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5日，由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共同舉辦的“簡約·華美——明清家具精品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隆重開幕。這是國內首次以中國古典家具為展覽專題的大型文物展，展覽不但滿足了古典家具愛好者多年的冀盼，同時也為中國古典家具研究工作提供了一次實物鑒賞的好機會。
展覽展出明清家具70余件，含括了椅凳、桌幾、床榻、箱柜、屏隔等不同使用形式類別，恭王府管理中心為本次展覽提供了30余件展品。這些貴重而華麗的明清家具是從2004年至今恭王府自籌資金征集的數百件文物家具中精選而出的，明黃花梨萬歷柜（一對）、明黃花梨圓角柜（一對）、明代黃花梨十二扇鏤空雕龍隔扇、清乾隆紫檀嵌琺瑯片方凳、清紅木嵌螺鈿理石架子床、清雞翅木長椅、清紅木羅漢榻等精美、古樸的家具靜靜的向觀眾敘述著它們曾經的華貴與滄桑。
如此眾多的古典家具，在短短兩年中是如何從緲如滄海的社會匯集到恭王府的呢？
明清家具征集方向的確立
2003年中旬，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正式成立，籌建國家級王府博物館的序幕也隨之拉開。近百年的歲月滄桑，使恭王府這座北京唯一保存完整的清代王府風華不再。要將其恢復到它的輝煌時期——清同治、光緒年間，建立中國唯一的王府文化研究基地。王府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連接宮廷文化和平民文化的橋梁，是有待探索、研究的新課題。王府及其府主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并應該得到深層次的系統研究。
要建立一個反映王府及其府主特定文化內涵為專題的博物館，文物藏品是其存在的基礎，是其性質的依據，是其研究的保障，是其發展的動力。文物征集工作在籌建之初被列入頭等大事提上議事日程。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谷長江就文物征集工作的定位是：王府博物館籌建工作千頭萬緒，但文物征集要作為首要工作引起重視；征集工作要有嚴謹的作風，科學的態度，吃苦的精神；征集經費不能等，不能靠，先由恭王府自籌經費超前開展工作；征集方向、定位要選擇王府博物館展陳急需文物為主導目標。
根據谷長江的指示精神，具體業務部門綜合專家的提議：最終將征集工作的重點定位在古典家具征集上，主要原因為：
1、恭王府是以古建為基礎的博物館，室內復原陳設是重要的展示形式和手段。古典家具在室內陳設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主導地位，是其他各類文物展示的載體；
2、古典家具在文物系統研究中處于弱勢，如能形成規模，系統征集并研究，將成為恭王府博物館館藏的特點。
3、古典家具作為文物研究、收藏理念當時尚處在初期，市場價格適當，有利于征集的開展。
文物征集原則、方向確定后，2004年9月，“恭王府公開向社會征集文物新聞發布會”在恭王府花園多功能廳召開。會上向新聞媒體公布了文物征集的原則、方向，文物捐贈的獎勵規定、辦法。同時在發布會上，恭王府還接收了王府后裔愛新覺羅·毓嶦捐贈的小恭親王溥偉書法及天津市民捐贈的清代紅木家具3件，當場頒發了獎勵證書和獎金。此次會后，媒體做了大量報道，征集信息源源不斷，為日后的文物征集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歷史資料是確定征集的依據
為保障文物征集的準確性，我們將各種歷史資料的研究作為征集的有力佐證。
在征集方向定位在古典家具方面后，我們注重從檔案館、圖書館、資料室收集各類有關清代的室內陳設及人物生活照片、文字資料，查找并鎖定以家具為主要內容的歷史資料，從中找出所需的歷史佐證，為征集提供可靠依據。
我們在研究中發現一些清代王府的老照片，其中一張是恭親王奕訢與其弟奕譞在恭親王別墅朗潤園的合影，黑白照片經過漫長歲月，已經模糊不清，但是我們還是發現他們所使用的長椅是紅木鑲螺鈿理石長椅。恰逢我們的征集信息中有一批同類型的清晚期家具，當時正處在是否征集的猶豫階段。從故宮現存的家具中幾乎未見此類家具，因此被認為是當時民間富甲所使用的高檔家具，不具備王府等級。經過專家鑒定，這批家具的時代為清晚期，在文物界，清晚期的文物一直不被重視，但是恭王府所定位的時期正是同治光緒年間，再加以老照片的佐證，最終確定了我們征集的決心，同時也充分說明王府當時與民間的廣泛聯系。
此堂家具經過保護性修復，在展廳的燈光映襯下富麗堂皇，盡顯王府輝煌時期的華貴氣勢。
以學術研究指導征集實踐
文物征集工作開展后，最早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批明代黃花梨家具，經專家鑒定此批家具保存較為完整，年代準確，流傳有序，實為難得。但也有意見認為，恭王府初建于清乾隆時期，鼎盛于清同治、光緒年間，明代家具是否適用于清代王府陳列？
恭王府的文物征集不僅僅是單純的將珍貴文物籠絡囊中，更重要的是保證物盡其用，能夠征集到符合恭王府時期歷史特征的文物才是最終目標。本著嚴謹的學術態度，我們研究了大量的歷史資料。
明式黃花梨家具作為中國優秀家具的典范，在世界范圍享有盛名，能夠收藏一定數量的明式黃花梨家具對于博物館是值得驕傲的。在我們的研究中發現清代自始至終并不排斥明式家具，據專家介紹，不論宮廷、王府、百姓的室內陳設均避免不了明式家具的使用與陳設。例如在故宮博物館朱家溍先生所著的《明清室內陳設》一書中論述：在清代《介祉堂藏書畫器物目錄》中，“巖巖亭”東次間的“紫檀螭紋長方畫桌”是明代成國公朱府故物。四面平做法是明代家具常見的形式之一，但一般四面平沒有雕飾，而此桌乃就其平面減地鏟地雕、鏤刻螭紋，形象特殊，在其他明代家具上從未見過，乃取意于古玉花紋加以變化而成，典雅清新是這一件傳世器物所不同尋常之處。許多清代歷史資料中所反映的明式家具被妥善保存和使用的實際狀況也佐證了宮廷、王府乃至富賈們對明式家具的珍愛。如清人畫“歲朝行樂圖”中的高香幾，清代焦秉貞“歷朝賢后故事冊”中的霸王棖鑲石面長條桌均是明式家具的典型式樣和風格。
另一張恭親王奕訢的一張老照片，確定了我們征集這批明式家具的決心。這張照片是被稱為世界第一個旅行攝影家的英國人約翰·湯姆森于1871年（同治十年）9月在恭王府拍攝的。從照片中可以看出恭親王與他的高層幕僚在王府花園合影時所坐的椅子是明式的圈椅。此外，恭親王晚年時曾在北京戒臺寺居住，他帶去使用的家具中也有明式家具的存在。
三年收藏明清家具百余件（套）
在王府博物館的籌建過程中，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各兄弟單位及社會各界人士給予了大力的支持。2006年7月，恭王府建園230周年慶典之際，在美麗的花園，修繕一新的安善堂內舉辦“共鑄輝煌”文物特展，展出了明清家具近百件。除恭王府自籌資金征集的60余件（套）明清家具外，還有國家文物局中國文物信息中心重金從海外征集回流的珍貴明清家具；中國兒童藝術劇院支持王府博物館籌建提供的清代家具。
在展覽中有一組已故德國教授古斯塔夫·艾克的夫人曾佑和教授從美國專程運回的1944年艾克先生著錄《中國花梨家具圖考》中的7件明代黃花黎家具吸引了大多數人的注意。
2006年10月，美籍華人曾佑和教授將其收藏半個世紀的7件明式黃花梨家具捐贈給恭王府，震驚了整個文物界。這7件明式黃花梨家具不僅僅具有很高的文物家具，其中的5件是第一本向世界介紹中國黃花梨家具的圖書《中國花梨家具圖考》中的示例，而此書的作者，正是曾佑和教授的丈夫——艾克先生，因此這批家具又被賦予了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
通過近三年的努力，恭王府自籌資金千萬元，共征集明清家具122件（套），爭取社會捐贈明清家具10件（套）。在古典家具的收藏、征集、研究工作上，基本達到原定的目標。現將部分精品介紹如下。
第一部分：曾佑和教授捐贈的明式黃花梨家具
明式黃花梨條桌（原書中注釋）：“條桌：有下閣板，黃花梨木。榫卯1.21.24；高79.5；頂面88×36.5。作者收藏。”
明式黃花梨大理石面書案（原書中注釋）：“書案，黃花梨木帶大理石板，僅細部榫卯11。高86.5，頂面107×67.5。作者收藏。”
明式黃花梨條凳（一對）（原書中注釋）：“條凳：黃花梨，榫卯1.13.21，高48，頂面121×35，一對中之一件，作者收藏。
明式黃花梨圈椅（原書中注釋）：“圈椅，黃花梨木，榫卯22.26.27。全高102，座高52、座總尺寸62×48，一對中之一件。”
第二部分：恭王府征集的明式黃花梨家具
黃花梨萬歷柜 明中期 十六世紀中末期 長104厘米，寬63厘米，高183.5厘米。上層亮格有后背板，三面安壸門券口，券口飾螭紋，兩側各有欄桿并透雕螭紋。下部矮幾處飾螭紋，與上層呼應。兩扇柜門光素平整，上安橢圓形葉面，吊牌及鎖丟失。柜門內是一板兩屜的格局，屜門雕梅花紋飾，非常精美雅致。萬歷柜因樣式流行于明代萬歷年間而得名，而以黃花梨制作，且完整成對傳世至今的，當屬彌足珍貴。
黃花梨圓角柜 明中期 十六世紀中末期 長84厘米，寬42厘米，高141厘米。這是一件有閂桿、有柜膛的圓角柜，以質感堅挺、紋理美觀的黃花梨制作，雖是全身光素，但其簡潔的造型，精妙的工藝卻更具自然之美。
黃花梨圍屏 明中期 十六世紀中末期 長55厘米，厚3.2厘米，高303.5厘米，十二扇。以上等黃花梨制作，每扇四周邊框淺雕變形龍紋，上下圍欄則滿飾透雕的紐結龍紋，兩側邊扇的中間芯板以龍紋為主并透雕鼎、瓶等西周三器。整屏富麗精美、氣勢宏偉，為明代官宦大戶的廳堂陳設之物。
第三部分：恭王府征集的清代紫檀、紅木家具
紫檀嵌琺瑯方凳 清中期 十八世紀中末期 長515厘米，寬515厘米，高52厘米。這件紫檀方凳雖然制作時間已是清代中期，但無論從做工，還是它處處流露出來的流暢的風韻來看，儼然明代遺風。凳面邊抹與凳心榫卯結合，有束腰，回字紋內翻馬蹄，腿間安羅鍋棖。羅鍋棖是明式家具上常見的構件名稱，是指一種中部高，兩頭低的棖子，因背部高聳如羅鍋兒而得名。此凳的特別之處則在于每面的羅鍋棖與牙板間安裝一根矮老，同時以矮老居中對稱嵌兩塊琺瑯，琺瑯主體紋飾是龍頭和獸面，此種琺瑯共嵌有八塊。
紅木嵌螺鈿大理石架子床 清晚期 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初期 長228厘米，寬158.5厘米，高239厘米。床四角安立柱，床面兩側和后面裝有圍欄。上端四面裝橫楣板，頂上有蓋，俗名“承塵”。正面床沿上安罩門。沿床板四周向下安牙板，外翻型抱爪床足。通體浮雕花鳥花卉并滿嵌螺鈿，床板、正面橫楣板及門圍子上還嵌不同形式的大理石。此件架子床的制作須耗費相當大的人力、物力，充分體現了清式家具用材厚重，崇尚華麗的裝飾與雕工特點。
紅木嵌螺鈿大理石羅漢床 清晚期 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初期 長205厘米，寬133.5厘米，高120.5厘米。床左右兩側和后面均裝有圍板，后圍板明顯高于兩側，形成階梯式對稱格局。床沿四周安牙板，立外翻式獸爪抱球形床足。床邊與腿足間有束腰。床后圍板及床板均由三塊小板組成，可拆卸，上嵌白色或灰色大理石。床體木質部分通體浮雕花卉紋并滿嵌螺鈿。
紅木嵌螺鈿大理石面高束腰有隔層方茶幾 清晚期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初期 長45.3厘米，寬45.1厘米，高80.3厘米。幾面嵌大理石，大理石四周以螺鈿嵌出花草紋，邊沿雕攔水線，并嵌螺鈿。鏤空雕牙板，并以螺鈿嵌出梅花圖案。幾腿外側圓雕蝙蝠，“蝠”與“福”同音，有多福之意。高束腰，有隔層，隔層打槽攢邊裝板，幾腿嵌螺鈿通底， 三爪抱球足。
紅木嵌大理石及螺鈿扶手椅 清晚期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初期 長68.4厘米，寬51.6厘米，高103.4厘米。此椅通體嵌螺鈿，紋飾多為梅花及卷草。靠背嵌圓形大理石，并在大理石周圍以螺鈿嵌出壽字圖案。搭腦部分雕如意云頭，并嵌螺鈿。靠背與扶手上下垂直。坐板為方形大理石。牙板透雕喜鵲及梅花圖案，并嵌以螺鈿，取意“喜上眉梢”，有吉祥之意。椅腿上端圓雕蝙蝠，取諧音“福”意。四腿之間有羅鍋棖，三爪抱球足。
紅木雕花長椅 清晚期 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初期 長191.5厘米，寬58厘米，高94.5厘米。椅背攢邊裝八塊透雕板心，上端三塊板心透雕花草、如意結紋飾，下端五塊中間及兩端三塊透雕鹿、松等圖案，其余兩塊中間透雕扇面形狀，兩邊雕麒麟圖案。椅面為獨板。椅腿上端圓雕蝙蝠，牙板雕石榴及花卉、卷草圖案。此椅雕刻的圖形取意“福”、“祿”、“壽”。三爪抱球足。
雞翅木長椅 清晚期 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初期 長194厘米，寬55厘米高98厘米。圍屏以小木料拼合成欞格狀圍面，椅面攢邊裝獨板，高束腰，牙板透雕變形夔龍紋。羅鍋棖，內翻馬蹄足。長椅俗稱佛床，是晚清時期出現的新品種。（作者為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文物管理部主任）
展覽展出明清家具70余件，含括了椅凳、桌幾、床榻、箱柜、屏隔等不同使用形式類別，恭王府管理中心為本次展覽提供了30余件展品。這些貴重而華麗的明清家具是從2004年至今恭王府自籌資金征集的數百件文物家具中精選而出的，明黃花梨萬歷柜（一對）、明黃花梨圓角柜（一對）、明代黃花梨十二扇鏤空雕龍隔扇、清乾隆紫檀嵌琺瑯片方凳、清紅木嵌螺鈿理石架子床、清雞翅木長椅、清紅木羅漢榻等精美、古樸的家具靜靜的向觀眾敘述著它們曾經的華貴與滄桑。
如此眾多的古典家具，在短短兩年中是如何從緲如滄海的社會匯集到恭王府的呢？
明清家具征集方向的確立
2003年中旬，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正式成立，籌建國家級王府博物館的序幕也隨之拉開。近百年的歲月滄桑，使恭王府這座北京唯一保存完整的清代王府風華不再。要將其恢復到它的輝煌時期——清同治、光緒年間，建立中國唯一的王府文化研究基地。王府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連接宮廷文化和平民文化的橋梁，是有待探索、研究的新課題。王府及其府主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并應該得到深層次的系統研究。
要建立一個反映王府及其府主特定文化內涵為專題的博物館，文物藏品是其存在的基礎，是其性質的依據，是其研究的保障，是其發展的動力。文物征集工作在籌建之初被列入頭等大事提上議事日程。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谷長江就文物征集工作的定位是：王府博物館籌建工作千頭萬緒，但文物征集要作為首要工作引起重視；征集工作要有嚴謹的作風，科學的態度，吃苦的精神；征集經費不能等，不能靠，先由恭王府自籌經費超前開展工作；征集方向、定位要選擇王府博物館展陳急需文物為主導目標。
根據谷長江的指示精神，具體業務部門綜合專家的提議：最終將征集工作的重點定位在古典家具征集上，主要原因為：
1、恭王府是以古建為基礎的博物館，室內復原陳設是重要的展示形式和手段。古典家具在室內陳設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主導地位，是其他各類文物展示的載體；
2、古典家具在文物系統研究中處于弱勢，如能形成規模，系統征集并研究，將成為恭王府博物館館藏的特點。
3、古典家具作為文物研究、收藏理念當時尚處在初期，市場價格適當，有利于征集的開展。
文物征集原則、方向確定后，2004年9月，“恭王府公開向社會征集文物新聞發布會”在恭王府花園多功能廳召開。會上向新聞媒體公布了文物征集的原則、方向，文物捐贈的獎勵規定、辦法。同時在發布會上，恭王府還接收了王府后裔愛新覺羅·毓嶦捐贈的小恭親王溥偉書法及天津市民捐贈的清代紅木家具3件，當場頒發了獎勵證書和獎金。此次會后，媒體做了大量報道，征集信息源源不斷，為日后的文物征集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歷史資料是確定征集的依據
為保障文物征集的準確性，我們將各種歷史資料的研究作為征集的有力佐證。
在征集方向定位在古典家具方面后，我們注重從檔案館、圖書館、資料室收集各類有關清代的室內陳設及人物生活照片、文字資料，查找并鎖定以家具為主要內容的歷史資料，從中找出所需的歷史佐證，為征集提供可靠依據。
我們在研究中發現一些清代王府的老照片，其中一張是恭親王奕訢與其弟奕譞在恭親王別墅朗潤園的合影，黑白照片經過漫長歲月，已經模糊不清，但是我們還是發現他們所使用的長椅是紅木鑲螺鈿理石長椅。恰逢我們的征集信息中有一批同類型的清晚期家具，當時正處在是否征集的猶豫階段。從故宮現存的家具中幾乎未見此類家具，因此被認為是當時民間富甲所使用的高檔家具，不具備王府等級。經過專家鑒定，這批家具的時代為清晚期，在文物界，清晚期的文物一直不被重視，但是恭王府所定位的時期正是同治光緒年間，再加以老照片的佐證，最終確定了我們征集的決心，同時也充分說明王府當時與民間的廣泛聯系。
此堂家具經過保護性修復，在展廳的燈光映襯下富麗堂皇，盡顯王府輝煌時期的華貴氣勢。
以學術研究指導征集實踐
文物征集工作開展后，最早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批明代黃花梨家具，經專家鑒定此批家具保存較為完整，年代準確，流傳有序，實為難得。但也有意見認為，恭王府初建于清乾隆時期，鼎盛于清同治、光緒年間，明代家具是否適用于清代王府陳列？
恭王府的文物征集不僅僅是單純的將珍貴文物籠絡囊中，更重要的是保證物盡其用，能夠征集到符合恭王府時期歷史特征的文物才是最終目標。本著嚴謹的學術態度，我們研究了大量的歷史資料。
明式黃花梨家具作為中國優秀家具的典范，在世界范圍享有盛名，能夠收藏一定數量的明式黃花梨家具對于博物館是值得驕傲的。在我們的研究中發現清代自始至終并不排斥明式家具，據專家介紹，不論宮廷、王府、百姓的室內陳設均避免不了明式家具的使用與陳設。例如在故宮博物館朱家溍先生所著的《明清室內陳設》一書中論述：在清代《介祉堂藏書畫器物目錄》中，“巖巖亭”東次間的“紫檀螭紋長方畫桌”是明代成國公朱府故物。四面平做法是明代家具常見的形式之一，但一般四面平沒有雕飾，而此桌乃就其平面減地鏟地雕、鏤刻螭紋，形象特殊，在其他明代家具上從未見過，乃取意于古玉花紋加以變化而成，典雅清新是這一件傳世器物所不同尋常之處。許多清代歷史資料中所反映的明式家具被妥善保存和使用的實際狀況也佐證了宮廷、王府乃至富賈們對明式家具的珍愛。如清人畫“歲朝行樂圖”中的高香幾，清代焦秉貞“歷朝賢后故事冊”中的霸王棖鑲石面長條桌均是明式家具的典型式樣和風格。
另一張恭親王奕訢的一張老照片，確定了我們征集這批明式家具的決心。這張照片是被稱為世界第一個旅行攝影家的英國人約翰·湯姆森于1871年（同治十年）9月在恭王府拍攝的。從照片中可以看出恭親王與他的高層幕僚在王府花園合影時所坐的椅子是明式的圈椅。此外，恭親王晚年時曾在北京戒臺寺居住，他帶去使用的家具中也有明式家具的存在。
三年收藏明清家具百余件（套）
在王府博物館的籌建過程中，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各兄弟單位及社會各界人士給予了大力的支持。2006年7月，恭王府建園230周年慶典之際，在美麗的花園，修繕一新的安善堂內舉辦“共鑄輝煌”文物特展，展出了明清家具近百件。除恭王府自籌資金征集的60余件（套）明清家具外，還有國家文物局中國文物信息中心重金從海外征集回流的珍貴明清家具；中國兒童藝術劇院支持王府博物館籌建提供的清代家具。
在展覽中有一組已故德國教授古斯塔夫·艾克的夫人曾佑和教授從美國專程運回的1944年艾克先生著錄《中國花梨家具圖考》中的7件明代黃花黎家具吸引了大多數人的注意。
2006年10月，美籍華人曾佑和教授將其收藏半個世紀的7件明式黃花梨家具捐贈給恭王府，震驚了整個文物界。這7件明式黃花梨家具不僅僅具有很高的文物家具，其中的5件是第一本向世界介紹中國黃花梨家具的圖書《中國花梨家具圖考》中的示例，而此書的作者，正是曾佑和教授的丈夫——艾克先生，因此這批家具又被賦予了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
通過近三年的努力，恭王府自籌資金千萬元，共征集明清家具122件（套），爭取社會捐贈明清家具10件（套）。在古典家具的收藏、征集、研究工作上，基本達到原定的目標。現將部分精品介紹如下。
第一部分：曾佑和教授捐贈的明式黃花梨家具
明式黃花梨條桌（原書中注釋）：“條桌：有下閣板，黃花梨木。榫卯1.21.24；高79.5；頂面88×36.5。作者收藏。”
明式黃花梨大理石面書案（原書中注釋）：“書案，黃花梨木帶大理石板，僅細部榫卯11。高86.5，頂面107×67.5。作者收藏。”
明式黃花梨條凳（一對）（原書中注釋）：“條凳：黃花梨，榫卯1.13.21，高48，頂面121×35，一對中之一件，作者收藏。
明式黃花梨圈椅（原書中注釋）：“圈椅，黃花梨木，榫卯22.26.27。全高102，座高52、座總尺寸62×48，一對中之一件。”
第二部分：恭王府征集的明式黃花梨家具
黃花梨萬歷柜 明中期 十六世紀中末期 長104厘米，寬63厘米，高183.5厘米。上層亮格有后背板，三面安壸門券口，券口飾螭紋，兩側各有欄桿并透雕螭紋。下部矮幾處飾螭紋，與上層呼應。兩扇柜門光素平整，上安橢圓形葉面，吊牌及鎖丟失。柜門內是一板兩屜的格局，屜門雕梅花紋飾，非常精美雅致。萬歷柜因樣式流行于明代萬歷年間而得名，而以黃花梨制作，且完整成對傳世至今的，當屬彌足珍貴。
黃花梨圓角柜 明中期 十六世紀中末期 長84厘米，寬42厘米，高141厘米。這是一件有閂桿、有柜膛的圓角柜，以質感堅挺、紋理美觀的黃花梨制作，雖是全身光素，但其簡潔的造型，精妙的工藝卻更具自然之美。
黃花梨圍屏 明中期 十六世紀中末期 長55厘米，厚3.2厘米，高303.5厘米，十二扇。以上等黃花梨制作，每扇四周邊框淺雕變形龍紋，上下圍欄則滿飾透雕的紐結龍紋，兩側邊扇的中間芯板以龍紋為主并透雕鼎、瓶等西周三器。整屏富麗精美、氣勢宏偉，為明代官宦大戶的廳堂陳設之物。
第三部分：恭王府征集的清代紫檀、紅木家具
紫檀嵌琺瑯方凳 清中期 十八世紀中末期 長515厘米，寬515厘米，高52厘米。這件紫檀方凳雖然制作時間已是清代中期，但無論從做工，還是它處處流露出來的流暢的風韻來看，儼然明代遺風。凳面邊抹與凳心榫卯結合，有束腰，回字紋內翻馬蹄，腿間安羅鍋棖。羅鍋棖是明式家具上常見的構件名稱，是指一種中部高，兩頭低的棖子，因背部高聳如羅鍋兒而得名。此凳的特別之處則在于每面的羅鍋棖與牙板間安裝一根矮老，同時以矮老居中對稱嵌兩塊琺瑯，琺瑯主體紋飾是龍頭和獸面，此種琺瑯共嵌有八塊。
紅木嵌螺鈿大理石架子床 清晚期 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初期 長228厘米，寬158.5厘米，高239厘米。床四角安立柱，床面兩側和后面裝有圍欄。上端四面裝橫楣板，頂上有蓋，俗名“承塵”。正面床沿上安罩門。沿床板四周向下安牙板，外翻型抱爪床足。通體浮雕花鳥花卉并滿嵌螺鈿，床板、正面橫楣板及門圍子上還嵌不同形式的大理石。此件架子床的制作須耗費相當大的人力、物力，充分體現了清式家具用材厚重，崇尚華麗的裝飾與雕工特點。
紅木嵌螺鈿大理石羅漢床 清晚期 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初期 長205厘米，寬133.5厘米，高120.5厘米。床左右兩側和后面均裝有圍板，后圍板明顯高于兩側，形成階梯式對稱格局。床沿四周安牙板，立外翻式獸爪抱球形床足。床邊與腿足間有束腰。床后圍板及床板均由三塊小板組成，可拆卸，上嵌白色或灰色大理石。床體木質部分通體浮雕花卉紋并滿嵌螺鈿。
紅木嵌螺鈿大理石面高束腰有隔層方茶幾 清晚期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初期 長45.3厘米，寬45.1厘米，高80.3厘米。幾面嵌大理石，大理石四周以螺鈿嵌出花草紋，邊沿雕攔水線，并嵌螺鈿。鏤空雕牙板，并以螺鈿嵌出梅花圖案。幾腿外側圓雕蝙蝠，“蝠”與“福”同音，有多福之意。高束腰，有隔層，隔層打槽攢邊裝板，幾腿嵌螺鈿通底， 三爪抱球足。
紅木嵌大理石及螺鈿扶手椅 清晚期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初期 長68.4厘米，寬51.6厘米，高103.4厘米。此椅通體嵌螺鈿，紋飾多為梅花及卷草。靠背嵌圓形大理石，并在大理石周圍以螺鈿嵌出壽字圖案。搭腦部分雕如意云頭，并嵌螺鈿。靠背與扶手上下垂直。坐板為方形大理石。牙板透雕喜鵲及梅花圖案，并嵌以螺鈿，取意“喜上眉梢”，有吉祥之意。椅腿上端圓雕蝙蝠，取諧音“福”意。四腿之間有羅鍋棖，三爪抱球足。
紅木雕花長椅 清晚期 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初期 長191.5厘米，寬58厘米，高94.5厘米。椅背攢邊裝八塊透雕板心，上端三塊板心透雕花草、如意結紋飾，下端五塊中間及兩端三塊透雕鹿、松等圖案，其余兩塊中間透雕扇面形狀，兩邊雕麒麟圖案。椅面為獨板。椅腿上端圓雕蝙蝠，牙板雕石榴及花卉、卷草圖案。此椅雕刻的圖形取意“福”、“祿”、“壽”。三爪抱球足。
雞翅木長椅 清晚期 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初期 長194厘米，寬55厘米高98厘米。圍屏以小木料拼合成欞格狀圍面，椅面攢邊裝獨板，高束腰，牙板透雕變形夔龍紋。羅鍋棖，內翻馬蹄足。長椅俗稱佛床，是晚清時期出現的新品種。（作者為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文物管理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