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明式家具不同的是泰國阿瑜陀耶王朝時期的家具,更多的注重精神功能。精神功能是對審美價值判斷的要求,家具的精神功能往往需要求助于視覺形式來實現。在泰國,審美對形式有較大的依賴性,形式的審美意義是非常大的。如國王寶座的背飾是三座九層尖塔,據說,塔尖愈高愈尖,愈近天堂(受西方文化影響),愈能獲得佛的圣福。因此在泰國的諸多家具上都可以看到尖尖的塔尖,以示神圣。而中國古代文人雖也對家具這類器物的形式提出了要求,但更多的是要求它具有“古”、“雅”、“韻”,這種精神功能的要求,已不純粹是對形式的要求了。
明代椅子、床榻等家具,其坐高比起現代家具來說是偏高的,這樣的家具經常有一個腳踏,因為古人追求的是人的坐姿形象的威儀和風范這一功能。俗話說“坐有坐像,站有站像”由此可以看出,“功能”從狹義上說是一種生理性的實用功能,從廣義上說,它不僅包括生理性上的實用,還包括心理性的要求,比如審美、文化、宗教的要求。同樣,明代受儒學影響也倡導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道德禮儀教化,滲透在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家具,不僅僅提供生理的實用功能,同時注重在家具中體現出的人與人的關系。比如,“交椅”自宋代開始又被稱為“太師椅”,成為位高權重的人才能坐的椅子,在明代,“交椅”仍然體現著人的地位的至高無上。又如圍繞著一張八仙桌的八個坐位,因為其朝向、次序的不同而體現不一樣的重要性。這些在一個禮教社會中是極被重視的家具功能。
而泰國阿瑜陀耶王朝時期與明式家具不一樣受到了佛教禮儀的教化,如說教椅,只有德高望重的僧侶才可以使用。還有是佛教經書一般寫在木板上,用繩穿在一起。這就需要用木箱來裝載,用木櫥來陳列。因為這些用具的神圣,其工藝制作十分精美,裝飾圖案都是佛教內容。有一大批漆箱的裝飾曾經受到中國影響先用彩漆畫,最后貼金箔。所有這些木箱和木櫥色顏色和圖案,只有佛寺和皇室才可以用,普通百姓在這一時期是不能使用。
四 結語
綜上所述,泰國阿瑜陀耶王朝時期的家具文化的主要特點是具有開放性,它能積極吸納了多異質文化的成分。就形式與功能分析而言,泰國這一時期的家具融合了西方和近東諸多文化藝術的因子,尤其主要受來自印度的佛教文化的影響,因而在其家具形式與功能體系中具有濃厚的佛教文化色彩;同時也受到來自中原內地的漢族儒家及道教文化的影響,因而在其民族文化中也吸收了大量的漢文化的因素,這些外來文化的長期影響和滲透,使得泰民族的傳統文化表層結構發生了變異,并分別繼續與這兩種不同類型的外來文化聚合。如此一來,泰國家具文化與多者文化相結合并按古代泰國人對形式美的判斷進行了取舍與創新,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家具形式與功能。而中國明代與泰國阿瑜陀耶王朝時期所不同的是,中國明代強調大一統文化,很少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即使有也是將外來文化與中國以儒、道、釋思想為核心內涵思想進行同化。因此中國明代在這樣文化背景的影響下,使其家具形式與功能按著歷代家具形式與功能形式進行演變,形成獨具特色的形式與功能。
注:本文系西安工業大學校長基金項目,編號:XAGGXJJ0942。
參考文獻:
[1] 黃素芳:《17-19世紀中葉暹羅對外貿易中的華人》,《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 范麗萍:《19世紀中逞海上民間貿易的市場運作》,《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0卷第2期。
[3] 朱巍:《鄭和下西洋與明代太倉經濟社會的發展》,《上海造船》,2005年第2期。
[4] 李敏秀:《中西家具文化比較研究》,南京林業大學,2003年版。
[5] Warren.w.Arts and Crafts of Thailand[M].Thames & Hudson Ltd,1994:41-48.
[6] 覃乃昌:《“那”文化圈論》,《廣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作者簡介:馬瑞萍,女,1982—,山西太原人,碩士,助教,研究方向:設計藝術學、家具,工作單位:西安工業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
摘要本文以中泰兩國同一時期家具發展為軌跡,結合它們整體文化環境及文化交流背景,展開對兩國家具形式與功能的比較。通過對比明式家具與泰國家具的異同點,發現泰國阿瑜陀耶王朝時期的家具文化的主要特點是具有開放性,積極吸納了多異質文化的成分;而中國明代強調大一統文化,很少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因此,兩國家具各自擁有獨具特色的家具形式與功能。
關鍵詞:中國明代 泰國阿瑜陀耶時期 家具 形式 功能
中圖分類號:J525.3 文獻標識碼:A
一 引言
中國明代與泰國阿瑜陀耶王朝時期家具的形式與功能,一方面是兩國歷代家具形式延續的結果,另一方面家具功能受本民族傳統文化、地域、宗教的影響,因此這一時期兩國家具形式與功能各自呈現出不同的特色。歷史上泰國阿瑜陀耶王朝(1350-1767),立國417年,相當于我國元末(1350-1368)、明(1368-1644)、清前期(1644-1767)。中國明清王朝稱其為“暹羅”。阿瑜陀耶王朝與我國明朝關系最為繁榮的時期,也是兩國發展的一個鼎盛時期。以至明太祖朱元璋稱其為“與中國最親近的國家”。據不完全統計,在整個明代的276年中,阿瑜陀耶派遣使臣到中國訪問、貿易達102次。明朝使臣訪問阿瑜陀耶共19次。這是中暹關系史上雙方往來最頻繁的時期。因此不難看出,這一時期也是兩國文化互滲最為重要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兩國不僅在政治、經濟上有著頻繁來往,更有文化方面的交流。據史料記載,鄭和從明朝永樂3年(1405年)到宣德8年(1433年)的近30年里,率領中國使團七次橫渡太平洋和印度洋,遍訪東南亞、南亞、西亞和東非等地區,同數十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物質、文化交流活動。通過鄭和下西洋,在輸入明朝的巨額外國物資中,“奇珍異寶,只是少數”,絕大部分是“從印度、爪哇、菲律賓和暹羅(現在的泰國)進口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六足龜、龜筒、寶石、珊瑚、金戒指、銅鼓、片腦、米腦、腦油腦、紫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真香、羅解香……”還有大量的工藝品、工藝技術和工藝人才輸入中國,對明朝的陶瓷、金工、家具和紡織等領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泰國的優質硬木如花梨、紫檀及其加工技術,為早期明式家具和硬木雕刻的發展提供了原材料和技術的保證。明代初年,中國實行“海禁政策”,嚴禁私人同海外各國進行貿易,也嚴禁外國商船到中國通商,因此,阿瑜陀耶王國頻頻遣使,就是通過這種特殊方式達到貿易的目的,即所謂的“朝貢貿易”。通過朝貢貿易,阿瑜陀耶王朝也從中國獲得了當時國際市場上需求最大、利潤極高的生絲、絲綢、漆器、瓷器、鐵器、銅錫、硝珠、水銀等,特別是中國明代家具的裝飾技術如髹飾技術、螺鈿鑲嵌、明代的山水畫和家具的榫卯結構及家具形式,對其家具形態也產生深遠的影響,由此導致中泰兩國家具形式有許多相似之處。但由于兩國的文化傳統、審美心理和精神氣質在設計上的物化表現的不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家具形式與功能。特別是一個民族的審美心理與這個民族的地理環境、人種特征、生產方式、政治制度、倫理觀念、宗教情緒、哲學思想等有密切的關系。本文下面將從家具形式與功能兩方面比較兩國同一時期各自的藝術特征。
二 功能與形式的比較
家具文化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形式與內容的關系中。就家具設計而言,形式就是外觀,內容就是功能,這兩者都可能是設計的目的。當偏重形式時,就可能走向唯美主義;當偏重功能時則又可能走向功能主義,故家具文化要處理好二者的關系并不容易。
中國古代雖沒有關于功能與形式關系的理論論述,但在形式與功能的關系問題上,中國古代則認為“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主張文質兼備。此觀點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器物設計思想,這里的“質”對應于器物的使用功能,“文”對應于器物的外在形式,所謂文質兼備,即要求功能與形式的高度統一。在家具這樣的器物中,同樣時時都能看出對功能的把握,形式總是與功能相統一的。尤其是以明式家具為代表。例如對明式家具尺寸的規定、結構特點如開放式椅子結構、用于鋪放椅披的搭腦處橫木的處理、明代宴桌的“攔水線”設計等。“攔水線”是桌面邊緣上做出的高于面心的一道邊,用以肪止宴會時灑落的水酒,菜湯流下桌沿污染衣物而設計、金屬飾件和結構件如矮佬、卡子花、棖子、羅鍋棖、托泥等。這種連接家具各部件的裝飾結構金屬件的運用等,都體現功能與形式的完美結合。特別是明代圈椅的椅圈形式。
發展到明代,圈椅的靠背和扶手連在一起,圓形靠背順勢而下,造型優美,符合使用要求,人坐靠時,不僅肘部有所倚托,腋下一段臂膀也得到支承,能得到更好的休息。圈椅的椅背做成了與人體脊椎相適的“S”型曲線,并與座面形成100度的傾角,人坐在椅子上,后背與靠背有較大的接觸面,韌帶和肌肉就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圈椅的扶手頂端或云頭上出現雕花,更加美觀。圈椅扶手下出現了較大曲率曲線優美的鐮把棍,其不僅起到支撐椅圈的作用同時是主圈曲線在垂直方向的襯托,與靠背板相呼應。平直的座面與彎曲的扶靠形成了沉穩與流動之間的對比感,體現了明式家具大量運用曲線造型的特點。圈椅椅腿的下端出現雙棖連接椅腿,上為直棖下為羅鍋棖,與座下沿的雙直棖上下呼應,且有變化。不論是大曲率的受力構件,抑或小曲率的裝飾牙板、花飾、線角,不多呈現挺勁、簡潔、圓潤、流暢,給人以美的感受。總的來看,明式圈椅功能與形式的完美結合,在中國歷代家具史上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再如明式書案表面平整、兩頭翹起的形態,不僅外觀上打破整體呆板的造型,賦予整體靈動性,同時也是非常適合于中國的書寫習慣,使得書案達到功能與形式的完美結合。
與明代的功能、形式合一(即文與質的統一)不同的是,泰國阿瑜陀耶王朝時期常常把功能與形式隔裂開來,這一時期的家具往往出于對佛教服務,在其形式美上過于強調形式,這一特點體現在泰國這一時期家具尺寸的規定、結構特點上如國王的寶座,它沒有像明式圈椅一樣靠背板呈現與人體背部脊椎相合的曲線,以提供人舒適的支撐。它的靠背部分完全沒有功能的合理性,純粹是為了追求一種優美的形式而存在。
所不同明式家具的還有,在靠背和矩形框旁邊和背部裝有大型年輪,目的只是用來點綴裝飾家具。凝造宗教所特有的神秘氣氛。尤其是這一時期各種說教椅的形式,發展到阿瑜陀耶王朝時期,說教椅的形式極其夸張,使人產生一種不穩定的視覺效果。泰國僧侶的說教椅完全不像明式家具靠背有適合的功能尺寸,其完全不符合人體尺寸和比例,靠背要么過小,要么過大。甚至有些說教椅更為夸張,上寬下窄給人視覺上一種不穩定的感覺,其與中國明式家具功能、形式合一相比,顯然有很大的差異性。另外還有藏經柜,沒有像明式家具中出現的既是功能構件,又是形式構件的連接構件如矮佬、卡子花、棖子、托泥等,泰國家具中這種構件幾乎沒有使用,而是只在柜體頂端安裝形式構件如年輪、塔尖,完全也不是出于功能的需要,而是更多的出于追求一種形式,因此泰國的家具文化偏向于唯美主義。從以上泰國家具我們可以看出,泰國這一時期的家具受其文化的影響,更多的是為宗教服務,體現神秘性。
三 實用功能與精神功能的比較
家具的功能包括實用功能與精神功能。
明代的家具,更多的體現出生理性的實用功能,比如官帽椅的靠背板所呈現的曲線和人體背部脊椎的曲線相合,可以提供舒適的支撐。明代大量的椅子的坐面都是用藤編制而成,稱為“藤屜”,涼爽透氣,富有彈性,適合夏季使用。再如“滾凳”,常置于床前,道家認為人足心涌泉穴為人之精氣所生之地,上床前常將腳在滾凳上摩擦轉動,“可舒筋骨,氣血流行”。“滾凳”的中心滾軸可以按摩人的腿部肌肉神經,起到很好的生理按摩作用。明代的家具,同樣追求審美的功能和文化的功能。明代中晚期商品經濟的發展,促成了一種精致的審美生活的發展,豪門貴族、文人士大夫、富商巨賈對家具的功能要求,已經不僅僅停留在實用的層次,而更加追求其審美的情趣、收藏的價值。
明代椅子、床榻等家具,其坐高比起現代家具來說是偏高的,這樣的家具經常有一個腳踏,因為古人追求的是人的坐姿形象的威儀和風范這一功能。俗話說“坐有坐像,站有站像”由此可以看出,“功能”從狹義上說是一種生理性的實用功能,從廣義上說,它不僅包括生理性上的實用,還包括心理性的要求,比如審美、文化、宗教的要求。同樣,明代受儒學影響也倡導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道德禮儀教化,滲透在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家具,不僅僅提供生理的實用功能,同時注重在家具中體現出的人與人的關系。比如,“交椅”自宋代開始又被稱為“太師椅”,成為位高權重的人才能坐的椅子,在明代,“交椅”仍然體現著人的地位的至高無上。又如圍繞著一張八仙桌的八個坐位,因為其朝向、次序的不同而體現不一樣的重要性。這些在一個禮教社會中是極被重視的家具功能。
而泰國阿瑜陀耶王朝時期與明式家具不一樣受到了佛教禮儀的教化,如說教椅,只有德高望重的僧侶才可以使用。還有是佛教經書一般寫在木板上,用繩穿在一起。這就需要用木箱來裝載,用木櫥來陳列。因為這些用具的神圣,其工藝制作十分精美,裝飾圖案都是佛教內容。有一大批漆箱的裝飾曾經受到中國影響先用彩漆畫,最后貼金箔。所有這些木箱和木櫥色顏色和圖案,只有佛寺和皇室才可以用,普通百姓在這一時期是不能使用。
四 結語
綜上所述,泰國阿瑜陀耶王朝時期的家具文化的主要特點是具有開放性,它能積極吸納了多異質文化的成分。就形式與功能分析而言,泰國這一時期的家具融合了西方和近東諸多文化藝術的因子,尤其主要受來自印度的佛教文化的影響,因而在其家具形式與功能體系中具有濃厚的佛教文化色彩;同時也受到來自中原內地的漢族儒家及道教文化的影響,因而在其民族文化中也吸收了大量的漢文化的因素,這些外來文化的長期影響和滲透,使得泰民族的傳統文化表層結構發生了變異,并分別繼續與這兩種不同類型的外來文化聚合。如此一來,泰國家具文化與多者文化相結合并按古代泰國人對形式美的判斷進行了取舍與創新,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家具形式與功能。而中國明代與泰國阿瑜陀耶王朝時期所不同的是,中國明代強調大一統文化,很少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即使有也是將外來文化與中國以儒、道、釋思想為核心內涵思想進行同化。因此中國明代在這樣文化背景的影響下,使其家具形式與功能按著歷代家具形式與功能形式進行演變,形成獨具特色的形式與功能。
注:本文系西安工業大學校長基金項目,編號:XAGGXJJ0942。
參考文獻:
[1] 黃素芳:《17-19世紀中葉暹羅對外貿易中的華人》,《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 范麗萍:《19世紀中逞海上民間貿易的市場運作》,《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0卷第2期。
[3] 朱巍:《鄭和下西洋與明代太倉經濟社會的發展》,《上海造船》,2005年第2期。
[4] 李敏秀:《中西家具文化比較研究》,南京林業大學,2003年版。
[5] Warren.w.Arts and Crafts of Thailand[M].Thames & Hudson Ltd,1994:41-48.
[6] 覃乃昌:《“那”文化圈論》,《廣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作者簡介:馬瑞萍,女,1982—,山西太原人,碩士,助教,研究方向:設計藝術學、家具,工作單位:西安工業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
摘要本文以中泰兩國同一時期家具發展為軌跡,結合它們整體文化環境及文化交流背景,展開對兩國家具形式與功能的比較。通過對比明式家具與泰國家具的異同點,發現泰國阿瑜陀耶王朝時期的家具文化的主要特點是具有開放性,積極吸納了多異質文化的成分;而中國明代強調大一統文化,很少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因此,兩國家具各自擁有獨具特色的家具形式與功能。
關鍵詞:中國明代 泰國阿瑜陀耶時期 家具 形式 功能
中圖分類號:J525.3 文獻標識碼:A
一 引言
中國明代與泰國阿瑜陀耶王朝時期家具的形式與功能,一方面是兩國歷代家具形式延續的結果,另一方面家具功能受本民族傳統文化、地域、宗教的影響,因此這一時期兩國家具形式與功能各自呈現出不同的特色。歷史上泰國阿瑜陀耶王朝(1350-1767),立國417年,相當于我國元末(1350-1368)、明(1368-1644)、清前期(1644-1767)。中國明清王朝稱其為“暹羅”。阿瑜陀耶王朝與我國明朝關系最為繁榮的時期,也是兩國發展的一個鼎盛時期。以至明太祖朱元璋稱其為“與中國最親近的國家”。據不完全統計,在整個明代的276年中,阿瑜陀耶派遣使臣到中國訪問、貿易達102次。明朝使臣訪問阿瑜陀耶共19次。這是中暹關系史上雙方往來最頻繁的時期。因此不難看出,這一時期也是兩國文化互滲最為重要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兩國不僅在政治、經濟上有著頻繁來往,更有文化方面的交流。據史料記載,鄭和從明朝永樂3年(1405年)到宣德8年(1433年)的近30年里,率領中國使團七次橫渡太平洋和印度洋,遍訪東南亞、南亞、西亞和東非等地區,同數十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物質、文化交流活動。通過鄭和下西洋,在輸入明朝的巨額外國物資中,“奇珍異寶,只是少數”,絕大部分是“從印度、爪哇、菲律賓和暹羅(現在的泰國)進口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六足龜、龜筒、寶石、珊瑚、金戒指、銅鼓、片腦、米腦、腦油腦、紫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真香、羅解香……”還有大量的工藝品、工藝技術和工藝人才輸入中國,對明朝的陶瓷、金工、家具和紡織等領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泰國的優質硬木如花梨、紫檀及其加工技術,為早期明式家具和硬木雕刻的發展提供了原材料和技術的保證。明代初年,中國實行“海禁政策”,嚴禁私人同海外各國進行貿易,也嚴禁外國商船到中國通商,因此,阿瑜陀耶王國頻頻遣使,就是通過這種特殊方式達到貿易的目的,即所謂的“朝貢貿易”。通過朝貢貿易,阿瑜陀耶王朝也從中國獲得了當時國際市場上需求最大、利潤極高的生絲、絲綢、漆器、瓷器、鐵器、銅錫、硝珠、水銀等,特別是中國明代家具的裝飾技術如髹飾技術、螺鈿鑲嵌、明代的山水畫和家具的榫卯結構及家具形式,對其家具形態也產生深遠的影響,由此導致中泰兩國家具形式有許多相似之處。但由于兩國的文化傳統、審美心理和精神氣質在設計上的物化表現的不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家具形式與功能。特別是一個民族的審美心理與這個民族的地理環境、人種特征、生產方式、政治制度、倫理觀念、宗教情緒、哲學思想等有密切的關系。本文下面將從家具形式與功能兩方面比較兩國同一時期各自的藝術特征。
二 功能與形式的比較
家具文化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形式與內容的關系中。就家具設計而言,形式就是外觀,內容就是功能,這兩者都可能是設計的目的。當偏重形式時,就可能走向唯美主義;當偏重功能時則又可能走向功能主義,故家具文化要處理好二者的關系并不容易。
中國古代雖沒有關于功能與形式關系的理論論述,但在形式與功能的關系問題上,中國古代則認為“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主張文質兼備。此觀點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器物設計思想,這里的“質”對應于器物的使用功能,“文”對應于器物的外在形式,所謂文質兼備,即要求功能與形式的高度統一。在家具這樣的器物中,同樣時時都能看出對功能的把握,形式總是與功能相統一的。尤其是以明式家具為代表。例如對明式家具尺寸的規定、結構特點如開放式椅子結構、用于鋪放椅披的搭腦處橫木的處理、明代宴桌的“攔水線”設計等。“攔水線”是桌面邊緣上做出的高于面心的一道邊,用以肪止宴會時灑落的水酒,菜湯流下桌沿污染衣物而設計、金屬飾件和結構件如矮佬、卡子花、棖子、羅鍋棖、托泥等。這種連接家具各部件的裝飾結構金屬件的運用等,都體現功能與形式的完美結合。特別是明代圈椅的椅圈形式。
發展到明代,圈椅的靠背和扶手連在一起,圓形靠背順勢而下,造型優美,符合使用要求,人坐靠時,不僅肘部有所倚托,腋下一段臂膀也得到支承,能得到更好的休息。圈椅的椅背做成了與人體脊椎相適的“S”型曲線,并與座面形成100度的傾角,人坐在椅子上,后背與靠背有較大的接觸面,韌帶和肌肉就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圈椅的扶手頂端或云頭上出現雕花,更加美觀。圈椅扶手下出現了較大曲率曲線優美的鐮把棍,其不僅起到支撐椅圈的作用同時是主圈曲線在垂直方向的襯托,與靠背板相呼應。平直的座面與彎曲的扶靠形成了沉穩與流動之間的對比感,體現了明式家具大量運用曲線造型的特點。圈椅椅腿的下端出現雙棖連接椅腿,上為直棖下為羅鍋棖,與座下沿的雙直棖上下呼應,且有變化。不論是大曲率的受力構件,抑或小曲率的裝飾牙板、花飾、線角,不多呈現挺勁、簡潔、圓潤、流暢,給人以美的感受。總的來看,明式圈椅功能與形式的完美結合,在中國歷代家具史上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再如明式書案表面平整、兩頭翹起的形態,不僅外觀上打破整體呆板的造型,賦予整體靈動性,同時也是非常適合于中國的書寫習慣,使得書案達到功能與形式的完美結合。
與明代的功能、形式合一(即文與質的統一)不同的是,泰國阿瑜陀耶王朝時期常常把功能與形式隔裂開來,這一時期的家具往往出于對佛教服務,在其形式美上過于強調形式,這一特點體現在泰國這一時期家具尺寸的規定、結構特點上如國王的寶座,它沒有像明式圈椅一樣靠背板呈現與人體背部脊椎相合的曲線,以提供人舒適的支撐。它的靠背部分完全沒有功能的合理性,純粹是為了追求一種優美的形式而存在。
所不同明式家具的還有,在靠背和矩形框旁邊和背部裝有大型年輪,目的只是用來點綴裝飾家具。凝造宗教所特有的神秘氣氛。尤其是這一時期各種說教椅的形式,發展到阿瑜陀耶王朝時期,說教椅的形式極其夸張,使人產生一種不穩定的視覺效果。泰國僧侶的說教椅完全不像明式家具靠背有適合的功能尺寸,其完全不符合人體尺寸和比例,靠背要么過小,要么過大。甚至有些說教椅更為夸張,上寬下窄給人視覺上一種不穩定的感覺,其與中國明式家具功能、形式合一相比,顯然有很大的差異性。另外還有藏經柜,沒有像明式家具中出現的既是功能構件,又是形式構件的連接構件如矮佬、卡子花、棖子、托泥等,泰國家具中這種構件幾乎沒有使用,而是只在柜體頂端安裝形式構件如年輪、塔尖,完全也不是出于功能的需要,而是更多的出于追求一種形式,因此泰國的家具文化偏向于唯美主義。從以上泰國家具我們可以看出,泰國這一時期的家具受其文化的影響,更多的是為宗教服務,體現神秘性。
三 實用功能與精神功能的比較
家具的功能包括實用功能與精神功能。
明代的家具,更多的體現出生理性的實用功能,比如官帽椅的靠背板所呈現的曲線和人體背部脊椎的曲線相合,可以提供舒適的支撐。明代大量的椅子的坐面都是用藤編制而成,稱為“藤屜”,涼爽透氣,富有彈性,適合夏季使用。再如“滾凳”,常置于床前,道家認為人足心涌泉穴為人之精氣所生之地,上床前常將腳在滾凳上摩擦轉動,“可舒筋骨,氣血流行”。“滾凳”的中心滾軸可以按摩人的腿部肌肉神經,起到很好的生理按摩作用。明代的家具,同樣追求審美的功能和文化的功能。明代中晚期商品經濟的發展,促成了一種精致的審美生活的發展,豪門貴族、文人士大夫、富商巨賈對家具的功能要求,已經不僅僅停留在實用的層次,而更加追求其審美的情趣、收藏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