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獻記載中的黃花梨
黃花梨是我們今天的叫法，而在歷史上這種名貴的木材曾有過“花櫚”、“花梨”、“花黎”等不同稱呼，古代許多文獻資料對于這種木材的紋理特征及產地都有明確的記載，如唐陳藏器在《本草拾遺》中說“花櫚出安南及海南，用作床幾，似紫檀而色赤，性堅好。”明初王佑增訂《格古要論》記載“花梨出南番廣東，紫紅色，與降真香相似，亦有香，其花有鬼面者可愛，花粗而淡者低。”
明人顧芥所著《海槎余錄》里提到“花梨木、雞翅木、土蘇木皆產于黎山中，取之必由黎人。”可知，黃花梨產于海南島深處的黎山，多由黎族人開采砍伐。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大醫學家李時珍在《本草綱目》木部第三十五卷“櫚木拾遺”一條中提出“(櫚木)[時珍日]木性堅，紫紅色。亦有花紋者，謂之花櫚木，可作器皿、扇骨諸物。俗作花梨，誤矣。”李時珍認為有花紋的櫚木，謂之花櫚木，平時眾口廣傳的“花梨”說法，為誤傳，而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證實了當時的這種所謂誤傳的“花梨”之名已成為明代民間對于黃花梨約定俗成的固定稱謂。
在明人嚴以簡所著的《殊域周咨錄·卷七·南蠻·占城》里記述了占城國的土特產，其中有：“檀香、柏木、燒碎香、花梨木”。
清人李調元的《南越筆記》卷七也記載位于今越南的占城向明廷進貢花梨：“占城，本古越裳氏界。洪武二年，其主阿答阿首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其物有烏木、蘇木、花梨木等。”《南越筆記》卷十三又記載：“花櫚色紫紅，微香。其文有若鬼面，亦類貍斑，又名花貍。老者文拳曲，嫩者文直。其節花圓暈如錢，大小相錯者佳。‘瓊州志’云，花梨木產崖州昌化陵水。”
《廣東新語》卷二十五記載：“海南文木。有日花櫚者。色紫紅微香。其文有鬼面者可愛。以多如貍斑。又名花貍。老者文拳曲。嫩者文直。其節花圓暈如錢。大小相錯。堅理密致。價尤重。往往寄生樹上。黎人方能識取。產文昌陵水者。與降真香相似。”
另外，在我國古代史料中，也有將黃花梨稱之為“花黎”的。如宋趙汝適所撰的《諸番志》卷下提到了“花黎木”：“海南，漢朱崖、儋耳也。……四郡凡十一縣，悉隸廣南。西路環拱黎母山，黎獠蟠踞其中，有生黎、熟黎之別。土產沉香……青桂木、花黎木、海梅脂之屬。”
清人程秉劍的《瓊州雜事詩》里以七言詩的形式對海南島的物產進行了概括，其中有一句詩特意提到了“花黎木”：“花黎龍骨與香楠，良賈工操術四三。爭似海中求飲木，茶禪如向趙州參。”詩下有注解卻將花黎寫成“花梨”：“花梨、龍骨、香楠皆海南木之珍者”。
下面筆者將以上所引的史料、依其書名、木名及引文中所涉及的產地，列表如下，以期對“黃花梨”這種木材的來源作一個較為清晰直觀的概括(見表)。
綜上所述，今天我們所說的黃花梨在我國古代有“花櫚”、“花梨”、“花黎”等多種稱呼，在有關記述這種木材的史料中，產于我國廣東南部海南島地區的記載占了絕大多數，如“崖州昌化陵水”，“文昌陵水”，“黎山”，“海南”。只是在《本草拾遺》提到“花櫚出安南及海南”。《南越筆記》中記載了占城國主遣使來朝貢，“其物有……烏木、蘇木、花梨木”，《殊域周咨錄》里提到占城國特產時，有“檀香、柏木、燒碎香、花梨木”等。按“安南”和“占城”位于今天的越南境內。可知，在古人的記載中，我國海南島地區是“花梨”、“花櫚”“花黎”的主要產地。
值得一提的是，古典家具木材研究專家周默在《木鑒》一書中將我國傳統稱謂中生長于海南島的“黃花梨”定名為“黃花黎”，周默先生提出了三條理由：1.史籍上曾多次提到“花黎”之稱。2.花黎木本為中國之特產，惟海南島“黎母山”及其周圍生長，黎民將許多產自于海南島的特產前均加“黎”字。3.區別于其它進口的豆科紫檀屬(Pterocarpus)花梨木類的樹種。周默的這種說法，從歷史的角度及植物分類學上加以綜合考慮，使用“黃花黎”之稱，是有其道理的，現在“黃花黎”這種稱謂正逐漸地在古典家具界推廣開來。
明代海南黃花梨的開采
歷史上海南島有三種古稱：珠崖、儋耳、瓊臺。據文獻資料，“珠崖”源于“郡在大海崖岸之邊，出真珠”，故名“珠崖”；“儋耳”源于海南島古部落的繡面習俗(在臉面上刻上花紋，涂以顏色，耳朵上戴有裝飾用的耳環而下垂)，因而得名；“瓊臺”源于“境內白石有瓊山，土石皆白而潤”，宋神宗熙寧年間瓊州置瓊管安撫都監臺，遂稱為瓊臺。據《瓊州府志》記載，秦代海南屬其遙領的范圍，沒有任何建制。在漢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始設儋耳，珠崖兩個郡。從此，海南島正式納入我國版圖，成為我國的神圣領土。到元帝初元三年(三元前46年)撤郡僅設一個縣叫“朱盧縣”。三國時海南島歸吳國管轄。至梁代大同中葉(540～541年)又在海南島設制為州，稱“崖州”。隋朝時設臨振、珠崖兩郡，唐代設崖州、瓊州、振州、儋州、萬州五個州及二十二個縣。到宋代，設一州和三個軍，瓊州領五縣，南寧軍領三縣，萬安軍領二縣，吉陽軍領三鎮。在元代，海南建制多仿宋代，無大變更。明代海南設瓊州府，領儋、萬、崖三州十個縣。清代海南建制仍沿襲明代。清代又將瓊州府改稱瓊州道，清末又改三州十三縣。“瓊為都會，居島之北，儋居西陲，萬居東陲”。因而，海南島又有瓊島之稱。
海南島地處廣東南部的南海，與雷州半島隔海相望，是我國黎族的世居地，物產豐饒，封建統治者垂涎于本地的物產，對這個地區的黎族進行剝削壓迫，《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五百三十四記載，萬歷四十三年七月總督兩廣張嗚岡題平黎善后事宜，提到了明代海南地方官吏對黎族人的橫征暴斂，其中有“各官無藝之徵，曰丁鹿，日霜降鹿，曰翠毛，曰沉速香，曰楠板，日花黎木……黎何堪此重困，是不可不豎牌禁者。”由上述引文可知，明代海南地方官吏向海南島的黎族人征收各種土特產，其中一項便是向黎族人征斂產于黎族地區的“花黎木”(黃花梨)。因地方官吏的貪得無厭，對“花黎木”的征采毫無節制，使黎族人不堪重負，而這正印證了明代地方官吏對海南島黃花梨木的征采數額較大這樣一個事實。
清代海南黃花梨的開采
入清以后，清朝政府在沿續了明朝對海南的統治后，對海南島的黃花梨木繼續進行征收，康熙時期的廣東 昌化知縣陶元淳于康熙三十三年到瓊州昌化縣上任后，對于駐守海南島地區的官丁，到黎族地區征采“花梨”而擾民一事，上書朝廷：“崖營兵丁。或奉本官差遣。徵收黎糧。貿易貨物。一入黎村，輒勒索人夫，肩輿出入……每歲裝運花梨，勒要牛車二三十輛。或遇重岡絕嶺，花梨不能運出。則令黎人另采賠補。”從陶氏所云可知，崖營兵丁，借口奉官之命，向黎族人大量征收“花梨”(黃花梨)，每年運送花梨的牛車動輒都要二三十輛之多，如果道路險阻，黎族人無法將這些花梨運出來，則要另采補償，可見對黎族人征收的黃花梨數量之多了，而清朝地方官吏對黎族地區黃花梨木的征收，加重了黎族人民的負擔，最終釀成黎族地區民變。清人吳震方的《嶺南雜記》記載，康熙三十八年，“瓊州文武官屬，役黎采香藤、花梨”，因索要無度，激起黎人民變，“黎人王振邦倡亂，宰牛傳箭，殺官吏”。此事在清圣祖實錄里也有反映，據《大清圣祖實錄》卷二百二記載，康熙三十九年，廣東廣西總督石琳疏言：“上年十二月初十日，生黎王鎮邦等攻犯寶停等營，與弁兵為難，其起釁之由，據就撫王仕義等告稱，兵丁王履平等進黎種種擾害……游擊詹伯豸、雷瓊道、成泰慎等差人采取花梨、沉香等物，應解任候勘。”最后，清朝政府派兵平息了此次黎族人的起義，同時將毫無節制向黎族百姓征收黃花梨等名貴木材、引起黎族民變的“文武地方官，參革重處有差”。
乾隆以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外省人(客民)涌入海南島，有些人進入黎族地區，在與黎族人貿易過程中與黎族人發生沖突。甚至引發命案。乾隆三十一年丙成五月署兩廣總督楊廷璋、廣東巡撫王檢針對黎人與客民(外省之人)之間的矛盾，上奏朝廷指出：“岐黎仇殺客民一案，實因內地及外省客民販買黎峒藤板香貨……凌虐難堪。黎圖報復，故釀巨案。”并提出了治理黎地，調節黎族與客民、官府之間矛盾的辦法，其中就有“一、瓊南藤板香料及雜貨等物，多出黎峒，宜酌籌交易，以資黎人生理，應飭地方官于州縣城外汛地，設立墟場兩三處，定以墟期交易”(見《大清高宗皇帝實錄》卷七百六十一)等語。該奏折更提到了“每年例辦進貢花梨、沉香，向系差票赴黎購買，黎頭挨村撥夫送官領價，易滋擾累，應將每年額貢曉示，豫發價值，派總管哨管黎頭，分辦運赴，免致差役擾累。”
從楊廷璋及王檢的奏折中可以看出，清代以降，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各民族之間的交流日益頻繁，大量的容民進入了海南島黎族傳統居住地，個別不法商人在與黎族人進行木材香料的交易過程中，愚弄凌虐黎人。引起黎人不滿，所以楊廷章建議海南地方官府在州縣城外空地，設立貿易交流的集市，允許黎族人定期把自已的“瓊南藤板香料及雜貨等物”，帶往集市與客民進行較為公平的交易，互利互惠，這項政策有助于黎族地區的土特產品(也應包括黃花梨等珍貴名木)通過商品流通的方式帶出黎山之外，甚至流向全國各地，而文中所說的“每年例辦進貢花梨、沉香，向系差票赴黎購買，黎頭挨村撥夫，送官領價，易滋擾累，應將每年額貢曉示，豫發價值。”正說明了清朝政府年年都要出資，通過黎族地區頭人，向黎族人購買“花梨”，由黎族地方出人出力，將大量的黃花梨運抵官府，作為貢品入貢朝廷。
綜上所述，我國古代史料在論述“花櫚”、“花梨”、“花黎”產地時，絕大多數文獻指出其產于我國的海南島地區，雖然也有提到過“安南”和“占城”(上述兩地均屬于今天的越南)出產“花梨”的記載，但是在史籍中并沒有找到對該地區所產“花梨”進行大規模采伐、征買的記錄，而古代的文獻資料中對我國海南島黎族地區的黃花梨大規模征采的記錄卻多次提及。中國古代很早就對海南島地區行使主權，進行有效統治和管理，特別是明清兩代，加大了對海南島開發力度，并通過海南島的地方官吏，派人深入黎族地區，向當地人民催征黃花梨木，文獻上也明確地出現過“瓊州文武官往黎峒采取沉香、花梨致生釁”，“每歲，裝運花梨，勒要牛車二三十輛。或遇重岡絕嶺，花梨不能運出。則令黎人另采賠補。”，“每年例辦進貢花梨、沉香，向系差票赴黎購買，黎頭挨村撥夫送官領價，”等文字記載。這些大規模的征斂，雖然使黎族人民飽受“差役擾累”，引起黎人與官府之間的矛盾，然而從另一角度也證實，明清時期對黎族地區實施的這種征采，客觀上使得海南島地區的黃花梨，被大量開采砍伐，源源不斷流入內地，甚至進入到宮廷中，成為我國古代家具制作的上好材料。由此可知，在歷史上，我國明清兩代的黃花梨家具，使用的原材多數是來自海南島的黃花梨，而并非“80％取自越南黃花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