慣橫向思維，所以西方人聽和聲，而東方人聽旋律，欣賞標準不一樣。“所以西方人聽完以后，大家一起討論，你聽得出這個第一主題是怎么回事，第二主題怎么回事。它怎么發展的你聽得出嗎?它的樂趣在這兒。就像巴赫的平均律，是復調的，幾個線在一起，聽眾就讓自己的精神高度集中來聽這個復調。它是怎么在當中進行的，聽得出走向嗎?聽眾在這個里面得到無窮的樂趣。所以中國人會覺得，咦?怎么一條旋律都沒有。相比之下，西方人聽我們的旋律，像《梁祝》，他們就不能理解：怎么我們可以聽得淚流滿面?其實這在西方人看來只是一條很簡單的旋律。這個習慣上的問題幾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礙。只有當世界大同的文化融合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有可能。你不能硬強調教育的作用，不能讓聽眾像受到教育一樣，這是大錯。”
盡管如此，湯沐海還是致力于在國外推廣中國音樂。自從他上任上海愛樂樂團的藝術總監，愛樂推出的演出季有很多都是推廣原創現代音樂。對此，湯沐海把這歸結于對祖國的熱愛和對傳統文化的崇尚。
“比如說中國詩詞的韻律，當年古人朗誦的一首詩詞就像唱歌一樣。一首詩可以動搖軍心，可以讓你思鄉等等。這種文化是很偉大的，我愿意反其道而行之。你既然把西方的邏輯思維介紹到中國來，讓中國人聽聽這個音樂竟然是這么回事，外國人是這么想的，這么去演奏的。那么我就愿意把中國的思維帶到西方去，讓他們明白，為什么中國人要這樣去思考。雖然剛剛說《梁祝》他們很難理解，但是半年前我在漢堡演《梁祝》，他們的文化人也聽得津津有味。因為他們逐漸經過茶文化啊、戲曲啊等等的熏陶，觀念有些變化。我們還帶去了上海的評彈、昆曲，并且告訴他們，你們瓦格納的《尼伯龍根的指環》的歷史是一百多年，你們巴洛克的歌劇的歷史是四百年，但是我們中國的戲曲音樂歷史是六百年，比你們多兩百年。你把這個概念傳給他們，他們就開始增加感情了，并且肅然起敬。”
為形成中國的民族樂派呼吁
俗話說，時勢造英雄。其實，時勢造就的不只有英雄，還有偉大的音樂作品。偉大的作品產生于偉大的時代。只有真正偉大的作品，才能找到自我，才能讓世界接受。
湯沐海認為，一個民族要將自己的東西推出去，必須要有偉大的作品，必須要融入自己民族特色。西方很多偉大的作曲家，他們的音樂作品是在很多年后才被認可的。俄羅斯音樂就走過相當漫長的一段歷史：最初的音樂，歐洲人并不接受，幾百年后他們融入了自己民族的東西后才真正成為世界音樂。
“與俄羅斯的音樂發展史相比，我們民族音樂在近代史上的發展并不健康，似乎缺少些什么。我想，大概是缺少真正的傳統的東西。但是，我們的民族有自己的發展模式，不要擔心出不了偉大的作品，歷史會回答這個問題。”
頻繁地在世界各地指揮各大樂團演出，使得湯沐海對東西方的文化交流有不一樣的感觸。他喜歡用“地球是圓的”來描述這種狀態，因為“東西方文化的交融，從我幼年接受家庭熏陶起就開始了”。他說：“家里給我準備了許多書，包括電影、芭蕾、音樂、繪畫等方面的，既有西方的，也有我們自己民族的。它們很自然地融入我的精神世界，讓我在以后的藝術生涯中能夠隨意進退，享受人類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
這種進退裕如是不可多得的。除了花大量時間對古典音樂曲目進行思考，以在指揮中形成獨特的手勢給觀眾傳達不同的聲部，湯沐海越來越喜歡循著伯恩斯坦開啟的門徑去捕捉現代派作品的處理技巧。2003年，湯沐海在芬蘭國家歌劇院擔任首席指揮。長期埋藏心底的歌劇指揮種子迅速萌芽生長。包括此前的實踐，迄今為止，湯沐海已指揮過《蝴蝶夫人》、《茶花女》、《葉甫蓋尼·奧涅金》、《溫莎的風流娘兒們》、《圣女貞德》、《弗德里奧》、《唐·璜》、《漢斯·海林》、《托斯卡》等近百場歌劇演出。
如此豐富的指揮經歷，讓湯沐海對中國交響樂的民族化充滿了關注。近幾年來，中國交響樂頻頻在國際上亮相。他覺得，要說中國交響樂已取得突破性的進展還為時過早，但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哲理精神融入到交響樂形式的創作中，或者更具象一點，把戲曲、民歌等元素融入創作，都是交響樂民族化探索的一種形式。他坦言，人們喜歡流行音樂而較少走進音樂廳是全世界的普遍現象，“目前我們要做的，是要讓更多的人能夠關注交響樂，要讓他們走進音樂廳。”他說：“音樂的發展需要百花齊放，有各種各樣的風格。在歷史上，交響樂作品也有許多大眾非常喜歡、百聽不厭的。比如西貝柳斯的《芬蘭頌》，很簡單，很短小，沒有多高深的技法。這部作品為什么受歡迎呢?因為它反映了芬蘭人的精神，表達了芬蘭人的民族自尊，具有歷史意義。”
形成中國的民族樂派，需要有大量的曲目積累或者被演奏，需要大量杰出音樂人才的出現，最重要的還需要有一個相對延續的音樂傳統或理念。在湯沐海看來，目前中國民族樂派的形成已有一定的雛形。他說：“應該相信我們這個偉大的民族、有幾千年文化積淀的優秀民族，有能力創造出輝煌的文化。時代需要有代表性的音樂，隨著我們國家不斷發展繁榮，能反映時代風貌的音樂出現的日子應該不會太遠。” 欣賞過湯沐海指揮的人，無不被他豐富、優美、和諧的肢體語言所感染。與其說他是在指揮，不如說他是在“舞動”旋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已將血和肉融進音符之中。”
2009年3月24日上海愛樂樂團新任藝術總監湯沐海正式走馬上任。一上任，湯沐海就給上海愛樂樂團畫出一張“藝術藍圖”：成立國內第一個職業化室內樂團，同時成立20人規模的室內合唱團；利用他在國外多家樂團任職的便利，促進上海愛樂與國外樂團之間的交流合作；引進國際交響樂團管理模式和理念，推行現代化、規范化改革，打造一支優秀的樂團：為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打造實習基地，讓“準指揮”們有練兵之地……藝術人才需要更新換代
卡拉揚曾說過，培養一個出色的交響樂指揮，至少需要15年。對此，湯沐海認為：“卡拉揚所指的是有歐洲文化背景的人，如果是外國人，還不止15年，我看起碼還要再加10年。職業指揮，并不是看你揮灑自如，肢體動作如何漂亮，而是音樂內涵。用最美的聲音，把音樂‘傳染’給聽眾。光‘傳染’還不行，還要知道怎么樣科學地去達到這個目的。”
當被問及國內的音樂教育在培養指揮人才方面，還有什么需要改進的地方時，湯沐海坦言：“所謂科班造就出色的指揮人才，這種方式本身就值得商榷。”他認為，指揮系的學生，可以先送進聲樂系學習，從聲樂和民歌學起；可以到歌劇院當鋼琴手，為歌者伴奏整出戲；也可以在室內樂中實踐，方式很多。
在歐洲，湯沐海了解到，當今樂壇上的那些有名的指揮，大多都是很小就到歌劇院去學習。他們為歌者彈鋼琴，不僅將整部歌劇彈下來，而且是一出又一出戲地彈。久而久之，他們對音樂的理解就站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到了自己排練，才能將自己的音樂感悟用指揮棒去表述。到了四五十歲，才能去天才地表現。
“指揮這職業，談不上天才，這是媒體宣傳的結果。什么叫天才?天才就是天賦、勤奮、運氣的結合。準確地說，應該是‘天才地表現’。”
“我現在居住的瑞士，學校的教育是從孩提開始的，每個人要學四國語言：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和本國的語言。特別是學古典音樂的人，沒這方面的語言能力，你如何研究西方音樂，從事發源于歐洲的古典音樂工作?當你在讀意大利歌劇大師作品或者德國歌劇作品，所有的理解需要翻譯幫助完成時，你又怎么能夠做到對作品有創造性的理解?簡直難以想象。我們的音樂附小、附中，學古典音樂的學生，應該加強對語言能力的培養。”
對青年藝術人才，湯沐海特別愿意“扶上馬送一程”。曾經他就把三位上海愛樂樂團的樂手送到漢堡交響樂團去深造。2009年，他還組織了中國和德國的青年樂手組建中德青年聯合管弦樂隊在京滬兩地演出。
湯沐海說：“國內的音樂人在國際上得過一個獎后就常常無聲無息了。如果我們能輔助他們、提攜他們，他們的音樂道路就能更寬廣。”因此，湯沐海在他出任上海愛樂藝術總監的第一場音樂會，就選擇了易舟、吳敏喆、梁松、陳小龍等一批年輕大提琴手合作演出。
這些年，交響樂團在中國遍地開花。如今，加入中國交響樂聯盟的職業樂團已達41支。湯沐海認為：“這些交響樂團的建筑很漂亮，指揮和樂手的藝術水準卻遠遠低于時代的需求。”10年前，湯沐海還在中國交響樂團擔任藝術總監時就有一個理想：讓國交成為全國交響樂指揮的“旗艦店”、“大本營”，讓全國各地的交響樂團指揮都能到國交來進行鍛煉。
10年前的藝術理想，湯沐海希望在上海愛樂樂團得以實現。而最先得益的，當然是湯沐海擔任主任的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的學生。上海愛樂將成為“準指揮”們的實習基地。湯沐海說，在芬蘭國家音樂學院，政府出資雇傭了一批樂手，“準指揮”們可以經常指揮他們演奏。有了固定的“實驗田”，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里，芬蘭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指揮家。湯沐海反問道：“上音指揮系的30多個學生極少有登臺指揮的機會。不上臺指揮，怎么培養得出指揮家?”
湯沐海在上海愛樂的聘期只有2年。2年后，湯沐海將把“藝術總監”的接力棒傳遞給下一位杰出的藝術家。“樂團藝術總監一職，不應由一人長久獨占。如果我能在這2年里把最好的藝術奉獻出來，為什么2年后就不能開個歡送會，快樂地歡送我呢?藝術需要血液循環，也需要擇優上崗。”
音樂不存在高低貴賤
國內一提到古典音樂，就冠以高雅一詞，其實音樂本身從來不存在高低貴賤之說，這種說法本身有“古典音樂是為少數階層和有錢人服務”之嫌。
雖然工作繁忙常年做“空中飛人”，湯沐海卻始終惦念著上海街頭偶遇的兩位陌生人：一位是的士司機，說大劇院不是他去得了的地方：另一位是沒票看演出的樂迷，徘徊于音樂廳門外。湯沐海常常痛心于這無形的屏障，“大家納了稅，大劇院才造得起來，每個人都有權走進來。”
現在，古典音樂會已經到了缺了政府、企業資助，僅靠票房收入難以為繼的局面。因而，國際上的老牌樂團訪華演出，票價高得令人咋舌。而在國外，音樂會票價沒有那么高。
“無論德國、比利時、芬蘭等國家都是這樣。在芬蘭，最新的歌劇、最好位置的門票，不過相當于人民幣500元。現在國內有些音樂會門票動輒上千塊錢，老百姓怎么看得起?舉個例子，慕尼黑音樂廳一場演出最高票價也不過90馬克，約合45歐元，450塊人民幣。但他們普通月收入在2500歐元左右，也就是25000塊人民幣，算算看這個比率占多少?但據我所知，實際上這個座位的價格遠遠超出票價，政府或者基金會將這部分差價做調節。但用什么樣的方式調節，我們不得而知。”
音樂本身不存在高貴低賤之說，更沒什么標準，完全是聽者的感受。“即便是偉大作曲家的作品，有人鐘愛也有人不喜歡。就說瓦格納吧，喜歡他的‘粉絲’崇拜得五體投地，但不喜歡他的人，把他罵得一無是處。哪有什么高低貴賤之分?”
把中國的思維帶到西方法
在很多湯沐海的音樂會上，主持人都會在介紹他是“最具世界影響力的華人指揮家”。之所以授予他這樣一個稱號，這與他對中西音樂不斷推廣分不開。
湯沐海在國外生活和工作過，也指揮過很多有名的樂團。這也使他見識了不同國家以不同形式去推廣自己國家的音樂。
“每個國家的文化不同。比如說德國，他們是一個比較理性的國家，他的現代樂聽眾是比較多的。在一些大的城市有一些現代音樂的系列，甚至也有很多的比賽。在慕尼黑、柏林也有一些藝術節，音樂家們很踴躍地參加，聽眾也不乏其人，聽得還津津有味。因為西方人聽音樂跟東方人是不同的，西方人更注重結構感，他們都在聽音樂的結構。東方人是喜歡聽旋律，一條美好的旋律能夠觸動人心。這個就是完全不同的文化。”
西方人習慣縱向思維，東方人習
盡管如此，湯沐海還是致力于在國外推廣中國音樂。自從他上任上海愛樂樂團的藝術總監，愛樂推出的演出季有很多都是推廣原創現代音樂。對此，湯沐海把這歸結于對祖國的熱愛和對傳統文化的崇尚。
“比如說中國詩詞的韻律，當年古人朗誦的一首詩詞就像唱歌一樣。一首詩可以動搖軍心，可以讓你思鄉等等。這種文化是很偉大的，我愿意反其道而行之。你既然把西方的邏輯思維介紹到中國來，讓中國人聽聽這個音樂竟然是這么回事，外國人是這么想的，這么去演奏的。那么我就愿意把中國的思維帶到西方去，讓他們明白，為什么中國人要這樣去思考。雖然剛剛說《梁祝》他們很難理解，但是半年前我在漢堡演《梁祝》，他們的文化人也聽得津津有味。因為他們逐漸經過茶文化啊、戲曲啊等等的熏陶，觀念有些變化。我們還帶去了上海的評彈、昆曲，并且告訴他們，你們瓦格納的《尼伯龍根的指環》的歷史是一百多年，你們巴洛克的歌劇的歷史是四百年，但是我們中國的戲曲音樂歷史是六百年，比你們多兩百年。你把這個概念傳給他們，他們就開始增加感情了，并且肅然起敬。”
為形成中國的民族樂派呼吁
俗話說，時勢造英雄。其實，時勢造就的不只有英雄，還有偉大的音樂作品。偉大的作品產生于偉大的時代。只有真正偉大的作品，才能找到自我，才能讓世界接受。
湯沐海認為，一個民族要將自己的東西推出去，必須要有偉大的作品，必須要融入自己民族特色。西方很多偉大的作曲家，他們的音樂作品是在很多年后才被認可的。俄羅斯音樂就走過相當漫長的一段歷史：最初的音樂，歐洲人并不接受，幾百年后他們融入了自己民族的東西后才真正成為世界音樂。
“與俄羅斯的音樂發展史相比，我們民族音樂在近代史上的發展并不健康，似乎缺少些什么。我想，大概是缺少真正的傳統的東西。但是，我們的民族有自己的發展模式，不要擔心出不了偉大的作品，歷史會回答這個問題。”
頻繁地在世界各地指揮各大樂團演出，使得湯沐海對東西方的文化交流有不一樣的感觸。他喜歡用“地球是圓的”來描述這種狀態，因為“東西方文化的交融，從我幼年接受家庭熏陶起就開始了”。他說：“家里給我準備了許多書，包括電影、芭蕾、音樂、繪畫等方面的，既有西方的，也有我們自己民族的。它們很自然地融入我的精神世界，讓我在以后的藝術生涯中能夠隨意進退，享受人類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
這種進退裕如是不可多得的。除了花大量時間對古典音樂曲目進行思考，以在指揮中形成獨特的手勢給觀眾傳達不同的聲部，湯沐海越來越喜歡循著伯恩斯坦開啟的門徑去捕捉現代派作品的處理技巧。2003年，湯沐海在芬蘭國家歌劇院擔任首席指揮。長期埋藏心底的歌劇指揮種子迅速萌芽生長。包括此前的實踐，迄今為止，湯沐海已指揮過《蝴蝶夫人》、《茶花女》、《葉甫蓋尼·奧涅金》、《溫莎的風流娘兒們》、《圣女貞德》、《弗德里奧》、《唐·璜》、《漢斯·海林》、《托斯卡》等近百場歌劇演出。
如此豐富的指揮經歷，讓湯沐海對中國交響樂的民族化充滿了關注。近幾年來，中國交響樂頻頻在國際上亮相。他覺得，要說中國交響樂已取得突破性的進展還為時過早，但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哲理精神融入到交響樂形式的創作中，或者更具象一點，把戲曲、民歌等元素融入創作，都是交響樂民族化探索的一種形式。他坦言，人們喜歡流行音樂而較少走進音樂廳是全世界的普遍現象，“目前我們要做的，是要讓更多的人能夠關注交響樂，要讓他們走進音樂廳。”他說：“音樂的發展需要百花齊放，有各種各樣的風格。在歷史上，交響樂作品也有許多大眾非常喜歡、百聽不厭的。比如西貝柳斯的《芬蘭頌》，很簡單，很短小，沒有多高深的技法。這部作品為什么受歡迎呢?因為它反映了芬蘭人的精神，表達了芬蘭人的民族自尊，具有歷史意義。”
形成中國的民族樂派，需要有大量的曲目積累或者被演奏，需要大量杰出音樂人才的出現，最重要的還需要有一個相對延續的音樂傳統或理念。在湯沐海看來，目前中國民族樂派的形成已有一定的雛形。他說：“應該相信我們這個偉大的民族、有幾千年文化積淀的優秀民族，有能力創造出輝煌的文化。時代需要有代表性的音樂，隨著我們國家不斷發展繁榮，能反映時代風貌的音樂出現的日子應該不會太遠。” 欣賞過湯沐海指揮的人，無不被他豐富、優美、和諧的肢體語言所感染。與其說他是在指揮，不如說他是在“舞動”旋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已將血和肉融進音符之中。”
2009年3月24日上海愛樂樂團新任藝術總監湯沐海正式走馬上任。一上任，湯沐海就給上海愛樂樂團畫出一張“藝術藍圖”：成立國內第一個職業化室內樂團，同時成立20人規模的室內合唱團；利用他在國外多家樂團任職的便利，促進上海愛樂與國外樂團之間的交流合作；引進國際交響樂團管理模式和理念，推行現代化、規范化改革，打造一支優秀的樂團：為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打造實習基地，讓“準指揮”們有練兵之地……藝術人才需要更新換代
卡拉揚曾說過，培養一個出色的交響樂指揮，至少需要15年。對此，湯沐海認為：“卡拉揚所指的是有歐洲文化背景的人，如果是外國人，還不止15年，我看起碼還要再加10年。職業指揮，并不是看你揮灑自如，肢體動作如何漂亮，而是音樂內涵。用最美的聲音，把音樂‘傳染’給聽眾。光‘傳染’還不行，還要知道怎么樣科學地去達到這個目的。”
當被問及國內的音樂教育在培養指揮人才方面，還有什么需要改進的地方時，湯沐海坦言：“所謂科班造就出色的指揮人才，這種方式本身就值得商榷。”他認為，指揮系的學生，可以先送進聲樂系學習，從聲樂和民歌學起；可以到歌劇院當鋼琴手，為歌者伴奏整出戲；也可以在室內樂中實踐，方式很多。
在歐洲，湯沐海了解到，當今樂壇上的那些有名的指揮，大多都是很小就到歌劇院去學習。他們為歌者彈鋼琴，不僅將整部歌劇彈下來，而且是一出又一出戲地彈。久而久之，他們對音樂的理解就站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到了自己排練，才能將自己的音樂感悟用指揮棒去表述。到了四五十歲，才能去天才地表現。
“指揮這職業，談不上天才，這是媒體宣傳的結果。什么叫天才?天才就是天賦、勤奮、運氣的結合。準確地說，應該是‘天才地表現’。”
“我現在居住的瑞士，學校的教育是從孩提開始的，每個人要學四國語言：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和本國的語言。特別是學古典音樂的人，沒這方面的語言能力，你如何研究西方音樂，從事發源于歐洲的古典音樂工作?當你在讀意大利歌劇大師作品或者德國歌劇作品，所有的理解需要翻譯幫助完成時，你又怎么能夠做到對作品有創造性的理解?簡直難以想象。我們的音樂附小、附中，學古典音樂的學生，應該加強對語言能力的培養。”
對青年藝術人才，湯沐海特別愿意“扶上馬送一程”。曾經他就把三位上海愛樂樂團的樂手送到漢堡交響樂團去深造。2009年，他還組織了中國和德國的青年樂手組建中德青年聯合管弦樂隊在京滬兩地演出。
湯沐海說：“國內的音樂人在國際上得過一個獎后就常常無聲無息了。如果我們能輔助他們、提攜他們，他們的音樂道路就能更寬廣。”因此，湯沐海在他出任上海愛樂藝術總監的第一場音樂會，就選擇了易舟、吳敏喆、梁松、陳小龍等一批年輕大提琴手合作演出。
這些年，交響樂團在中國遍地開花。如今，加入中國交響樂聯盟的職業樂團已達41支。湯沐海認為：“這些交響樂團的建筑很漂亮，指揮和樂手的藝術水準卻遠遠低于時代的需求。”10年前，湯沐海還在中國交響樂團擔任藝術總監時就有一個理想：讓國交成為全國交響樂指揮的“旗艦店”、“大本營”，讓全國各地的交響樂團指揮都能到國交來進行鍛煉。
10年前的藝術理想，湯沐海希望在上海愛樂樂團得以實現。而最先得益的，當然是湯沐海擔任主任的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的學生。上海愛樂將成為“準指揮”們的實習基地。湯沐海說，在芬蘭國家音樂學院，政府出資雇傭了一批樂手，“準指揮”們可以經常指揮他們演奏。有了固定的“實驗田”，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里，芬蘭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指揮家。湯沐海反問道：“上音指揮系的30多個學生極少有登臺指揮的機會。不上臺指揮，怎么培養得出指揮家?”
湯沐海在上海愛樂的聘期只有2年。2年后，湯沐海將把“藝術總監”的接力棒傳遞給下一位杰出的藝術家。“樂團藝術總監一職，不應由一人長久獨占。如果我能在這2年里把最好的藝術奉獻出來，為什么2年后就不能開個歡送會，快樂地歡送我呢?藝術需要血液循環，也需要擇優上崗。”
音樂不存在高低貴賤
國內一提到古典音樂，就冠以高雅一詞，其實音樂本身從來不存在高低貴賤之說，這種說法本身有“古典音樂是為少數階層和有錢人服務”之嫌。
雖然工作繁忙常年做“空中飛人”，湯沐海卻始終惦念著上海街頭偶遇的兩位陌生人：一位是的士司機，說大劇院不是他去得了的地方：另一位是沒票看演出的樂迷，徘徊于音樂廳門外。湯沐海常常痛心于這無形的屏障，“大家納了稅，大劇院才造得起來，每個人都有權走進來。”
現在，古典音樂會已經到了缺了政府、企業資助，僅靠票房收入難以為繼的局面。因而，國際上的老牌樂團訪華演出，票價高得令人咋舌。而在國外，音樂會票價沒有那么高。
“無論德國、比利時、芬蘭等國家都是這樣。在芬蘭，最新的歌劇、最好位置的門票，不過相當于人民幣500元。現在國內有些音樂會門票動輒上千塊錢，老百姓怎么看得起?舉個例子，慕尼黑音樂廳一場演出最高票價也不過90馬克，約合45歐元，450塊人民幣。但他們普通月收入在2500歐元左右，也就是25000塊人民幣，算算看這個比率占多少?但據我所知，實際上這個座位的價格遠遠超出票價，政府或者基金會將這部分差價做調節。但用什么樣的方式調節，我們不得而知。”
音樂本身不存在高貴低賤之說，更沒什么標準，完全是聽者的感受。“即便是偉大作曲家的作品，有人鐘愛也有人不喜歡。就說瓦格納吧，喜歡他的‘粉絲’崇拜得五體投地，但不喜歡他的人，把他罵得一無是處。哪有什么高低貴賤之分?”
把中國的思維帶到西方法
在很多湯沐海的音樂會上，主持人都會在介紹他是“最具世界影響力的華人指揮家”。之所以授予他這樣一個稱號，這與他對中西音樂不斷推廣分不開。
湯沐海在國外生活和工作過，也指揮過很多有名的樂團。這也使他見識了不同國家以不同形式去推廣自己國家的音樂。
“每個國家的文化不同。比如說德國，他們是一個比較理性的國家，他的現代樂聽眾是比較多的。在一些大的城市有一些現代音樂的系列，甚至也有很多的比賽。在慕尼黑、柏林也有一些藝術節，音樂家們很踴躍地參加，聽眾也不乏其人，聽得還津津有味。因為西方人聽音樂跟東方人是不同的，西方人更注重結構感，他們都在聽音樂的結構。東方人是喜歡聽旋律，一條美好的旋律能夠觸動人心。這個就是完全不同的文化。”
西方人習慣縱向思維，東方人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