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醫生，一名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卻從未行過醫。他走的是一條企業家的道路。
他從小就表現出作為一個企業家的非凡才能。當他還在上大學的時候，就成為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他先后成功地經營了采礦、制筆、釀酒、養牛等行業。他還經營藝術品，被稱為世界藝術市場上最熱情奔放的人物之一；他收藏的藝術珍品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使無數無緣親赴歐美的民眾得睹這些藝術瑰寶的風采。五十八歲，正當他準備從商業界隱退的時候，命運之神又使他突然投身于石油事業，成為舉世皆知、赫赫有名的石油大王。
這就是《超越生命》一書所記述的主人公、當代世界著名實業家哈默博士傳奇的一生。
阿曼德·哈默博士的名字，對于中國讀者并不陌生。通過列寧著作中的記述，人們早已知道，早在二十年代，當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剛剛從帝國主義干涉戰爭和國內戰爭中擺脫，哈默博士便毅然只身來到正處于饑饉、瘟疫中的蘇聯，多次會見了列寧。在列寧親自制定的新經濟政策下，哈默率先成為在蘇聯經營租讓企業的第一位外國企業家，為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作出了貢獻。近年來，這位當年被列寧親切地稱為“哈默同志”的美國企業家，又以八十多歲的高齡，多次來我國洽談貿易和進行經濟交流。哈默不是一位政治家，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六十年來，他一直熱烈倡導在不同制度的國家之間建立友好、穩定的關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開展貿易和科學技術交流。為此他還專門創辦了一所世界學院。作為一個資本主義企業家，哈默的這種遠見卓識是難能可貴的。
無庸諱言，哈默博士是一位資本主義企業家。但是不同社會形態的生產有著共同性的一面。盡管社會主義企業與資本主義企業有著本質的不同，但既然我們的企業同樣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組織形式，同樣是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因而作為企業靈魂的企業家，在地位、職能、素質方面就不能不存在某些共同的特征。正是基于這一考慮，筆者不揣淺陋，將閱讀《超越生命》的一些感想形諸文字，以就教于讀者。
企業家——經濟增長的“國王”
眾所周知，世界之劃分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劃分為富國與窮國，其區別主要就在于兩者的經濟增長上。但是，又是什么決定了經濟增長呢？
亞當·斯密是歷史上第一位增長經濟學家。他認為，一國的經濟增長決定于兩個因素：一是勞動人口比例的增長，二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二者又主要取決于資本積累。以馬爾薩斯和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學派，則把增長的要素分為三類：勞動、土地和資本。他們認為，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因此，決定增長的只是勞動和資本的積累。近二三十年來，由于統計分析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技術進步這一長久為人忽略的因素，被引入了生產函數。就這樣，經濟學經過了二百來年的探索，終于從理論上和經驗上確證了經濟增長的兩個主要因素是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準確地說是三個因素：資本、勞動和技術)。有些學者更進一步把主要靠資本積累的增長稱之為外延式增長，而把靠技術進步的增長，稱之為內涵式增長。
但是，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家們注意的只是促成增長的因素本身，卻很少研究隱藏在增長要素背后的原動力是什么，正如發展經濟學家哈根所說，他們只給出了沒有國王登場的《哈姆雷特》。
那么，究竟什么是隱藏在增長要素背后的“國王”呢？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第一次從理論上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認為，這個“國王”就是企業家。正是企業家把要素組織起來進行生產、并通過不斷創新改變其組合方式才帶來了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理論》)。西方學者普遍認為，熊彼特的見解抓住了增長原因的本質方面。有些學者更通過對日英美等國的增長進行研究得出結論說，資本的形成不過是增長的誘發因素，而企業家的創新才是增長的自發因素；進步的步伐在不同國家的差異與其說是由于自然資源不如說是導因于經濟體制和人民中的企業家資源的豐富程度(Hagen：《發展經濟學》)。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說，一國的儲蓄低并不是因為它窮，而是因為缺少企業家；正是通過企業家的投資、盈利、儲蓄、再投資，這個國家的儲蓄率和投資率才上升，增長才持續不斷(劉易斯：《勞動力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盡管這些分析掩蓋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剝削性質，帶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它所揭示的事實對我們理解經濟增長仍是有啟發意義的。
有一個流行的錯誤看法，就是把資本家與企業家混為一談。實際上，所謂資本家，是指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剩余價值的剝削者；而企業家，則是經濟活動的組織者，從事創造性勞動的腦力勞動者。誠然，在西方國家經濟起飛的初期，企業家和資本家往往是合二而一的，但即使在那時，馬克思就已深刻區分了這兩種職能和雙重身分。在現代社會，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企業家更逐漸乃至完全同資本家分離，成為一個創造剩余價值的職業階層，成為資本家剝削的對象。
以此來看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史，固然是一部充滿淚水和血腥的資本剝削史，但同時也是一部企業家的創業史。如果說第一次產業革命標志著現代社會的“起飛”，企業家就是“起飛”的發動機；英國最早形成了企業家集團，也就最早開始“起飛”。資本主義經濟是從最初的紡織、煤炭、鐵路開始到電力、鋼鐵、石油、汽車、合成化工、電子等新產業的相繼出現而發達起來的，而這些新興產業的發達正是依靠企業家的冒險而合理的行動才得以實現的。不錯，產業革命的技術基礎來自科學家、發明家，但它的真正實現無疑應歸功于企業家。阿克賴特不是發明家，但他卻是近代工業的真正創始人；威爾金森也不是發明家，但他卻是鋼鐵工業的真正奠基人；瓦特被稱為“工業革命之父”，但如果沒有羅巴克和博爾頓的資助也就不會有“瓦特”(見〔法〕保爾·芒圖：《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正因為如此，有些經濟上實力雄厚的國家并不一定是發明家最多的國家，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指南針、造紙、印刷術、火藥發明于中國，為什么卻在西方國家開花結果呢？科學技術史和經濟增長史的不一致可以從這里得到說明。
歷史總是從正反兩個方面給人以啟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許多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渴求經濟增長，它們按照發達國家經濟學者和技術專家的教導，從發達國家借來了資本，也引進了先進設備，以為這樣就可以“起飛”了，但在紐約稱得上是最優秀的投資項目，在安卡拉或仰光卻可能一敗涂地，在底特律是最新式的機器設備，搬到開羅往往成了一堆廢鐵。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則是在這些國度里，缺乏一批勇于創新、能夠對消費者的需求作出敏感反應、并能按照風險大小和報酬的高低作出決策的企業家。
歷史的結論是：要使經濟富于活力，離不開成功的企業家。美國之所以富甲諸國，具有大批象哈默博士這樣成功的企業家，不能不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存在作為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資本家，但是作為經濟活動組織者的企業家卻同樣是必不可少的。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有待于我們改革的舊經濟體制，至少有兩個重大缺陷：一是只注意外延增長，不注意內涵增長；二是否定企業家職能。這兩方面是互相聯系的，否定了企業家的職能，就堵塞了技術進步的途徑，增長就只能靠不斷追加投資而取得，而沒有創新的增長，必然是無效益的增長。因此，筆者認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真正“瓶頸”，不是資金、資源、勞動，甚至也不是科技人員，而是企業家。經濟改革的一個關鍵，就是實行企業本位，使企業由生產型轉變為生產經營型，從而造就和釋放出千百萬新型的社會主義企業家。
創新——企業家的基本職能
象任何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一樣，哈默博士的一生，是不斷創新的一生。他之所以干什么成功于什么，就在于它干什么創新于什么。創新，使他把面臨破產的“古德”制藥廠變成譽滿全國的“聯合化學藥品公司”；創新，使他在競爭激烈的釀酒行業中青云直上；創新，使他成為養牛業中大家公認的領袖；創新，使他成為舉世皆知的石油大王；……
《超越生命》所記述的哈默傳奇的一生，再一次證明了，經濟發展的本質就在于創新，企業家的基本職能就是創新。熊彼特認為，所謂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對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進行“新組合”。它包括五個方面：(1)引進新產品；(2)引進新的生產方式；(3)開辟新市場；(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應來源；(5)實現企業新的組織(《經濟發展理論》)。這五種創新活動可以歸納為三大類：技術創新(1—2)，市場創新(3—4)，管理創新(5)。有些學者認為，這三類創新在不同企業和不同時期其重要性是不同的。一般來說，隨著企業由小到大，創新的重心就由技術轉向管理(大企業是“三分技術七分管理”)；隨著產業的成熟(市場飽和)，市場創新就更為重要。美國學者彼得·基爾伯在《企業家與經濟發展》一書中列舉了企業家任務的十三個方面，其中有四項涉及生產中的技術創新，三項涉及購銷活動的市場創新，三項涉及人事、財務及生產管理上的創新，其他幾項是識別機會、獲得資源和處理公共事務。盡管這些結論都是從資本主義的自由企業制度中得出的，但對我們仍有借鑒意義。
創新作為企業家的基本職能，是由企業所處的社會條件決定的。企業家是商品經濟特有的產兒。商品經濟本質上是一種競爭經濟。競爭的基本法則是“新勝舊敗”。一個企業要在競爭的漩渦中立于不敗之地，就必須創新，否則，它就會被別的企業所取代，被競爭的潮流所淘汰。創新能力決定競爭能力。日本為什么能從瑞士手中奪得鐘表工業的王冠？又為什么能在汽車戰中擊敗美國？正是由于日本企業家的創新。因此，有些學者把戰后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概括為技術創新和經營創新同時并進。(孔凡靜：《日本經濟發展戰略》)相反，曾經號稱“世界工廠”的英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的地位每況愈下，正是由于英國企業家創新精神的衰退。
不妨舉位于美國洛維爾城的王安實驗室作為企業創新的典型例子。這個實驗室是一個生產小型電子計算機和文字處理機的專業公司。在六十——七十年代，電子計算機工業激烈地競爭著，許多公司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倒閉了，王安卻不斷取得成功，這在他的對手中是獨一無二的。除了大量的財務交易、公眾資助和銀行信貸外，王安的重大成功可說是歸功于他的三步創新活動：(1)決定開發公式計算器；(2)決定將公式計算器向上發展成為小型電子計算機；(3)決定將小型電子計算機轉移到發展成為文字處理機(李躍滋等：《教育和工業中的技術創新》)。
正由于企業家的職能就在于創新，因此我們應當把它同一般的管理職能相區分。在西方的大公司中，總經理(CEO)承擔企業家的職能，而一般的作業經理只是在總經理的領導下承擔管理工作。當然，在小企業，企業家職能和管理職能往往是由一人承擔的。
也應該把企業家與一般經理區別開來。經理是被授予的一種“官銜”，企業家則是其職能的人格化。一個企業領導人可能長期占據“經理”的位子，但如果他只是在原有基礎上循規蹈矩，安于守成，重復經營，那他的勞動就只是服務性勞動而不是創造性勞動，他就稱不上是一個企業家，或者只是徒有虛名的“企業家”。在一個動態社會，這樣的經理是不可能長期“穩坐釣魚船”的。企業家的勞動是創造性勞動，雖然他不一定總能成功，但他卻總是試圖從事新的事業，探測未來，尋找新的投資機會。他具有眼力、創造力和膽識。他也許不是發明新方法的科學家，然而他卻是成功地引入新方法的人。通過《超越生命》，我們不難看出，哈默博士正是這樣的企業家，盡管他并不懂多少技術，但他的力量在于知道懂行的人在什么地方，并擅于把別人提供的新方法應用于生產。
應該看到，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給資本主義社會中企業家的創新活動帶來重重限制和障礙。在這方面，社會主義社會有著無可比擬的優越性。但是舊的經濟體制使企業成為國家行政機關的附屬物，只事生產，不問經營，不能不嚴重束縛了企業家創新職能的發揮。一位國際友人說：“中國的企業是沒有企業家的企業。”語雖刺耳，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實，但卻值得我們深刻反省。我國的企業領導人有多少真正實現了創新的職能呢？在當前經濟改革的特殊歷史時期里，我國的社會主義企業家所面臨的，不僅僅是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市場創新，更重要的是進行制度創新。所謂制度創新，就是沖破陳舊體制的束縛，在體制上實現破舊立新。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與否，在一定程度上，正有賴于象步鑫生這樣成千上萬勇于進行制度創新的社會主義企業家�？梢詳嘌裕S著我國體制改革的發展，創新環境的逐步形成，企業家的創新職能將會得到充分發揮，從而大大促進我國經濟持久、穩定的增長。
冒險精神——企業家的基本素質之一
哈默的一生，是充滿冒險生涯的一生。在他五十八歲行將退休之際，他毅然拋棄了那種面團團作富家翁的安寧享受，又勇敢地投身于強手林立、風波險惡的石油業，并不斷獲得了成功。一位不成功的競爭者后來曾經這樣憤憤不平地說：“哈默每次在地上挖一個窟窿，就出現一口自噴油井�！边@位競爭者的話并非全無道理，但是他卻未能看到，機遇只垂青那些具備特殊素質的企業家。企業家的創新是一種社會行為，帶有一定的商業風險。創新的失敗，會使他遭受巨大的損失，甚至傾家蕩產，因此，企業家首先應該具有一種勇于冒險的精神，換言之，冒險精神應該是企業家的基本素質之一。一個人如果處處規行矩步，謹小慎微，不敢承擔風險，就不會有所創新，也不可能成為一個企業家。有些人是天生的發明家，他們智力過人，才華出眾，思想敏捷，但由于沒有經營商業的才能，特別是缺乏承擔經營風險的勇氣，因而只能往工程師之類的方向發展。國外有時把企業家直接稱為“冒險家”，其道理正在于此。
我國是實行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不存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那種性質的冒險。但是，既然我們的企業的生產仍然是商品生產，企業的產品仍然要經過市場的“驚險跳躍”(馬克思語)；既然我們還沒有進入“自由王國”，還不能克服經濟活動中的自發因素，生產經營中的風險就是客觀存在的，因此，冒險精神仍然應是我們企業家的基本素質之一。企業領導人不敢承擔風險并不能消除風險本質，而只是以一種消極的方式將其轉嫁于人民。經濟改革將改變以往那種企業領導人經營無方，連年虧損依然官運亨通的不合理狀況，使企業家對其從事的經濟活動承擔一定的風險，因此，強調冒險精神作為企業家的基本素質之一，今天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應該有勇氣承認，缺乏冒險精神，是我們企業領導人的通病。這既有其歷史的根源，又有其現實的基礎。從歷史上看，我國經歷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的小農社會，小生產者因循守舊、固步自封、恐懼變革的思想意識根深蒂固。對小生產者來說，任何變革都意味著災難，意味著對傳統平衡的徹底破壞。在我國長期占據統治地位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一種單目標、少層次，相對靜止的封閉性經濟，這種經濟壓抑和窒息了人們的冒險精神。商品經濟打破了自然的地域統治，把整個人類融為一體，使人類社會從無機態轉變為有機態，市場成為這個有機態的心臟，生產者的命運決定于市場，消費者的行為服從于市場。市場本身則由一只“看不見的手”操縱著。它使那些勇敢的冒險者盈利，而讓那些無知的“老實人”失寵；它獎勵革新家，鞭撻守舊者。不能想象，在一個導入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中，企業家可以沒有開拓和冒險的精神。
他從小就表現出作為一個企業家的非凡才能。當他還在上大學的時候，就成為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他先后成功地經營了采礦、制筆、釀酒、養牛等行業。他還經營藝術品，被稱為世界藝術市場上最熱情奔放的人物之一；他收藏的藝術珍品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使無數無緣親赴歐美的民眾得睹這些藝術瑰寶的風采。五十八歲，正當他準備從商業界隱退的時候，命運之神又使他突然投身于石油事業，成為舉世皆知、赫赫有名的石油大王。
這就是《超越生命》一書所記述的主人公、當代世界著名實業家哈默博士傳奇的一生。
阿曼德·哈默博士的名字，對于中國讀者并不陌生。通過列寧著作中的記述，人們早已知道，早在二十年代，當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剛剛從帝國主義干涉戰爭和國內戰爭中擺脫，哈默博士便毅然只身來到正處于饑饉、瘟疫中的蘇聯，多次會見了列寧。在列寧親自制定的新經濟政策下，哈默率先成為在蘇聯經營租讓企業的第一位外國企業家，為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作出了貢獻。近年來，這位當年被列寧親切地稱為“哈默同志”的美國企業家，又以八十多歲的高齡，多次來我國洽談貿易和進行經濟交流。哈默不是一位政治家，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六十年來，他一直熱烈倡導在不同制度的國家之間建立友好、穩定的關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開展貿易和科學技術交流。為此他還專門創辦了一所世界學院。作為一個資本主義企業家，哈默的這種遠見卓識是難能可貴的。
無庸諱言，哈默博士是一位資本主義企業家。但是不同社會形態的生產有著共同性的一面。盡管社會主義企業與資本主義企業有著本質的不同，但既然我們的企業同樣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組織形式，同樣是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因而作為企業靈魂的企業家，在地位、職能、素質方面就不能不存在某些共同的特征。正是基于這一考慮，筆者不揣淺陋，將閱讀《超越生命》的一些感想形諸文字，以就教于讀者。
企業家——經濟增長的“國王”
眾所周知，世界之劃分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劃分為富國與窮國，其區別主要就在于兩者的經濟增長上。但是，又是什么決定了經濟增長呢？
亞當·斯密是歷史上第一位增長經濟學家。他認為，一國的經濟增長決定于兩個因素：一是勞動人口比例的增長，二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二者又主要取決于資本積累。以馬爾薩斯和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學派，則把增長的要素分為三類：勞動、土地和資本。他們認為，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因此，決定增長的只是勞動和資本的積累。近二三十年來，由于統計分析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技術進步這一長久為人忽略的因素，被引入了生產函數。就這樣，經濟學經過了二百來年的探索，終于從理論上和經驗上確證了經濟增長的兩個主要因素是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準確地說是三個因素：資本、勞動和技術)。有些學者更進一步把主要靠資本積累的增長稱之為外延式增長，而把靠技術進步的增長，稱之為內涵式增長。
但是，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家們注意的只是促成增長的因素本身，卻很少研究隱藏在增長要素背后的原動力是什么，正如發展經濟學家哈根所說，他們只給出了沒有國王登場的《哈姆雷特》。
那么，究竟什么是隱藏在增長要素背后的“國王”呢？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第一次從理論上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認為，這個“國王”就是企業家。正是企業家把要素組織起來進行生產、并通過不斷創新改變其組合方式才帶來了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理論》)。西方學者普遍認為，熊彼特的見解抓住了增長原因的本質方面。有些學者更通過對日英美等國的增長進行研究得出結論說，資本的形成不過是增長的誘發因素，而企業家的創新才是增長的自發因素；進步的步伐在不同國家的差異與其說是由于自然資源不如說是導因于經濟體制和人民中的企業家資源的豐富程度(Hagen：《發展經濟學》)。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說，一國的儲蓄低并不是因為它窮，而是因為缺少企業家；正是通過企業家的投資、盈利、儲蓄、再投資，這個國家的儲蓄率和投資率才上升，增長才持續不斷(劉易斯：《勞動力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盡管這些分析掩蓋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剝削性質，帶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它所揭示的事實對我們理解經濟增長仍是有啟發意義的。
有一個流行的錯誤看法，就是把資本家與企業家混為一談。實際上，所謂資本家，是指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剩余價值的剝削者；而企業家，則是經濟活動的組織者，從事創造性勞動的腦力勞動者。誠然，在西方國家經濟起飛的初期，企業家和資本家往往是合二而一的，但即使在那時，馬克思就已深刻區分了這兩種職能和雙重身分。在現代社會，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企業家更逐漸乃至完全同資本家分離，成為一個創造剩余價值的職業階層，成為資本家剝削的對象。
以此來看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史，固然是一部充滿淚水和血腥的資本剝削史，但同時也是一部企業家的創業史。如果說第一次產業革命標志著現代社會的“起飛”，企業家就是“起飛”的發動機；英國最早形成了企業家集團，也就最早開始“起飛”。資本主義經濟是從最初的紡織、煤炭、鐵路開始到電力、鋼鐵、石油、汽車、合成化工、電子等新產業的相繼出現而發達起來的，而這些新興產業的發達正是依靠企業家的冒險而合理的行動才得以實現的。不錯，產業革命的技術基礎來自科學家、發明家，但它的真正實現無疑應歸功于企業家。阿克賴特不是發明家，但他卻是近代工業的真正創始人；威爾金森也不是發明家，但他卻是鋼鐵工業的真正奠基人；瓦特被稱為“工業革命之父”，但如果沒有羅巴克和博爾頓的資助也就不會有“瓦特”(見〔法〕保爾·芒圖：《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正因為如此，有些經濟上實力雄厚的國家并不一定是發明家最多的國家，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指南針、造紙、印刷術、火藥發明于中國，為什么卻在西方國家開花結果呢？科學技術史和經濟增長史的不一致可以從這里得到說明。
歷史總是從正反兩個方面給人以啟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許多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渴求經濟增長，它們按照發達國家經濟學者和技術專家的教導，從發達國家借來了資本，也引進了先進設備，以為這樣就可以“起飛”了，但在紐約稱得上是最優秀的投資項目，在安卡拉或仰光卻可能一敗涂地，在底特律是最新式的機器設備，搬到開羅往往成了一堆廢鐵。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則是在這些國度里，缺乏一批勇于創新、能夠對消費者的需求作出敏感反應、并能按照風險大小和報酬的高低作出決策的企業家。
歷史的結論是：要使經濟富于活力，離不開成功的企業家。美國之所以富甲諸國，具有大批象哈默博士這樣成功的企業家，不能不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存在作為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資本家，但是作為經濟活動組織者的企業家卻同樣是必不可少的。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有待于我們改革的舊經濟體制，至少有兩個重大缺陷：一是只注意外延增長，不注意內涵增長；二是否定企業家職能。這兩方面是互相聯系的，否定了企業家的職能，就堵塞了技術進步的途徑，增長就只能靠不斷追加投資而取得，而沒有創新的增長，必然是無效益的增長。因此，筆者認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真正“瓶頸”，不是資金、資源、勞動，甚至也不是科技人員，而是企業家。經濟改革的一個關鍵，就是實行企業本位，使企業由生產型轉變為生產經營型，從而造就和釋放出千百萬新型的社會主義企業家。
創新——企業家的基本職能
象任何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一樣，哈默博士的一生，是不斷創新的一生。他之所以干什么成功于什么，就在于它干什么創新于什么。創新，使他把面臨破產的“古德”制藥廠變成譽滿全國的“聯合化學藥品公司”；創新，使他在競爭激烈的釀酒行業中青云直上；創新，使他成為養牛業中大家公認的領袖；創新，使他成為舉世皆知的石油大王；……
《超越生命》所記述的哈默傳奇的一生，再一次證明了，經濟發展的本質就在于創新，企業家的基本職能就是創新。熊彼特認為，所謂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對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進行“新組合”。它包括五個方面：(1)引進新產品；(2)引進新的生產方式；(3)開辟新市場；(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應來源；(5)實現企業新的組織(《經濟發展理論》)。這五種創新活動可以歸納為三大類：技術創新(1—2)，市場創新(3—4)，管理創新(5)。有些學者認為，這三類創新在不同企業和不同時期其重要性是不同的。一般來說，隨著企業由小到大，創新的重心就由技術轉向管理(大企業是“三分技術七分管理”)；隨著產業的成熟(市場飽和)，市場創新就更為重要。美國學者彼得·基爾伯在《企業家與經濟發展》一書中列舉了企業家任務的十三個方面，其中有四項涉及生產中的技術創新，三項涉及購銷活動的市場創新，三項涉及人事、財務及生產管理上的創新，其他幾項是識別機會、獲得資源和處理公共事務。盡管這些結論都是從資本主義的自由企業制度中得出的，但對我們仍有借鑒意義。
創新作為企業家的基本職能，是由企業所處的社會條件決定的。企業家是商品經濟特有的產兒。商品經濟本質上是一種競爭經濟。競爭的基本法則是“新勝舊敗”。一個企業要在競爭的漩渦中立于不敗之地，就必須創新，否則，它就會被別的企業所取代，被競爭的潮流所淘汰。創新能力決定競爭能力。日本為什么能從瑞士手中奪得鐘表工業的王冠？又為什么能在汽車戰中擊敗美國？正是由于日本企業家的創新。因此，有些學者把戰后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概括為技術創新和經營創新同時并進。(孔凡靜：《日本經濟發展戰略》)相反，曾經號稱“世界工廠”的英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的地位每況愈下，正是由于英國企業家創新精神的衰退。
不妨舉位于美國洛維爾城的王安實驗室作為企業創新的典型例子。這個實驗室是一個生產小型電子計算機和文字處理機的專業公司。在六十——七十年代，電子計算機工業激烈地競爭著，許多公司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倒閉了，王安卻不斷取得成功，這在他的對手中是獨一無二的。除了大量的財務交易、公眾資助和銀行信貸外，王安的重大成功可說是歸功于他的三步創新活動：(1)決定開發公式計算器；(2)決定將公式計算器向上發展成為小型電子計算機；(3)決定將小型電子計算機轉移到發展成為文字處理機(李躍滋等：《教育和工業中的技術創新》)。
正由于企業家的職能就在于創新，因此我們應當把它同一般的管理職能相區分。在西方的大公司中，總經理(CEO)承擔企業家的職能，而一般的作業經理只是在總經理的領導下承擔管理工作。當然，在小企業，企業家職能和管理職能往往是由一人承擔的。
也應該把企業家與一般經理區別開來。經理是被授予的一種“官銜”，企業家則是其職能的人格化。一個企業領導人可能長期占據“經理”的位子，但如果他只是在原有基礎上循規蹈矩，安于守成，重復經營，那他的勞動就只是服務性勞動而不是創造性勞動，他就稱不上是一個企業家，或者只是徒有虛名的“企業家”。在一個動態社會，這樣的經理是不可能長期“穩坐釣魚船”的。企業家的勞動是創造性勞動，雖然他不一定總能成功，但他卻總是試圖從事新的事業，探測未來，尋找新的投資機會。他具有眼力、創造力和膽識。他也許不是發明新方法的科學家，然而他卻是成功地引入新方法的人。通過《超越生命》，我們不難看出，哈默博士正是這樣的企業家，盡管他并不懂多少技術，但他的力量在于知道懂行的人在什么地方，并擅于把別人提供的新方法應用于生產。
應該看到，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給資本主義社會中企業家的創新活動帶來重重限制和障礙。在這方面，社會主義社會有著無可比擬的優越性。但是舊的經濟體制使企業成為國家行政機關的附屬物，只事生產，不問經營，不能不嚴重束縛了企業家創新職能的發揮。一位國際友人說：“中國的企業是沒有企業家的企業。”語雖刺耳，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實，但卻值得我們深刻反省。我國的企業領導人有多少真正實現了創新的職能呢？在當前經濟改革的特殊歷史時期里，我國的社會主義企業家所面臨的，不僅僅是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市場創新，更重要的是進行制度創新。所謂制度創新，就是沖破陳舊體制的束縛，在體制上實現破舊立新。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與否，在一定程度上，正有賴于象步鑫生這樣成千上萬勇于進行制度創新的社會主義企業家�？梢詳嘌裕S著我國體制改革的發展，創新環境的逐步形成，企業家的創新職能將會得到充分發揮，從而大大促進我國經濟持久、穩定的增長。
冒險精神——企業家的基本素質之一
哈默的一生，是充滿冒險生涯的一生。在他五十八歲行將退休之際，他毅然拋棄了那種面團團作富家翁的安寧享受，又勇敢地投身于強手林立、風波險惡的石油業，并不斷獲得了成功。一位不成功的競爭者后來曾經這樣憤憤不平地說：“哈默每次在地上挖一個窟窿，就出現一口自噴油井�！边@位競爭者的話并非全無道理，但是他卻未能看到，機遇只垂青那些具備特殊素質的企業家。企業家的創新是一種社會行為，帶有一定的商業風險。創新的失敗，會使他遭受巨大的損失，甚至傾家蕩產，因此，企業家首先應該具有一種勇于冒險的精神，換言之，冒險精神應該是企業家的基本素質之一。一個人如果處處規行矩步，謹小慎微，不敢承擔風險，就不會有所創新，也不可能成為一個企業家。有些人是天生的發明家，他們智力過人，才華出眾，思想敏捷，但由于沒有經營商業的才能，特別是缺乏承擔經營風險的勇氣，因而只能往工程師之類的方向發展。國外有時把企業家直接稱為“冒險家”，其道理正在于此。
我國是實行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不存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那種性質的冒險。但是，既然我們的企業的生產仍然是商品生產，企業的產品仍然要經過市場的“驚險跳躍”(馬克思語)；既然我們還沒有進入“自由王國”，還不能克服經濟活動中的自發因素，生產經營中的風險就是客觀存在的，因此，冒險精神仍然應是我們企業家的基本素質之一。企業領導人不敢承擔風險并不能消除風險本質，而只是以一種消極的方式將其轉嫁于人民。經濟改革將改變以往那種企業領導人經營無方，連年虧損依然官運亨通的不合理狀況，使企業家對其從事的經濟活動承擔一定的風險，因此，強調冒險精神作為企業家的基本素質之一，今天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應該有勇氣承認，缺乏冒險精神，是我們企業領導人的通病。這既有其歷史的根源，又有其現實的基礎。從歷史上看，我國經歷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的小農社會，小生產者因循守舊、固步自封、恐懼變革的思想意識根深蒂固。對小生產者來說，任何變革都意味著災難，意味著對傳統平衡的徹底破壞。在我國長期占據統治地位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一種單目標、少層次，相對靜止的封閉性經濟，這種經濟壓抑和窒息了人們的冒險精神。商品經濟打破了自然的地域統治，把整個人類融為一體，使人類社會從無機態轉變為有機態，市場成為這個有機態的心臟，生產者的命運決定于市場，消費者的行為服從于市場。市場本身則由一只“看不見的手”操縱著。它使那些勇敢的冒險者盈利，而讓那些無知的“老實人”失寵；它獎勵革新家，鞭撻守舊者。不能想象，在一個導入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中，企業家可以沒有開拓和冒險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