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家具鑒賞之門，自艾克、王世襄等先生開啟以來，我們多從技藝的、美學的角度窺其奧堂，對明清家具式樣、風格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亦多從當時的經濟發展對社會審美旨趣的影響而予以理解與把握，這是對的，但我以為可能并不全面，如果我們換個視角呢？比如，從傳統禮法的立場去審視一下古典家具。
這里，以歷史上浙東地區廣泛存在的以寧波為代表的甬作朱紅家具為例展開討論。
甬作朱紅家具為內闈家具
寧波乃至浙東地區的朱紅類（包括朱紅描金、泥金彩漆）家具精彩紛呈、品種繁多，包括婚慶、床笫、生育、梳妝、女紅、祭祀甚至文房等各類家具與器物，幾乎遍及女子生活的各個方面，其完備程度為其他地區所罕見。
寧海何曉道先生收藏的浙東朱紅家具蔚為大觀，他發表研究論文及專著若干，并專辟有“十里紅妝”博物館，可謂大家。他認為，朱紅家具或朱金家具，是構成四大家具體系（另三個是宗廟家具、中堂家具、書房家具）之一的“內房家具，也稱紅妝家具，是女主人私人財富，直接體現女性審美情趣，表現女性個性”（何曉道：《紅妝》，浙江攝影出版社，2004年版），這是相當有見地的觀點。
之前，吳慈先生曾提出中國女式家具的概念，但我至今未見其具體的研究文章，不敢妄評。
以現在之所見，朱紅類家具在全國各地多有所見，但似乎不是用于敬祖拜佛，就是床笫類的，似未有如寧波那樣形成完備體系者。如將其他地區在婚嫁時出現的朱金家具稱為紅妝家具應是比較貼切的，它除了渲染了一下婚慶場面外，在婚后生活中，只是實用意義上的家具，稱之為“內房家具”顯得太單薄，難以構成“內房家具”所應概括的完整系統。
但寧波的朱紅家具，稱為紅妝或嫁妝家具反而并不恰當，因為我以為這一稱呼并未能揭示寧波朱紅家具所蘊含的深刻的禮法意義。我主張將何先生所稱的“內房家具”改稱為“內闈家具”，因為“內闈”較“內房”更能反映與女性的緊密聯系，似更為妥貼。
而且我以為，內闈家具應是與男性家具分庭抗禮的家具體系，是二之一，而非何先生所說的四之一。
但欲將浙東地區的朱紅家具稱為與男性世界秩序相頡頏的內闈家具，至少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在歷史中國的父權社會，居然存在著一個體現女性社會地位的家具體系，這是牽強附會之燕書郢說，還是合乎邏輯的歷史真實？二是在明朝為律例所禁止用于庶民家具的朱紅金漆，從何時起、且何以在浙東地區遍地開花、深入于內闈閨房？
內闈家具：婦女禮法權利之載體
“五四”以來，我們常將中國女性視為被“四條繩索”牢牢束縛的被壓迫者，是傳統中國不平等的男女關系中被奴役的受害者，這當然揭示了中國歷史上社會性別關系中真實的一面，但并不是全部。
批評“五四”婦女史觀的現代社會性別理論研究者也同意《中國婦女生活史》（1928年版）的作者陳東原先生的觀點，即，“宋代實在是婦女生活的轉變時代”。這一轉變不是轉好，而是變壞—有關的情況是纏足更普遍，再嫁受到更強烈的限制，程朱理學對婦女地位的隕落起著相當壞的作用。既然是自宋而變壞，則是否意味著宋及宋代之前的婦女地位尚能令人接受？“史料表明宋代婦女有很大的財產權。從現存的法律判決看，每當判官被請去監督財產分割時，就會為女兒留出一份相當于兒子那一份一半的財產以作嫁妝。不僅如此，帶嫁妝的女人婚后在有生之年始終有相當大的權力控制著它們的使用和處置，再婚時甚至可以帶走”（［美］伊沛霞：《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而明末清初時，女性已失去了財產權，并且被迫屈從于日益嚴厲的貞節觀”（［美］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但在我看來，中國歷史上婦女財產權之被漸次剝奪，并非完全是統治者的法律陰謀，某個時期、某個地方受經濟發展水平制約的人文習俗尤其是宗法家規，游離于法律與生活實踐之間，既可能抗拒或扭曲法律，又可能保持或改變生活。
宋時，“妻之私財，夫雖得用，但仍自別于夫家家產之外。夫家分異之際，不在分限”（陳鵬：《中國婚姻史稿》，中華書局，2005年版）。但到“清時，婦人奩產，事實上已等于夫家資財，人得隨意處分”（同上）�！霸湔虏⒃疲翰辉S似前搬取隨身（典章卷十八戶部四奩由聽夫家為主條）。依此推之，則大德七年以前，妻離婚者，得自搬取妝奩資產，至是始加禁止。明令亦同元制。明會典卷十九：其改嫁者，夫家財產及原有妝奩并聽夫之家為主。清刑部現行則例（康熙十九年）：凡丈夫與妻不和離異者，其女衣服及陪嫁之現在對象，憑中給還女家，若兩家爭斗者，照律治以應得之罪”（同上）�？梢�，到了明清兩代，女性在離異改嫁之際，其財產權是否能夠實現、實現多少，不是“聽夫家為主”就是“憑中給還”，而如何“主”，“中”何以憑，實則視宗法家規而定，而這種宗法家規無疑具有地方特點。
以寧波地區的情況來看，未婚女子面臨娘家分家析產時，父母會為女兒的未來婚嫁先留下一筆錢財后再將剩余家產分析，并非僅靠今后夫家的聘資作嫁資。已婚女兒固然不再參與娘家的析產，但其婚嫁時置辦的嫁資妝奩，相當于已預先參加了娘家的財產分配。但問題是，到了之子于歸、嫁入夫家之后，娘家費心費財為女兒置辦的陪嫁資財其產權情形又是如何？愧于本人孤陋寡聞，未見地方史料相關的記載，但從“奩田千畝，十里紅妝”的鋪張中，卻引發了我下述猜想與解讀：
1.寧波地區大戶嫁女，奩產龐大之例不在少數，除金銀細軟、十里紅妝外，良田也常作陪嫁，“凡新娘嫁到夫家后的生活所需一應俱全，意即不靠夫家也能生活，有的甚至連紅漆棺材都嫁過去……紅床開路，棺材壓陣，生死一世，十里盡顯”（范佩玲、何曉道編著：《十里紅妝——寧紹地區嫁妝家具》，杭州出版社，2002年版）。如此巨額的資產隨女一并進入夫家，倘若嫁資即為夫妻共有財產，則當丈夫一旦納妾討小，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如何維持？倘若嫁資作為夫家共同財產，特別是夫家幾代同居尚未分家析產時，嫁資作為夫家共同財產被分配，嫁女的一方如何肯息？
以此論之，雙方家庭聯姻之前必有一番計較，如果夫家的宗約族規中有將嫁資作為夫妻共有財產或夫家共同財產之規定的，則女方必不愿加大陪嫁奩產；反過來說，如男方的宗約族規中沒有如此規定的，則較易獲得大筆嫁資。也許就是在這種易于獲得大筆奩產的約定的示范帶動下，寧波乃至浙東地區的民風族規始終保持著宋時的家庭財產制度或習慣，即視嫁資為妻的私財。
其實，如此約定，對夫家而言并非苛刻而不能接受，一則兒媳奩產隔一代便歸孫輩所有，何樂不為？二則，焉知男方無待字閨秀？兒媳娘家要求保證其女兒對嫁妝的權利，你對女婿夫家不也有同樣的要求嗎？
2.嫁資視為妻之私財的禮俗宗法觀念確立并保持下來后，女方置辦嫁妝的積極性就高，為著女兒婚后幸福與正妻地位之鞏固，有財力的父母恨不得為女兒出嫁后的一生置備全部生活用品。寧波地區經濟發達，生活相對富裕，娘家資金是中、大戶人家置辦女兒嫁妝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資金來源，并不僅以夫家之聘金為足，以免招致賣女的輿論詬病。如無有這種禮俗宗法觀念，即便是富可敵國之家，所備嫁妝往往就會選擇變現能力強的金銀細軟，何必費時費力地打造成套嫁妝家具？
這種帶著宋時遺制的家庭財產制度，在過去丈夫可以娶妾納小的情形下，有利于維護與鞏固妻子的家庭地位，從而保證家庭組織結構的穩定。而寧波地區妝奩多髹以朱紅漆，主要目的是為了顯現與夫家資產的區別，渲染婚慶氣氛的功效反而在其次。
3.“十里紅妝”除了能極力渲染婚慶氣氛外，其實更是一種長效的家庭等級制度、財產制度或曰社會性別角色地位的刻意安排。臥房、廚房、閨房、繡房、佛堂等女主人之所有活動空間，到處充塞著朱紅、朱金或泥金彩漆的家具、器物，它們無時無刻不向丈夫提醒著正妻地位之合法性與不可動搖性，無所不在地向小妾偏房宣示著家內尊卑壁壘之不可逾越性，這種有著鮮紅亮麗色彩的家具器物，遍及于生活、勞作乃至祖宗祭祀的各個環節與場所，除了有實用功能外，實際上更有著傳統禮法上的意義，因而寧波朱金家具、器物品種極為豐富，實乃朱金家具在寧波，具有道器合一、體用不二的性質之故。
4.傳說北宋末年，康王趙構被金兵追殺，幸得一個寧波村姑相救。脫險后，康王許諾來年接村姑入宮。但當已成為南宋皇帝的趙構踐約到寧波找村姑時，發現村坊里到處是兩人當初所約之暗號，卻惟獨找不到那位救駕的村姑。這個流傳于寧波地區的中國版灰姑娘故事的結局，是趙構下旨浙東女子皆封王，出嫁時可穿戴鳳冠霞帔，乘坐龍鳳花轎，官員遇見，文官下轎，武官下馬。
故事是否有史實根據已不可考，但寧波乃至浙東地區姑娘出嫁時所坐的花轎，漆朱貼金、豪華無比卻是真的。夫妻吵架時，一句“我可是你用花花轎子抬進門的，又不是我走上門的”口頭禪，就足以讓丈夫氣短三分。
新娘出嫁乘轎，是我國各地都有的婚嫁習俗，實非浙東女子獨有之特權。但寧波花轎之奢華竟至于有僭越之嫌，恐怕倒是真的。
龍鳳花轎（包括杠箱之類）實為婚慶用具，一個女人一生只坐一次，就像女人一生只嫁一次一樣，所以，龍鳳花轎在女性的一生中，具有深刻的時點意義，它不再進入女子婚后的生活，稱之為嫁妝家具或內房家具其實相當勉強。
而所謂的“十里紅妝”卻陪伴著女性的一生，僅以婚嫁的時點特征名之為“嫁妝家具”似不足以揭示其內涵，故我將寧波朱金家具稱為“內闈家具”。
5.男女兩家聯姻時，在家具置辦的責任上，約定俗成的規矩是，夫家準備廳堂家具，娘家準備內闈家具（但內闈家具中的主床或曰婚床卻大多由夫家置備），而廳堂家具多為本色類，內闈家具多為朱紅類，這形成了甬作家具體系所特有的陰陽二元結構。這種男女分置、外內相應、冷暖兩色的陳設景象，正反映了寧波乃至浙東地區在儒家倫理規范的框架內所能容納的社會性別關系的兩極狀態。
6.寧波內闈家具體系龐大完整，并不意味著歷史上寧波女性均有財產權。甬諺有曰：“上等人家嫁女兒（意指在男方聘金外娘家另加嫁資以置辦奩產），中等人家送女兒（意指男方聘金全用于婚嫁之費，而娘家無力再提供嫁資），下等人家賣女兒（意指收取男方聘金后只部分用于嫁資，而有部分被抵作娘家家用）。”即是明證。況且，明清王朝的典章內無女子財產權利的位置，寧波內闈家具所代表的婦女權利只存在于習俗與一家一族的家法內，要說已有了現代法律意義上的婦女權益概念則顯然是不恰當的。事實上，儒家倫理規范之所以能容忍這種婦女權利，實著眼于家庭利益，而并非將婦女視為權利主體。而且，這種權利仍然相當脆弱，因此，溺嬰、典妻之惡俗，鼓勵或迫使喪夫婦女守寡的宗法勢力，同時見于寧紹、浙東也就不足為怪了。
是故，我認為，內闈家具象征的只是婦女的禮法權利，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法律權利。寧波姑娘出嫁時乘坐龍鳳花轎之風，其所以遠追至南宋，也許正是浙東地區婦女禮法意義上的權利特別是財產權一直保持著宋時遺制的隱喻。
朱紅家具何時、何以成為內闈家具?
上面猜想甬作朱紅家具作為內闈家具、作為女性禮法權利的載體是宋時遺制的表現，如再進一步推進此猜想，就必須克服元、明之空白，不可想像朱紅家具只在清時才突兀地遍布于浙東大地。
朱家先生在其編著《明清家具陳設》中引《大明會典》有關“房屋器用的第等”之規定：“凡器皿，洪武二十六年定：漆、木器并不許用朱紅抹金描金雕琢龍鳳紋。漆，又令官員床面、屏風、隔子并用雜色漆飾，不許雕刻龍鳳紋金飾朱漆�！庇郑骸叭迥晟昝鞴倜袢说�，不許僭用金酒爵，其桌椅木器亦不許用朱紅金飾�！�
以此觀之，則寧波姑娘出嫁乘坐朱紅金漆的龍鳳花轎于當時似屬大逆不道之危事，即使抬出一個宋高宗作擋箭牌也無濟于明時—朱元璋如何肯聽趙構的？
這種律例與傳說之矛盾，有兩種解讀：
1.朱紅金漆的龍鳳花轎與朱紅類家具實際上并未在宋、元、明時出現，寧波地區的這個傳說只是寧波人的促狹與雅噱罷了。
2.法禁松弛，有關限令并未得到實行；或者因婚慶中的朱紅金漆龍鳳花轎只求喜氣未有犯上之意,朱紅家具則隱于內闈而無欺君之圖，官府對此睜只眼閉只眼，以“清官難斷家務事”為借口一推了之。
支持第一種可能的證據，似乎較為充分，從何曉道先生及浙江省博物館的相關藏品看，未有明確斷代為明季的朱紅家具器物（ “十里紅妝”博物館將其中的一張明式朱紅六柱架子床定為明末，似值得進一步推敲），這可能說明《大明會典》的禁限確實得到了執行；即使有，大概亦屬祭器、神器，不是日用家具，故不屬禁限之例。各種方志、譜牒、野史亦未見清以前官民使用朱紅家具的記載。
如此看來，一方面實物與史料付之闕如；而另一方面，《大明會典》卻再三申明、言之鑿鑿，則清代之前朱紅家具不可能出現之說似應肯定。
但第二種可能亦絕非子虛烏有，我猜想：
1.既有禁止，即意味著曾經存在，洪武頒令，即說明其前已有官民濫用朱金。如洪武之后更有屢加申明的，則表明民間朱金家具之普及于明時已不可收拾。
2.或許洪武禁令之前，朱紅家具確曾遍于廳堂，而設限之后則退居內闈，成為婦人專用。朱紅漆既已失去了它可能的政治抱負，何必窮追不舍？且中國歷來官令難及房內，只得作罷。
3.傳統中國是一個以家庭、宗族為本位的國家，雖朝廷有律令，但在大一統的法律與復雜多樣的生活實踐之間，在朝廷與百姓宗族都能容忍的限度內，從經從權，有偏有廢，以禮規俗，以俗易禮，遂使中國在高度統一的大文化背景下孕育出五色斑斕的多元地域風俗來。因此，朱紅家具在洪武的禁令下并非沒有生長的土壤與空間。
4.寧波內闈家具以朱紅金漆為視覺識別色系，恐怕也有一個相當漫長的成熟過程，其初期，色彩必有一個斑駁陸離之階段；其后，因宗法容忍與家具制作習慣互為因果，方漸以朱紅為主色。
律例與傳說矛盾的兩種可能性解讀，我傾向于第二種，這不是因為我已有了實物乃至史料的直接證據，而是說萬一今后發現了能確認為明朝遺存下來的朱紅家具，或萬一日后發現了相關的史料文字佐證，則支持第一種可能的說法將不攻自破或面臨無法自圓其說的新問題。
余論若干
1.朱漆貼金，在寧波地區也及于石雕制品，但這些石雕制品無一例外地為女紅壓繃物（刺繡時用于墜重以緊繃布面），無疑屬于內闈家具范疇。
2.內闈家具并不一定全由妻之嫁妝而來，構成內闈家具的重器—主床，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由夫家所備，主床有朱紅類的，卻更多本色類的。男子成家后，為待字閨女置辦的家具也是內闈家具之大宗。另外，妾用的家具，雖亦屬內闈家具，但一般地說，很少有朱紅類的，大概因妾對男子的依附性更強，故妾用之內闈家具多本色類。
3.朱紅家具只產生、存在于舊式家庭組織方式中。男子娶妻，并不意味著同時取得于大家庭外組織一個新家的權利，在財產上亦尚未擁有權利主體資格。男子真正成家立業而擁有產權，不因結婚，而是大家庭分家析產的結果。故，朱紅漆是妻財與夫家財產辨識的標志，而不是妻財與夫財之區別的象征。而當民國時，中國家庭的組織方式開始發生變革，男女婚姻成為核心家庭成立的表征，男子娶妾也日益失去輿論與法律的同情與支持，故妻子也不必再保留脆弱的私財權利，浙東地區的朱紅家具終于在人們的生活中消失。
以此論之，則如民國海派家具中常見的紅木梳妝臺（桌）等，雖為女用，且為嫁妝，也不能稱為內闈家具，不妨稱為“女用家具”或“女式家具”，因為它處于夫妻對偶制的核心家庭，屬于夫妻雙方共有財產，已完全不具備我們上面分析的內闈家具所蘊含的禮法與產權意義�！芭谩被颉芭健敝Q，至此只有家具之實際用途的辨別含義了。
4.并非所有朱金家具都是內闈家具：寺院道觀亦常用朱金雕飾，但其實為神器，不具日常生活用途功能，更無關內闈；而潮州木雕，雖與浙東朱金木雕相伯仲，惟其多祭祀及神崇拜之器，且即使偶有朱金家具出現，也未成如浙東一樣之體系與規模，更何況其置辦責任似非在女家，故我以為在朱金木雕同樣發達的潮汕地區并不存在內闈家具的概念。湘楚之地情況似亦類似。
5.在贅婿婚姻，男方多為家貧無財者，故無力置辦合該男方準備的廳堂家具與主床；只身倒裝門檻，廳堂內闈均為女方家財，朱紅漆在此，幾乎喪失標識男方女方家具的用武之地。曾見一主床殘件，做工為寧波、嵊州一帶風格，卻一反常態地髹以烏漆貼金，據說是招婿上門的女家所制。這種烏金內闈家具，是否一定表征贅婿婚的女家產權，倒是一個有待進一步觀察、考證的有趣課題。
這里，以歷史上浙東地區廣泛存在的以寧波為代表的甬作朱紅家具為例展開討論。
甬作朱紅家具為內闈家具
寧波乃至浙東地區的朱紅類（包括朱紅描金、泥金彩漆）家具精彩紛呈、品種繁多，包括婚慶、床笫、生育、梳妝、女紅、祭祀甚至文房等各類家具與器物，幾乎遍及女子生活的各個方面，其完備程度為其他地區所罕見。
寧海何曉道先生收藏的浙東朱紅家具蔚為大觀，他發表研究論文及專著若干，并專辟有“十里紅妝”博物館，可謂大家。他認為，朱紅家具或朱金家具，是構成四大家具體系（另三個是宗廟家具、中堂家具、書房家具）之一的“內房家具，也稱紅妝家具，是女主人私人財富，直接體現女性審美情趣，表現女性個性”（何曉道：《紅妝》，浙江攝影出版社，2004年版），這是相當有見地的觀點。
之前，吳慈先生曾提出中國女式家具的概念，但我至今未見其具體的研究文章，不敢妄評。
以現在之所見，朱紅類家具在全國各地多有所見，但似乎不是用于敬祖拜佛，就是床笫類的，似未有如寧波那樣形成完備體系者。如將其他地區在婚嫁時出現的朱金家具稱為紅妝家具應是比較貼切的，它除了渲染了一下婚慶場面外，在婚后生活中，只是實用意義上的家具，稱之為“內房家具”顯得太單薄，難以構成“內房家具”所應概括的完整系統。
但寧波的朱紅家具，稱為紅妝或嫁妝家具反而并不恰當，因為我以為這一稱呼并未能揭示寧波朱紅家具所蘊含的深刻的禮法意義。我主張將何先生所稱的“內房家具”改稱為“內闈家具”，因為“內闈”較“內房”更能反映與女性的緊密聯系，似更為妥貼。
而且我以為，內闈家具應是與男性家具分庭抗禮的家具體系，是二之一，而非何先生所說的四之一。
但欲將浙東地區的朱紅家具稱為與男性世界秩序相頡頏的內闈家具，至少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在歷史中國的父權社會，居然存在著一個體現女性社會地位的家具體系，這是牽強附會之燕書郢說，還是合乎邏輯的歷史真實？二是在明朝為律例所禁止用于庶民家具的朱紅金漆，從何時起、且何以在浙東地區遍地開花、深入于內闈閨房？
內闈家具：婦女禮法權利之載體
“五四”以來，我們常將中國女性視為被“四條繩索”牢牢束縛的被壓迫者，是傳統中國不平等的男女關系中被奴役的受害者，這當然揭示了中國歷史上社會性別關系中真實的一面，但并不是全部。
批評“五四”婦女史觀的現代社會性別理論研究者也同意《中國婦女生活史》（1928年版）的作者陳東原先生的觀點，即，“宋代實在是婦女生活的轉變時代”。這一轉變不是轉好，而是變壞—有關的情況是纏足更普遍，再嫁受到更強烈的限制，程朱理學對婦女地位的隕落起著相當壞的作用。既然是自宋而變壞，則是否意味著宋及宋代之前的婦女地位尚能令人接受？“史料表明宋代婦女有很大的財產權。從現存的法律判決看，每當判官被請去監督財產分割時，就會為女兒留出一份相當于兒子那一份一半的財產以作嫁妝。不僅如此，帶嫁妝的女人婚后在有生之年始終有相當大的權力控制著它們的使用和處置，再婚時甚至可以帶走”（［美］伊沛霞：《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而明末清初時，女性已失去了財產權，并且被迫屈從于日益嚴厲的貞節觀”（［美］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但在我看來，中國歷史上婦女財產權之被漸次剝奪，并非完全是統治者的法律陰謀，某個時期、某個地方受經濟發展水平制約的人文習俗尤其是宗法家規，游離于法律與生活實踐之間，既可能抗拒或扭曲法律，又可能保持或改變生活。
宋時，“妻之私財，夫雖得用，但仍自別于夫家家產之外。夫家分異之際，不在分限”（陳鵬：《中國婚姻史稿》，中華書局，2005年版）。但到“清時，婦人奩產，事實上已等于夫家資財，人得隨意處分”（同上）�！霸湔虏⒃疲翰辉S似前搬取隨身（典章卷十八戶部四奩由聽夫家為主條）。依此推之，則大德七年以前，妻離婚者，得自搬取妝奩資產，至是始加禁止。明令亦同元制。明會典卷十九：其改嫁者，夫家財產及原有妝奩并聽夫之家為主。清刑部現行則例（康熙十九年）：凡丈夫與妻不和離異者，其女衣服及陪嫁之現在對象，憑中給還女家，若兩家爭斗者，照律治以應得之罪”（同上）�？梢�，到了明清兩代，女性在離異改嫁之際，其財產權是否能夠實現、實現多少，不是“聽夫家為主”就是“憑中給還”，而如何“主”，“中”何以憑，實則視宗法家規而定，而這種宗法家規無疑具有地方特點。
以寧波地區的情況來看，未婚女子面臨娘家分家析產時，父母會為女兒的未來婚嫁先留下一筆錢財后再將剩余家產分析，并非僅靠今后夫家的聘資作嫁資。已婚女兒固然不再參與娘家的析產，但其婚嫁時置辦的嫁資妝奩，相當于已預先參加了娘家的財產分配。但問題是，到了之子于歸、嫁入夫家之后，娘家費心費財為女兒置辦的陪嫁資財其產權情形又是如何？愧于本人孤陋寡聞，未見地方史料相關的記載，但從“奩田千畝，十里紅妝”的鋪張中，卻引發了我下述猜想與解讀：
1.寧波地區大戶嫁女，奩產龐大之例不在少數，除金銀細軟、十里紅妝外，良田也常作陪嫁，“凡新娘嫁到夫家后的生活所需一應俱全，意即不靠夫家也能生活，有的甚至連紅漆棺材都嫁過去……紅床開路，棺材壓陣，生死一世，十里盡顯”（范佩玲、何曉道編著：《十里紅妝——寧紹地區嫁妝家具》，杭州出版社，2002年版）。如此巨額的資產隨女一并進入夫家，倘若嫁資即為夫妻共有財產，則當丈夫一旦納妾討小，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如何維持？倘若嫁資作為夫家共同財產，特別是夫家幾代同居尚未分家析產時，嫁資作為夫家共同財產被分配，嫁女的一方如何肯息？
以此論之，雙方家庭聯姻之前必有一番計較，如果夫家的宗約族規中有將嫁資作為夫妻共有財產或夫家共同財產之規定的，則女方必不愿加大陪嫁奩產；反過來說，如男方的宗約族規中沒有如此規定的，則較易獲得大筆嫁資。也許就是在這種易于獲得大筆奩產的約定的示范帶動下，寧波乃至浙東地區的民風族規始終保持著宋時的家庭財產制度或習慣，即視嫁資為妻的私財。
其實，如此約定，對夫家而言并非苛刻而不能接受，一則兒媳奩產隔一代便歸孫輩所有，何樂不為？二則，焉知男方無待字閨秀？兒媳娘家要求保證其女兒對嫁妝的權利，你對女婿夫家不也有同樣的要求嗎？
2.嫁資視為妻之私財的禮俗宗法觀念確立并保持下來后，女方置辦嫁妝的積極性就高，為著女兒婚后幸福與正妻地位之鞏固，有財力的父母恨不得為女兒出嫁后的一生置備全部生活用品。寧波地區經濟發達，生活相對富裕，娘家資金是中、大戶人家置辦女兒嫁妝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資金來源，并不僅以夫家之聘金為足，以免招致賣女的輿論詬病。如無有這種禮俗宗法觀念，即便是富可敵國之家，所備嫁妝往往就會選擇變現能力強的金銀細軟，何必費時費力地打造成套嫁妝家具？
這種帶著宋時遺制的家庭財產制度，在過去丈夫可以娶妾納小的情形下，有利于維護與鞏固妻子的家庭地位，從而保證家庭組織結構的穩定。而寧波地區妝奩多髹以朱紅漆，主要目的是為了顯現與夫家資產的區別，渲染婚慶氣氛的功效反而在其次。
3.“十里紅妝”除了能極力渲染婚慶氣氛外，其實更是一種長效的家庭等級制度、財產制度或曰社會性別角色地位的刻意安排。臥房、廚房、閨房、繡房、佛堂等女主人之所有活動空間，到處充塞著朱紅、朱金或泥金彩漆的家具、器物，它們無時無刻不向丈夫提醒著正妻地位之合法性與不可動搖性，無所不在地向小妾偏房宣示著家內尊卑壁壘之不可逾越性，這種有著鮮紅亮麗色彩的家具器物，遍及于生活、勞作乃至祖宗祭祀的各個環節與場所，除了有實用功能外，實際上更有著傳統禮法上的意義，因而寧波朱金家具、器物品種極為豐富，實乃朱金家具在寧波，具有道器合一、體用不二的性質之故。
4.傳說北宋末年，康王趙構被金兵追殺，幸得一個寧波村姑相救。脫險后，康王許諾來年接村姑入宮。但當已成為南宋皇帝的趙構踐約到寧波找村姑時，發現村坊里到處是兩人當初所約之暗號，卻惟獨找不到那位救駕的村姑。這個流傳于寧波地區的中國版灰姑娘故事的結局，是趙構下旨浙東女子皆封王，出嫁時可穿戴鳳冠霞帔，乘坐龍鳳花轎，官員遇見，文官下轎，武官下馬。
故事是否有史實根據已不可考，但寧波乃至浙東地區姑娘出嫁時所坐的花轎，漆朱貼金、豪華無比卻是真的。夫妻吵架時，一句“我可是你用花花轎子抬進門的，又不是我走上門的”口頭禪，就足以讓丈夫氣短三分。
新娘出嫁乘轎，是我國各地都有的婚嫁習俗，實非浙東女子獨有之特權。但寧波花轎之奢華竟至于有僭越之嫌，恐怕倒是真的。
龍鳳花轎（包括杠箱之類）實為婚慶用具，一個女人一生只坐一次，就像女人一生只嫁一次一樣，所以，龍鳳花轎在女性的一生中，具有深刻的時點意義，它不再進入女子婚后的生活，稱之為嫁妝家具或內房家具其實相當勉強。
而所謂的“十里紅妝”卻陪伴著女性的一生，僅以婚嫁的時點特征名之為“嫁妝家具”似不足以揭示其內涵，故我將寧波朱金家具稱為“內闈家具”。
5.男女兩家聯姻時，在家具置辦的責任上，約定俗成的規矩是，夫家準備廳堂家具，娘家準備內闈家具（但內闈家具中的主床或曰婚床卻大多由夫家置備），而廳堂家具多為本色類，內闈家具多為朱紅類，這形成了甬作家具體系所特有的陰陽二元結構。這種男女分置、外內相應、冷暖兩色的陳設景象，正反映了寧波乃至浙東地區在儒家倫理規范的框架內所能容納的社會性別關系的兩極狀態。
6.寧波內闈家具體系龐大完整，并不意味著歷史上寧波女性均有財產權。甬諺有曰：“上等人家嫁女兒（意指在男方聘金外娘家另加嫁資以置辦奩產），中等人家送女兒（意指男方聘金全用于婚嫁之費，而娘家無力再提供嫁資），下等人家賣女兒（意指收取男方聘金后只部分用于嫁資，而有部分被抵作娘家家用）。”即是明證。況且，明清王朝的典章內無女子財產權利的位置，寧波內闈家具所代表的婦女權利只存在于習俗與一家一族的家法內，要說已有了現代法律意義上的婦女權益概念則顯然是不恰當的。事實上，儒家倫理規范之所以能容忍這種婦女權利，實著眼于家庭利益，而并非將婦女視為權利主體。而且，這種權利仍然相當脆弱，因此，溺嬰、典妻之惡俗，鼓勵或迫使喪夫婦女守寡的宗法勢力，同時見于寧紹、浙東也就不足為怪了。
是故，我認為，內闈家具象征的只是婦女的禮法權利，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法律權利。寧波姑娘出嫁時乘坐龍鳳花轎之風，其所以遠追至南宋，也許正是浙東地區婦女禮法意義上的權利特別是財產權一直保持著宋時遺制的隱喻。
朱紅家具何時、何以成為內闈家具?
上面猜想甬作朱紅家具作為內闈家具、作為女性禮法權利的載體是宋時遺制的表現，如再進一步推進此猜想，就必須克服元、明之空白，不可想像朱紅家具只在清時才突兀地遍布于浙東大地。
朱家先生在其編著《明清家具陳設》中引《大明會典》有關“房屋器用的第等”之規定：“凡器皿，洪武二十六年定：漆、木器并不許用朱紅抹金描金雕琢龍鳳紋。漆，又令官員床面、屏風、隔子并用雜色漆飾，不許雕刻龍鳳紋金飾朱漆�！庇郑骸叭迥晟昝鞴倜袢说�，不許僭用金酒爵，其桌椅木器亦不許用朱紅金飾�！�
以此觀之，則寧波姑娘出嫁乘坐朱紅金漆的龍鳳花轎于當時似屬大逆不道之危事，即使抬出一個宋高宗作擋箭牌也無濟于明時—朱元璋如何肯聽趙構的？
這種律例與傳說之矛盾，有兩種解讀：
1.朱紅金漆的龍鳳花轎與朱紅類家具實際上并未在宋、元、明時出現，寧波地區的這個傳說只是寧波人的促狹與雅噱罷了。
2.法禁松弛，有關限令并未得到實行；或者因婚慶中的朱紅金漆龍鳳花轎只求喜氣未有犯上之意,朱紅家具則隱于內闈而無欺君之圖，官府對此睜只眼閉只眼，以“清官難斷家務事”為借口一推了之。
支持第一種可能的證據，似乎較為充分，從何曉道先生及浙江省博物館的相關藏品看，未有明確斷代為明季的朱紅家具器物（ “十里紅妝”博物館將其中的一張明式朱紅六柱架子床定為明末，似值得進一步推敲），這可能說明《大明會典》的禁限確實得到了執行；即使有，大概亦屬祭器、神器，不是日用家具，故不屬禁限之例。各種方志、譜牒、野史亦未見清以前官民使用朱紅家具的記載。
如此看來，一方面實物與史料付之闕如；而另一方面，《大明會典》卻再三申明、言之鑿鑿，則清代之前朱紅家具不可能出現之說似應肯定。
但第二種可能亦絕非子虛烏有，我猜想：
1.既有禁止，即意味著曾經存在，洪武頒令，即說明其前已有官民濫用朱金。如洪武之后更有屢加申明的，則表明民間朱金家具之普及于明時已不可收拾。
2.或許洪武禁令之前，朱紅家具確曾遍于廳堂，而設限之后則退居內闈，成為婦人專用。朱紅漆既已失去了它可能的政治抱負，何必窮追不舍？且中國歷來官令難及房內，只得作罷。
3.傳統中國是一個以家庭、宗族為本位的國家，雖朝廷有律令，但在大一統的法律與復雜多樣的生活實踐之間，在朝廷與百姓宗族都能容忍的限度內，從經從權，有偏有廢，以禮規俗，以俗易禮，遂使中國在高度統一的大文化背景下孕育出五色斑斕的多元地域風俗來。因此，朱紅家具在洪武的禁令下并非沒有生長的土壤與空間。
4.寧波內闈家具以朱紅金漆為視覺識別色系，恐怕也有一個相當漫長的成熟過程，其初期，色彩必有一個斑駁陸離之階段；其后，因宗法容忍與家具制作習慣互為因果，方漸以朱紅為主色。
律例與傳說矛盾的兩種可能性解讀，我傾向于第二種，這不是因為我已有了實物乃至史料的直接證據，而是說萬一今后發現了能確認為明朝遺存下來的朱紅家具，或萬一日后發現了相關的史料文字佐證，則支持第一種可能的說法將不攻自破或面臨無法自圓其說的新問題。
余論若干
1.朱漆貼金，在寧波地區也及于石雕制品，但這些石雕制品無一例外地為女紅壓繃物（刺繡時用于墜重以緊繃布面），無疑屬于內闈家具范疇。
2.內闈家具并不一定全由妻之嫁妝而來，構成內闈家具的重器—主床，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由夫家所備，主床有朱紅類的，卻更多本色類的。男子成家后，為待字閨女置辦的家具也是內闈家具之大宗。另外，妾用的家具，雖亦屬內闈家具，但一般地說，很少有朱紅類的，大概因妾對男子的依附性更強，故妾用之內闈家具多本色類。
3.朱紅家具只產生、存在于舊式家庭組織方式中。男子娶妻，并不意味著同時取得于大家庭外組織一個新家的權利，在財產上亦尚未擁有權利主體資格。男子真正成家立業而擁有產權，不因結婚，而是大家庭分家析產的結果。故，朱紅漆是妻財與夫家財產辨識的標志，而不是妻財與夫財之區別的象征。而當民國時，中國家庭的組織方式開始發生變革，男女婚姻成為核心家庭成立的表征，男子娶妾也日益失去輿論與法律的同情與支持，故妻子也不必再保留脆弱的私財權利，浙東地區的朱紅家具終于在人們的生活中消失。
以此論之，則如民國海派家具中常見的紅木梳妝臺（桌）等，雖為女用，且為嫁妝，也不能稱為內闈家具，不妨稱為“女用家具”或“女式家具”，因為它處于夫妻對偶制的核心家庭，屬于夫妻雙方共有財產，已完全不具備我們上面分析的內闈家具所蘊含的禮法與產權意義�！芭谩被颉芭健敝Q，至此只有家具之實際用途的辨別含義了。
4.并非所有朱金家具都是內闈家具：寺院道觀亦常用朱金雕飾，但其實為神器，不具日常生活用途功能，更無關內闈；而潮州木雕，雖與浙東朱金木雕相伯仲，惟其多祭祀及神崇拜之器，且即使偶有朱金家具出現，也未成如浙東一樣之體系與規模，更何況其置辦責任似非在女家，故我以為在朱金木雕同樣發達的潮汕地區并不存在內闈家具的概念。湘楚之地情況似亦類似。
5.在贅婿婚姻，男方多為家貧無財者，故無力置辦合該男方準備的廳堂家具與主床；只身倒裝門檻，廳堂內闈均為女方家財，朱紅漆在此，幾乎喪失標識男方女方家具的用武之地。曾見一主床殘件，做工為寧波、嵊州一帶風格，卻一反常態地髹以烏漆貼金，據說是招婿上門的女家所制。這種烏金內闈家具，是否一定表征贅婿婚的女家產權，倒是一個有待進一步觀察、考證的有趣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