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具的結構形式
兩宋前（包括五代）的家具在結構上均采用箱型壺門結構，以低型家具為主。至宋代，受成熟建筑技術的影響，家具設計開始運用仿建筑結構的梁柱式框架結構，這種先進的結構形式與簡潔的設計要素相組合，使家具形式的變化和創造空間得以極大拓展。由于垂足而坐已成為當時主要的起居方式，為適應不同日用需要而設計的高型家具十分普遍，如適于文人之用的圈椅、交椅、條桌、屏風（見《會昌九老圖》《蕉陰襲球圖》），會客休息之用的靠背、雙連靠背椅、條凳（見《清明上河圖》）、香幾（見《維摩演教圖》）、高幾（見《五學士圖》）等。河北鉅鹿出土的長方桌和靠背椅兩件實物，桌面和椅面使用攢框鑲板，下設托角牙子，既起到了有節制的裝飾作用，也對承重面和立腿起緊固作用。從壺門結構演化而來的“束腰”形式在桌或幾面下也已出現。桌椅凳四足的斷面除方形和圓形外，還出現了馬蹄形（見《小庭嬰戲圖》），使簡約形態不失靈動之氣。
盡管這種先進的結構形式能為家具設計帶來創作上的自由馳騁和物性質量上盡善盡美的藝術表現空間，卻有脫離人體功效實用而對心理意境盡美追求的趨向，但這一理學設計審美文化形態也在不斷地努力完善，并向意識的深層發展。于是，我們看到藝術家在兩者之間所做出的使之趨于平衡的努力：如椅子靠背與坐面大多呈90°，坐起來省力卻不盡舒服，只能使坐者直身端坐。在理學家看來，公開場合中“寬袍大袖”的正人君子應“正襟危坐”，這樣才顯其“行得穩，坐得正”的君子風度和品行。在此，家具設計的目的性（坐）與理學家所規定的君子行為的目的性（做），通過空間造型的結構處理得以完美結合。
在兩宋的基礎上，明式家具結構更趨嚴謹，做工更加精細，極其強調局部與局部之間的比例和局部裝飾與整體形態的比例。出于家具品類及體量拓展的需要，明式家具在結構的節點間多輔以牙板、牙條、圈口、券口、矮老、霸王棖、羅鍋棖、卡子花等緊固件來強化結構的穩定性，較之兩宋家具常見的連杖、牙子更為豐富多彩。明式家具構件間的榫卯連接技術日趨完善，出現了數十種服務于結構造型的榫卯形式。
2.家具的裝飾藝術
兩宋家具中除常見的緊固件如連杖、牙子做必要的造型以起到裝飾效果外，其他部位幾乎少有裝飾出現。由于明代家具中緊固件種類繁多，相應的裝飾也多了起來，但仍以各種緊固件為雕鏤點，與大面積的素地形成對比。明式家具雕刻手法多種多樣，有浮雕、透雕、線刻等；在柜、櫥、箱等家具上還配以金屬飾件，能夠達到美觀、耐用的效果；裝飾題材多取吉祥如意、忠孝節義之意。這種局部構件裝飾線條挺秀，層次分明，虛實疏密適度，有效地實現了明式家具整體簡雅、細部精美的藝術效果。
在明式家具中，那些充滿活力和動勢的山水花鳥、人物故事、神話傳說等裝飾題材，其形式結構雖具有強烈的生命律動感，也只能被寄寓在以表現禮制法規、倫理道德的沉靜結構之中，成為具有中國家具藝術特色的結構化裝飾。在這里，自然情感和人性欲求通過家具的結構和裝飾得到間接性的渲染，這正是理學家所推崇的“以理節情”、“情理交融”的內省文化精神的藝術體現，人們從中感受到的是超然物外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道德的規范。
3.家具的用材
宋代家具用材以木材為主，種類繁多，其中有楊木、桐木、杉木等軟木，楸木、杏木、榆木、柏木、棗木、楠木、梓木等柴木，烏木、檀香木、花梨木（麝香木）等硬木。《宋會要輯稿》記載，開寶6年（公元973年），兩浙節度使錢惟濬進貢“金棱七寶裝烏木椅子、踏床子”等物，趙汝適《諸蕃志》也有“泉（即泉州）人多以為器用，如花梨木之類”的記載，說明當時使用硬木已經較為常見。南宋人黃伯思的《燕幾圖》還繪制有家具組合設計圖樣。
明代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海上貿易的發展為家具設計制作提供了大量使用珍木材料的可能和技術保障。盛產于南洋的紫檀、黃花梨、雞翅、酸枝、鐵梨、烏木等被廣泛運用于家具制作，這些異域材料大多質地細膩、色澤幽雅、斑紋華美，如紫檀金屬般似綢緞的光澤，黃花梨色澤亦靜亦喧、紋理若隱若現，雞翅木的紋理像火焰重疊燃燒、似山水飄渺而變化無窮，鐵梨木紋理則如行云流水，烏木則光亮如漆……匠人們盡可能地保持這些材料的天然肌理品質，以完滿地顯露出那些沉穩幽雅的光澤、細膩光硬的質感及奇變天趣的自然紋理，充分彰顯出“不事雕琢，天然成趣”的老莊質樸美學和儒學的人格品質意境。
三、結語
長期以來，兩宋家具設計藝術研究被明式家具研究的光環所遮蔽，人們樂于談論明式家具的設計藝術風格。就設計風格構成和設計表現手法特點及規律而言，明代家具設計是對兩宋家具設計形式與功能的完全繼承和進一步補充完善，兩者完全處于一個不可割裂的設計文化系統之中。這種簡約之風隨宋明之際流行于思想世界的理學盛而生、衰而變，理學與家具設計之間存在著廣泛而密切的內在關聯。從設計文化學的視角去關照兩宋至清早期長達700余年的家具設計藝術發展史，便不難理解所謂的明式家具正是這一時期文人世界理學思潮和理學家身體力行所催生的簡約設計之風的指稱。其中兩宋家具設計文化在這一風格形成過程中起到了開創性作用，它彰顯的是有別于前代的另一種思想世界的精神風貌。至于將其冠之以明式家具或宋明家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應把握到該時期家具設計文化發展的清晰脈絡、探索到家具設計風格變化的深層推動力量，使我們有一個更為宏闊的學術視野來關照家具設計藝術，這也是家具設計文化研究的獨特魅力所在。
［參 考 文 獻］
［1］ 姚瀛艇.宋代文化史［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2］ 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4］ 趙克理.順天造物——中國傳統設計文化論［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8.
［基金項目］江蘇省教育廳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09SJB720017）
［作者簡介］趙克理（1958—），男，陜西省西安市人，揚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設計文化與設計審美文化。
［摘 要］宋明理學強調心性為本和道德意志的提升，通過存性去欲、保持內斂的生活實踐達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使得由藝觀道成為宋明時期文藝界的價值取向。在此語境下，宋明設計文化由漢唐時代的雄渾壯美轉向靜寂典雅、精致內斂的意境之美。從結構形式、裝飾藝術、家具用材三個方面對宋明家具進行比較可以發現，明式家具是宋代家具設計風格的進一步延續和拓展，通過空間造型處理、結構裝飾渲染、用材肌理保持而充分彰顯出其簡約的設計風格，與理學注重文化審美、以理節情、重視人格的價值取向完全一致。理學成為這一時期家具設計風格變化的深層推動力量，而家具設計則彰顯了理學的時代風貌。
［關鍵詞］宋明理學；明式家具；設計文化
［中圖分類號］B224；J509［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3729(2011)02-0068-04
在中國傳統家具設計藝術中，明式家具以其質樸簡練、古典雅致的設計風格獲得了國內外設計家和評論家極高的贊譽。多年來，人們從造型藝術的角度對明式家具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取得了積極成果。明式家具設計藝術風格形成于宋、成熟于明、余續于清，本身承載的是宋明時期長期占據思想世界主流地位的理學思潮，其設計風格是宋代家具設計藝術風格的延續與拓展，是兩宋設計文化精研內斂性格的進一步升華。本文不揣淺陋，試從設計文化的視角探討宋明理學思潮影響下設計文化的價值取向及其與宋明家具設計的密切關系——這也是被中國設計藝術研究長期忽視的設計文化學關照的內容。
一、宋明理學與設計文化的價值取向
藝術設計的創造是藝術感性與技術理性相統一的結果。設計形式美感的背后是人們對其哲學思想與審美觀念或人生境界與審美境界相和諧的理解和追求。明式家具設計藝術風格的形成就是宋明兩代文人思想世界積極思考與設計文化價值取向共同抉擇的結果。宋明理學是先秦儒家學說經魏晉隋唐時期道家及佛教思想沖擊之后所形成的一種思潮，是肇端于唐代中期至北宋前期、經宋明思想家們的不斷豐富而形成的一種影響廣泛而久遠的思想學說。
首先，理學家們糅合道家宇宙生成論和佛教的思辨哲學，對傳統儒家學說注重倫理而缺乏嚴密體系的缺陷進行改造，注重探討世界本原和哲學的思辨結構，使孔孟倫理學圍繞理學的哲學邏輯結構貫徹和展開。無論是以程朱（程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義理之學、以陸王（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的心性之學，還是以張王（張載、王夫之）為代表的氣學，均從不同視野把人的自我價值提升到宇宙本體的高度，強調以孔孟的生命智慧自覺地進行道德實踐以清澈自己的生命，以儒家圣人為理想人格，以實現圣人之精神境界為人生的終極目的，充分體現了道德理性自我超越的深刻內涵，即將宇宙自然的善——“生生之德”運用于人類的精神活動“終日乾乾”的“仁”，以倡言“繼善成性”來完成人與宇宙生命意義的化一。
其次，在道德理性的自覺實踐中，理學家提出要達到儒家理想的人生境界，需要“格物窮理”、“以物觀物”、“涵養省觀”、“敬靜”等為學修養工夫，實現“存天理，去人欲”的心性超越。這是一種近乎釋道的人生修養方法，目的是將人們引入靜默內斂而精致的思維世界，將儒家的入世與道、釋兩家的出世棄世相兼容，建構起一種趨于完美與完善人格的內在生命沖動。
再次，在人物關系的處理上，理學家們常用“孔顏樂處”來概括這種精神的自由狀態和詩意的境界，提示人們世界上比物質享受更重要、更值得追求的東西是心之所性的“仁”，而物質的東西是耳目之欲、身外之物，只有心所具有的東西才是“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這種“樂”的境界就是達到知行合一、天人合一后道德與美的“和雅”。這種境界是“不怕艱苦而充滿生意”、屬倫理又超倫理、準審美又超審美的目的論的精神境界。理學家們用心的玄思關照儒家倫理道德世界，而使其由道德境界走向審美境界、走向宗教境界，無形中推動了文人藝術家在“莊禪合一”的境界中趨向儒家之審美體驗的價值取向。
質言之，理學直入人的心性世界，強調以心性為本，通過改造“人心”來存養心性，將人的道德意志提升到宇宙本體的形上高度，從而“為天地立心”。在實踐上，理學家講求自覺地培養內心道德感，存性去欲，保持內斂靜態、自然平淡的本性，以怡然自樂、寂靜清脫的“無我”之省觀來實現“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由于兩宋時期寬松的學術環境及發達的傳播技術以及統治集團實行的佑文政策，理學在文人這一強大的階層內部及思想世界已成為主流文化形態。之后，經明代知識分子的闡發，理學超越思想史的狹隘范圍而具有了一種特殊的親和力與結合性，在當時社會特定心理條件下對人的精神世界產生了全面的影響，支配并貫穿了社會文化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在文藝領域，以文藝弘揚有道者的內心世界為旨歸，由藝觀道成為了那個時代文人世界的價值取向。陸九淵說：“有德者必有言；誠有其實，必有其文。實者本也，文者末也，今人習之，所重在末。豈唯喪本，終將并其末而失之矣！”（《與吳子嗣書》）歐陽修《鑒畫》曰：“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求”，“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歐陽忠公文集》第130卷）。蘇東坡云：“大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早平淡。”（何文煥《歷代詩話•竹坡詩話》）
受此影響，理學語境下的宋明家具設計，其價值取向已較前代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以靜寂典雅、精致內斂和柔美秀麗超拔于漢唐的雄渾氣勢、壯闊意象和碩樸高蹈，并以含蓄而深邃的意境來取代漢唐壯美的藝術意象。人們寧可面對皓月星空的寂寥，而不再崇拜旭日朝陽的噴薄。有大批文人參與的家具設計，此時便揚棄了先秦時代的質樸渾厚、春秋秦漢的浪漫神奇、魏晉南北朝的婉雅秀逸和隋唐壯美華麗的審美走向，另劈出簡潔雋秀的蹊徑，開始了自“動”向“靜”、由“絢爛”歸于“平淡”的風格之變。
如計成著《園冶》就極力倡言寂靜清和，聊作出世之思，認為藝術營造的最高境界便是“雖由人作，宛自天開”。文震亨的《長物志》對家具設計與制作也提出要“蕭疏雅潔”、“便適”、“尚用”，反對“雕繪文飾”、“專事絢麗”。李誡所編修的《營造法式》以精研致思總結中國傳統木構建筑經驗，系統地提出“材分制”的模數理念，并歸納出大小木作制度，使建筑設計藝術完成了由經驗型向精致系統型的革命性轉變，同時也為家具設計藝術的轉型提供了方法論支持。家具實物中，如現藏于南京博物院，傳文征明之弟子周公瑕所使用的一件紫檀扶手椅，靠背上刻有“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的五言絕句，此便是文人寄予家具設計之理學精神的真實寫照。
二、宋明家具設計風格的形成與拓展
設計文化的發展和設計風格的形成有其內在的邏輯與規律，并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綜合作用和潛在影響。兩宋家具設計在思想世界、建筑形制、社會現狀諸多因素的影響和文人積極參與的推動下，表現出簡潔明快、雋秀素雅、清澈疏朗的特點，并逐漸成為一種時代風尚。雖實物存留有限，但結合大量反映現實生活題材的兩宋繪畫作品中的家具樣式，仍可清晰地看到當時家具設計的風格特征：家具結構由前代繁復的箱型壺門結構轉向簡約的梁柱式的框架結構；各部件間根據設計要求以不同形式的榫卯連接；將線從面的表現中解放出來，使之成為獨立的、主要的設計語言；附麗在家具表面的裝飾紋樣和漆飾逐漸消失，有節制的少量裝飾也以結構件的形式出現。明代人強調以內在良知作為自身存在和修養至圣的依據，通過強調心與身、心與情的聯系將兩宋理學的心性之學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以經濟發展與技術進步為支持，在兩宋設計之風基礎上進一步擴張曲線在家具造型中的作用；充分挖掘硬木如花梨木、紫檀木、雞翅木的材質加工特點和天然肌理優勢，使構件與裝飾的兼容更趨合理，拓展出更多的家具品類、組合類型和裝飾手法。明代人將宋代家具設計的簡約之風提升到一個新的審美高度，使人們在與家具含蓄、高雅和自然之美的對話中，于心性世界深處去感悟理學家們所推崇的孔孟之人生意境。家具設計的文化學意義更為凸顯，理學精神與社會的世俗文化相交融，萬民異業而同道，隨事而盡道，生活與實踐能力差異的社會個體均在知行合一的多樣化實踐中磨練道德意志，增強道德信念，為中國傳統家具設計文化由“錯彩鏤金”向“清水芙蓉”的徹底轉變注入了新的文化因子，由此也沉淀出走向世界家具設計藝術之巔的明式家具。
兩宋前（包括五代）的家具在結構上均采用箱型壺門結構，以低型家具為主。至宋代，受成熟建筑技術的影響，家具設計開始運用仿建筑結構的梁柱式框架結構，這種先進的結構形式與簡潔的設計要素相組合，使家具形式的變化和創造空間得以極大拓展。由于垂足而坐已成為當時主要的起居方式，為適應不同日用需要而設計的高型家具十分普遍，如適于文人之用的圈椅、交椅、條桌、屏風（見《會昌九老圖》《蕉陰襲球圖》），會客休息之用的靠背、雙連靠背椅、條凳（見《清明上河圖》）、香幾（見《維摩演教圖》）、高幾（見《五學士圖》）等。河北鉅鹿出土的長方桌和靠背椅兩件實物，桌面和椅面使用攢框鑲板，下設托角牙子，既起到了有節制的裝飾作用，也對承重面和立腿起緊固作用。從壺門結構演化而來的“束腰”形式在桌或幾面下也已出現。桌椅凳四足的斷面除方形和圓形外，還出現了馬蹄形（見《小庭嬰戲圖》），使簡約形態不失靈動之氣。
盡管這種先進的結構形式能為家具設計帶來創作上的自由馳騁和物性質量上盡善盡美的藝術表現空間，卻有脫離人體功效實用而對心理意境盡美追求的趨向，但這一理學設計審美文化形態也在不斷地努力完善，并向意識的深層發展。于是，我們看到藝術家在兩者之間所做出的使之趨于平衡的努力：如椅子靠背與坐面大多呈90°，坐起來省力卻不盡舒服，只能使坐者直身端坐。在理學家看來，公開場合中“寬袍大袖”的正人君子應“正襟危坐”，這樣才顯其“行得穩，坐得正”的君子風度和品行。在此，家具設計的目的性（坐）與理學家所規定的君子行為的目的性（做），通過空間造型的結構處理得以完美結合。
在兩宋的基礎上，明式家具結構更趨嚴謹，做工更加精細，極其強調局部與局部之間的比例和局部裝飾與整體形態的比例。出于家具品類及體量拓展的需要，明式家具在結構的節點間多輔以牙板、牙條、圈口、券口、矮老、霸王棖、羅鍋棖、卡子花等緊固件來強化結構的穩定性，較之兩宋家具常見的連杖、牙子更為豐富多彩。明式家具構件間的榫卯連接技術日趨完善，出現了數十種服務于結構造型的榫卯形式。
2.家具的裝飾藝術
兩宋家具中除常見的緊固件如連杖、牙子做必要的造型以起到裝飾效果外，其他部位幾乎少有裝飾出現。由于明代家具中緊固件種類繁多，相應的裝飾也多了起來，但仍以各種緊固件為雕鏤點，與大面積的素地形成對比。明式家具雕刻手法多種多樣，有浮雕、透雕、線刻等；在柜、櫥、箱等家具上還配以金屬飾件，能夠達到美觀、耐用的效果；裝飾題材多取吉祥如意、忠孝節義之意。這種局部構件裝飾線條挺秀，層次分明，虛實疏密適度，有效地實現了明式家具整體簡雅、細部精美的藝術效果。
在明式家具中，那些充滿活力和動勢的山水花鳥、人物故事、神話傳說等裝飾題材，其形式結構雖具有強烈的生命律動感，也只能被寄寓在以表現禮制法規、倫理道德的沉靜結構之中，成為具有中國家具藝術特色的結構化裝飾。在這里，自然情感和人性欲求通過家具的結構和裝飾得到間接性的渲染，這正是理學家所推崇的“以理節情”、“情理交融”的內省文化精神的藝術體現，人們從中感受到的是超然物外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道德的規范。
3.家具的用材
宋代家具用材以木材為主，種類繁多，其中有楊木、桐木、杉木等軟木，楸木、杏木、榆木、柏木、棗木、楠木、梓木等柴木，烏木、檀香木、花梨木（麝香木）等硬木。《宋會要輯稿》記載，開寶6年（公元973年），兩浙節度使錢惟濬進貢“金棱七寶裝烏木椅子、踏床子”等物，趙汝適《諸蕃志》也有“泉（即泉州）人多以為器用，如花梨木之類”的記載，說明當時使用硬木已經較為常見。南宋人黃伯思的《燕幾圖》還繪制有家具組合設計圖樣。
明代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海上貿易的發展為家具設計制作提供了大量使用珍木材料的可能和技術保障。盛產于南洋的紫檀、黃花梨、雞翅、酸枝、鐵梨、烏木等被廣泛運用于家具制作，這些異域材料大多質地細膩、色澤幽雅、斑紋華美，如紫檀金屬般似綢緞的光澤，黃花梨色澤亦靜亦喧、紋理若隱若現，雞翅木的紋理像火焰重疊燃燒、似山水飄渺而變化無窮，鐵梨木紋理則如行云流水，烏木則光亮如漆……匠人們盡可能地保持這些材料的天然肌理品質，以完滿地顯露出那些沉穩幽雅的光澤、細膩光硬的質感及奇變天趣的自然紋理，充分彰顯出“不事雕琢，天然成趣”的老莊質樸美學和儒學的人格品質意境。
三、結語
長期以來，兩宋家具設計藝術研究被明式家具研究的光環所遮蔽，人們樂于談論明式家具的設計藝術風格。就設計風格構成和設計表現手法特點及規律而言，明代家具設計是對兩宋家具設計形式與功能的完全繼承和進一步補充完善，兩者完全處于一個不可割裂的設計文化系統之中。這種簡約之風隨宋明之際流行于思想世界的理學盛而生、衰而變，理學與家具設計之間存在著廣泛而密切的內在關聯。從設計文化學的視角去關照兩宋至清早期長達700余年的家具設計藝術發展史，便不難理解所謂的明式家具正是這一時期文人世界理學思潮和理學家身體力行所催生的簡約設計之風的指稱。其中兩宋家具設計文化在這一風格形成過程中起到了開創性作用，它彰顯的是有別于前代的另一種思想世界的精神風貌。至于將其冠之以明式家具或宋明家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應把握到該時期家具設計文化發展的清晰脈絡、探索到家具設計風格變化的深層推動力量，使我們有一個更為宏闊的學術視野來關照家具設計藝術，這也是家具設計文化研究的獨特魅力所在。
［參 考 文 獻］
［1］ 姚瀛艇.宋代文化史［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2］ 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4］ 趙克理.順天造物——中國傳統設計文化論［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8.
［基金項目］江蘇省教育廳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09SJB720017）
［作者簡介］趙克理（1958—），男，陜西省西安市人，揚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設計文化與設計審美文化。
［摘 要］宋明理學強調心性為本和道德意志的提升，通過存性去欲、保持內斂的生活實踐達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使得由藝觀道成為宋明時期文藝界的價值取向。在此語境下，宋明設計文化由漢唐時代的雄渾壯美轉向靜寂典雅、精致內斂的意境之美。從結構形式、裝飾藝術、家具用材三個方面對宋明家具進行比較可以發現，明式家具是宋代家具設計風格的進一步延續和拓展，通過空間造型處理、結構裝飾渲染、用材肌理保持而充分彰顯出其簡約的設計風格，與理學注重文化審美、以理節情、重視人格的價值取向完全一致。理學成為這一時期家具設計風格變化的深層推動力量，而家具設計則彰顯了理學的時代風貌。
［關鍵詞］宋明理學；明式家具；設計文化
［中圖分類號］B224；J509［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3729(2011)02-0068-04
在中國傳統家具設計藝術中，明式家具以其質樸簡練、古典雅致的設計風格獲得了國內外設計家和評論家極高的贊譽。多年來，人們從造型藝術的角度對明式家具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取得了積極成果。明式家具設計藝術風格形成于宋、成熟于明、余續于清，本身承載的是宋明時期長期占據思想世界主流地位的理學思潮，其設計風格是宋代家具設計藝術風格的延續與拓展，是兩宋設計文化精研內斂性格的進一步升華。本文不揣淺陋，試從設計文化的視角探討宋明理學思潮影響下設計文化的價值取向及其與宋明家具設計的密切關系——這也是被中國設計藝術研究長期忽視的設計文化學關照的內容。
一、宋明理學與設計文化的價值取向
藝術設計的創造是藝術感性與技術理性相統一的結果。設計形式美感的背后是人們對其哲學思想與審美觀念或人生境界與審美境界相和諧的理解和追求。明式家具設計藝術風格的形成就是宋明兩代文人思想世界積極思考與設計文化價值取向共同抉擇的結果。宋明理學是先秦儒家學說經魏晉隋唐時期道家及佛教思想沖擊之后所形成的一種思潮，是肇端于唐代中期至北宋前期、經宋明思想家們的不斷豐富而形成的一種影響廣泛而久遠的思想學說。
首先，理學家們糅合道家宇宙生成論和佛教的思辨哲學，對傳統儒家學說注重倫理而缺乏嚴密體系的缺陷進行改造，注重探討世界本原和哲學的思辨結構，使孔孟倫理學圍繞理學的哲學邏輯結構貫徹和展開。無論是以程朱（程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義理之學、以陸王（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的心性之學，還是以張王（張載、王夫之）為代表的氣學，均從不同視野把人的自我價值提升到宇宙本體的高度，強調以孔孟的生命智慧自覺地進行道德實踐以清澈自己的生命，以儒家圣人為理想人格，以實現圣人之精神境界為人生的終極目的，充分體現了道德理性自我超越的深刻內涵，即將宇宙自然的善——“生生之德”運用于人類的精神活動“終日乾乾”的“仁”，以倡言“繼善成性”來完成人與宇宙生命意義的化一。
其次，在道德理性的自覺實踐中，理學家提出要達到儒家理想的人生境界，需要“格物窮理”、“以物觀物”、“涵養省觀”、“敬靜”等為學修養工夫，實現“存天理，去人欲”的心性超越。這是一種近乎釋道的人生修養方法，目的是將人們引入靜默內斂而精致的思維世界，將儒家的入世與道、釋兩家的出世棄世相兼容，建構起一種趨于完美與完善人格的內在生命沖動。
再次，在人物關系的處理上，理學家們常用“孔顏樂處”來概括這種精神的自由狀態和詩意的境界，提示人們世界上比物質享受更重要、更值得追求的東西是心之所性的“仁”，而物質的東西是耳目之欲、身外之物，只有心所具有的東西才是“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這種“樂”的境界就是達到知行合一、天人合一后道德與美的“和雅”。這種境界是“不怕艱苦而充滿生意”、屬倫理又超倫理、準審美又超審美的目的論的精神境界。理學家們用心的玄思關照儒家倫理道德世界，而使其由道德境界走向審美境界、走向宗教境界，無形中推動了文人藝術家在“莊禪合一”的境界中趨向儒家之審美體驗的價值取向。
質言之，理學直入人的心性世界，強調以心性為本，通過改造“人心”來存養心性，將人的道德意志提升到宇宙本體的形上高度，從而“為天地立心”。在實踐上，理學家講求自覺地培養內心道德感，存性去欲，保持內斂靜態、自然平淡的本性，以怡然自樂、寂靜清脫的“無我”之省觀來實現“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由于兩宋時期寬松的學術環境及發達的傳播技術以及統治集團實行的佑文政策，理學在文人這一強大的階層內部及思想世界已成為主流文化形態。之后，經明代知識分子的闡發，理學超越思想史的狹隘范圍而具有了一種特殊的親和力與結合性，在當時社會特定心理條件下對人的精神世界產生了全面的影響，支配并貫穿了社會文化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在文藝領域，以文藝弘揚有道者的內心世界為旨歸，由藝觀道成為了那個時代文人世界的價值取向。陸九淵說：“有德者必有言；誠有其實，必有其文。實者本也，文者末也，今人習之，所重在末。豈唯喪本，終將并其末而失之矣！”（《與吳子嗣書》）歐陽修《鑒畫》曰：“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求”，“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歐陽忠公文集》第130卷）。蘇東坡云：“大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早平淡。”（何文煥《歷代詩話•竹坡詩話》）
受此影響，理學語境下的宋明家具設計，其價值取向已較前代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以靜寂典雅、精致內斂和柔美秀麗超拔于漢唐的雄渾氣勢、壯闊意象和碩樸高蹈，并以含蓄而深邃的意境來取代漢唐壯美的藝術意象。人們寧可面對皓月星空的寂寥，而不再崇拜旭日朝陽的噴薄。有大批文人參與的家具設計，此時便揚棄了先秦時代的質樸渾厚、春秋秦漢的浪漫神奇、魏晉南北朝的婉雅秀逸和隋唐壯美華麗的審美走向，另劈出簡潔雋秀的蹊徑，開始了自“動”向“靜”、由“絢爛”歸于“平淡”的風格之變。
如計成著《園冶》就極力倡言寂靜清和，聊作出世之思，認為藝術營造的最高境界便是“雖由人作，宛自天開”。文震亨的《長物志》對家具設計與制作也提出要“蕭疏雅潔”、“便適”、“尚用”，反對“雕繪文飾”、“專事絢麗”。李誡所編修的《營造法式》以精研致思總結中國傳統木構建筑經驗，系統地提出“材分制”的模數理念，并歸納出大小木作制度，使建筑設計藝術完成了由經驗型向精致系統型的革命性轉變，同時也為家具設計藝術的轉型提供了方法論支持。家具實物中，如現藏于南京博物院，傳文征明之弟子周公瑕所使用的一件紫檀扶手椅，靠背上刻有“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的五言絕句，此便是文人寄予家具設計之理學精神的真實寫照。
二、宋明家具設計風格的形成與拓展
設計文化的發展和設計風格的形成有其內在的邏輯與規律，并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綜合作用和潛在影響。兩宋家具設計在思想世界、建筑形制、社會現狀諸多因素的影響和文人積極參與的推動下，表現出簡潔明快、雋秀素雅、清澈疏朗的特點，并逐漸成為一種時代風尚。雖實物存留有限，但結合大量反映現實生活題材的兩宋繪畫作品中的家具樣式，仍可清晰地看到當時家具設計的風格特征：家具結構由前代繁復的箱型壺門結構轉向簡約的梁柱式的框架結構；各部件間根據設計要求以不同形式的榫卯連接；將線從面的表現中解放出來，使之成為獨立的、主要的設計語言；附麗在家具表面的裝飾紋樣和漆飾逐漸消失，有節制的少量裝飾也以結構件的形式出現。明代人強調以內在良知作為自身存在和修養至圣的依據，通過強調心與身、心與情的聯系將兩宋理學的心性之學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以經濟發展與技術進步為支持，在兩宋設計之風基礎上進一步擴張曲線在家具造型中的作用；充分挖掘硬木如花梨木、紫檀木、雞翅木的材質加工特點和天然肌理優勢，使構件與裝飾的兼容更趨合理，拓展出更多的家具品類、組合類型和裝飾手法。明代人將宋代家具設計的簡約之風提升到一個新的審美高度，使人們在與家具含蓄、高雅和自然之美的對話中，于心性世界深處去感悟理學家們所推崇的孔孟之人生意境。家具設計的文化學意義更為凸顯，理學精神與社會的世俗文化相交融，萬民異業而同道，隨事而盡道，生活與實踐能力差異的社會個體均在知行合一的多樣化實踐中磨練道德意志，增強道德信念，為中國傳統家具設計文化由“錯彩鏤金”向“清水芙蓉”的徹底轉變注入了新的文化因子，由此也沉淀出走向世界家具設計藝術之巔的明式家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