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稱調查顯示，超兩成受訪者不相信“教育能夠改變命運”，北京的這一比率高達37.2%。細讀該調查會發現，問卷設計者擺出上述調查數據，意在證明教育不公正的程度有多高。該問卷的擬定預設了這樣一層邏輯：教育不能改變命運，源于教育不公平。人們很快被導向進入如下討論議題：全國各地的教育不公平有多嚴重，北京為什么尤其不公平，等等。

教育不公廣泛存在。但依據是否相信“教育改變命運”的人群比例數，來推斷教育不公的嚴重程度，并沒有充分的合理性。人們對教育改變命運的執迷，反映了這個時代普遍存在的懶惰情緒。

“命運”這個概念與上古時期的哲學、宗教甚至巫術都有點關系。命運可算總賬也可算小賬。宏觀上，有人認為命運是既定的、不可改變的，而生命過程是動態變化的，因此只有死后才可論斷命運。微觀上，后一段生命狀況與前一段不同，就算命運有了變化，“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以及術士試圖推測命運遭際，著眼的正是生命過程中的這種變化。世俗中講的改變命運，即指微觀的命運小賬，而且通常特指積極改變，強調后一階段優于上一階段。

三十年前，當人們被問及教育是否可以改變命運時，大家都異常地肯定，點頭的時候恨不得把腦袋點到地上。前推一百年，清末民初，胡適、徐悲鴻等一大批新青年漂洋過海去留學，歸國后基本也都混得不錯，這代人改變了民國的時代風氣，也揮灑出自己頗具時代特色的個人命運。

在這兩個承前啟后的大時代，知識青年紛紛通過思想文化改變了命運，基本過上了想過的生活。這容易給人一種錯覺，仿佛是教育改變了命運。其實，改變他們命運的，是教育賦予他們的智識與能力，而非教育（尤其是學校教育）本身。

當年沈從文小學都沒有念完，憑什么執掌北大文學教席？憑的不是小學文憑，乃是鼎鼎有名的小說創作。知識可以影響命運，這是毫無疑問的，“知識就是力量”（培根）。轉而說“知識改變命運”，勉強也成立。教育傳授的就是文化智識，因此“教育改變命運”，聽起來似乎就有幾分道理。

但概念經過這幾重轉換，內涵與外延已經發生了變化。在不同的時代，教育與文化智識的內涵，既有疊合，更有錯位和背離。如果某些教育，有違人類身體和思想的自由生長，與文化的規律相背離，如法西斯或具邪教特征的教育，不僅不能積極改變命運，還會毀掉一個人。

教育決不是孤立的事業，教育改變人的命運，最終一定要通過社會化來完成。文革后一代與清末民初，教育資源極其緊缺，人才供不應求。今天，國家不再包分配，人才市場供求倒掛，僅靠受教育而改變命運已不可能。若無真才實學，“海歸”就能變“海帶”（待）。更多北京受訪者不認可教育改變命運，正說明北京的市場化程度比其他地區更高。

如果在教育與社會之間劃一道分割線，就能清晰看到，教育提供出來的人才有多優秀屬于教育問題，如何評價并有序使用人才，這屬于社會問題。在民初與“文革”后一代，教育與社會機制為畢業生提供了無縫對接。

把目光拉長一點，回到科舉制的朝代，書院再有名、山長再有學問，不見得能改變學生什么命運，一旦科考失敗，改變命運還得另找出路。鄭板橋被舞弊案牽連科舉無望，靠的是書畫風雅在社會立足，這類似于今日的自由職業，和韓寒一樣，是他們的獨特品質和大時代改變了他們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