撲朔迷離的風水色彩
大凡歷史名人的故居都是這樣，一旦主人成名，多數都會附上風水的迷信色彩，這在我國可以說已沿襲成一種習俗或社會現象。晚清重臣曾國藩作為近代史上一個很有影響也頗有爭議的人物，“譽之則為圣相，讞之則元兇”，集褒貶不一、譽毀各異于一身，尤具名人特色。不可置疑，他的故居也是很受人們關注的，那個本來輿圖不載史書無名的小山村自從變成名人故居后，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也蒙上了風水的神秘外衣。曾氏故居一度備受到世人景仰的情形，即便在曾國藩逝世后也還持續了約三十年。但隨著清王朝的土崩瓦解，尤其是建國以后，它的命運如同世人對其主人的評價，驟然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隨之是超過半個世紀的冷落與衰敗。其間，家人猶曰：“吾祖民賊”，個中更深層次的歷史原由，恐怕是不可用世態炎涼一語來說得清的。
俗話說：風水輪流轉。未曾想到的是，曾氏故居還會重現生機，它又得到了歷史應給予它的認可。近十幾年來，在政府的扶持下，富厚堂修復一新以后，開辟成了一個旅游景點，游客摩肩接踵紛至沓來，偏僻的小山村一下子變得熱鬧起來了，或訪古探幽或觀光旅游，到那里去的人們更多的似乎還想尋覓和領悟點什么。
我與曾氏故居很早有過結緣。二十多年前，我曾經在雙峰縣的荷葉鄉下工作了近一年時間，荷葉即為曾國藩的故鄉，它地處雙峰縣東南角，與衡陽、衡山和湘潭三縣交界，屬偏遠山區。我們住在荷葉鄉大坪村的竹亭公祠，那是曾氏兄弟為紀念其父曾竹亭而建造的一座祠堂，又稱曾氏家廟。竹亭公祠與敦德堂、獎善堂合為一體，統稱大夫第，是一個龐大的建筑群。那時“文革”剛結束，人們的思想還較為禁錮，忌諱對曾國藩更多的全面評價，曾氏家族的故居包括富厚堂在內都均被挪為他用，很冷清，幾乎無人造訪問津，一代風云人物的故居似乎已被塵封于歷史的煙云之中。
當年我們一干人來到這里，是因任務在身，要在該地開展地質找礦的緣故，與曾氏故居本身并無直接牽連。駐地之所以選定荷葉鄉大坪村（當時分別稱公社和大隊），是因為它位于雙峰至衡陽的公路要道旁，交通上相對便利些，有學校、糧店、供銷社和郵電所等，可尋租到較多住房。工作之余，我們經常與當地群眾打交道，對有關曾氏故居風水傳說以及對曾國藩本人的神化聽得較多，不言自明多數都是牽強附會的，僅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并帶有濃厚的迷信與宿命論色彩。
較典型的是“癩龍”轉世的說法，這在當地較為流行，傳說曾國藩出生前的頭一個晚上，他的曾祖父競希公夢見一條巨蛇入得曾宅，當時老人家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家人報喜，告知曾孫出世，才似有所悟。以后曾國藩出人頭地，官至極品，再加上曾國藩常年患一種奇怪的癬疾，且終生不愈，發作時，痛癢難忍，張牙舞爪。有相師為其看相，認為“端坐注視，張爪刮須，似癩龍也”，于是有了“癩龍轉世”的傳說。
“蟒蛇藤”一說至今還在當地廣泛流傳，講的是曾國藩出生地白玉堂屋后，有一棵參天的古楓，被粗如蟒蛇，形態也似蛇的紫藤纏繞，曾國藩死后，古楓與紫藤也相繼枯萎，不久亦死，鄉親們把這根藤稱之蟒蛇藤，意喻曾國藩的化身。
還有一件事情，說起來真有點神乎其神，說的是曾國藩之父竹亭公早年曾去南岳燒香拜佛，抽得一高簽，意喻曾家后代將有兩人入得浙杭，官運亨通。幾十年過去了，后來曾國藩、曾國荃兩兄弟官至兩江總督，統轄江浙四省，此讖語方才得以應驗。素以品格磊落而稱的曾國藩對此也感到奇怪。他在與弟家書中寫到：“先大夫少時在南岳，押得一簽云：雙珠齊入手，光彩耀杭州。先大夫嘗語余云：吾諸子當有二人官浙。今吾與弟赴浙剿賊，或已兆于五十年以前幾乎”，證實了以前親耳聽父親說過的事情，覺得不可思議，但也是信服不疑。
除了這些神話般的傳說外，當然更多的是曾氏故居的各種風水說法。地處窮鄉僻壤的白楊坪曾氏家族為什么能走出這樣一個顯赫的歷史人物，這個問題本可從人才培養教育的角度來予以探討，也可將其置于特定的歷史環境來考慮。但一旦當地鄉親來回答，不少人就會將它歸于風水的緣故，不自覺地給它披上神秘的外衣。很多鄉親堅持認為曾氏兄弟之所以出將入相，封妻蔭子，主要在于他們老家的好風水還有祖墳也葬得好。也有文化人將曾國藩祖父的墳地與南宋名臣文天祥的祖墳作過比較，認為兩者的風水是一樣的。
風水之所以常常被人嗤之以鼻的原因就在于此，濃厚的迷信色彩不只是使它陷入了宿命論的怪圈，而且還成為了人們思想的桎梏。對于這些文化的糟粕，曾國藩本人對此從來就是不屑一顧的，他在家書中，多次告誡家人切不可墜自祖父以來相承的家風，其中包括不信僧巫與地仙，僧巫即專事裝神弄鬼的神漢巫婆，而地仙則指的是那些風水先生。
說到此，人們可能認為曾國藩既然鄙夷僧巫與地仙，那么他對風水應是不予問津的。實則不然，對于深深植根于傳統文化的風水理論，曾國藩非但有一般的了解，甚至還有他獨到的見解。他就說過：我平時最不信風水，而予朱子所云“山環水抱”、“藏風聚氣”二語則篤信之。我們知道山環水抱與藏風聚氣是風水理論中的精髓概念。曾國藩自稱不信風水，為何又鐘情于山環水抱藏風聚氣，推崇大儒朱熹的風水觀呢？我以為，這并非曾國藩思想自相矛盾的反映，更不必隨意謂之虛偽，究其原因，原來是風水本身所具的兩重性所決定的。我以為一方面堅決擯棄風水理論中尤其是民間傳承中的迷信糟粕，而另一方面對風水與生具有的合理的內涵大為褒揚，這就是曾國藩——一個經世致用的實學家的風范。
白玉堂：處處可見的風水格局
白玉堂作為曾氏祖宗當年從衡陽廟山遷入湘鄉二十四都（現劃為雙峰縣）的祖屋，雖然在建筑規模及結構諸方面遠不及富厚堂和大夫第，但對曾國藩來說，卻是真正意義上的故居，他在那里出生，在那里度過了童年和青少年時代，并且還是在白玉堂的利見齋接受了最初的啟蒙教育。而富厚堂和大夫第則修建于曾氏兄弟功成名就之后，無論是基址擇定還是建筑規劃等，完全是另外一番氣象。若要談及曾氏故居的風水，當然首推白玉堂。富厚堂和大夫第之所以不能與昔日的祖屋相提并論，主要在于它旨在光宗耀祖，蔭福子孫，盡現仕宦大家之氣派，盡管在建造過程中曾國藩懂得必須自斂，切不可太張揚，但已“人力參預其間”的作法，無法掩飾或抹去某些刻意而為的成分。大概曾國藩也應知“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所蘊涵的道理，風水也莫不如此。
白玉堂坐落在荷葉鄉天坪村的白楊坪，朝向為東，為三進四橫計四十八間房屋、六個天井及兩個花圃的建筑群，磚木結構，青磚灰瓦，雕梁畫棟。雖然今天的白玉堂已顯現衰微破敗之勢，但還是從它的建造格局可以覓得當年風韻。
白玉堂與曾家其他宅府均位于花崗巖體上，屬同一地理地質環境。這一帶的地表廣泛出露花崗巖石，因境內海拔最高的山峰名為紫云山，該花崗巖體故稱為紫云山巖體。紫云山巖體形成于地史上稱之燕山運動的構造活動期，它的隆起部位構成荷葉神沖一帶的山脈地勢。我們知道在風水術中，所謂的龍脈實際指的是起伏的山脈，“指山為龍兮，象形勢之騰伏”，“龍者何，山脈也”。
風水術認為，龍脈之中運行著大地的“生氣”,該“生氣”通過龍脈上的“主山”得以聚集后，再將萬物之精華的“氣”凝結于龍穴。風水術還認為無論干龍還是支龍，凡處于末端聚結之處的山即為“來龍山”或謂“主山”。只要尋得“來龍”，就可確定其前面的“龍穴”。在紫云山脈中，紫云山以及九峰山等氣勢宏大，蜿蜒磅礴，構成本區山脈的主體，按風水的說法，即為干龍所在。而位于白玉堂南部的另一條山脈則是紫云山脈的分支，這條支脈也構成當時湘鄉與衡陽（現為雙峰縣與衡陽縣）兩縣的自然的地理分界線，高嵋山是這一支脈的最高峰，同時又處于它的末端。以高嵋山為代表的這條支脈，在風水意義上即為支龍所在，而高嵋山因表現為龍脈的聚結，無疑呈現著鮮明的來龍山特征。
龍脈的聚結在風水中有大聚、中聚和小聚之分，大聚為都會，中聚為大郡，而小聚則為鄉村、陽宅及富貴陰地。高嵋山置身于數以萬計的群山，未曾見奇，默默無聞，實乃小聚，但它在曾國藩心目中有很重的分量，寄托著他的思鄉情懷。“高嵋山下是儂家，歲歲年年斗物華。老柏有情還憶我，夭桃無語自開花。幾回南國思紅豆，曾記西風院碧紗。最是故園難忘處，待鶯亭畔路三叉。”在他早年的詩詞中，多次在提筆時就寫到高嵋山，如“高嵋山下草纖綿”、“我家湘上高嵋山”等等，無不表露莘莘學子對故鄉的夢寐縈懷。也許曾國藩還不曾想到，靈山嵯峨佳氣蔥郁的高嵋山竟還是風水術倚重的主山也稱之來龍山。
白楊坪位于高嵋山腳下，風光秀麗，景色宜人，整個白楊坪在地形上呈內斂性盆地特征。若登臨高嵋山俯瞰，它看上去就象一個巨大的翡翠寶盆，處于群山的環抱之中，呈現出強烈的“穴”的意向。龍穴之真諦就在于“穴”能夠“藏風聚氣”，也即“內氣萌生，外氣成形，內外相乘，風水自成”。
風水術求證龍穴的常見做法是所謂的“以砂證穴”。風水術中“砂”的概念往往是指環繞城鎮或鄉村的群山，它們又常互成對景而照應，這些群山對來龍山而言，又呈隸從關系，“龍為君道，砂為臣道”。白楊坪的砂山格局表現得更是淋漓盡致。其左，為一鳳形山，因山的形態頗似欲展翅飛翔的鳳凰而得名，在民間，鳳凰是美麗的化身，象征著吉祥與富貴；其右，山名為虎形山，可知山的形狀似虎，使人產生虎虎生威、精神為之振奮的聯想。風水術中砂山格局中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的概念，是借天上星象分區的四方宿名來區分四方之山，如左山為青龍，右山為白虎。砂山重在喝形，寓形以名，白楊坪即是如此，不論是鳳還是虎，都是對自然景觀的恰好表述。白玉堂左為鳳形山，右為虎形山，這些具有風水特征的地名好像在告訴我們，曾氏先祖最初遷徙至白楊坪時，就是已縝密細膩地審視了該地的地形，并且是以它的風水格局特征為基本取向的。
白玉堂前方正對著一個圓形的山包，稱之為團山，“團”在湖南方言中與“圓”近義。按風水的說法，位于穴前的近而小者，案山也，同時案山應該“端正圓巧，秀媚光彩”。風水術對案山頗有講究，認為“有近案則穴前收拾周密，無明堂太曠、氣不融聚之患”，形態頗似一顆珠寶的團山不言而喻即為風水意義上的案山。曾國藩早期的家書中，多次告家人要對團山悉心收拾，支持拓修鄉路，他還叮囑家人要多種樹栽竹，培育風水林，也借此美化環境，認為此事“甚為要緊，我家之氣更聚”。站在白玉堂前坪向前望去，更遠處的就是風水意向中的朝山，“遠朝宜高”，朝山挺拔俊秀，樹木蔥蘢。曾家祖先都葬在那里，朝山主富貴，似在庇佑曾家子孫后代。砂山以端裝方正秀麗為吉，白楊坪的虎形山、鳳形山以及朝案等無不有如此的表現。
流經白楊坪前面的一條小溪是涓水的支流，幽緩曲折，清澈見底，迂回于山間，橫跨溪流上的石橋建于咸豐初年，系宗族鄉黨集資修建，曾氏幾兄弟全都捐資，它解決了多年出門繞道的不便，也給白楊坪增添了一處人工風景。白玉堂前那口半月形的池塘，既可用來蓄藏雨水，灌溉田園，還可養魚，曾國藩家書中囑告家人“屋門首塘養魚，亦有一種生機”，實際上這口半月形池塘還是所謂的風水池。
可以清楚地看出，白楊坪正處于龍、砂、水的重重關攔，內斂向心的圍合之中，山水相交，陰陽融凝，負陰抱陽、藏風聚氣，實乃風水格局中的寶地。
良禽擇木而棲：曾氏故居的地質環境
我們知道，人們常說的所謂風水在某種意義上實際指的是自然環境，既然如此，那么自然環境必然包括地質因素在內。由于我們在曾氏故居所在地開展地質找礦，職業上的原因，使我們更多的熟悉當地環境地質情況。我以為，從地質的角度來探討其與居住環境的關系，對揭示風水所具有的更深的實質內容或許更有所裨益。
我們當年奉命開赴荷葉一帶開展鈾礦資源勘查，首先基于紫云山巖體被確定為花崗巖型鈾礦成礦遠景區。在這之前，我國尤其是南方諸省在花崗巖體中相繼找到了不少大型和特大型鈾礦床，由于紫云山巖體也具備同樣的的成礦構造條件，因此被列入重點勘查對象，與此同時還有一個重要的依據，那就是區域性的放射性航空測量業已在荷葉以及神沖等地發現了較多異常點和異常帶，這更有望成為尋找鈾礦的突破口。稍還要說明的是，我們的工作是自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我國投入大量人力和財力來尋找鈾礦的一部分，這與當時特定的國際與國內形勢有關，國家當時急需找到更多的鈾礦藏資源。
我們在紫云山巖體先期投入的是放射性礦藏資源的普查，更進一步的詳查工作則是普查的成果基礎選擇有利地段進行，如大坪及棗子坪等地段。在紫云山巖體，放射性異常的分布是有很規律的，首先是它與花崗巖的主體有著密切的共生聯系，也就是說，放射性異常通常只出現在主體上。所謂主體，即在巖漿活動主要時期形成的紫云山巖體部分，它構成巖體的基本框架。正是在這一主要構造活動期，礦化作用也尤為強烈，因此地表所發現的放射性異常點帶基本都位于主體上，在主體上開采的花崗石材也就是這個原因，表現為較高的放射性“底數”。區域內還存在被稱之補體的花崗巖，顯然它形成時期相對晚些，為燕山運動的后期，分布面積也小得多，大致分布于良江、大坪至石魚村一帶，呈近東西向，巖性為細粒二長二云母花崗巖。
我們都知道，放射性作為一種地球物理現象，它是無處不有的，但只要放射劑量不超過標準，不形成所謂的“異常”，就不會對人體產生危害。而放射量是否超標，用儀器是很容易測定的。我們的找礦過程，就是往往通過先找到地表的放射性異常點帶，再對這些點帶進行深部揭露，以期擴大礦化規模直到發現鈾礦床。放射性異常點帶的存在對找礦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它卻有悖于良好的生態環境，這是應明了的淺顯的道理，因為它逸放出來的氡氣對人體健康是有害的。
紫云山巖體作為鈾礦成礦遠景區，區內存在大量的異常點帶，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但在野外勘察中，我們發現這樣一個現象，那就是曾氏家族所有的宅府都位于花崗巖的補體上，那恰是鈾礦成礦遠景區的“世外桃源”。從黃金堂到大夫第、白玉堂再延伸至富厚堂，曾氏家族宅府的地理分布大致為近東西向，與補體的長軸向一致。誠如前述，放射性礦化與花崗巖補體沒有成因及空間上的聯系，所以，在曾氏家族宅府及其外圍均未發現異常。在該地區投入找礦手段除放射性地球物理探測之外，還有水化學測量以及其他的地球物理探測手段如地磁與地電等方法，地質找礦綜合成果圖也表明，在我們駐扎的大夫第地段乃至整個補體，都屬正常場。
然而并非每個地段的情況都與鈾礦化無關，否則就失去了找礦本身的意義。使我印象最深的大概是大夫第東南方向約二千余米處的那條異常帶，異常帶所處位置地勢陡峭，產于花崗巖的構造破碎帶，鈾礦化富集與構造破碎是直接有關的。在陡峭的山坡下不到十米處有一戶農家，我們勘查時，平時就在這戶農家休息。一天，我們在農家無意中打開了儀器，FD-71儀立即發出特別鳴響聲，這就是異常的預警，一看儀器表頭，已超最大讀數，我們提著儀器追索，異常源竟為水缸中的水。經查這些水是從屋后的陡壁下接過來的，與很多山區農家的引水方式一樣，該農戶是用劈開的竹子連接起來作為導水工具，從陡坎下將巖石中滲透出來的水接入水缸。看似清瑩透澈的泉水因從礦化層中滲出，實已嚴重放射性污染，不能飲用。我們當即將情況告訴主人，希望他們一定要引起重視，另覓生活水源，尤其不能作為飲用水，倘若問題不能很快解決，也不要喝生水，一定要燒開。常識告訴我們，放射性氡氣對人體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水中氡，無色無異味，但一旦食入體內，體內輻射對人體的危害比體外輻射更大。所幸的是，像這樣生活水源受到污染但長期未被察覺的情形是極少見的，在該地區也僅此一例。
由以上敘述可知，從地質因素上看，由于曾氏家族宅府都位于花崗巖補體上，也就不存在出現放射性污染的前提，這已被大面積的地球物理和水文地質普查成果所證實，所以從某種意義說，視其為“風水寶地”是有其地質依據的。曾氏祖先原定居衡陽廟山，清朝初期才遷徙至雙峰荷葉，當初是怎樣覓中白楊坪這塊“寶地”的呢？這已無從考究。也許曾氏祖先最初根本就沒有尋找風水寶地的自覺，而僅謀求一賴以棲身環境。天道忌巧，可能如同“良禽擇木而棲”，靠的就是直覺與本能了。
說到這里，能否認為曾國藩作為一代名臣的出現，蓋出于故居風水好的原因？倘若如此，那是很不公正且極有害的看法。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固然是人們身心得以健康成長直至成才的一個重要條件，但決不是惟一的。須指出的是，曾國藩之所以叩開科舉大門，躋身翰林，繼而順遂仕途，除了他天資聰慧一生堅韌勤奮之外，良好的早期教育是他獲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曾國藩的早期教育除了直接受惠于祖父和父親之庇蔭外，荷葉鄉當時存在的包括曾氏族學在內的三個傳統族學也為當地莘莘學子提供了人人思學上進的讀書氛圍。我們在荷葉鄉工作時，就感受到了那里延續至今的注重教育的優良傳統，還有淳樸的民風，我們曾有興趣地注意到，當地小學生在啟蒙教育階段，即用毛筆寫字，甚至整個小學階段都不曾使用鉛筆。我以為這是傳統文化底蘊之深厚的表現，顯然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至少在曾國藩那個時代就已經形成了。
還要指出的是，曾國藩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他的出現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是“時勢造英雄”的結果，而絕非靜止甚至狹隘的所謂風水觀點便可闡述透徹了的，當然這也就超出了本文所要討論的范圍。
命運各異的富厚堂與大夫第
曾氏家族中顯赫的人物中首推曾國藩與曾國荃兄弟，談到曾氏故居，當然要談到分屬這兩兄弟名下的富厚堂和大夫第。富厚堂和大夫第在選址上沒有拘泥于山環水抱的格局，并無所謂的“穴”的地形特征，與白玉堂封閉圍合的格局相比，有著很大區別的，它們所處位置地勢開闊，交通也便利的多。
曾氏家族惟一保存完好的宅府當應是富厚堂了，現以列入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富厚堂位于富坨村，屬曾國藩名下，距大夫第約八公里。但無論是建筑風格還是占地面積及規模，都遠遠遜色于大夫第。在曾氏兄弟分家之后，富厚堂老屋原來為曾國荃所有，因曾國藩相中，移兌而成，曾國藩稱之為一等屋場。現在所見的富厚堂是在舊屋基礎上擴建的，它修葺于曾國藩封侯之后的同治五年，也正是主人在兩江總督任上處于人生的輝煌巔峰之時，曾國藩對它予以了很大的關注，之所以如此，或許它就是將來退隱回籍頤養天年的歸宿所在。
最初本有三處可供選擇的宅基地，但曾國藩最終選定富厚堂的舊址。他是怎樣比較這三處宅地，又憑什么稱富厚堂為一等屋場的？這大概已是留給后人的謎。
富厚堂在整體的布局規劃上，可以說達到了自然美與人文美和諧統一的意境，它后側山巒環護，茂林修竹，無比清靜幽雅，富厚堂大門朝東，清晨迎著初升的太陽，紫氣東來，一派生機勃勃，站在堂前花崗石臺階上極目遠眺，只見一抹平川，良田萬頃，靜靜的涓水蜿蜒其間，像一條綢帶飄向遠方，旖旎的田園風光非常賞心悅目。堂前的半月形的池塘，顯然是人工鑿砌而成，一看就知那是傳統意義上的所謂“風水池”也即“泮池”。
富厚堂本身并非人們想象中的富麗堂皇，只有門匾上“毅勇侯第”四個御賜大字表明這里曾是一座侯府，從外觀上看，它至多也只形同舊時的一般大戶人家。步入富厚堂，所見是一仿宋明回廊式的四合院，中心是一個面積達六百平方米的庭院，顯得很開闊，花崗石鋪設的通道構成這個建筑群的中軸線，這是一個很具北方特色的四合院。我們知道，南方的四合院多以天井為中心，這樣的建筑模式主要與南方的氣候有關，南方的日照時間長且雨水較多，采用相對狹小的天井形式是適宜的。富厚堂之所以建成北京式的四合院形式，可能與曾國藩京師十余年，業已適應京城四合院的生活有關。從某種意義上說，四合院收斂及不張揚的格局也是符合曾國藩的性格的。
富厚堂內辟有八本堂、思云館、藝芳館等，其實這些與常見的民居相比，并無多少差別。如果說欲求覓得富厚堂的特色，那就莫過于宅南藏書樓了，藏書樓位于富厚堂南端，是富厚堂的精華所在。該樓藏書曾達三十余萬卷，曾被人譽之近代的私人藏書第一樓。步入庭院，一眼就可看到這座高達三層的建筑物。富厚堂作為歸隱之所而設置藏書樓，這對飽學之士的曾國藩來說，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因為他多次說過作官不過偶然之事，讀書乃寒士本業。
藏書樓在設計上因地制宜且無奢華之處，它獨具匠心，充分考慮了南方潮濕氣候的不利因素，其一是將書藏于最高的的第三層，以盡量避免地面濕氣的影響，其二是非常注重通風，這是保持干燥的必要條件，藏書樓的高度超過鄰室，且地處南端，頂層四周均開設窗戶，南風可徑直穿堂而過，還有曾國藩親自設計的書柜，其前后都可打開，目的就在于更好地通風祛潮。如此等等，可以說富厚堂極為豐富的藏書得以保全，與切實有效的收藏方式有著直接關系。
富厚堂是一座有著傳統特色的建筑群，它置身僻陋鄉間，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傳統文化尤其世俗的影響，其中可能還留有風水的烙印。事實也正是如此，富厚堂坐西朝東，按風水的陽宅相法，此類屬“震門兌宅”型的建筑視南端為大吉。在房屋布局的處理上，風水術往往是根據吉兇程度來確定宅舍的尊卑及層數，如大吉之地宜作廳堂和居室，更適建風水樓，以崇其形勢，而兇地則一般留作倉庫、碾房和廁所等小用。說到此，很清楚地表明，位于富厚堂之南的藏書樓，它的功能并不限于藏書本身，竟原來還是一座風水樓。在大吉之地建造藏書樓，它表明即便“圣相”也不能脫俗，但從一個側面卻也體現了儒學大師曾國藩的情操。
當年改建富厚堂是按曾國藩的設計意圖施工，還是得到了風水先生的指點，這也是無從考究的。其實對富厚堂的風水特征予以考究也并無多大意義，所幸的是包括藏書樓在內的富厚堂歷經百年滄桑，至今還保存完好，尤其是三十余萬冊的書籍史料竟遠避厄運，奇跡般地保存下來，如果說這一切應歸于吉地之風水，曾國藩老先生地下有知的話，也只會一笑了之的。
下面再來看看大夫第，與富厚堂的幸運截然相反，大夫第如今一片凄涼，衰敗已無可挽回，曾國藩當年引為焦慮之處不幸被言中。當初的大夫第可謂蔚為壯觀，從開工到最后竣工，歷時八年，耗資巨大，難怪有人評價說“沅甫（即曾國荃）新宅有城市之氣”，這里所說的城市之氣指的就是它如同城市建筑的氣派繁華。大夫第的衰敗是否犯有風水上的什么忌諱，這里并不想陷入迷信的怪圈，但不妨也從布局諸方面試作些探討。
大夫第由竹亭公祠、敦德堂和獎善堂三部分組成，在布局上為一字排開，長寬比例大為失調，形同街市。我們知道在傳統風水理論的影響下，我國古代建筑在擇定基址的同時，很講究背倚來龍，前對朝案，左為青龍，右有白虎，認為只有如此負陰抱陽的圍合之勢，才可聚之有氣，藏之有能。對一個大家族來說，祠堂作為家族的精神寄托所在，其地理的中心位置是不言自明的，而外圍建筑也須保持有對它的向心意向，這樣才可形成所謂的圍合格局。很遺憾的是，曾國荃營造的大夫第在極力表現豪華氣派的同時，長寬比例極不成比例，與傳統建筑的南北向深長（如故宮等）恰好相反，是對傳統建筑風水格局的叛逆，這樣的布局實不多見，至少可以說是風水意向上的敗筆。與此同時大夫第的朝向為北，一個龐大建筑群的設計為何如此取向，現在看來也是難以理解的。
還有敦德堂與獎善堂前各有一個人工風景池塘，齊整對稱，似乎別具風格的設計卻犯了風水一忌，因為風水術稱：堂前忌雙池，謂之哭也。如此的設計也許并非最初的故意，但我們可以從中看出，大夫第布局在宏觀上有所失誤的。須知，風水術在整體把握和宏觀布局上，是推崇賞心悅目的心理感受的。大夫第出現如此多的風水意向上的疵端，是始未料及的，可以想象當年春風得意躊躇滿志的曾國荃在大規模建造大夫第之前，既然連兄長曾國藩的勸告也置若罔聞，也許更不屑顧及風水先生的指指點點，包括其中那些并非迷信的真知灼見。可能出自這方面的原因，致使大夫第在地形、朝向和宏觀建筑布局等方面存在諸多不足。
大夫第的衰敗使人深感惋惜，是什么原因造成大夫第如此之快的衰敗？我認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面濕氣太重。大夫第落成之后。曾國荃便向國藩訴說此煩惱，曾國藩在回信中說：“沅弟言新大夫第不敢再求愜意，自是知足之言，但濕氣一層不可不詳察，若濕氣太重，人或受之則易傷脾，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風難入，日也難入，必須設法祛散濕氣，乃不生病。”這里曾國藩沒有用風水觀點，更沒有說請風水先生去看看，而是用他所知曉的知識進行分析。顯然這些是不夠的。但曾國荃在世時并沒找到原因所在并解決這一困擾，事實上他后來較長時間都住在長沙府后街的官邸，無暇顧及。由于這一困擾的存在，使得大夫第后來的主人未能很好安居樂業，當然也就談不上及時的維護修繕，于是乎，衰落便是可想而知的了。伴隨這座莊園的衰敗，大夫第內收藏著的大量的書籍最后也散佚殆盡，無不讓人為之惋惜。我們當年在荷葉工作達十個月，就住在竹亭公祠僅存的幾間廂房，對室內地面之濕漉漉以及由此帶來的煩惱有著切身的體驗。如此顯然不宜居家的住宅，按風水的說法，不正是所謂的兇地嗎？
那么造成大夫第地面常年潮濕的原因究竟何在？曾國藩歸于天井小而使得日照時間短的原因。實際上曾國藩的這一分析并不在理。生活常識告訴我們，屋內潮濕無外乎兩種情況所造成，一是地下含水層距地表太近，另一種就是室內通風效果差，致使濕氣得不到風干而凝結與地面。大夫第地段的地質構造完整，無斷層及構造破碎帶，也就缺乏含水層存在之前提，無異于說第一種原因不復存在。那么是否就是通風條件差而引起的？癥結正是如此。從地形上看，大夫第也是背山面水，但它卻是坐南朝北，有悖于“裁定南向為正”，構成了一處敗筆。因為只有如此，在寒冷的冬日以山為屏障可以阻擋來自北方的寒風，而在烈日炎炎的盛夏，來自海洋的涼爽的東南季風吹拂水面，能給人們帶來更多習習快意。而大夫第的情況恰好相反，由于軸線方向是朝北的，更兼南邊有山的阻擋作用，因此不僅不能形成冬暖夏涼的生態效果，而且還使通風條件變得更差，地面濕氣得不到有效祛散，居住環境也就趨于惡化。曾國藩當年強調居室常年潮濕，會引起疾病，這固然切中要害，但萬萬沒想到它竟還構成大夫第沒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值得慶幸的是，百余年之后，在竹亭公祠舊宅基礎上新建的中小學校教學樓及教職工宿舍樓都改變了原朝向，均朝南，避免了前人的失誤之處，一直困擾人們的“濕氣太重”現象終于不再出現，這已可告慰先人。
曾氏家族的主要莊園還有黃金堂、修善堂和有恒堂等，這些分別為曾國藩其他兄弟宅府，其建筑規模相對都小得多，由于年代久遠，加之建筑質量也差，這幾處莊園過早陷入衰敗似屬一種必然。而富厚堂與大夫第幾乎是同時建造，可它們的命運卻迥然不同，富厚堂雖歷經歲月滄桑，但卻一次次避開了劫難，而今又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實為一大幸事；然而大夫第，當年落成之時請來省城戲班子以示志慶，真可謂門庭隆盛，可今天卻殘垣斷壁，滿目荒涼，幾乎消逝在歲月的煙云之中。這一切實際上已在向人們昭示著什么。曾國藩當年從未為自家的富厚堂操多少心，卻常常憂慮著大夫第，這并非表明他像算命先生能預卜什么，他比曾國荃高明之處就在于他能更深刻理解“多藏必厚亡”的道理，大夫第的命運不過是對這個道理的又一次詮釋。
大凡歷史名人的故居都是這樣，一旦主人成名，多數都會附上風水的迷信色彩，這在我國可以說已沿襲成一種習俗或社會現象。晚清重臣曾國藩作為近代史上一個很有影響也頗有爭議的人物，“譽之則為圣相，讞之則元兇”，集褒貶不一、譽毀各異于一身，尤具名人特色。不可置疑，他的故居也是很受人們關注的，那個本來輿圖不載史書無名的小山村自從變成名人故居后，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也蒙上了風水的神秘外衣。曾氏故居一度備受到世人景仰的情形，即便在曾國藩逝世后也還持續了約三十年。但隨著清王朝的土崩瓦解，尤其是建國以后，它的命運如同世人對其主人的評價，驟然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隨之是超過半個世紀的冷落與衰敗。其間，家人猶曰：“吾祖民賊”，個中更深層次的歷史原由，恐怕是不可用世態炎涼一語來說得清的。
俗話說：風水輪流轉。未曾想到的是，曾氏故居還會重現生機，它又得到了歷史應給予它的認可。近十幾年來，在政府的扶持下，富厚堂修復一新以后，開辟成了一個旅游景點，游客摩肩接踵紛至沓來，偏僻的小山村一下子變得熱鬧起來了，或訪古探幽或觀光旅游，到那里去的人們更多的似乎還想尋覓和領悟點什么。
我與曾氏故居很早有過結緣。二十多年前，我曾經在雙峰縣的荷葉鄉下工作了近一年時間，荷葉即為曾國藩的故鄉，它地處雙峰縣東南角，與衡陽、衡山和湘潭三縣交界，屬偏遠山區。我們住在荷葉鄉大坪村的竹亭公祠，那是曾氏兄弟為紀念其父曾竹亭而建造的一座祠堂，又稱曾氏家廟。竹亭公祠與敦德堂、獎善堂合為一體，統稱大夫第，是一個龐大的建筑群。那時“文革”剛結束，人們的思想還較為禁錮，忌諱對曾國藩更多的全面評價，曾氏家族的故居包括富厚堂在內都均被挪為他用，很冷清，幾乎無人造訪問津，一代風云人物的故居似乎已被塵封于歷史的煙云之中。
當年我們一干人來到這里，是因任務在身，要在該地開展地質找礦的緣故，與曾氏故居本身并無直接牽連。駐地之所以選定荷葉鄉大坪村（當時分別稱公社和大隊），是因為它位于雙峰至衡陽的公路要道旁，交通上相對便利些，有學校、糧店、供銷社和郵電所等，可尋租到較多住房。工作之余，我們經常與當地群眾打交道，對有關曾氏故居風水傳說以及對曾國藩本人的神化聽得較多，不言自明多數都是牽強附會的，僅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并帶有濃厚的迷信與宿命論色彩。
較典型的是“癩龍”轉世的說法，這在當地較為流行，傳說曾國藩出生前的頭一個晚上，他的曾祖父競希公夢見一條巨蛇入得曾宅，當時老人家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家人報喜，告知曾孫出世，才似有所悟。以后曾國藩出人頭地，官至極品，再加上曾國藩常年患一種奇怪的癬疾，且終生不愈，發作時，痛癢難忍，張牙舞爪。有相師為其看相，認為“端坐注視，張爪刮須，似癩龍也”，于是有了“癩龍轉世”的傳說。
“蟒蛇藤”一說至今還在當地廣泛流傳，講的是曾國藩出生地白玉堂屋后，有一棵參天的古楓，被粗如蟒蛇，形態也似蛇的紫藤纏繞，曾國藩死后，古楓與紫藤也相繼枯萎，不久亦死，鄉親們把這根藤稱之蟒蛇藤，意喻曾國藩的化身。
還有一件事情，說起來真有點神乎其神，說的是曾國藩之父竹亭公早年曾去南岳燒香拜佛，抽得一高簽，意喻曾家后代將有兩人入得浙杭，官運亨通。幾十年過去了，后來曾國藩、曾國荃兩兄弟官至兩江總督，統轄江浙四省，此讖語方才得以應驗。素以品格磊落而稱的曾國藩對此也感到奇怪。他在與弟家書中寫到：“先大夫少時在南岳，押得一簽云：雙珠齊入手，光彩耀杭州。先大夫嘗語余云：吾諸子當有二人官浙。今吾與弟赴浙剿賊，或已兆于五十年以前幾乎”，證實了以前親耳聽父親說過的事情，覺得不可思議，但也是信服不疑。
除了這些神話般的傳說外，當然更多的是曾氏故居的各種風水說法。地處窮鄉僻壤的白楊坪曾氏家族為什么能走出這樣一個顯赫的歷史人物，這個問題本可從人才培養教育的角度來予以探討，也可將其置于特定的歷史環境來考慮。但一旦當地鄉親來回答，不少人就會將它歸于風水的緣故，不自覺地給它披上神秘的外衣。很多鄉親堅持認為曾氏兄弟之所以出將入相，封妻蔭子，主要在于他們老家的好風水還有祖墳也葬得好。也有文化人將曾國藩祖父的墳地與南宋名臣文天祥的祖墳作過比較，認為兩者的風水是一樣的。
風水之所以常常被人嗤之以鼻的原因就在于此，濃厚的迷信色彩不只是使它陷入了宿命論的怪圈，而且還成為了人們思想的桎梏。對于這些文化的糟粕，曾國藩本人對此從來就是不屑一顧的，他在家書中，多次告誡家人切不可墜自祖父以來相承的家風，其中包括不信僧巫與地仙，僧巫即專事裝神弄鬼的神漢巫婆，而地仙則指的是那些風水先生。
說到此，人們可能認為曾國藩既然鄙夷僧巫與地仙，那么他對風水應是不予問津的。實則不然，對于深深植根于傳統文化的風水理論，曾國藩非但有一般的了解，甚至還有他獨到的見解。他就說過：我平時最不信風水，而予朱子所云“山環水抱”、“藏風聚氣”二語則篤信之。我們知道山環水抱與藏風聚氣是風水理論中的精髓概念。曾國藩自稱不信風水，為何又鐘情于山環水抱藏風聚氣，推崇大儒朱熹的風水觀呢？我以為，這并非曾國藩思想自相矛盾的反映，更不必隨意謂之虛偽，究其原因，原來是風水本身所具的兩重性所決定的。我以為一方面堅決擯棄風水理論中尤其是民間傳承中的迷信糟粕，而另一方面對風水與生具有的合理的內涵大為褒揚，這就是曾國藩——一個經世致用的實學家的風范。
白玉堂：處處可見的風水格局
白玉堂作為曾氏祖宗當年從衡陽廟山遷入湘鄉二十四都（現劃為雙峰縣）的祖屋，雖然在建筑規模及結構諸方面遠不及富厚堂和大夫第，但對曾國藩來說，卻是真正意義上的故居，他在那里出生，在那里度過了童年和青少年時代，并且還是在白玉堂的利見齋接受了最初的啟蒙教育。而富厚堂和大夫第則修建于曾氏兄弟功成名就之后，無論是基址擇定還是建筑規劃等，完全是另外一番氣象。若要談及曾氏故居的風水，當然首推白玉堂。富厚堂和大夫第之所以不能與昔日的祖屋相提并論，主要在于它旨在光宗耀祖，蔭福子孫，盡現仕宦大家之氣派，盡管在建造過程中曾國藩懂得必須自斂，切不可太張揚，但已“人力參預其間”的作法，無法掩飾或抹去某些刻意而為的成分。大概曾國藩也應知“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所蘊涵的道理，風水也莫不如此。
白玉堂坐落在荷葉鄉天坪村的白楊坪，朝向為東，為三進四橫計四十八間房屋、六個天井及兩個花圃的建筑群，磚木結構，青磚灰瓦，雕梁畫棟。雖然今天的白玉堂已顯現衰微破敗之勢，但還是從它的建造格局可以覓得當年風韻。
白玉堂與曾家其他宅府均位于花崗巖體上，屬同一地理地質環境。這一帶的地表廣泛出露花崗巖石，因境內海拔最高的山峰名為紫云山，該花崗巖體故稱為紫云山巖體。紫云山巖體形成于地史上稱之燕山運動的構造活動期，它的隆起部位構成荷葉神沖一帶的山脈地勢。我們知道在風水術中，所謂的龍脈實際指的是起伏的山脈，“指山為龍兮，象形勢之騰伏”，“龍者何，山脈也”。
風水術認為，龍脈之中運行著大地的“生氣”,該“生氣”通過龍脈上的“主山”得以聚集后，再將萬物之精華的“氣”凝結于龍穴。風水術還認為無論干龍還是支龍，凡處于末端聚結之處的山即為“來龍山”或謂“主山”。只要尋得“來龍”，就可確定其前面的“龍穴”。在紫云山脈中，紫云山以及九峰山等氣勢宏大，蜿蜒磅礴，構成本區山脈的主體，按風水的說法，即為干龍所在。而位于白玉堂南部的另一條山脈則是紫云山脈的分支，這條支脈也構成當時湘鄉與衡陽（現為雙峰縣與衡陽縣）兩縣的自然的地理分界線，高嵋山是這一支脈的最高峰，同時又處于它的末端。以高嵋山為代表的這條支脈，在風水意義上即為支龍所在，而高嵋山因表現為龍脈的聚結，無疑呈現著鮮明的來龍山特征。
龍脈的聚結在風水中有大聚、中聚和小聚之分，大聚為都會，中聚為大郡，而小聚則為鄉村、陽宅及富貴陰地。高嵋山置身于數以萬計的群山，未曾見奇，默默無聞，實乃小聚，但它在曾國藩心目中有很重的分量，寄托著他的思鄉情懷。“高嵋山下是儂家，歲歲年年斗物華。老柏有情還憶我，夭桃無語自開花。幾回南國思紅豆，曾記西風院碧紗。最是故園難忘處，待鶯亭畔路三叉。”在他早年的詩詞中，多次在提筆時就寫到高嵋山，如“高嵋山下草纖綿”、“我家湘上高嵋山”等等，無不表露莘莘學子對故鄉的夢寐縈懷。也許曾國藩還不曾想到，靈山嵯峨佳氣蔥郁的高嵋山竟還是風水術倚重的主山也稱之來龍山。
白楊坪位于高嵋山腳下，風光秀麗，景色宜人，整個白楊坪在地形上呈內斂性盆地特征。若登臨高嵋山俯瞰，它看上去就象一個巨大的翡翠寶盆，處于群山的環抱之中，呈現出強烈的“穴”的意向。龍穴之真諦就在于“穴”能夠“藏風聚氣”，也即“內氣萌生，外氣成形，內外相乘，風水自成”。
風水術求證龍穴的常見做法是所謂的“以砂證穴”。風水術中“砂”的概念往往是指環繞城鎮或鄉村的群山，它們又常互成對景而照應，這些群山對來龍山而言，又呈隸從關系，“龍為君道，砂為臣道”。白楊坪的砂山格局表現得更是淋漓盡致。其左，為一鳳形山，因山的形態頗似欲展翅飛翔的鳳凰而得名，在民間，鳳凰是美麗的化身，象征著吉祥與富貴；其右，山名為虎形山，可知山的形狀似虎，使人產生虎虎生威、精神為之振奮的聯想。風水術中砂山格局中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的概念，是借天上星象分區的四方宿名來區分四方之山，如左山為青龍，右山為白虎。砂山重在喝形，寓形以名，白楊坪即是如此，不論是鳳還是虎，都是對自然景觀的恰好表述。白玉堂左為鳳形山，右為虎形山，這些具有風水特征的地名好像在告訴我們，曾氏先祖最初遷徙至白楊坪時，就是已縝密細膩地審視了該地的地形，并且是以它的風水格局特征為基本取向的。
白玉堂前方正對著一個圓形的山包，稱之為團山，“團”在湖南方言中與“圓”近義。按風水的說法，位于穴前的近而小者，案山也，同時案山應該“端正圓巧，秀媚光彩”。風水術對案山頗有講究，認為“有近案則穴前收拾周密，無明堂太曠、氣不融聚之患”，形態頗似一顆珠寶的團山不言而喻即為風水意義上的案山。曾國藩早期的家書中，多次告家人要對團山悉心收拾，支持拓修鄉路，他還叮囑家人要多種樹栽竹，培育風水林，也借此美化環境，認為此事“甚為要緊，我家之氣更聚”。站在白玉堂前坪向前望去，更遠處的就是風水意向中的朝山，“遠朝宜高”，朝山挺拔俊秀，樹木蔥蘢。曾家祖先都葬在那里，朝山主富貴，似在庇佑曾家子孫后代。砂山以端裝方正秀麗為吉，白楊坪的虎形山、鳳形山以及朝案等無不有如此的表現。
流經白楊坪前面的一條小溪是涓水的支流，幽緩曲折，清澈見底，迂回于山間，橫跨溪流上的石橋建于咸豐初年，系宗族鄉黨集資修建，曾氏幾兄弟全都捐資，它解決了多年出門繞道的不便，也給白楊坪增添了一處人工風景。白玉堂前那口半月形的池塘，既可用來蓄藏雨水，灌溉田園，還可養魚，曾國藩家書中囑告家人“屋門首塘養魚，亦有一種生機”，實際上這口半月形池塘還是所謂的風水池。
可以清楚地看出，白楊坪正處于龍、砂、水的重重關攔，內斂向心的圍合之中，山水相交，陰陽融凝，負陰抱陽、藏風聚氣，實乃風水格局中的寶地。
良禽擇木而棲：曾氏故居的地質環境
我們知道，人們常說的所謂風水在某種意義上實際指的是自然環境，既然如此，那么自然環境必然包括地質因素在內。由于我們在曾氏故居所在地開展地質找礦，職業上的原因，使我們更多的熟悉當地環境地質情況。我以為，從地質的角度來探討其與居住環境的關系，對揭示風水所具有的更深的實質內容或許更有所裨益。
我們當年奉命開赴荷葉一帶開展鈾礦資源勘查，首先基于紫云山巖體被確定為花崗巖型鈾礦成礦遠景區。在這之前，我國尤其是南方諸省在花崗巖體中相繼找到了不少大型和特大型鈾礦床，由于紫云山巖體也具備同樣的的成礦構造條件，因此被列入重點勘查對象，與此同時還有一個重要的依據，那就是區域性的放射性航空測量業已在荷葉以及神沖等地發現了較多異常點和異常帶，這更有望成為尋找鈾礦的突破口。稍還要說明的是，我們的工作是自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我國投入大量人力和財力來尋找鈾礦的一部分，這與當時特定的國際與國內形勢有關，國家當時急需找到更多的鈾礦藏資源。
我們在紫云山巖體先期投入的是放射性礦藏資源的普查，更進一步的詳查工作則是普查的成果基礎選擇有利地段進行，如大坪及棗子坪等地段。在紫云山巖體，放射性異常的分布是有很規律的，首先是它與花崗巖的主體有著密切的共生聯系，也就是說，放射性異常通常只出現在主體上。所謂主體，即在巖漿活動主要時期形成的紫云山巖體部分，它構成巖體的基本框架。正是在這一主要構造活動期，礦化作用也尤為強烈，因此地表所發現的放射性異常點帶基本都位于主體上，在主體上開采的花崗石材也就是這個原因，表現為較高的放射性“底數”。區域內還存在被稱之補體的花崗巖，顯然它形成時期相對晚些，為燕山運動的后期，分布面積也小得多，大致分布于良江、大坪至石魚村一帶，呈近東西向，巖性為細粒二長二云母花崗巖。
我們都知道，放射性作為一種地球物理現象，它是無處不有的，但只要放射劑量不超過標準，不形成所謂的“異常”，就不會對人體產生危害。而放射量是否超標，用儀器是很容易測定的。我們的找礦過程，就是往往通過先找到地表的放射性異常點帶，再對這些點帶進行深部揭露，以期擴大礦化規模直到發現鈾礦床。放射性異常點帶的存在對找礦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它卻有悖于良好的生態環境，這是應明了的淺顯的道理，因為它逸放出來的氡氣對人體健康是有害的。
紫云山巖體作為鈾礦成礦遠景區，區內存在大量的異常點帶，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但在野外勘察中，我們發現這樣一個現象，那就是曾氏家族所有的宅府都位于花崗巖的補體上，那恰是鈾礦成礦遠景區的“世外桃源”。從黃金堂到大夫第、白玉堂再延伸至富厚堂，曾氏家族宅府的地理分布大致為近東西向，與補體的長軸向一致。誠如前述，放射性礦化與花崗巖補體沒有成因及空間上的聯系，所以，在曾氏家族宅府及其外圍均未發現異常。在該地區投入找礦手段除放射性地球物理探測之外，還有水化學測量以及其他的地球物理探測手段如地磁與地電等方法，地質找礦綜合成果圖也表明，在我們駐扎的大夫第地段乃至整個補體，都屬正常場。
然而并非每個地段的情況都與鈾礦化無關，否則就失去了找礦本身的意義。使我印象最深的大概是大夫第東南方向約二千余米處的那條異常帶，異常帶所處位置地勢陡峭，產于花崗巖的構造破碎帶，鈾礦化富集與構造破碎是直接有關的。在陡峭的山坡下不到十米處有一戶農家，我們勘查時，平時就在這戶農家休息。一天，我們在農家無意中打開了儀器，FD-71儀立即發出特別鳴響聲，這就是異常的預警，一看儀器表頭，已超最大讀數，我們提著儀器追索，異常源竟為水缸中的水。經查這些水是從屋后的陡壁下接過來的，與很多山區農家的引水方式一樣，該農戶是用劈開的竹子連接起來作為導水工具，從陡坎下將巖石中滲透出來的水接入水缸。看似清瑩透澈的泉水因從礦化層中滲出，實已嚴重放射性污染，不能飲用。我們當即將情況告訴主人，希望他們一定要引起重視，另覓生活水源，尤其不能作為飲用水，倘若問題不能很快解決，也不要喝生水，一定要燒開。常識告訴我們，放射性氡氣對人體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水中氡，無色無異味，但一旦食入體內，體內輻射對人體的危害比體外輻射更大。所幸的是，像這樣生活水源受到污染但長期未被察覺的情形是極少見的，在該地區也僅此一例。
由以上敘述可知，從地質因素上看，由于曾氏家族宅府都位于花崗巖補體上，也就不存在出現放射性污染的前提，這已被大面積的地球物理和水文地質普查成果所證實，所以從某種意義說，視其為“風水寶地”是有其地質依據的。曾氏祖先原定居衡陽廟山，清朝初期才遷徙至雙峰荷葉，當初是怎樣覓中白楊坪這塊“寶地”的呢？這已無從考究。也許曾氏祖先最初根本就沒有尋找風水寶地的自覺，而僅謀求一賴以棲身環境。天道忌巧，可能如同“良禽擇木而棲”，靠的就是直覺與本能了。
說到這里，能否認為曾國藩作為一代名臣的出現，蓋出于故居風水好的原因？倘若如此，那是很不公正且極有害的看法。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固然是人們身心得以健康成長直至成才的一個重要條件，但決不是惟一的。須指出的是，曾國藩之所以叩開科舉大門，躋身翰林，繼而順遂仕途，除了他天資聰慧一生堅韌勤奮之外，良好的早期教育是他獲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曾國藩的早期教育除了直接受惠于祖父和父親之庇蔭外，荷葉鄉當時存在的包括曾氏族學在內的三個傳統族學也為當地莘莘學子提供了人人思學上進的讀書氛圍。我們在荷葉鄉工作時，就感受到了那里延續至今的注重教育的優良傳統，還有淳樸的民風，我們曾有興趣地注意到，當地小學生在啟蒙教育階段，即用毛筆寫字，甚至整個小學階段都不曾使用鉛筆。我以為這是傳統文化底蘊之深厚的表現，顯然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至少在曾國藩那個時代就已經形成了。
還要指出的是，曾國藩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他的出現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是“時勢造英雄”的結果，而絕非靜止甚至狹隘的所謂風水觀點便可闡述透徹了的，當然這也就超出了本文所要討論的范圍。
命運各異的富厚堂與大夫第
曾氏家族中顯赫的人物中首推曾國藩與曾國荃兄弟，談到曾氏故居，當然要談到分屬這兩兄弟名下的富厚堂和大夫第。富厚堂和大夫第在選址上沒有拘泥于山環水抱的格局，并無所謂的“穴”的地形特征，與白玉堂封閉圍合的格局相比，有著很大區別的，它們所處位置地勢開闊，交通也便利的多。
曾氏家族惟一保存完好的宅府當應是富厚堂了，現以列入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富厚堂位于富坨村，屬曾國藩名下，距大夫第約八公里。但無論是建筑風格還是占地面積及規模，都遠遠遜色于大夫第。在曾氏兄弟分家之后，富厚堂老屋原來為曾國荃所有，因曾國藩相中，移兌而成，曾國藩稱之為一等屋場。現在所見的富厚堂是在舊屋基礎上擴建的，它修葺于曾國藩封侯之后的同治五年，也正是主人在兩江總督任上處于人生的輝煌巔峰之時，曾國藩對它予以了很大的關注，之所以如此，或許它就是將來退隱回籍頤養天年的歸宿所在。
最初本有三處可供選擇的宅基地，但曾國藩最終選定富厚堂的舊址。他是怎樣比較這三處宅地，又憑什么稱富厚堂為一等屋場的？這大概已是留給后人的謎。
富厚堂在整體的布局規劃上，可以說達到了自然美與人文美和諧統一的意境，它后側山巒環護，茂林修竹，無比清靜幽雅，富厚堂大門朝東，清晨迎著初升的太陽，紫氣東來，一派生機勃勃，站在堂前花崗石臺階上極目遠眺，只見一抹平川，良田萬頃，靜靜的涓水蜿蜒其間，像一條綢帶飄向遠方，旖旎的田園風光非常賞心悅目。堂前的半月形的池塘，顯然是人工鑿砌而成，一看就知那是傳統意義上的所謂“風水池”也即“泮池”。
富厚堂本身并非人們想象中的富麗堂皇，只有門匾上“毅勇侯第”四個御賜大字表明這里曾是一座侯府，從外觀上看，它至多也只形同舊時的一般大戶人家。步入富厚堂，所見是一仿宋明回廊式的四合院，中心是一個面積達六百平方米的庭院，顯得很開闊，花崗石鋪設的通道構成這個建筑群的中軸線，這是一個很具北方特色的四合院。我們知道，南方的四合院多以天井為中心，這樣的建筑模式主要與南方的氣候有關，南方的日照時間長且雨水較多，采用相對狹小的天井形式是適宜的。富厚堂之所以建成北京式的四合院形式，可能與曾國藩京師十余年，業已適應京城四合院的生活有關。從某種意義上說，四合院收斂及不張揚的格局也是符合曾國藩的性格的。
富厚堂內辟有八本堂、思云館、藝芳館等，其實這些與常見的民居相比，并無多少差別。如果說欲求覓得富厚堂的特色，那就莫過于宅南藏書樓了，藏書樓位于富厚堂南端，是富厚堂的精華所在。該樓藏書曾達三十余萬卷，曾被人譽之近代的私人藏書第一樓。步入庭院，一眼就可看到這座高達三層的建筑物。富厚堂作為歸隱之所而設置藏書樓，這對飽學之士的曾國藩來說，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因為他多次說過作官不過偶然之事，讀書乃寒士本業。
藏書樓在設計上因地制宜且無奢華之處，它獨具匠心，充分考慮了南方潮濕氣候的不利因素，其一是將書藏于最高的的第三層，以盡量避免地面濕氣的影響，其二是非常注重通風，這是保持干燥的必要條件，藏書樓的高度超過鄰室，且地處南端，頂層四周均開設窗戶，南風可徑直穿堂而過，還有曾國藩親自設計的書柜，其前后都可打開，目的就在于更好地通風祛潮。如此等等，可以說富厚堂極為豐富的藏書得以保全，與切實有效的收藏方式有著直接關系。
富厚堂是一座有著傳統特色的建筑群，它置身僻陋鄉間，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傳統文化尤其世俗的影響，其中可能還留有風水的烙印。事實也正是如此，富厚堂坐西朝東，按風水的陽宅相法，此類屬“震門兌宅”型的建筑視南端為大吉。在房屋布局的處理上，風水術往往是根據吉兇程度來確定宅舍的尊卑及層數，如大吉之地宜作廳堂和居室，更適建風水樓，以崇其形勢，而兇地則一般留作倉庫、碾房和廁所等小用。說到此，很清楚地表明，位于富厚堂之南的藏書樓，它的功能并不限于藏書本身，竟原來還是一座風水樓。在大吉之地建造藏書樓，它表明即便“圣相”也不能脫俗，但從一個側面卻也體現了儒學大師曾國藩的情操。
當年改建富厚堂是按曾國藩的設計意圖施工，還是得到了風水先生的指點，這也是無從考究的。其實對富厚堂的風水特征予以考究也并無多大意義，所幸的是包括藏書樓在內的富厚堂歷經百年滄桑，至今還保存完好，尤其是三十余萬冊的書籍史料竟遠避厄運，奇跡般地保存下來，如果說這一切應歸于吉地之風水，曾國藩老先生地下有知的話，也只會一笑了之的。
下面再來看看大夫第，與富厚堂的幸運截然相反，大夫第如今一片凄涼，衰敗已無可挽回，曾國藩當年引為焦慮之處不幸被言中。當初的大夫第可謂蔚為壯觀，從開工到最后竣工，歷時八年，耗資巨大，難怪有人評價說“沅甫（即曾國荃）新宅有城市之氣”，這里所說的城市之氣指的就是它如同城市建筑的氣派繁華。大夫第的衰敗是否犯有風水上的什么忌諱，這里并不想陷入迷信的怪圈，但不妨也從布局諸方面試作些探討。
大夫第由竹亭公祠、敦德堂和獎善堂三部分組成，在布局上為一字排開，長寬比例大為失調，形同街市。我們知道在傳統風水理論的影響下，我國古代建筑在擇定基址的同時，很講究背倚來龍，前對朝案，左為青龍，右有白虎，認為只有如此負陰抱陽的圍合之勢，才可聚之有氣，藏之有能。對一個大家族來說，祠堂作為家族的精神寄托所在，其地理的中心位置是不言自明的，而外圍建筑也須保持有對它的向心意向，這樣才可形成所謂的圍合格局。很遺憾的是，曾國荃營造的大夫第在極力表現豪華氣派的同時，長寬比例極不成比例，與傳統建筑的南北向深長（如故宮等）恰好相反，是對傳統建筑風水格局的叛逆，這樣的布局實不多見，至少可以說是風水意向上的敗筆。與此同時大夫第的朝向為北，一個龐大建筑群的設計為何如此取向，現在看來也是難以理解的。
還有敦德堂與獎善堂前各有一個人工風景池塘，齊整對稱，似乎別具風格的設計卻犯了風水一忌，因為風水術稱：堂前忌雙池，謂之哭也。如此的設計也許并非最初的故意，但我們可以從中看出，大夫第布局在宏觀上有所失誤的。須知，風水術在整體把握和宏觀布局上，是推崇賞心悅目的心理感受的。大夫第出現如此多的風水意向上的疵端，是始未料及的，可以想象當年春風得意躊躇滿志的曾國荃在大規模建造大夫第之前，既然連兄長曾國藩的勸告也置若罔聞，也許更不屑顧及風水先生的指指點點，包括其中那些并非迷信的真知灼見。可能出自這方面的原因，致使大夫第在地形、朝向和宏觀建筑布局等方面存在諸多不足。
大夫第的衰敗使人深感惋惜，是什么原因造成大夫第如此之快的衰敗？我認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面濕氣太重。大夫第落成之后。曾國荃便向國藩訴說此煩惱，曾國藩在回信中說：“沅弟言新大夫第不敢再求愜意，自是知足之言，但濕氣一層不可不詳察，若濕氣太重，人或受之則易傷脾，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風難入，日也難入，必須設法祛散濕氣，乃不生病。”這里曾國藩沒有用風水觀點，更沒有說請風水先生去看看，而是用他所知曉的知識進行分析。顯然這些是不夠的。但曾國荃在世時并沒找到原因所在并解決這一困擾，事實上他后來較長時間都住在長沙府后街的官邸，無暇顧及。由于這一困擾的存在，使得大夫第后來的主人未能很好安居樂業，當然也就談不上及時的維護修繕，于是乎，衰落便是可想而知的了。伴隨這座莊園的衰敗，大夫第內收藏著的大量的書籍最后也散佚殆盡，無不讓人為之惋惜。我們當年在荷葉工作達十個月，就住在竹亭公祠僅存的幾間廂房，對室內地面之濕漉漉以及由此帶來的煩惱有著切身的體驗。如此顯然不宜居家的住宅，按風水的說法，不正是所謂的兇地嗎？
那么造成大夫第地面常年潮濕的原因究竟何在？曾國藩歸于天井小而使得日照時間短的原因。實際上曾國藩的這一分析并不在理。生活常識告訴我們，屋內潮濕無外乎兩種情況所造成，一是地下含水層距地表太近，另一種就是室內通風效果差，致使濕氣得不到風干而凝結與地面。大夫第地段的地質構造完整，無斷層及構造破碎帶，也就缺乏含水層存在之前提，無異于說第一種原因不復存在。那么是否就是通風條件差而引起的？癥結正是如此。從地形上看，大夫第也是背山面水，但它卻是坐南朝北，有悖于“裁定南向為正”，構成了一處敗筆。因為只有如此，在寒冷的冬日以山為屏障可以阻擋來自北方的寒風，而在烈日炎炎的盛夏，來自海洋的涼爽的東南季風吹拂水面，能給人們帶來更多習習快意。而大夫第的情況恰好相反，由于軸線方向是朝北的，更兼南邊有山的阻擋作用，因此不僅不能形成冬暖夏涼的生態效果，而且還使通風條件變得更差，地面濕氣得不到有效祛散，居住環境也就趨于惡化。曾國藩當年強調居室常年潮濕，會引起疾病，這固然切中要害，但萬萬沒想到它竟還構成大夫第沒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值得慶幸的是，百余年之后，在竹亭公祠舊宅基礎上新建的中小學校教學樓及教職工宿舍樓都改變了原朝向，均朝南，避免了前人的失誤之處，一直困擾人們的“濕氣太重”現象終于不再出現，這已可告慰先人。
曾氏家族的主要莊園還有黃金堂、修善堂和有恒堂等，這些分別為曾國藩其他兄弟宅府，其建筑規模相對都小得多，由于年代久遠，加之建筑質量也差，這幾處莊園過早陷入衰敗似屬一種必然。而富厚堂與大夫第幾乎是同時建造，可它們的命運卻迥然不同，富厚堂雖歷經歲月滄桑，但卻一次次避開了劫難，而今又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實為一大幸事；然而大夫第，當年落成之時請來省城戲班子以示志慶，真可謂門庭隆盛，可今天卻殘垣斷壁，滿目荒涼，幾乎消逝在歲月的煙云之中。這一切實際上已在向人們昭示著什么。曾國藩當年從未為自家的富厚堂操多少心，卻常常憂慮著大夫第，這并非表明他像算命先生能預卜什么，他比曾國荃高明之處就在于他能更深刻理解“多藏必厚亡”的道理，大夫第的命運不過是對這個道理的又一次詮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