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紐約現場看貨判斷優劣，是馮朗銓的必修之課，以備拍賣時能調整出價。對他來說，這在信息發達的今天，想要獲得生存空間，是起碼要做的事情。盡管飛來飛去很辛苦，但馮朗銓告訴我：“我必須勤快，我們跟收藏家有很大的區別，我們有鑒定能力，知道一件家具大約的價值。收藏家需要咨詢很多人，當他們還在問的時候，我們已經把東西買走，這就獲得了時間差。”馮朗銓用紐約拍賣進一步舉例：“可以預期，這次很多收藏家是到不了現場的，那他們一定會問行家的意見。但到最后舉牌時，他們會因為沒有到現場看貨，在出價時一定會猶豫。而我看到了實物，明確知道價值，拍賣時就能隨時調整出價。這就是我的收藏觀，運用的是時間差及地域差。”
馮朗銓，北京出生，后去廣東，定居香港。80年代初期，他曾幫著母親一起做貿易。到90年代初，馮朗銓手頭有些富余錢之后，開始大量買進古典家具。這些老家具是他童年揮之不去的一段記憶。“小時候住在廣東，那個地方每家每戶都會有些老家具，祖母家有一張非常大的紅木床，我就是睡在那兒長大的。”
馮朗銓笑稱自己最初那幾年是交學費的收藏家。開始買的很多，算得上廣東地區最大的家具買家了。可買著買著，發現問題了，一些家具放上一段時間后，開始掉色或是松動。于是他請來做傳統家具的木工、漆工，把有疑問的家具全部拆開分解。馮朗銓說，拆解過程中，老師傅教給我很多知識，這段時間對我了解家具幫助很大。
學習是無法一蹴而就的，對家具鑒定的能力是要靠時間與經驗培養起來的。馮朗銓的購買還在繼續，怎樣才能避免同樣的問題發生，他想或許可以借鑒做貿易的模式。貿易是沒有框架限制的，商家也不會固定只找一家供應商，而是貨比三家，擇優選擇。可傳統的古董行里，收藏家通常只從一兩個行家手里買貨。
中國古典家具行業，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以農村收貨為主，家庭作坊式買賣。馮朗銓不久前還和行里的朋友一起做過探討，80年代中后期，全國每年大約能從底下收到2000多件家具（指黃花梨、紫檀等名貴家具），但這種遞減速度很快，與經濟發展相反。城市、鄉村改造，老房子被拆遷，居民搬遷到新房的這個過程，也是家具散出的最后機會。到90年代后期，一年差不多還能有200多件。但這些年，總計也不過20件。而家具的買賣一直到六七年前才公開化，之前都是“捂著賣”，要收藏需得有“路子”，有行家的介紹，才能找到心儀的家具。
收藏界有很多故事雷同，往往藏著藏著就成了行家，眼力提高了就會有淘汰。馮朗銓也不例外，漸漸知道了自己早期蒙著買的家具都有不同程度的問題。他要把這些問題弄明白，頗費了一番周折，他沒有循規蹈矩，同時找到好幾家供貨商。“當時我并不懂看貨，只是從他們手里買進數量大致相同的家具，然后將這些家具再次出售，我用這個方法來檢驗他們是否給我好貨。”馮朗銓向我進一步說明，“我有一個殘酷的方法，得先賠錢，再想賺錢的事。假設說，我花100萬元買了一件家具，如果能70萬元賣出，就說明這是一個好供貨商。因為做生意一定是要賺錢，通常是加20%到30%的利潤在里面，拋去這個部分，就應該是貨物的真實價格了。如果這件家具最后連50萬元都賣不掉，你就知道這不是好供貨商了。”馮朗銓回憶說，這是我挑選供貨商的笨辦法，可很有效。
逐漸，馮朗銓對家具有了自己的見解。他告訴我：“很多人認為明式家具完全由文人參與設計，對于這種說法，我不敢完全贊同，我認為這種比例占得非常小。當時黃花梨家具已經有作坊存在了，而大家想象的來料加工，把木工請到家里來做，是占很少的一塊。為什么肯定有作坊出現呢？我們現在看到的家具尺寸，基本上是一個標準的。比如說標準的圈椅就是59.5厘米，再多出2厘米就是61.5厘米，這種尺寸，從南方到北方，都是一個標準。如果是把木工請到每家每戶去做，就不會有這個尺寸。包括其他家具，八仙桌、案子、炕桌等，都有標準尺寸。而且在一些椅子上，可以看到有編號。那就是說，當時這個款式的家具做了20個或者是30個這樣的。所以黃花梨家具，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高深跟奧秘，按現在的說法，也是批量生產。”
最初馮朗銓的家具收藏經營一直以廣東為中心，輻射周圍區域。幾年下來，他發現一個規律，所有家具從下面收上來之后，一定是先到北京，再到廣東，最后進入香港，再以香港作為中轉站發送到歐美地區。馮朗銓說：“差不多90%的家具都途經香港中轉，僅有小部分留在香港本地及臺灣，最大宗的都是出口到歐美地區，只有新加坡人會算計，直接到中國內地搜尋。很多有問題的家具因此都到了新加坡。”
北京是全國家具的集散地，意味著機會更多，馮朗銓就北上。初來乍到時，一定會受排擠和打壓，這使得馮朗銓有大半年時間既買不到家具也賣不出家具，即使賣出去的，沒幾天就會來退貨。這種艱難處境反倒讓他覺得有挑戰，他忽然覺得買賣的樂趣超過了收藏的樂趣。他決定在北京待下來。他只能一邊優惠出售，一邊去臺灣和香港進貨。這讓他感觸很深，他說：“大半年后，客人逐漸多了起來。因為客人最終是需要貨的，更需要好的家具。如果你能堅持做到規范，保持品質，客人會回來的。”
馮朗銓在香港長大，不僅廣東話流利，還能說英語，有很好的語言優勢，這也為他提供了便利。他常會去歐美一些老收藏家或住戶家里直接挑選家具。時間一長，他發現了一個特別的現象，很大比例的老外喜歡最簡單的黃花梨家具，說通俗點，就是幾根棍那一類型。回過頭看中國人對家具的審美，一直是受西方人的影響。馮朗銓說，西方人認為極簡的明式家具才是最好的，王世襄那一代人也一直認為“十清不抵一明”，就是繁縟不如簡潔。這是有歷史原因的，在巴洛克、洛可可時期可以看到歐洲的建筑、裝飾都極其奢華繁復。歐洲人突然看到中國簡樸的黃花梨家具在力學原理和審美上面都達到了一個極致，于是他們開始瘋狂追求。馮朗銓認為：“這其實只代表中國家具審美的1/3，他們沒有考慮到家具中還有淳樸與厚重。例如獨板條案，很多很好的明末的黃花梨家具還有紫檀，由于不合歐美人的口味，都留在了香港。”
在馮朗銓看來，每一件家具在制作時候，肯定代表了某個群體的喜愛。如果這個款式主人不喜歡，他一定不會去做。實際上，當時的黃花梨家具風格多樣，代表著不同群體的愛好。“比如明萬歷年間的一部分奢華的黃花梨家具，要比簡約的家具年份更好，雕工里帶著寫意與淳樸。但這類家具老外就是不喜歡，那是不是我們自己也要去認為它不好呢！”
馮朗銓希望能有一個平臺，讓大家可以交流，或者更方便于行家與行家、行家與藏家之間的溝通。2005年，他在北京開了他的大觀堂。這也等于把家具行最后那層窗戶紙給捅破，他說：“我們算頭一家將黃花梨、紫檀的大型家具擱在公開場合評頭論足的吧。在此之前，都是幕后交易。”馮朗銓的這個做法，讓他認識了不少小行家，發生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香港兩依藏收藏家馮耀輝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買到過一只黃花梨透雕門方角柜，這只柜左右隔倉并不對稱，箱柜左半邊有透雕拐子龍的柜門，右半邊是密閉式門柜，下部有標準的架格與抽屜組合。當年在購買時候，大家就猜想，這個柜子應該是一對。十幾年過去了，有一天，馮朗銓說他接到一個電話，是常來店里和他聊天的一個行家打來的，說有一只黃花梨透雕門方角柜，和《兩依藏》書里的那只一樣。馮朗銓認為這不可能，看到實物后，他也驚了。原來行家在去河北鄉下找貨的時候，恰巧一輛小卡車迎面開過來，上面堆滿了家具，行家突然發現綁在最外側的一件家具是黃花梨的，于是開著車掉頭就追。一問才知道，這是一所小學重修后，淘汰出來的家具，校長讓拿去舊貨站處理掉。最后家具被馮朗銓買下來，幫助兩依藏完成一套家具的配對。而馮耀輝并不以為后一只柜子價值高，而津津樂道的是柜子歷經劫難又湊在一起的故事。馮朗銓說，這樣給家具配對的案例多不勝數，這也是和小行家們經常在一起的好處。他們在最前線，能夠了解很多第一手的信息，包括東西每一次轉手去了哪兒，這樣為我們找貨提供了很多線索。
現在馮朗銓的很多家具都是從國外的拍賣中買回的，他愛上了這個行業，他由收藏進入古家具領域，蛻變為一個精明的行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