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上簡易沙發,不知怎地,竟會頓生貪生怕死的念頭,如坐在龍椅上的君王
一
1948年5月,父母在上海結婚后來到北京,先住東單多福巷,后搬到東郊民巷。父親在中央信托局工作,母親在家,小日子過得挺紅火,這從當時購置的家具就能看得出來:席夢思床、梳妝臺、大衣柜和硬木餐桌椅等,帶有濃厚的小資情調。
搖籃是我第一個住所,周圍的家具又高大又莊嚴。當我搖搖晃晃離開搖籃,穿過床腿桌腿椅腿,直到有一天踮腳從桌面看到了地平線。
從東交民巷搬到府前街,再搬到阜外大街,最后是三不老胡同1號。在遷徙途中,公用家具像陌生人闖進我們的生活。包括兩張寫字臺,一張深棕色,帶三個并排抽屜,一張淺黃色,是那種帶文件柜的“一頭沉”,歸父親使用,鎖住全家的最高機密;還有一個書架、兩把椅子和兩張床。公有財產以不容置疑的軍事共產主義相貌,深入家家戶戶,釘著所屬單位的鐵皮標牌。父親每月工資單扣掉的那幾分錢,就是租賃費。
公用家具從此扎下根來,帶領私有家具一起穿越漫長的過渡時期,我們從中長大。沒想到其貌不揚的公有家具如此堅固耐用,顯示出頑強的生命力;而帶小資情調的私有家具,轉眼走向衰敗。
首先密謀造反的是席夢思床墊里的彈簧,一個個從麻繩中掙脫出來,東奔西突。且不說睡覺硌腰硌腿,還徹夜吱嘎作響,如同音調不定的破琴。找人上門來修吧,正趕上困難時期,吃喝還沒著落呢。
經多方打聽,據說有家小工廠收購彈簧,每只5塊錢。父親大喜過望,利用周末拆下彈簧,換上木板。總共28個彈簧,按黑市價,一只彈簧正好換棵白菜。從單位借來三輪車,他乘興而去,敗興而歸,原來信息有誤,全部彈簧只值5塊錢。只好把彈簧堆在陽臺上,風吹雨淋生了銹,最后賣給隔壁廢品收購站,換來幾塊水果糖,分給我們兄妹仨。緊接著是四把餐椅的彈簧遙相呼應—或許跟席夢思床是同一廠家造的,到了使用期限。父親找來五合板,連鋸帶釘,平息了“叛亂”。雖說五合板不怎么順眼,但坐上面踏實。還沒來得及刷漆就趕上“文革”,椅面一直裸著,而歲月按屁股的大致形狀涂上暗色。
二
作為長子,我自幼學會干家務活兒,幫錢阿姨擇菜洗碗生火打掃廚房。讓我困惑的是,那個舊餐具柜的玻璃拉門怎么擦洗都沒用,濕布抹過有些透亮,可水漬一干就又烏了。我總想讓父母下了班站在餐具柜前感到驚喜,甚至用肥皂水和去污粉一遍遍擦洗,均以失敗告終。這嚴重影響了我的心情。后來才知道這叫烏玻璃,就是為了遮蔽用的。很多年,我的心情就像這烏玻璃,怎么擦洗都沒用。
上初一,我終于有了自己帶鎖的抽屜, 那感覺真好—我有了自己的秘密。我早年寫下這樣的詩句:“用抽屜鎖住自己的秘密,在喜愛的書上留下批語”,寫的正是這狂喜。在我鎖住的抽屜里,有攢下的零花錢、筆記本、成績單、賀年卡和小說處女作,還有一張我暗戀上的表姐的照片,其實只不過是北海公園九龍壁前家人的合影。
家具居然和人一樣生老病死。我上初中,它們突然老了—五斗柜內折斷,抽屜打開關不上;書架搖晃,承受不住經典著作的重量;椅子吱嘎作響,抱怨自己和人的命運;覆蓋餐桌的厚玻璃破碎,像分裂的國家。父親用膠布粘接,但膠布很快就失效了,還發出一股餿味。
塑膠貼面的出現具有革命性的意義,父親是最早領悟到這一點的人,而遍及全國的裝修運動還遠在地平線以外。一天,他從五金店買回幾塊塑膠貼面邊角料,屎黃色,估計那是降價的原因。他用乳膠把四條邊角料對接,用經典著作和瓶瓶罐罐壓在上面,幾個小時后試驗成功了。塑膠貼面遠比玻璃經久耐用。父親十分得意,愈發不可收拾,買來更多的塑膠貼面邊角料,五斗柜、餐具柜、床頭柜、桌面,幾乎全都被覆蓋了。
父親花25塊錢,從鄭方龍家引進了一個牛皮的單人沙發而無當,和現有的公私家具不成比例,像蜷縮的巨人,卡在衣櫥和父母的床之間。這筆交易是可疑的:沒過多久,一只彈簧從皮墊正中伸展出來,像怒放的牽牛花,躲都躲不開,其他彈簧也紛紛探出頭來,此起彼伏。包沙發的厚牛皮也開始脫落,像個正在剝皮的大桔子。
梳妝臺幾乎成了我家惟一多余的家具,它肯定誕生在我之前。在大鏡子兩側各有一小柜,其間是玻璃通道,像長方形魚缸,上面的玻璃蓋早就打碎了,而梳妝凳也不翼而飛。大鏡子因年久變得模糊,像遺忘癥,記住的恐怕只有母親的青春。它背對時代,它的存在讓我不安,讓我羞慚,尤其在“文革”期間,它差不多就是罪證。父母去了干校。趕上工休,我借來三輪板車,把梳妝臺拉到東單舊貨店,賣了30塊,如釋重負。我用這筆錢請哥兒們在“老莫”(莫斯科餐廳)搓了一頓,紀念我們轉瞬即逝的青春。
三
父母從干校回來,家里恢復了以往的生活秩序。而家具已像醉漢那樣東倒西歪,除了修理加固,父親繼續用塑膠貼面到處打補丁。
我家買來全樓第一臺9寸黑白電視機(除了民進秘書長家),引發了一場靜悄悄的娛樂革命。電視機放在外屋靠北墻五斗柜塑膠貼面的正中央,取代了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趕上放電影,鄰居們拎著板凳、馬扎蜂擁進來。那是集體共享的快樂時光。隨著各家也紛紛添置了電視機,家里冷靜下來。
電視在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首先是觀看姿勢,在椅子上坐久了腰酸背疼,于是挪到床上,以棉被為依托。正當脖頸僵硬脊椎扭曲之時,小曲出現了。他住六號樓,是市政公司工人,夫人是電車售票員。他那典型的蒙古臉上總笑呵呵的,瞇縫著眼,好似透過風沙看到綠洲。他說時代變了,看電視就得坐沙發,提議幫我家打一對。我們參觀了他自制的簡易沙發,既舒適,成本又低。那是全國人民共用減法的年代,一改成加法,竟讓我和父親都有點兒暈眩。
我跟小曲到新街口五金店買來扁擔、彈簧、麻繩、帆布及大小零碎。每天晚上小曲下了班就過來。雖說都是苦力的干活,可人家心靈手巧,我只能打打下手。他單眼吊線,用鋸把扁擔剖成兩半,刨平后用砂紙打磨,罩上三遍無色清漆;待薄如蟬翼的清漆干透,用長螺絲釘和乳膠固定,縱橫交錯,構成基本框架;接下來用麻繩把彈簧層層綁緊,蒙上帆布,再用鮮艷的浴巾蓋在上面。他還順手打了個茶幾,放在兩個沙發中間。
坐上簡易沙發,不知怎地,竟會頓生貪生怕死的念頭,如坐在龍椅上的君王。好處多,待客用不著像開會,既體面又有距離;關鍵是,我們與電視的關系變了,看來沙發與電視是現代生活中的對應物,不可或缺。那些家有電視的鄰居紛紛來取經,這下可忙壞了小曲,他樂此不疲。由簡易沙發帶動的新浪潮,與電視一起改變全樓的生活方式。
四
自打認識林大中那天起,我就更加自卑,雖說他販賣的主要是19世紀俄國文藝理論。他口若懸河,詞句隨吞吐的煙霧沉浮。他窮時抽“大炮”,富時抽雪茄。有一陣,西單商場賣古巴雪茄“羅密歐與朱麗葉”—那種金屬筒裝的高檔名牌,每支僅1元。估摸是古巴輸出革命戰略的一部分。林大中叼上古巴雪茄,更加云山霧罩。
一天晚上在我家,他戴上別林斯基的面具,抽著“羅密歐與朱麗葉”宣布,無論以美學還是以自由的名義,我家那些破爛家具早就該通通扔掉。他用一個優雅的手勢平息了我的暴怒,指出要想力挽家族的頹勢,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打造一個書柜。我剛一指那搖搖欲墜的書架,被一個堅定的手勢制止。“我說的是體面的書柜,帶玻璃拉門具有現代形式感的那種,那才代表知識的尊嚴。”他說。
被他說服了,我繼而說服了父母。我家有幾塊厚木料,堆在過道,正好派上用場。林大中開始畫圖紙,量木料,但他事先聲明,他是設計師,必須得找小工干活。那年頭哥們兒有得是閑人,打架蓋房做家具,隨叫隨到。我找來孫俊世和李三元。孫中等身材,還算結實,李人高馬大,一米九三,都是同一“沙龍”的哥們兒。林大中把圖紙交代下來,抽著“大炮”轉身消失了。
每天上午10點半左右,二位來我家上班。先沏茶伺候,開聊,他們正在同讀原文版的《動物農場》。11點多鐘才起身開工。第一步是要把木料鋸成8厘米厚的木板。我跟著把木料搬到大院,綁在一棵樹上,哥兒倆拉開大鋸,邊鋸邊聊,從“所有動物都是同志”聊起,轉眼已到中午。我趕緊下面條炒菜,備上二鍋頭。二位胃口特別大,尤其李三元,能頂三人的飯量。孫一喝酒,白臉變紅臉。聊到“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時,已下午三點多了,接茬干活。天擦黑前再喝兩回茶。晚飯自然要多備幾個下酒菜,當聊到“四條腿好,兩條腿壞”時,孫的臉膛已由紅變紫。
林大中以監工身份偶爾露露面,時而抽雪茄時而抽“大炮”。他指出《動物農場》的“冷戰”背景中的意識形態問題后,又沒影兒了。
這些木板大約鋸了半個多月,我們家眼看快破產了—副食本上所有配給都用光了,油瓶也見底了,但工程似乎遙遙無期。母親開始憂心忡忡,林大中安慰她說,現在己進入最后的工序。
那天,林大中帶來一卷深褐色木紋紙,他挽起袖子,刷上乳膠,把一張張木紋紙貼好,再罩上清漆。第二天在他的監督指揮下,書柜終于組裝好,安上玻璃,堂堂正正立在那里。我們為知識的尊嚴干杯。
誰知道,這現代書柜竟以最快的速度衰亡:木紋紙起泡翹起,木板受潮變形,玻璃拉門卡住—面目皆非,功能也隨之發生變化。書被雜物鞋帽取代,最后搬進廚房,裝滿鍋碗瓢盆。不過這書柜在輾轉漂泊中經住考驗,一直堅持到全國人民改用乘法的年代。
一
1948年5月,父母在上海結婚后來到北京,先住東單多福巷,后搬到東郊民巷。父親在中央信托局工作,母親在家,小日子過得挺紅火,這從當時購置的家具就能看得出來:席夢思床、梳妝臺、大衣柜和硬木餐桌椅等,帶有濃厚的小資情調。
搖籃是我第一個住所,周圍的家具又高大又莊嚴。當我搖搖晃晃離開搖籃,穿過床腿桌腿椅腿,直到有一天踮腳從桌面看到了地平線。
從東交民巷搬到府前街,再搬到阜外大街,最后是三不老胡同1號。在遷徙途中,公用家具像陌生人闖進我們的生活。包括兩張寫字臺,一張深棕色,帶三個并排抽屜,一張淺黃色,是那種帶文件柜的“一頭沉”,歸父親使用,鎖住全家的最高機密;還有一個書架、兩把椅子和兩張床。公有財產以不容置疑的軍事共產主義相貌,深入家家戶戶,釘著所屬單位的鐵皮標牌。父親每月工資單扣掉的那幾分錢,就是租賃費。
公用家具從此扎下根來,帶領私有家具一起穿越漫長的過渡時期,我們從中長大。沒想到其貌不揚的公有家具如此堅固耐用,顯示出頑強的生命力;而帶小資情調的私有家具,轉眼走向衰敗。
首先密謀造反的是席夢思床墊里的彈簧,一個個從麻繩中掙脫出來,東奔西突。且不說睡覺硌腰硌腿,還徹夜吱嘎作響,如同音調不定的破琴。找人上門來修吧,正趕上困難時期,吃喝還沒著落呢。
經多方打聽,據說有家小工廠收購彈簧,每只5塊錢。父親大喜過望,利用周末拆下彈簧,換上木板。總共28個彈簧,按黑市價,一只彈簧正好換棵白菜。從單位借來三輪車,他乘興而去,敗興而歸,原來信息有誤,全部彈簧只值5塊錢。只好把彈簧堆在陽臺上,風吹雨淋生了銹,最后賣給隔壁廢品收購站,換來幾塊水果糖,分給我們兄妹仨。緊接著是四把餐椅的彈簧遙相呼應—或許跟席夢思床是同一廠家造的,到了使用期限。父親找來五合板,連鋸帶釘,平息了“叛亂”。雖說五合板不怎么順眼,但坐上面踏實。還沒來得及刷漆就趕上“文革”,椅面一直裸著,而歲月按屁股的大致形狀涂上暗色。
二
作為長子,我自幼學會干家務活兒,幫錢阿姨擇菜洗碗生火打掃廚房。讓我困惑的是,那個舊餐具柜的玻璃拉門怎么擦洗都沒用,濕布抹過有些透亮,可水漬一干就又烏了。我總想讓父母下了班站在餐具柜前感到驚喜,甚至用肥皂水和去污粉一遍遍擦洗,均以失敗告終。這嚴重影響了我的心情。后來才知道這叫烏玻璃,就是為了遮蔽用的。很多年,我的心情就像這烏玻璃,怎么擦洗都沒用。
上初一,我終于有了自己帶鎖的抽屜, 那感覺真好—我有了自己的秘密。我早年寫下這樣的詩句:“用抽屜鎖住自己的秘密,在喜愛的書上留下批語”,寫的正是這狂喜。在我鎖住的抽屜里,有攢下的零花錢、筆記本、成績單、賀年卡和小說處女作,還有一張我暗戀上的表姐的照片,其實只不過是北海公園九龍壁前家人的合影。
家具居然和人一樣生老病死。我上初中,它們突然老了—五斗柜內折斷,抽屜打開關不上;書架搖晃,承受不住經典著作的重量;椅子吱嘎作響,抱怨自己和人的命運;覆蓋餐桌的厚玻璃破碎,像分裂的國家。父親用膠布粘接,但膠布很快就失效了,還發出一股餿味。
塑膠貼面的出現具有革命性的意義,父親是最早領悟到這一點的人,而遍及全國的裝修運動還遠在地平線以外。一天,他從五金店買回幾塊塑膠貼面邊角料,屎黃色,估計那是降價的原因。他用乳膠把四條邊角料對接,用經典著作和瓶瓶罐罐壓在上面,幾個小時后試驗成功了。塑膠貼面遠比玻璃經久耐用。父親十分得意,愈發不可收拾,買來更多的塑膠貼面邊角料,五斗柜、餐具柜、床頭柜、桌面,幾乎全都被覆蓋了。
父親花25塊錢,從鄭方龍家引進了一個牛皮的單人沙發而無當,和現有的公私家具不成比例,像蜷縮的巨人,卡在衣櫥和父母的床之間。這筆交易是可疑的:沒過多久,一只彈簧從皮墊正中伸展出來,像怒放的牽牛花,躲都躲不開,其他彈簧也紛紛探出頭來,此起彼伏。包沙發的厚牛皮也開始脫落,像個正在剝皮的大桔子。
梳妝臺幾乎成了我家惟一多余的家具,它肯定誕生在我之前。在大鏡子兩側各有一小柜,其間是玻璃通道,像長方形魚缸,上面的玻璃蓋早就打碎了,而梳妝凳也不翼而飛。大鏡子因年久變得模糊,像遺忘癥,記住的恐怕只有母親的青春。它背對時代,它的存在讓我不安,讓我羞慚,尤其在“文革”期間,它差不多就是罪證。父母去了干校。趕上工休,我借來三輪板車,把梳妝臺拉到東單舊貨店,賣了30塊,如釋重負。我用這筆錢請哥兒們在“老莫”(莫斯科餐廳)搓了一頓,紀念我們轉瞬即逝的青春。
三
父母從干校回來,家里恢復了以往的生活秩序。而家具已像醉漢那樣東倒西歪,除了修理加固,父親繼續用塑膠貼面到處打補丁。
我家買來全樓第一臺9寸黑白電視機(除了民進秘書長家),引發了一場靜悄悄的娛樂革命。電視機放在外屋靠北墻五斗柜塑膠貼面的正中央,取代了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趕上放電影,鄰居們拎著板凳、馬扎蜂擁進來。那是集體共享的快樂時光。隨著各家也紛紛添置了電視機,家里冷靜下來。
電視在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首先是觀看姿勢,在椅子上坐久了腰酸背疼,于是挪到床上,以棉被為依托。正當脖頸僵硬脊椎扭曲之時,小曲出現了。他住六號樓,是市政公司工人,夫人是電車售票員。他那典型的蒙古臉上總笑呵呵的,瞇縫著眼,好似透過風沙看到綠洲。他說時代變了,看電視就得坐沙發,提議幫我家打一對。我們參觀了他自制的簡易沙發,既舒適,成本又低。那是全國人民共用減法的年代,一改成加法,竟讓我和父親都有點兒暈眩。
我跟小曲到新街口五金店買來扁擔、彈簧、麻繩、帆布及大小零碎。每天晚上小曲下了班就過來。雖說都是苦力的干活,可人家心靈手巧,我只能打打下手。他單眼吊線,用鋸把扁擔剖成兩半,刨平后用砂紙打磨,罩上三遍無色清漆;待薄如蟬翼的清漆干透,用長螺絲釘和乳膠固定,縱橫交錯,構成基本框架;接下來用麻繩把彈簧層層綁緊,蒙上帆布,再用鮮艷的浴巾蓋在上面。他還順手打了個茶幾,放在兩個沙發中間。
坐上簡易沙發,不知怎地,竟會頓生貪生怕死的念頭,如坐在龍椅上的君王。好處多,待客用不著像開會,既體面又有距離;關鍵是,我們與電視的關系變了,看來沙發與電視是現代生活中的對應物,不可或缺。那些家有電視的鄰居紛紛來取經,這下可忙壞了小曲,他樂此不疲。由簡易沙發帶動的新浪潮,與電視一起改變全樓的生活方式。
四
自打認識林大中那天起,我就更加自卑,雖說他販賣的主要是19世紀俄國文藝理論。他口若懸河,詞句隨吞吐的煙霧沉浮。他窮時抽“大炮”,富時抽雪茄。有一陣,西單商場賣古巴雪茄“羅密歐與朱麗葉”—那種金屬筒裝的高檔名牌,每支僅1元。估摸是古巴輸出革命戰略的一部分。林大中叼上古巴雪茄,更加云山霧罩。
一天晚上在我家,他戴上別林斯基的面具,抽著“羅密歐與朱麗葉”宣布,無論以美學還是以自由的名義,我家那些破爛家具早就該通通扔掉。他用一個優雅的手勢平息了我的暴怒,指出要想力挽家族的頹勢,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打造一個書柜。我剛一指那搖搖欲墜的書架,被一個堅定的手勢制止。“我說的是體面的書柜,帶玻璃拉門具有現代形式感的那種,那才代表知識的尊嚴。”他說。
被他說服了,我繼而說服了父母。我家有幾塊厚木料,堆在過道,正好派上用場。林大中開始畫圖紙,量木料,但他事先聲明,他是設計師,必須得找小工干活。那年頭哥們兒有得是閑人,打架蓋房做家具,隨叫隨到。我找來孫俊世和李三元。孫中等身材,還算結實,李人高馬大,一米九三,都是同一“沙龍”的哥們兒。林大中把圖紙交代下來,抽著“大炮”轉身消失了。
每天上午10點半左右,二位來我家上班。先沏茶伺候,開聊,他們正在同讀原文版的《動物農場》。11點多鐘才起身開工。第一步是要把木料鋸成8厘米厚的木板。我跟著把木料搬到大院,綁在一棵樹上,哥兒倆拉開大鋸,邊鋸邊聊,從“所有動物都是同志”聊起,轉眼已到中午。我趕緊下面條炒菜,備上二鍋頭。二位胃口特別大,尤其李三元,能頂三人的飯量。孫一喝酒,白臉變紅臉。聊到“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時,已下午三點多了,接茬干活。天擦黑前再喝兩回茶。晚飯自然要多備幾個下酒菜,當聊到“四條腿好,兩條腿壞”時,孫的臉膛已由紅變紫。
林大中以監工身份偶爾露露面,時而抽雪茄時而抽“大炮”。他指出《動物農場》的“冷戰”背景中的意識形態問題后,又沒影兒了。
這些木板大約鋸了半個多月,我們家眼看快破產了—副食本上所有配給都用光了,油瓶也見底了,但工程似乎遙遙無期。母親開始憂心忡忡,林大中安慰她說,現在己進入最后的工序。
那天,林大中帶來一卷深褐色木紋紙,他挽起袖子,刷上乳膠,把一張張木紋紙貼好,再罩上清漆。第二天在他的監督指揮下,書柜終于組裝好,安上玻璃,堂堂正正立在那里。我們為知識的尊嚴干杯。
誰知道,這現代書柜竟以最快的速度衰亡:木紋紙起泡翹起,木板受潮變形,玻璃拉門卡住—面目皆非,功能也隨之發生變化。書被雜物鞋帽取代,最后搬進廚房,裝滿鍋碗瓢盆。不過這書柜在輾轉漂泊中經住考驗,一直堅持到全國人民改用乘法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