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國，京城家居圈資產最豐厚的老板之一，旗下擁有賣場、建材、建筑、廣告等多項產業；但是，他從不張揚，對誰都是一副寬厚的笑臉，一貫的豁達和對行業的貢獻讓競爭對手都對他豎大拇哥。從小吃過苦的他，愿意回饋社會，多年如一日的善舉，讓好多沒見過他的人也會在心中默念一聲——好人啊！
圈養的孩子不怕苦
1951年，趙建國生于河北吳橋，兩歲時隨父母到北京。提起幼年和少年時代，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苦”。
“找不到房子，我們只好住在普通人想想都別扭的棺材鋪里，那還是一個只有兩三平方米的柴房。”趙建國稱自己是一個“圈兒養”的孩子。也就是說，家里沒人照顧，父母為了不讓孩子亂跑，在家里拿磚圍個“小圈”，走時就把孩子往里一放，再放倆窩頭，吃喝拉撒全在里面了。在這樣的“圈”里，趙建國長到了上學的年齡，可隨即他又遇到了沒有學費和書本費的難題。家里連飯都吃不飽，更甭提念書了。六七歲時的趙建國就開始了扒煤核、撿破爛換錢的生涯，直至初中畢業。
在災年，家里沒吃的，小小年紀的趙建國跟媽媽一起走幾十里去昌平田間拾遺撒不要的豆子。兩人一顆一顆地撿，一天下來，總共才撿了不到3斤。每次回憶到這個場景，趙建國就會眼圈泛紅。不過在他看來，苦一點、累一點倒還沒什么，最讓人覺得難受的是老師和同學的異樣眼光。一個冬天，趙建國唯一的一雙球鞋已經破得不能再破了，腳凍得受不了，就撿了點雞毛塞進去。可是，早操時這個小秘密卻讓他糗大了，他在前面跑，后面雞毛四處飄……
要飯、撿垃圾、遭白眼，各種苦小時候都經歷過了。不過，也正是這種又窮又臟又破的生活，磨礪了趙建國的性格，讓他成了一個不怕死、不怕累同時又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插隊鍛煉敢想敢拼
種種艱辛讓趙建國從小就有一顆強烈的責任心，他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改變生活。
初中畢業后，趙建國插隊到了京郊農村。肯動腦筋、肯拼命為趙建國第一次贏得了尊重，他插隊的第八個月被破格升為村里民兵排的排長，第十個月他已經成了一個擁有50多號人的青年突擊隊隊長。遠離了課堂雖然有點遺憾，但這段特殊的經歷讓趙建國練出了非凡的膽識并早早地摸到了“管理學”的門道兒。
1974年，趙建國考上了西城師范。其間，擔任團組織委員的他提出分班改制的大膽倡議，可是由于“太先進”，他的合理化建議并沒有被采納，沒能在上學期間如愿學到真本事，反倒被邊緣化了，這令趙建國十分傷心。
1976年，他服從分配，進入四十中，主抓學校團委工作，還兼過兩年政治老師。也正是這兩年的教學生涯，讓趙建國意識到了自身知識的匱乏，他開始求新求變并很快夢想成真。
改革開放如魚得水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讓年輕的趙建國感到了莫名的興奮。“當時我一直想，國家要改革、要開放了，我們應該怎么辦？”趙建國告訴記者，教了十幾年書的老師那時候月工資只有四五十塊錢，學生上課條件也非常艱苦。“于是我就想，我們能不能想辦法自己解決一部分經費，改善一下條件。后來，學校批準辦廠，不過有的老師主張搞化工，有的老師建議搞機械……”最后趙建國在爭論中勝出，他也成了校辦家具廠的負責人。
一年半以后，校辦廠小有規模，每年能為學校帶來幾萬元的利潤，工人的工資也是原來的一倍以上。可是，學校3輪漲工資都沒他的份，在稱謂上他一直沒有正規的名分，甚至還有很多人懷疑他存在經濟問題。這些事在精神上給了趙建國很大的打擊，他最終決定脫離舊體制，自己“下海”。
1984年，趙建國擁有了自己的家具廠。8年之后，他開始轉型做專業賣場，五棵松集美家具城順風起航。再8年后，受奧運因素影響，集美在趙建國的淚水中拆遷并奇跡復活。如今，集美正朝向連鎖化、多元化穩步前行，身體健碩的趙建國也樂得“多干幾年”。
不會花錢的有錢人
照理說，干到這份上，苦孩子出身的趙建國該享受享受了吧？但他卻真的“不太會花錢”。據說，趙建國的錢包里基本上沒多少現金，也沒有什么會員卡。對于吃、穿、用，他非常“隨便”，在單位吃的就是集美的小吃城，衣服則都是家里人買的。總之，“沒事的時候，我基本用不了多少錢。”
別看趙建國自己一年也花不了多少錢，但回報社會卻一點也不含糊。1999年迄今，趙建國一直行進在慈善之路上——為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建立教育獎勵基金、資助少數民族大學生；出資350萬元支持抗擊非典的戰役；通過希望工程為河北吳橋建立了專項“建國教育基金”，并累計捐資205萬元。汶川地震后，趙建國又向災區捐款230萬元。
2007年，中華慈善總會授予他“中華慈善事業突出貢獻獎”和“中華慈善人物”稱號。對此，趙建國的表達很直白，“錢這個東西，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既然個人的財富來自社會來自百姓，最終必將回報社會回報百姓。”
圈養的孩子不怕苦
1951年，趙建國生于河北吳橋，兩歲時隨父母到北京。提起幼年和少年時代，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苦”。
“找不到房子，我們只好住在普通人想想都別扭的棺材鋪里，那還是一個只有兩三平方米的柴房。”趙建國稱自己是一個“圈兒養”的孩子。也就是說，家里沒人照顧，父母為了不讓孩子亂跑，在家里拿磚圍個“小圈”，走時就把孩子往里一放，再放倆窩頭，吃喝拉撒全在里面了。在這樣的“圈”里，趙建國長到了上學的年齡，可隨即他又遇到了沒有學費和書本費的難題。家里連飯都吃不飽，更甭提念書了。六七歲時的趙建國就開始了扒煤核、撿破爛換錢的生涯，直至初中畢業。
在災年，家里沒吃的，小小年紀的趙建國跟媽媽一起走幾十里去昌平田間拾遺撒不要的豆子。兩人一顆一顆地撿，一天下來，總共才撿了不到3斤。每次回憶到這個場景，趙建國就會眼圈泛紅。不過在他看來，苦一點、累一點倒還沒什么，最讓人覺得難受的是老師和同學的異樣眼光。一個冬天，趙建國唯一的一雙球鞋已經破得不能再破了，腳凍得受不了，就撿了點雞毛塞進去。可是，早操時這個小秘密卻讓他糗大了，他在前面跑，后面雞毛四處飄……
要飯、撿垃圾、遭白眼，各種苦小時候都經歷過了。不過，也正是這種又窮又臟又破的生活，磨礪了趙建國的性格，讓他成了一個不怕死、不怕累同時又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插隊鍛煉敢想敢拼
種種艱辛讓趙建國從小就有一顆強烈的責任心，他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改變生活。
初中畢業后，趙建國插隊到了京郊農村。肯動腦筋、肯拼命為趙建國第一次贏得了尊重，他插隊的第八個月被破格升為村里民兵排的排長，第十個月他已經成了一個擁有50多號人的青年突擊隊隊長。遠離了課堂雖然有點遺憾，但這段特殊的經歷讓趙建國練出了非凡的膽識并早早地摸到了“管理學”的門道兒。
1974年，趙建國考上了西城師范。其間，擔任團組織委員的他提出分班改制的大膽倡議，可是由于“太先進”，他的合理化建議并沒有被采納，沒能在上學期間如愿學到真本事，反倒被邊緣化了，這令趙建國十分傷心。
1976年，他服從分配，進入四十中，主抓學校團委工作，還兼過兩年政治老師。也正是這兩年的教學生涯，讓趙建國意識到了自身知識的匱乏，他開始求新求變并很快夢想成真。
改革開放如魚得水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讓年輕的趙建國感到了莫名的興奮。“當時我一直想，國家要改革、要開放了，我們應該怎么辦？”趙建國告訴記者，教了十幾年書的老師那時候月工資只有四五十塊錢，學生上課條件也非常艱苦。“于是我就想，我們能不能想辦法自己解決一部分經費，改善一下條件。后來，學校批準辦廠，不過有的老師主張搞化工，有的老師建議搞機械……”最后趙建國在爭論中勝出，他也成了校辦家具廠的負責人。
一年半以后，校辦廠小有規模，每年能為學校帶來幾萬元的利潤，工人的工資也是原來的一倍以上。可是，學校3輪漲工資都沒他的份，在稱謂上他一直沒有正規的名分，甚至還有很多人懷疑他存在經濟問題。這些事在精神上給了趙建國很大的打擊，他最終決定脫離舊體制，自己“下海”。
1984年，趙建國擁有了自己的家具廠。8年之后，他開始轉型做專業賣場，五棵松集美家具城順風起航。再8年后，受奧運因素影響，集美在趙建國的淚水中拆遷并奇跡復活。如今，集美正朝向連鎖化、多元化穩步前行，身體健碩的趙建國也樂得“多干幾年”。
不會花錢的有錢人
照理說，干到這份上，苦孩子出身的趙建國該享受享受了吧？但他卻真的“不太會花錢”。據說，趙建國的錢包里基本上沒多少現金，也沒有什么會員卡。對于吃、穿、用，他非常“隨便”，在單位吃的就是集美的小吃城，衣服則都是家里人買的。總之，“沒事的時候，我基本用不了多少錢。”
別看趙建國自己一年也花不了多少錢，但回報社會卻一點也不含糊。1999年迄今，趙建國一直行進在慈善之路上——為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建立教育獎勵基金、資助少數民族大學生；出資350萬元支持抗擊非典的戰役；通過希望工程為河北吳橋建立了專項“建國教育基金”，并累計捐資205萬元。汶川地震后，趙建國又向災區捐款230萬元。
2007年，中華慈善總會授予他“中華慈善事業突出貢獻獎”和“中華慈善人物”稱號。對此，趙建國的表達很直白，“錢這個東西，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既然個人的財富來自社會來自百姓，最終必將回報社會回報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