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蘇作、晉作家具同為中國古典家具史上的重要地域流派，兩派制作家具的技法和風格不同。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 在相互借鑒、融合的同時，又保持了各自的濃郁特色。
　　 ［關鍵詞］古典家具；晉作；蘇作；制作技藝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2）02-0072-02
　　 中華文明歷史悠久，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民族文化。家具文化作為中華文明藝術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祖先們數千年來的智慧結晶和勞動創造，逐步形成了具有中華傳統文化風格特色的獨特文化形式。中國早期的家具始于夏商，興盛于戰國、兩漢。其家具造型為適應“席地而坐”的習俗，家具普遍低平穩重、簡便實用。直至唐宋，垂足而坐的起居方式和較為寬闊的居住環境，導致高足家具日漸流行。明代中期至清代前期，由于城市鄉鎮的商品經濟普遍發達起來，社會的富裕使得人們對時尚的追求也逐步刺激了家具的供需數量；再加之明代鄭和七下西洋開拓了海上貿易，海運的開放使得硬質木材大量涌入，大量的優質硬木使得工匠們在制作技藝上有了充分發揮的空間，制造出在堅固程度和美觀實用等方面都超越了前代的家具，當時的家具制造業空前繁榮，并于明末清初逐步形成了京作、廣作、蘇作、晉作四大家具制作地域流派。
　　 晉作家具起源于秦漢、成熟于宋元、成派于清初，以體形朋碩、沉穆勁挺、框厚板實、大邊堅梆為特色，用料以榆木、核桃木、柏木及楠木為主，沿用制作硬木家具的技術，制作的家具線條流暢、厚重質樸。晉作家具中的上品多以核桃木為材，核桃木材質勻稱，紋理細膩，輕重適度，軟硬相當，給人以豐潤持重、四平八穩之感。晉作家具的本色家具要經過煮、泡、烤、磨、漆、光等工序。大漆家具要經過披麻、披灰、上漆、描金、畫彩等復雜的工藝流程�！褒斄褦嗉y漆” 、“竹木藤三木結構” 、“五彩與描金”等是晉作家具主要的技藝絕活，平遙推光漆、絳州雕漆成為晉作家具的特色工藝。在過去，晉作家具一般由工匠上門制作，在制作時不惜工時，力求制作出美輪精湛的家具，因而出現了“家具不出門”的現象。晉作家具制作技藝主要以家庭傳承的方式沿續，逐漸形成一種獨具特色的地方傳統技藝。
　　 蘇作家具形成較早，制作技藝秉承了宋代家具制作藝術的精髓，造型簡約清秀，線條流暢，尺寸合理，格調大方，素潔文雅，在用料上以黃花梨、紫檀、鐵力木、雞翅木、癭木等優質硬木為主，亦采用櫸木等木材制作。因為蘇作家具的主要用材是依靠海上運輸，珍稀的材料使得蘇式家具形成了既要造型優美，又要省料的作法，從而使家具產生了造型簡練、素潔文雅的風格。蘇式工匠在家具制作上，用材精打細算，巧妙套用，惜木如金，連很小的木片都在工匠的巧手中派上了用場，不論是大件器具或是小件器具，無不精心琢磨，保持美觀，使之天衣無縫，幾近乎鬼斧神工的工藝技巧，令人嘆為觀止，其獨有的榫卯連接更是世界家具史上最受尊崇的工藝發明之一。蘇作家具制作在明代得到飛速發展，達到了鼎盛時期。在明式家具中，蘇作家具占很大比重，可以說，蘇作家具是明式家具的發源地，也可以說，聞名中外的明式家具，即以蘇作家具為主，蘇作家具是明式家具的代表。
　　 中國古代家具制作在明代中期之前尚無地域流派可言，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在明末清初逐漸形成了四大家具制作流派，在四大流派中，作為明末清初的經濟中心，江南地區的影響與日俱增，晉南地區家具制作也深受蘇作的影響，有些現存明、清晉作家具中也能看到蘇作的身影，本文就晉作家具與蘇作家具之間的淵源進行初步探討。
　　 首先從明中期以前的高古家具來看，晉作家具的發源地山西地處內陸，氣候干燥，交通比較閉塞，遭受自然災害及戰亂破壞較少，使得山西文物得以較好保存，一些遠至宋、遼、金、元的家具都能幸存下來，明早期的家具更是時有發現。而蘇作的發源地江蘇蘇州、揚州一帶地處長江下游，氣候潮濕，土壤屬堿性，對家具摧殘性很大，所以高古家具保存至今的極為稀少，只能從現存的明代出土明器家具和明代版畫中領略蘇作高古家具的特色。但對比高古的晉作家具與現存的蘇作明器家具，無論從造型、紋飾還是榫卯結構上都有很大區別。特別是造型、紋飾，早期高古晉作家具受佛教影響很大，造型莊嚴，厚重對稱，線條粗獷而紋路精細。而現存于蘇州博物館的王錫爵夫婦墓葬明器蘇作家具二組，以及現存于上海博物館家具館的潘允征墓葬明器蘇作家具二組，包括高背文椅、四出頭官帽椅、內翻馬蹄涼榻、內翻馬蹄書桌、臉盆架、巾架、衣架、火盆架、面條柜和萬字欄桿拔步床等。它們包含了蘇式家具的基本款式，造型簡潔大方，線條渾厚流暢，僅局部地方略施雕飾。經過對比發現，晉作和蘇作兩者對比，制作風格迥然不同。
　　 從制作工藝來看，晉作家具用料闊大，由于以柴木為主料，材質不及硬木細密，限制了雕鏤工藝的發展，所以晉作家具以漆木家具為主，主要傾向于推光漆、云雕、螺鈿和漆畫等技法的運用，鋪麻批灰，黑漆描金，十分講究。晉作家具的制作又分晉中、晉北、晉南三個區域，晉中地區家具做工精巧，樣式則多為仿清三代紫檀工，乾隆味很濃。其結構精密巧妙，紋式簡約洗練，虎腿花牙，束腰托腮，或雕刻鏤鑿，或螺鈿鑲嵌。晉北地區家具在形制上更近乎于明式，而且還帶有宋遼遺韻。晉南地區家具多以描金彩繪髹漆，或山水人物，或花鳥文玩，以描金柜為特色代表。蘇作家具則以造型雋秀、結構嚴謹、線條流暢、工藝精良、漆澤柔和為主要特點。蘇作家具用料著眼清瘦，剛健有力；家具均采用卯榫工藝，在充分考慮家具的外形美及其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注重結構的整體性及受力的平衡，從而達到使用的牢度。家具外觀上主要以裝飾線條為主，很少雕飾，以勻稱的比例、秀美的線條，顯示出韻律美。蘇作家具的雕刻，刀法圓熟，細膩生動，雕刻極具氣韻，層次感分明，不僅要求要圓滑流暢，棱角分明，要達到形似，而且還要神似，講求氣韻生動。蘇作家具硬木家具為木本色制作，力求顯示出硬木如黃花梨的優美紋理，對柴木家具的上漆均采用生漆傳統工藝，往往通過幾十道工序的精工細作使家具外觀盡善盡美，達到似漆非漆的效果。
　　 很多晉作家具的形制出現在明代的版畫中，而且明代的版畫多出自江南即蘇作家具的發源制作地。這與明、清兩代，兩地文化藝術交流、商業貿易貨物流通、南北木匠流動、蘇商晉商南北發展與溝通、社會經濟發展官方制度等有很大關系。據《明實錄》記載，有明一代自永樂帝開禁以來，國家逐漸走向富強，明朝在中國歷史上也是比較富裕的一個朝代，明朝走向衰亡的原因諸多，其中有兩個主要因素： 一是國家資金全部集中在沿海幾個省，與廣大的中西部形成很大的貧富差距，最重要的是明朝政府不能有效地使富裕的資金進行流動；二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國策是子承父業、民不出村、漁不出海等，導致明朝初期的家具制作交流困難，但到了明朝末年，政府管控能力減弱，手工藝人的交流逐漸增多，而晉商在明末清初正在崛起，當時晉商在全國的經營十分成功，那些在江浙長期做生意的商人，也漸漸入鄉隨俗，受到江南人文的影響，于是一些成功的商人在回家時便把一些江浙的蘇作木工帶回山西，用當地上好的核桃木來做家具，由此晉作家具便有了蘇做家具的影子。大量的晉作家具都有蘇作家具的縮影，特別是晚期的晉作家具受到蘇做的很大影響，但是由于受到用材及晉地習俗的制約，在借鑒中沒有提升，和真正的蘇作有不小的差距，和真正純正的晉作古韻相比，風格迥異。
　　 明代中期以后，晉作家具在一定程度上受蘇作家具影響，是從黃花梨家具的流行開始的。明代文人崇尚自然，以黃為貴，黃花梨受到明代文人雅士的大力推崇，他們利用木材的自然特征設計并參與制作家具，所作家具多以實用為主，線條簡潔流暢，從而使以黃花梨材料為代表的明式家具融入了文人的書卷氣息。明清時期，蘇州地區園林密布，秀甲天下，文人匯集，人杰地靈。這些文人士大夫追求高逸脫俗的意境，寄情山水花草，對蘇式家具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此時的蘇作黃花梨家具更多地融入了文人氣息，被當時社會的主流文化所認可，而主流文化又有影響其他地區文化的作用。流傳于晉地的黃花梨家具，基本都是來源于蘇作。山西地處內陸，硬木取得不易，晉作工匠便因地制宜地使用了本地出產的核桃木作為黃花梨的替代材料，所做家具皆迎合當時的主流文化喜好，這是文化流動的正�，F象。古往今來，強勢文化必會占主導地位，去影響改變相對弱勢的文化，就如清朝中期廣作木器受官府富商喜愛而盛行一時的時候，蘇作家具也會調整自己的風格，在蘇作中融入廣式家具的工藝，形成了清代蘇式家具的新面孔去適應市場，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
　　 綜上所述，中華文明是由長江和黃河流域的文明發展進化而形成、變化、發展，黃河、長江流域的繁衍不息締造出南北不同的文化，僅就中式家具而論，晉作家具就有著黃河笨拙、粗獷、憨厚的影子，蘇作家具同樣有著長江細膩、簡約、秀媚的內涵。兩種河流所影響和撫育的文化截然不同，晉作家具和蘇作家具因歷史原因各自發展，但是晉作家具和蘇作家具之間隨著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相互影響、相互交流也是必然的。蘇作家具和晉作家具各自發展的源流和符號是清晰的，都有其濃郁的特色，都是為中國古典家具史作出突出貢獻的重要派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