家具的發祥地和制作中心在江南，主要是蘇南和杭嘉湖水鄉地區。江南地區氣候溫和，雨水充沛是中國最為富庶的一塊寶地，這里社會安定，文化發達，培育和聚集了大量的文人墨客和能工巧匠。宋代以來，蘇州和杭州考取的進士累計達千余人，為各地之冠。出生和在這一地區活動的歷代著名書畫家有董源、巨然、馬遠、趙孟頫、黃公望、倪瓚、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王一鵬、徐渭、董其昌、陳繼儒、藍瑛、陳洪綬、王時敏、朱耷、王石谷、石濤以及“揚州八怪”等。這里的園林建筑不管是質量還是數量都堪稱中國之最。園林多數是不愿離開城鎮的文人雅士、退隱官吏為追求山水之樂和怡情養性的需要而建，因為園林與普通住宅不同，包含了更多的精神訴求，所以主人多親自參與籌劃，也有請精于此道的名士、學友加入謀劃指導的。現存史書中記載的造園名家有計成、李漁、朱三松、道濟、王石谷、戈裕良等人，其中不乏學養深厚的著名學者和書畫大家。明清時期，文人學者和書畫名家更多地直接參與了造園、文具制作和家具的規劃設計，在參與的過程中賦予了器物深厚的文化內涵。家具是園林建筑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家具的樣式和風格必須與園林的格調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