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器物鑒定學上，以裝飾風格和紋飾來斷代是一條重要的標準，家具亦不例外。明清家具在裝飾手法及紋飾上存在著時代的差別。一般說來，明式家具以精致但不淫巧、質樸而不粗俗、厚實卻不沉滯見長，它特有的美學個性和藝術范式也鮮明地體現在紋飾圖案上。
中國紋飾圖案具有繼承性和趨同性的特點，每個時代的圖案或多或少地帶他有歷史的痕跡，每個品類的裝飾性也可能在其他品類中出現。明式家具的紋飾題材許多都是承傳的。如祥云龍鳳、纏枝花草、人物傳說等，這些題材在織繡、陶瓷、漆器等品類中常能看到，不過明式家具的紋飾題材仍有自己的傾向性和選擇性，如松、竹、梅、蘭、石榴、靈芝、蓮花等植物題材；山石、流水、村居、樓閣等風景題材；魚藻、祥麟、瑞獅、喜鵲、螭紋等動物題材較多見。明式家具紋飾題材最突出的特點是大量采用帶有吉祥寓意的簡潔圖案，如方勝、盤長、如意、靈芝紋云頭、龜背、曲尺、連環等紋，與清式家具相比，明式家具紋飾題材的寓意大都比較雅逸，頗有“明月清泉”、“陽春白雪”之類的文儒高士之意趣，更增強了明式家具的高雅氣質。
清式家具以雕繪滿眼、絢爛華麗見長。其紋飾圖案也相應地體現著這種美學風格，清代家具紋飾圖案的題材在明代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拓寬，植物、動物、風景、人物、幾何無所不有，十分豐富。吉祥圖案在這一時期亦非常流行，與明式家具的陽春白雪相比，顯得有些俚俗，晚清的家具裝飾花紋多以各類物品的名稱拼湊成吉祥語，如“年年有余”“風穿牡丹”“葫蘆萬代”“花開富貴”等。宮廷貴族的家具則多用“祥云捧日”“雙龍戲珠”“洪福齊天”“五福捧壽”等等。總之，題材豐富多彩是清式家具紋飾圖案的特點之一。清式家具紋飾題材大多出自老百姓的樸素生活意愿或統治者炫耀權力財富的功利要求，不如明式家具紋飾來得超逸。對于紋飾題材的選擇，也不如明式講究，明末清初之際，西方文化藝術逐漸傳入中國，至清雍正以后，模仿西洋紋樣的風氣大盛，特別是清代廣式家具，出現了中西結合式家具，即以中國傳統做法制成器，而雕刻西式紋樣，通常是一種形似牡丹的花紋，也有稱為西番蓮的，這種花紋出現的年代要相對晚些。
有些題材，明清雖都采用，但圖案內容上有差別，如瑞獸麒麟作為我國古代常用的裝飾題材。明中葉時，一定為臥姿，即前后兩腿均跪臥在地。而明晚期至清早期，一定為坐姿，前腿不再跪而是伸直，但后腿仍與明中期相同，進入清代康熙以后，麒麟前后腿都站起來。
此外家具上的博古圖案，在清代流行過兩次：一次在康熙時，一次在同光時期，兩次同為博古，前者提倡優雅清閑，后者推崇金石學問。龍紋裝飾也是明、清家具上常用的紋飾。歷代皇帝都以真龍天子自居，認為自己是龍的化身。現今遺留下來的古代器物上，經常能看到以龍紋做裝飾的題材。龍紋在明清兩代家具上的應用亦相當廣泛。從明清兩代各時期的龍紋對比來看，明代龍紋大多雄勁有力，細脖，頭略小，龍發多從兩角間前聳，呈怒發沖冠狀，張口，龍眉向上，龍爪的五指呈輪狀。明代末期，龍身姿態無大變化，而龍發已變為三綹。進入清代，龍發已不再上聳，而是披頭散發，龍身也漸漸粗起來。到清代乾隆時期，龍眉朝下，龍尾加長，龍的額頭上呈現出一種圓形鼓包樣凸起，有的專家稱其為七朵梅花包，龍爪出現四指并攏的形狀。再晚的龍紋，姿態呆板，雕刻粗糙，龍鼻也大起來，俗稱腫鼻子龍。
回紋也是中國古代常見的裝飾圖案，始見于出土于距今四千多年前仰韶時代馬廠遺址中的陶器上。南宋至元代，回紋圖案的應用更為突出，在江西吉州窯釉下彩瓷器及元末明初的景德鎮青花釉里紅瓷器上都十分常見。但如果用這一時代的回紋圖案來作為同時代家具的斷代標準就不準確了。因為家具中使用回紋的年代要明顯晚于其他器物上使用回紋圖案的年代。從現今遺存下來的家具看，家具上回紋的出現應在清代以后，特別是乾隆時期，這一時期的家具多在桌案椅凳的腿足端、牙板上以及屏風座墩的底部雕飾以回紋拐子圖案。
在表現手法上，清式家具與明式家具重視“材美”相比，清代工匠更側重于人為的“工巧之美”，而不重視材料的自然品質肌理，因此在清代家具上很少見到那種大片作素、不事雕飾的情形。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清代以降，統治者好大喜功的心理影響到了家具的制作，特別是清中期乾隆帝在位以來，社會安定，經濟發達，作為盛世天子，乾隆皇帝篤好風雅，從容文墨，萬機之暇，寓志藝林，對于流傳有序的典章禮器精于考鑒，不僅垂青于上古三代青銅禮器、金石玉器，而且對于鑲金嵌石、裝飾華麗的西洋風物頗感興趣，這種博古通今的心理也影響到清代家具的制作。清代工匠崇尚在一件家具上同時采用幾種工藝手法，如雕刻加鑲嵌，彩繪加貼金、包銅或琺瑯等，材料的運用也趨多樣，常見的有家具上加玉、牙、藤、瓷等等，處理手法比起明代更趨多樣化、富雜化，如這一時期出現的紫檀嵌瓷扶手椅、嵌玉璧插屏、掐絲琺瑯家具等都是清代特有的家具裝飾技法。然而偏執的追求、過度的粉飾卻往往導致畫蛇添足之嫌。
從明清家具的裝飾風格來判定家具的時代，只是辨識家具年代的一方面。要想對家具時代做出正確的判斷，應從多方面、多角度分析，更需要長時間對家具知識的學習和掌握。
責任編輯：孫曉蕊
中國紋飾圖案具有繼承性和趨同性的特點，每個時代的圖案或多或少地帶他有歷史的痕跡，每個品類的裝飾性也可能在其他品類中出現。明式家具的紋飾題材許多都是承傳的。如祥云龍鳳、纏枝花草、人物傳說等，這些題材在織繡、陶瓷、漆器等品類中常能看到，不過明式家具的紋飾題材仍有自己的傾向性和選擇性，如松、竹、梅、蘭、石榴、靈芝、蓮花等植物題材；山石、流水、村居、樓閣等風景題材；魚藻、祥麟、瑞獅、喜鵲、螭紋等動物題材較多見。明式家具紋飾題材最突出的特點是大量采用帶有吉祥寓意的簡潔圖案，如方勝、盤長、如意、靈芝紋云頭、龜背、曲尺、連環等紋，與清式家具相比，明式家具紋飾題材的寓意大都比較雅逸，頗有“明月清泉”、“陽春白雪”之類的文儒高士之意趣，更增強了明式家具的高雅氣質。
清式家具以雕繪滿眼、絢爛華麗見長。其紋飾圖案也相應地體現著這種美學風格，清代家具紋飾圖案的題材在明代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拓寬，植物、動物、風景、人物、幾何無所不有，十分豐富。吉祥圖案在這一時期亦非常流行，與明式家具的陽春白雪相比，顯得有些俚俗，晚清的家具裝飾花紋多以各類物品的名稱拼湊成吉祥語，如“年年有余”“風穿牡丹”“葫蘆萬代”“花開富貴”等。宮廷貴族的家具則多用“祥云捧日”“雙龍戲珠”“洪福齊天”“五福捧壽”等等。總之，題材豐富多彩是清式家具紋飾圖案的特點之一。清式家具紋飾題材大多出自老百姓的樸素生活意愿或統治者炫耀權力財富的功利要求，不如明式家具紋飾來得超逸。對于紋飾題材的選擇，也不如明式講究，明末清初之際，西方文化藝術逐漸傳入中國，至清雍正以后，模仿西洋紋樣的風氣大盛，特別是清代廣式家具，出現了中西結合式家具，即以中國傳統做法制成器，而雕刻西式紋樣，通常是一種形似牡丹的花紋，也有稱為西番蓮的，這種花紋出現的年代要相對晚些。
有些題材，明清雖都采用，但圖案內容上有差別，如瑞獸麒麟作為我國古代常用的裝飾題材。明中葉時，一定為臥姿，即前后兩腿均跪臥在地。而明晚期至清早期，一定為坐姿，前腿不再跪而是伸直，但后腿仍與明中期相同，進入清代康熙以后，麒麟前后腿都站起來。
此外家具上的博古圖案，在清代流行過兩次：一次在康熙時，一次在同光時期，兩次同為博古，前者提倡優雅清閑，后者推崇金石學問。龍紋裝飾也是明、清家具上常用的紋飾。歷代皇帝都以真龍天子自居，認為自己是龍的化身。現今遺留下來的古代器物上，經常能看到以龍紋做裝飾的題材。龍紋在明清兩代家具上的應用亦相當廣泛。從明清兩代各時期的龍紋對比來看，明代龍紋大多雄勁有力，細脖，頭略小，龍發多從兩角間前聳，呈怒發沖冠狀，張口，龍眉向上，龍爪的五指呈輪狀。明代末期，龍身姿態無大變化，而龍發已變為三綹。進入清代，龍發已不再上聳，而是披頭散發，龍身也漸漸粗起來。到清代乾隆時期，龍眉朝下，龍尾加長，龍的額頭上呈現出一種圓形鼓包樣凸起，有的專家稱其為七朵梅花包，龍爪出現四指并攏的形狀。再晚的龍紋，姿態呆板，雕刻粗糙，龍鼻也大起來，俗稱腫鼻子龍。
回紋也是中國古代常見的裝飾圖案，始見于出土于距今四千多年前仰韶時代馬廠遺址中的陶器上。南宋至元代，回紋圖案的應用更為突出，在江西吉州窯釉下彩瓷器及元末明初的景德鎮青花釉里紅瓷器上都十分常見。但如果用這一時代的回紋圖案來作為同時代家具的斷代標準就不準確了。因為家具中使用回紋的年代要明顯晚于其他器物上使用回紋圖案的年代。從現今遺存下來的家具看，家具上回紋的出現應在清代以后，特別是乾隆時期，這一時期的家具多在桌案椅凳的腿足端、牙板上以及屏風座墩的底部雕飾以回紋拐子圖案。
在表現手法上，清式家具與明式家具重視“材美”相比，清代工匠更側重于人為的“工巧之美”，而不重視材料的自然品質肌理，因此在清代家具上很少見到那種大片作素、不事雕飾的情形。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清代以降，統治者好大喜功的心理影響到了家具的制作，特別是清中期乾隆帝在位以來，社會安定，經濟發達，作為盛世天子，乾隆皇帝篤好風雅，從容文墨，萬機之暇，寓志藝林，對于流傳有序的典章禮器精于考鑒，不僅垂青于上古三代青銅禮器、金石玉器，而且對于鑲金嵌石、裝飾華麗的西洋風物頗感興趣，這種博古通今的心理也影響到清代家具的制作。清代工匠崇尚在一件家具上同時采用幾種工藝手法，如雕刻加鑲嵌，彩繪加貼金、包銅或琺瑯等，材料的運用也趨多樣，常見的有家具上加玉、牙、藤、瓷等等，處理手法比起明代更趨多樣化、富雜化，如這一時期出現的紫檀嵌瓷扶手椅、嵌玉璧插屏、掐絲琺瑯家具等都是清代特有的家具裝飾技法。然而偏執的追求、過度的粉飾卻往往導致畫蛇添足之嫌。
從明清家具的裝飾風格來判定家具的時代，只是辨識家具年代的一方面。要想對家具時代做出正確的判斷，應從多方面、多角度分析，更需要長時間對家具知識的學習和掌握。
責任編輯：孫曉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