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能弄清楚朝鮮在網上發布的那些令人費解的視頻有何含義，也許我們在應對朝鮮的核挑釁行為時能更自如一些。朝鮮最近發布的一段視頻中出現了如下內容：一名正在做夢的男子、一些朝鮮文字、起火的摩天大樓，以及正飛越太空的火箭。視頻的背景音樂是以鋼琴彈奏的“We Are the World”，節奏處理得很哀婉。這是一種無害的意淫，還是一種正式的挑戰？對這一視頻西方是否應該發表聲明以回應？西方是不是也應該發布一份自己的視頻？這些問題很難回答。傳統媒體正在被互聯網所“取代”。然而，信息經濟釋放的“信息”往往難以解讀，炮制這些“信息”的目的也難以辨明。

電影研究學者斯蒂芬?阿普康(Stephen Apkon)在本周出版的《影像時代》(The Age of the Image)一書中稱，現在可以探討一種建立在解讀此類非語言信息基礎上的新型“讀寫能力”。阿普康這本書往低了說是關于電影“語言”的，但該書還蘊含著更深的哲學思想。如今，我們的文化日趨全球化。盡管文化依然依賴文字，但文字已越來越多地被包含在影像中，最終留在人們記憶中的也是影像。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電影藝術學院(School of Cinematic Arts)院長伊麗莎白?戴利(Elizabeth Daley)認為，寫作在今天的地位與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前夕的拉丁語類似，是一種學術界使用的語言。YouTube網站上的視頻以及其他影像材料則相當于當時的意大利語。它們都是人們日常使用的語言，也是許多創新思維的媒介。

一直以來，影像在公共辯論中所起的作用比我們承認的要大。幾乎沒人在乎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1960年與約翰?肯尼迪(John Kennedy)的總統辯論中整體發言質量略勝一籌，他們只看到這位共和黨人(Republican)胡子拉碴、儀容不整。阿普康援引一位神經科學家的話說，人們如此習慣于捕捉一些微妙的信號，以至于他們往往在看到政治人物的第一眼就“立刻”決定自己是否喜歡這個人。而如今，那些情感沖擊力巨大、直觀的非語言信息能夠得到更廣泛的傳播。比如說，2009年6月，伊朗總統選舉不合法引發抗議，一個名叫娜達?薩勒什?阿哈-索爾丹(Neda Salehi Agha-Soltan)的女孩在抗議期間中槍的過程被拍攝下來，那段視頻傳遍了全世界。而在那部令觀眾動容的紀錄片《科尼2012》(Kony 2012)視頻（該紀錄片視頻在6天內被瀏覽了1億次）中，一些美國活動人士呼吁美國軍方對一個烏干達軍閥實施搜捕。

阿普康指出，視覺是人最信任的感官，因此需要謹慎對待。如今存在一種揮之不去的危險，就是那些虐待過程的影像可能令公眾極度不安，促使他們要求政府出兵。這可以說正是1992年索馬里大饑荒時的情況，當時美國在倉促間決定對索馬里進行軍事干預。阿普康表示，將來我們可能需要“同時具備懷疑精神和敏銳的判斷力”，讓民眾能夠“比較辯證地評論呈現在自己面前的內容”。

但這一點很難實現。當影像激發出來的情感與語言的論證邏輯得出同一結論時，人們通常能夠輕易做出決定。然而當兩者的結論相互抵觸時，人們必然會偏向其中一方。

直到不久前，排除強烈情緒對審慎思維的干擾，還是治理國家、學術研究及司法判決的核心原則。然而，如今影像極度豐富和富有沖擊力，已經主導了我們的思維過程。盡管阿普康喜歡YouTube的即時性，但他擔心，政治宣傳人員很快就將學會編造故事、來滿足“隱藏的心理需求”，從而輕易操控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