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險精神作為企業家的基本素質之一，不僅是一種頑強的意志，更是一種高超的能力。企業家的冒險不是賭徒的孤注一擲。企業家不僅要勇于冒險，而且要善于冒險。發明三極管的德福雷斯特也想把他的發明應用于商業，然而他卻幾次把本錢賠光，次次使他的投資者感到失望。在產業革命的初期，走錠紡紗機的發明者克朗普頓，機械織機的發明者卡特賴特都有過類似的命運，就是因為他們不善于冒險。企業家要善于冒險，不僅要學會對物的管理，而且要學會對人的管理，學會識才、用才、育才、尋才，學會處理人際關系；既要虛心聽取別人的合理化建議，利用別人的成果，又要有自己的主見，樹立自己的權威；既要善于同自己的對手周旋，又要善于同顧客打交道，樹立良好的信譽，隨時掌握消費者的偏好；既要勇于正視現實，變革現實，又要善于洞察未來，預見未來。他必須運籌全局，駕馭始終，隨機應變，看問題入木三分，想問題全面周到，處理問題果斷有力。他的每一項創新，都必須有科學的依據，措施的保證，并爭取得到上下左右內外的支持。這樣，失敗對他也是一種財富，使他對未來充滿信心。
紐約《太陽報》上發表的一篇書評寫道：“哈默醫生是一位商業冒險家，他在一九二一年所具有的識見，要高出擠滿董事會會議室的所有工業界巨擘。”這實際指出了企業家的冒險，來源于他的識見，而識見則來源于良好的經濟頭腦。否則，企業家的創新就不可能成功，他的冒險就毫無意義。所謂經濟頭腦，指的是從經濟(生意)的角度思考問題的方法。它包括以下幾方面：(1)機制觀。所謂機制，就是把一物轉化為他物的一種轉化裝置。對企業家來說，機制就是他達到目的的手段。只有懂得機制，他才能區分開目的和手段，既不至于把手段當目的，也不至于找不到通向目的的手段。對于每一項決策，他只精確地比較為此而增加的支出和因此而多得的收入，一切與決策無關的支出及收入都不在他的考慮之列。(2)數量觀。對每一項經營決策，企業家都必須用數量說話，要戒除“大估計”之類的回答。(3)發展觀。用“世界船王”包玉剛的話說就是：企業家“不能貪圖一時的高利潤，而要立足長遠，在天空晴朗市場興旺時就要未雨綢繆想到應付難過的日子，因此，應該不為暫時的高利潤所引誘，而應該有利于長期穩定始終立于不敗之地的辦法。”
企業家必須具有開放式的思維方式。不敢想新，談何創新？只有敢想，才能敢創。企業家要特別謹防經驗主義的錯誤，要戒除對新事物的保守主義偏見，切忌把自己在某一時期某一環境下的成功秘訣當作靈丹妙藥死抱不放，而應該審時度勢地否定自己，拿出新套子、新花樣。一個企業家如果由革新派變成了保守派，思想僵化起來，就宣告了他的企業家生命的結束，他就應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哈默博士之所以能年過八十而不朽，就因為他的思想從來沒有僵化。相反，本世紀四十年代，為汽車工業立下汗馬功勞的福特先生由于固步自封、思想僵化，差點使公司倒閉，最后不得不忍痛讓位。
對于企業家的生涯，今天我國的讀者多少有些生疏。長期以來，為人們所熟悉的往往是古往今來的那些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和發明家。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商被列于四民之末，而傳統的觀念又使人們把企業家僅僅視為獵取利潤的逐臭之夫。《超越生命》一書的出版，則有助于我們正確、全面地理解企業家的地位、職能與素質。通過這本書，人們會看到，企業家并不是持籌而算、錙銖必較的財迷，企業家在經濟中的創新活動，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它需要哲學家的思維，經濟學家的頭腦，組織家的才干，政治家的度量，軍事家的果斷，幻想家的想象，律師的善辯，詩人的氣質，戰略家的眼光，外交家的縱橫，新聞記者的敏感，總之，企業家是一種需要天賦和才能的具有高度創造力的職業。如果說，在戰爭年代奪取人民革命的勝利，主要依靠我們黨造就的一大批政治家和軍事家，那么在經濟建設成為工作中心的今天，我國的經濟振興，則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大批社會主義新型企業家的崛起，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應該實現的乃是社會價值取向的轉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目前正在向縱深發展的經濟改革，將會為企業家構筑日益寬廣的馳騁舞臺。只要堅持改革，我們將會迎來一個企業家人才輩出、群星燦爛的時代。
一九八四年六月于西大
(《超越生命》，〔美〕鮑勃·康西丹著，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編譯組譯，三聯書店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第一版，1.0元)
一位醫生，一名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卻從未行過醫。他走的是一條企業家的道路。
他從小就表現出作為一個企業家的非凡才能。當他還在上大學的時候，就成為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他先后成功地經營了采礦、制筆、釀酒、養牛等行業。他還經營藝術品，被稱為世界藝術市場上最熱情奔放的人物之一；他收藏的藝術珍品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使無數無緣親赴歐美的民眾得睹這些藝術瑰寶的風采。五十八歲，正當他準備從商業界隱退的時候，命運之神又使他突然投身于石油事業，成為舉世皆知、赫赫有名的石油大王。
這就是《超越生命》一書所記述的主人公、當代世界著名實業家哈默博士傳奇的一生。
阿曼德·哈默博士的名字，對于中國讀者并不陌生。通過列寧著作中的記述，人們早已知道，早在二十年代，當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剛剛從帝國主義干涉戰爭和國內戰爭中擺脫，哈默博士便毅然只身來到正處于饑饉、瘟疫中的蘇聯，多次會見了列寧。在列寧親自制定的新經濟政策下，哈默率先成為在蘇聯經營租讓企業的第一位外國企業家，為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作出了貢獻。近年來，這位當年被列寧親切地稱為“哈默同志”的美國企業家，又以八十多歲的高齡，多次來我國洽談貿易和進行經濟交流。哈默不是一位政治家，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六十年來，他一直熱烈倡導在不同制度的國家之間建立友好、穩定的關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開展貿易和科學技術交流。為此他還專門創辦了一所世界學院。作為一個資本主義企業家，哈默的這種遠見卓識是難能可貴的。
無庸諱言，哈默博士是一位資本主義企業家。但是不同社會形態的生產有著共同性的一面。盡管社會主義企業與資本主義企業有著本質的不同，但既然我們的企業同樣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組織形式，同樣是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因而作為企業靈魂的企業家，在地位、職能、素質方面就不能不存在某些共同的特征。正是基于這一考慮，筆者不揣淺陋，將閱讀《超越生命》的一些感想形諸文字，以就教于讀者。
企業家——經濟增長的“國王”
眾所周知，世界之劃分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劃分為富國與窮國，其區別主要就在于兩者的經濟增長上。但是，又是什么決定了經濟增長呢？
亞當·斯密是歷史上第一位增長經濟學家。他認為，一國的經濟增長決定于兩個因素：一是勞動人口比例的增長，二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二者又主要取決于資本積累。以馬爾薩斯和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學派，則把增長的要素分為三類：勞動、土地和資本。他們認為，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因此，決定增長的只是勞動和資本的積累。近二三十年來，由于統計分析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技術進步這一長久為人忽略的因素，被引入了生產函數。就這樣，經濟學經過了二百來年的探索，終于從理論上和經驗上確證了經濟增長的兩個主要因素是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準確地說是三個因素：資本、勞動和技術)。有些學者更進一步把主要靠資本積累的增長稱之為外延式增長，而把靠技術進步的增長，稱之為內涵式增長。
但是，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家們注意的只是促成增長的因素本身，卻很少研究隱藏在增長要素背后的原動力是什么，正如發展經濟學家哈根所說，他們只給出了沒有國王登場的《哈姆雷特》。
那么，究竟什么是隱藏在增長要素背后的“國王”呢？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第一次從理論上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認為，這個“國王”就是企業家。正是企業家把要素組織起來進行生產、并通過不斷創新改變其組合方式才帶來了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理論》)。西方學者普遍認為，熊彼特的見解抓住了增長原因的本質方面。有些學者更通過對日英美等國的增長進行研究得出結論說，資本的形成不過是增長的誘發因素，而企業家的創新才是增長的自發因素；進步的步伐在不同國家的差異與其說是由于自然資源不如說是導因于經濟體制和人民中的企業家資源的豐富程度(Hagen：《發展經濟學》)。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說，一國的儲蓄低并不是因為它窮，而是因為缺少企業家；正是通過企業家的投資、盈利、儲蓄、再投資，這個國家的儲蓄率和投資率才上升，增長才持續不斷(劉易斯：《勞動力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盡管這些分析掩蓋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剝削性質，帶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它所揭示的事實對我們理解經濟增長仍是有啟發意義的。
有一個流行的錯誤看法，就是把資本家與企業家混為一談。實際上，所謂資本家，是指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剩余價值的剝削者；而企業家，則是經濟活動的組織者，從事創造性勞動的腦力勞動者。誠然，在西方國家經濟起飛的初期，企業家和資本家往往是合二而一的，但即使在那時，馬克思就已深刻區分了這兩種職能和雙重身分。在現代社會，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企業家更逐漸乃至完全同資本家分離，成為一個創造剩余價值的職業階層，成為資本家剝削的對象。
以此來看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史，固然是一部充滿淚水和血腥的資本剝削史，但同時也是一部企業家的創業史。如果說第一次產業革命標志著現代社會的“起飛”，企業家就是“起飛”的發動機；英國最早形成了企業家集團，也就最早開始“起飛”。資本主義經濟是從最初的紡織、煤炭、鐵路開始到電力、鋼鐵、石油、汽車、合成化工、電子等新產業的相繼出現而發達起來的，而這些新興產業的發達正是依靠企業家的冒險而合理的行動才得以實現的。不錯，產業革命的技術基礎來自科學家、發明家，但它的真正實現無疑應歸功于企業家。阿克賴特不是發明家，但他卻是近代工業的真正創始人；威爾金森也不是發明家，但他卻是鋼鐵工業的真正奠基人；瓦特被稱為“工業革命之父”，但如果沒有羅巴克和博爾頓的資助也就不會有“瓦特”(見〔法〕保爾·芒圖：《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正因為如此，有些經濟上實力雄厚的國家并不一定是發明家最多的國家，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指南針、造紙、印刷術、火藥發明于中國，為什么卻在西方國家開花結果呢？科學技術史和經濟增長史的不一致可以從這里得到說明。
歷史總是從正反兩個方面給人以啟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許多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渴求經濟增長，它們按照發達國家經濟學者和技術專家的教導，從發達國家借來了資本，也引進了先進設備，以為這樣就可以“起飛”了，但在紐約稱得上是最優秀的投資項目，在安卡拉或仰光卻可能一敗涂地，在底特律是最新式的機器設備，搬到開羅往往成了一堆廢鐵。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則是在這些國度里，缺乏一批勇于創新、能夠對消費者的需求作出敏感反應、并能按照風險大小和報酬的高低作出決策的企業家。
歷史的結論是：要使經濟富于活力，離不開成功的企業家。美國之所以富甲諸國，具有大批象哈默博士這樣成功的企業家，不能不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存在作為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資本家，但是作為經濟活動組織者的企業家卻同樣是必不可少的。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有待于我們改革的舊經濟體制，至少有兩個重大缺陷：一是只注意外延增長，不注意內涵增長；二是否定企業家職能。這兩方面是互相聯系的，否定了企業家的職能，就堵塞了技術進步的途徑，增長就只能靠不斷追加投資而取得，而沒有創新的增長，必然是無效益的增長。因此，筆者認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真正“瓶頸”，不是資金、資源、勞動，甚至也不是科技人員，而是企業家。經濟改革的一個關鍵，就是實行企業本位，使企業由生產型轉變為生產經營型，從而造就和釋放出千百萬新型的社會主義企業家。
紐約《太陽報》上發表的一篇書評寫道：“哈默醫生是一位商業冒險家，他在一九二一年所具有的識見，要高出擠滿董事會會議室的所有工業界巨擘。”這實際指出了企業家的冒險，來源于他的識見，而識見則來源于良好的經濟頭腦。否則，企業家的創新就不可能成功，他的冒險就毫無意義。所謂經濟頭腦，指的是從經濟(生意)的角度思考問題的方法。它包括以下幾方面：(1)機制觀。所謂機制，就是把一物轉化為他物的一種轉化裝置。對企業家來說，機制就是他達到目的的手段。只有懂得機制，他才能區分開目的和手段，既不至于把手段當目的，也不至于找不到通向目的的手段。對于每一項決策，他只精確地比較為此而增加的支出和因此而多得的收入，一切與決策無關的支出及收入都不在他的考慮之列。(2)數量觀。對每一項經營決策，企業家都必須用數量說話，要戒除“大估計”之類的回答。(3)發展觀。用“世界船王”包玉剛的話說就是：企業家“不能貪圖一時的高利潤，而要立足長遠，在天空晴朗市場興旺時就要未雨綢繆想到應付難過的日子，因此，應該不為暫時的高利潤所引誘，而應該有利于長期穩定始終立于不敗之地的辦法。”
企業家必須具有開放式的思維方式。不敢想新，談何創新？只有敢想，才能敢創。企業家要特別謹防經驗主義的錯誤，要戒除對新事物的保守主義偏見，切忌把自己在某一時期某一環境下的成功秘訣當作靈丹妙藥死抱不放，而應該審時度勢地否定自己，拿出新套子、新花樣。一個企業家如果由革新派變成了保守派，思想僵化起來，就宣告了他的企業家生命的結束，他就應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哈默博士之所以能年過八十而不朽，就因為他的思想從來沒有僵化。相反，本世紀四十年代，為汽車工業立下汗馬功勞的福特先生由于固步自封、思想僵化，差點使公司倒閉，最后不得不忍痛讓位。
對于企業家的生涯，今天我國的讀者多少有些生疏。長期以來，為人們所熟悉的往往是古往今來的那些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和發明家。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商被列于四民之末，而傳統的觀念又使人們把企業家僅僅視為獵取利潤的逐臭之夫。《超越生命》一書的出版，則有助于我們正確、全面地理解企業家的地位、職能與素質。通過這本書，人們會看到，企業家并不是持籌而算、錙銖必較的財迷，企業家在經濟中的創新活動，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它需要哲學家的思維，經濟學家的頭腦，組織家的才干，政治家的度量，軍事家的果斷，幻想家的想象，律師的善辯，詩人的氣質，戰略家的眼光，外交家的縱橫，新聞記者的敏感，總之，企業家是一種需要天賦和才能的具有高度創造力的職業。如果說，在戰爭年代奪取人民革命的勝利，主要依靠我們黨造就的一大批政治家和軍事家，那么在經濟建設成為工作中心的今天，我國的經濟振興，則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大批社會主義新型企業家的崛起，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應該實現的乃是社會價值取向的轉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目前正在向縱深發展的經濟改革，將會為企業家構筑日益寬廣的馳騁舞臺。只要堅持改革，我們將會迎來一個企業家人才輩出、群星燦爛的時代。
一九八四年六月于西大
(《超越生命》，〔美〕鮑勃·康西丹著，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編譯組譯，三聯書店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第一版，1.0元)
一位醫生，一名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卻從未行過醫。他走的是一條企業家的道路。
他從小就表現出作為一個企業家的非凡才能。當他還在上大學的時候，就成為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他先后成功地經營了采礦、制筆、釀酒、養牛等行業。他還經營藝術品，被稱為世界藝術市場上最熱情奔放的人物之一；他收藏的藝術珍品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使無數無緣親赴歐美的民眾得睹這些藝術瑰寶的風采。五十八歲，正當他準備從商業界隱退的時候，命運之神又使他突然投身于石油事業，成為舉世皆知、赫赫有名的石油大王。
這就是《超越生命》一書所記述的主人公、當代世界著名實業家哈默博士傳奇的一生。
阿曼德·哈默博士的名字，對于中國讀者并不陌生。通過列寧著作中的記述，人們早已知道，早在二十年代，當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剛剛從帝國主義干涉戰爭和國內戰爭中擺脫，哈默博士便毅然只身來到正處于饑饉、瘟疫中的蘇聯，多次會見了列寧。在列寧親自制定的新經濟政策下，哈默率先成為在蘇聯經營租讓企業的第一位外國企業家，為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作出了貢獻。近年來，這位當年被列寧親切地稱為“哈默同志”的美國企業家，又以八十多歲的高齡，多次來我國洽談貿易和進行經濟交流。哈默不是一位政治家，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六十年來，他一直熱烈倡導在不同制度的國家之間建立友好、穩定的關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開展貿易和科學技術交流。為此他還專門創辦了一所世界學院。作為一個資本主義企業家，哈默的這種遠見卓識是難能可貴的。
無庸諱言，哈默博士是一位資本主義企業家。但是不同社會形態的生產有著共同性的一面。盡管社會主義企業與資本主義企業有著本質的不同，但既然我們的企業同樣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組織形式，同樣是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因而作為企業靈魂的企業家，在地位、職能、素質方面就不能不存在某些共同的特征。正是基于這一考慮，筆者不揣淺陋，將閱讀《超越生命》的一些感想形諸文字，以就教于讀者。
企業家——經濟增長的“國王”
眾所周知，世界之劃分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劃分為富國與窮國，其區別主要就在于兩者的經濟增長上。但是，又是什么決定了經濟增長呢？
亞當·斯密是歷史上第一位增長經濟學家。他認為，一國的經濟增長決定于兩個因素：一是勞動人口比例的增長，二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二者又主要取決于資本積累。以馬爾薩斯和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學派，則把增長的要素分為三類：勞動、土地和資本。他們認為，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因此，決定增長的只是勞動和資本的積累。近二三十年來，由于統計分析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技術進步這一長久為人忽略的因素，被引入了生產函數。就這樣，經濟學經過了二百來年的探索，終于從理論上和經驗上確證了經濟增長的兩個主要因素是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準確地說是三個因素：資本、勞動和技術)。有些學者更進一步把主要靠資本積累的增長稱之為外延式增長，而把靠技術進步的增長，稱之為內涵式增長。
但是，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家們注意的只是促成增長的因素本身，卻很少研究隱藏在增長要素背后的原動力是什么，正如發展經濟學家哈根所說，他們只給出了沒有國王登場的《哈姆雷特》。
那么，究竟什么是隱藏在增長要素背后的“國王”呢？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第一次從理論上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認為，這個“國王”就是企業家。正是企業家把要素組織起來進行生產、并通過不斷創新改變其組合方式才帶來了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理論》)。西方學者普遍認為，熊彼特的見解抓住了增長原因的本質方面。有些學者更通過對日英美等國的增長進行研究得出結論說，資本的形成不過是增長的誘發因素，而企業家的創新才是增長的自發因素；進步的步伐在不同國家的差異與其說是由于自然資源不如說是導因于經濟體制和人民中的企業家資源的豐富程度(Hagen：《發展經濟學》)。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說，一國的儲蓄低并不是因為它窮，而是因為缺少企業家；正是通過企業家的投資、盈利、儲蓄、再投資，這個國家的儲蓄率和投資率才上升，增長才持續不斷(劉易斯：《勞動力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盡管這些分析掩蓋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剝削性質，帶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它所揭示的事實對我們理解經濟增長仍是有啟發意義的。
有一個流行的錯誤看法，就是把資本家與企業家混為一談。實際上，所謂資本家，是指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剩余價值的剝削者；而企業家，則是經濟活動的組織者，從事創造性勞動的腦力勞動者。誠然，在西方國家經濟起飛的初期，企業家和資本家往往是合二而一的，但即使在那時，馬克思就已深刻區分了這兩種職能和雙重身分。在現代社會，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企業家更逐漸乃至完全同資本家分離，成為一個創造剩余價值的職業階層，成為資本家剝削的對象。
以此來看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史，固然是一部充滿淚水和血腥的資本剝削史，但同時也是一部企業家的創業史。如果說第一次產業革命標志著現代社會的“起飛”，企業家就是“起飛”的發動機；英國最早形成了企業家集團，也就最早開始“起飛”。資本主義經濟是從最初的紡織、煤炭、鐵路開始到電力、鋼鐵、石油、汽車、合成化工、電子等新產業的相繼出現而發達起來的，而這些新興產業的發達正是依靠企業家的冒險而合理的行動才得以實現的。不錯，產業革命的技術基礎來自科學家、發明家，但它的真正實現無疑應歸功于企業家。阿克賴特不是發明家，但他卻是近代工業的真正創始人；威爾金森也不是發明家，但他卻是鋼鐵工業的真正奠基人；瓦特被稱為“工業革命之父”，但如果沒有羅巴克和博爾頓的資助也就不會有“瓦特”(見〔法〕保爾·芒圖：《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正因為如此，有些經濟上實力雄厚的國家并不一定是發明家最多的國家，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指南針、造紙、印刷術、火藥發明于中國，為什么卻在西方國家開花結果呢？科學技術史和經濟增長史的不一致可以從這里得到說明。
歷史總是從正反兩個方面給人以啟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許多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渴求經濟增長，它們按照發達國家經濟學者和技術專家的教導，從發達國家借來了資本，也引進了先進設備，以為這樣就可以“起飛”了，但在紐約稱得上是最優秀的投資項目，在安卡拉或仰光卻可能一敗涂地，在底特律是最新式的機器設備，搬到開羅往往成了一堆廢鐵。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則是在這些國度里，缺乏一批勇于創新、能夠對消費者的需求作出敏感反應、并能按照風險大小和報酬的高低作出決策的企業家。
歷史的結論是：要使經濟富于活力，離不開成功的企業家。美國之所以富甲諸國，具有大批象哈默博士這樣成功的企業家，不能不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存在作為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資本家，但是作為經濟活動組織者的企業家卻同樣是必不可少的。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有待于我們改革的舊經濟體制，至少有兩個重大缺陷：一是只注意外延增長，不注意內涵增長；二是否定企業家職能。這兩方面是互相聯系的，否定了企業家的職能，就堵塞了技術進步的途徑，增長就只能靠不斷追加投資而取得，而沒有創新的增長，必然是無效益的增長。因此，筆者認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真正“瓶頸”，不是資金、資源、勞動，甚至也不是科技人員，而是企業家。經濟改革的一個關鍵，就是實行企業本位，使企業由生產型轉變為生產經營型，從而造就和釋放出千百萬新型的社會主義企業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