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木在十里洋場上海灘雖然普遍，但中下層社會仍和它無緣。底層大眾使用怎樣的家具，我們在晚清小說里也可見個大概。
　　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寫上海虹口下等妓院，“兩邊的人家都是烏里八遭的”，“樓上，這一間樓面，便隔成兩間。樓梯口上，掛著一盞洋鐵洋油燈，黑暗異常。入到房里，只見安裝著一張板床，高高的掛著一頂洋布帳子；床前擺著一張杉木抽屜桌子，靠窗口一張杉木八仙桌，桌上放著一盞沒有磁罩的洋燈，那玻璃燈筒兒，已是熏得漆黑焦黃了”。這里說的杉木家具和《水滸》中的“白板凳鋪”并無多大的區(qū)別，歷史有變也有不變，知道千年不變有時真比知道變還重要。
　　陸士諤《新上海》揭露晚清時候光怪陸離的十里洋場的丑惡，第十二回“仙人跳蕩子吃虧”，說一樁以色相勾引詐騙錢財?shù)陌讣�，那行詐的現(xiàn)場設在普通的民居，樓上“小小一間房間，收拾的倒還潔凈。朝外一張寧波床吊著湖色洋紗帳子，床上紅綢被兒，白絨褥單，折疊得很是整齊。那些桌椅等類，雖都是椐木的，倒也揩抹得微塵不染，清潔異常”。從姚氏《歷年記》我們已經(jīng)知道椐（櫸）木家具在明末算是很好的家什，但到清末已經(jīng)下放到了中等人家。可見開埠后的上海，社會中下層生活水準也有提高。《續(xù)海上繁華夢》寫辛亥之后闊少爺戚祖詒家道衰落,從靜安寺的洋房搬回父母住過的老西門舊宅,也可見曾經(jīng)輝煌的椐木走向衰落的情景：
　　雖然裝著些玻璃，那建筑卻是老式，昏暗暗不甚高爽，比了靜安寺路的洋房，真是天壤之隔。又看客室內(nèi)的陳設，只有八把舊式的椐木交椅，四張椐木茶幾，兩張舊椐木八仙桌，一只舊椐木長臺，與靜安寺路從前的陳設更是大不相同。
　　清末上海除紅木家具之外，上層社會已開始流行西洋家具。《續(xù)海上繁華夢》寫清和芳妓女阿翠樓上兩個房間，“一個是全紅木器具，一個簇新的外國家生”（初集第二回），寫珊家花園“聲價高貴”的妓女賈第房間：
　　
　　房內(nèi)陳設一切半中半西，甚是精致：靠壁四張紅木交椅，兩張紅木茶幾，中間一張方紅木桌；靠窗是一只紅木洋式寫字臺，一只紅木螺絲旋圓椅……寫字臺的兩旁，四張柚木洋椅，橫里頭是一只柚木沙發(fā)；壁上邊一面大著衣鏡，正對著外國雙人大銅床，床上邊的菜花銅梗搽抹得金光耀目。床前一只紅木外國式妝臺……交椅邊的壁上懸著四幅裸體美人，用紅木鏡框鑲著。（三集第三十三回）
　　這是1912年左右上海高等妓女的臥室。從閻婆惜到賈第，歷史穿越了元明清三代，寫家居陳設，小說家的眼光始終落在青樓女子身上，性別意識的進步比起物質(zhì)生活發(fā)展遲緩了許多。
　　讀馮桂芬長子馮申之咸豐十一年（1861年）日記，寫他第一次去上海租界的洋行，見到西人客廳的布置：“其樓廣且潔,柂以牛皮畫障，真潔無纖塵，其客坐中，滿鋪氍毹”，“文石桌椅床榻，無不美麗奇巧”，“簟褥用皮而中鼓以氣，高厚柔軟勝于絮。大鏡光照一室”，“書架下寬上窄，掣頗適宜”。 申之先生當年怎么會想到，讓他“不忍舍去”的美麗奇巧的桌椅床榻、充氣的皮簟褥，只隔了半個世紀就進入了上海華人的上層社會。1909年，上海人可以在南京路的福利洋行買到全套的西式柚木家具，《海上繁華夢》為我們保留了一張當年福利洋行的家具發(fā)票，這里不妨抄出來供喜歡紅幫家具收藏的朋友參考：
　　
　　冶之因見少霞手指中間夾著一張字條，問是什么東西，少霞道是張福利公司的外國家生發(fā)票。冶之取來一看，見買的乃是四潑玲跑托姆沙發(fā)一張，又沙發(fā)一張，疊來新退勃而一只，狄玲退勃而一只，華頭魯勃一只，開痕西鐵欠挨兩只，六根掰拉司一面，華庶司退痕特一只，辨新脫勃一只，欠愛六把，梯怕哀兩對，及特來酸等一切器具，共計價洋發(fā)愛夫亨特來特圈的雪克斯大拉斯愛痕特福的反夫生斯。冶之看了，除結末一句約略認得出是五百二十六元四角五分洋錢，其余那些名目一點不懂，因問臺面上哪一個瞧得出來，到底買的是些什么東西。康伯度接來一看，道：“四潑玲跑托姆沙發(fā)是張彈弓交子鐵床，沙發(fā)是張睡榻，疊來新退勃而乃是妝臺，狄玲退勃而是大餐臺，華頭魯勃是衣櫥，開痕西鐵欠挨乃藤坐椅，六根掰拉司是著衣鏡，華庶司退痕特是面湯臺，辨新脫勃是浴盆，欠愛乃是交椅，梯怕哀是茶幾，特來酸是大菜臺上的碗碟東西。”（第二十三回）
　　（題圖：紅木桌椅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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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單位：華東師大歷史系
　　
　　偶然到藝術書店，看到書架上擺了好多種明清家具的畫冊圖書，翻開看看，黃花梨家具占了大半，其次便是紫檀，櫸木、榆木只有很少幾件。想試著到小說里去尋找我國家具黃金時代的影子，卻發(fā)現(xiàn)除了《紅樓夢》，近代之前恐怕沒有一部小說提到過家具的材質(zhì)，也很少有家具的描述，最多只是提及牙床、春凳、交椅等名稱。《西游記》有兩三處提到“戧金交椅”(第七十回)和“金交椅”（第五十四回），算是交代了家具的式樣和制作工藝。元末明初成書的《水滸》雖注重生活細節(jié)的描述，但室內(nèi)的陳設卻只寫了閻婆惜臥房一處：
　　原來是一個六椽樓屋，前半間安一副春臺桌凳，后半間鋪著臥房，貼里安一張三面棱花的床，兩邊都是欄干，上掛著一頂紅羅幔帳，側首放個衣架，搭著手巾，這邊放著個洗手盆，一張金漆桌子上放個錫燈臺，邊廂兩個杌子，正面壁上，掛了一幅仕女，對床排著四把一字交椅。（《第二十一回》）
　　閻婆惜是個能唱“諸般耍令”的東京歌妓，移居鄆城仍想廁身“風流宴樂”場中，只因鄆城風氣未開，沒有她施展才華的地方，這才勉強隨了宋江。宋江把閻婆惜打扮得“滿頭珠翠，遍體金玉”，臥房的陳設自然也應不俗，別的且不說，單那張“金漆桌子”就該是件值錢的家什。
　　范濂生于明嘉靖九年,他的《云間據(jù)目抄》稱：“細木家伙如書桌禪椅之類，余少年曾不一見。民間止用銀杏金漆方桌。”明末清初人姚廷遴《歷年記》也說自己“幼年到郡（松江城），看城中風俗，池廓雖小，名宦甚多，旗桿稠密，牌坊滿路。至如極小之戶，極貧之弄，住房一間者，必有金漆桌椅，名畫古爐，花瓶茶具，而鋪設整齊”。可見《水滸》問世二百年后，在江南士紳的眼里，“金漆桌椅”和“名畫古爐”仍然算體面生活的象征。
　　比金漆低一個檔次的大概是朱漆，從前江南兒女婚嫁，女方的陪嫁往往就是一套朱漆家具，如果家具備得齊全，送嫁妝的隊伍浩浩蕩蕩，那就叫做“十里紅妝”。
　　和金漆、朱漆相對的，則是沒有髹過漆的白木家具。《水滸》寫魯智深從五臺山上下來尋覓酒肉，各店家都不敢接待和尚，最后他只好進了家“白板凳鋪賓客坐，矮籬笆用荊棘編”的“傍村酒肆”。白板凳鋪是鄉(xiāng)村小酒店的陳設，也是底層平民的日常家用。
　　明朝中葉之前，民間仍以髹漆與否或髹何等漆區(qū)別家具好壞，但在皇宮以及豪門貴族的廳堂上，或已出現(xiàn)全新的細木,這些“細木家伙”直到隆慶之后始在江南富裕人家逐漸流行。范濂說的細木不應該直接解釋為硬木，亦還包括楠木、櫸木和榆木等優(yōu)質(zhì)軟木；范濂所謂的細木也不僅指材質(zhì)，而且還指精細的工藝方式。家具史專家認為，明代家具出現(xiàn)了革命性的變化，前提既是因為紫檀、花梨等亞熱帶硬木材料的輸入，也是因木器加工中出現(xiàn)了優(yōu)質(zhì)鋼材制造的工具，尤其是木工刨子的發(fā)明。過去由于沒有刨子，所以大型家具除非進行細致的髹漆加工，否則很難做到精美細致。無論硬木中的紫檀、花梨、酸枝還是軟木中的楠木、櫸木和榆木，都是因為有了刨子，才能制作出線條簡潔、造型優(yōu)雅的明式家具，而且最早的細木家具也應該是從水、楠、櫸、榆開始，然后才嘗試著用堅硬無比的紫檀和花梨的。
　　
　　能夠用刨子精細加工的木頭，文徵明的曾孫、明末作家文震亨在《長物志》中將其稱為文木，因其木質(zhì)堅密，紋理美麗。我們再看范濂《云間據(jù)目抄》風俗卷后面的記載，就更加清楚細木的含義：
　　自莫延韓與顧宋兩家公子，用細木數(shù)見，亦從吳門購之。隆萬以來，雖奴隸快甲之家，皆用細器，而徽之小木匠，爭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妝雜器，俱屬之矣。紈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貴，凡床廚幾桌，皆用花梨木、烏木、相思木與黃楊木，極其貴巧，動費萬計，亦俗之一靡也。
　　松江最早的細木家具是幾位有錢公子從蘇州購得的，到了隆慶萬歷初年，松江城內(nèi)出現(xiàn)了安徽木匠開的家具店，這時候的細木家具仍然是以椐木為主，等到紈绔豪奢動費萬計的時候，所用的木材也只提花梨而不見紫檀。
　　就是在范濂生活的半個多世紀里，江南地區(qū)完成了從髹漆家具到細木家具的過渡。但江南一般鄉(xiāng)紳用得上花梨紫檀的仍然是少數(shù)。姚廷遴的祖上做過明宮廷的御醫(yī)，他在《歷年記》里說他二伯父明末住的一幢老屋，里面堆的都是“好家伙”，那清單列的是：
　　有花梨涼床一只，椐榆涼床一只，董字插屏六扇，金漆椐榆大椅六把，黃楊小桌兩只，水磨椐榆長書桌兩只，椐榆書架四個，椐榆官桌六只，小副桌二只，及動用什物，件件皆有。因前鼎革時，二伯曾住此故也。
　　姚家伯父的“好家伙”中只有花梨涼床一只，其余多是“椐（亦作櫸）榆”細木桌椅,仍有金漆大椅,這是明末清初江南的情況。
　　雖然少有名貴的硬木家具，但文人士大夫仍然持守著自己高潔古雅的品位。文震亨《長物志》“幾榻”一卷專論家具，在他眼里，哪怕花楠、紫檀和花梨家具，不“照舊式制成”仍然俗不可耐;即便是杉木，只要遵循古式，照樣可以雅致大方。明末士大夫論家具“重式不重材”,凡“置之齋室必古雅可愛”、“坐臥依憑”必“便適”都算是好家具。和文震亨有著同樣趣味的知名人物還有同時代的作家李漁，他的《閑情偶記·器玩部》甚至記敘了自己怎樣改進家具的實例。
　　明中葉江南家具變革，不只在物質(zhì)層面，也影響到生活方式。小說雖沒來得及反映家具變革的細節(jié)，但李漁卻在他的擬話本小說《十二樓》里借書中人物虞灝之口，說出了那種新的生活見解：
　　人生一世，任你良田萬頃，厚祿千鐘，堅金百鎰，都是他人之物，與自己無干。只有三件器皿，是實在受用的東西，不可不求精美。那三件？日間所住之屋，夜間所睡之床，死后所貯之棺。他有這個見解列在胸中，所以好興土木之工，終年為之而不倦。（《三與樓》）
　　自明代隆萬年間，江南社會便彌漫著一種享受現(xiàn)實生活的風氣，這其實是從幾千年農(nóng)業(yè)社會開始發(fā)生的結構性變革中釋放出來的。由于此種變革進行了很長時間，這種風氣的釋放也就持續(xù)了很久，所以在20世紀初一位廣東作家的小說中，我們又一次看到了17世紀已曾有過的享受思想:
　　
　　單有一件，因為我們廣東思想，凡居住的屋舍及飲食的物件，都很識得精美兩個字，只是睡覺的地方，向來不甚講究。惟是馬氏用意，卻與別的不同。因人生所享用的除了飲食，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才是自己受用的好處。因此床子上就認真裝飾起來。凡尋常的床子，多管是用木做成，上用薄板覆蓋為頂，用四條木柱上下相合，再用杉條斗合，三面橫筍，喚做大床，都是尋常取用的。又有些喚做潮州床，也不過多幾個花瓣，床面略加些雕刻而已。若有些勢派的人，就要用鐵床了，都是數(shù)見不鮮。只有馬氏心上最愛的就是紫檀床，往上也說過了，他有愛紫檀床的癖，凡聽到那處有紫檀床出售，便是上天落地，總要購了回來，才得安樂。
　　上面這段話出自1905年刊行黃小配《廿載繁華夢》,小說根據(jù)真人真事編撰。故事的主人翁周庸佑原是個鄉(xiāng)村無賴，靠在廣州海關當差貪污了巨款，最后竟混成了欽差大臣，差一點被皇帝派遣去西歐當大清的公使。周的妻子馬氏是丈夫貪贓枉法的內(nèi)助，心胸狹窄，兇悍狠毒，她有兩大嗜好，一是頓頓飯都要吃金華火腿，再一就是不惜代價搜羅當時已經(jīng)很難購到的紫檀家具。書中對紫檀有多處描寫，從中甚至可看出20年間，一張紫檀床從600兩銀子到上千兩的價格變化。
　　如果說《廿載繁華夢》堪稱描寫紫檀最多的小說，那么最先描寫貴重家具的當推曹雪芹之《紅樓夢》。曹雪芹在小說前八十回明確點出家具材質(zhì)、工藝和樣式的文字大約有14處，高鶚續(xù)寫的后四十回只有２處。曹雪芹寫賈府大觀園的家具有紫檀、花梨、楠木等多種材質(zhì)以及雕漆和螺鈿等不同工藝。
　　正宗小葉紫檀產(chǎn)于印度，鄭和七下西洋，將它作為壓艙物，帶回后存于廣州和北京。《紅樓夢》第三十三回蔣玉函逃離忠順王府，在東郊離城二十里叫紫檀堡的地方置買了房舍。曹雪芹是因為愛惜“嫵媚溫柔”的琪官，才給那地方取了個珍貴名字，還是因為京郊確有紫檀堡？如果確有，是否就是存放紫檀所在？這些問題恐怕只有紅學家能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