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古玩店，如“寶古齋”“虹光閣”“韻古閣”“敦華齋”“慶云堂”“悅雅堂”“榮寶齋”等名店，各店當年都使用著一批珍貴的明清家具，這些家具多是早年各店的掌柜們花多年精力，一代甚至幾代人收進好的賣出劣的，不斷篩選淘汰保留下來的精品。我對其中陳設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家具進行了細致的研究。記得有一對黃花梨條案，造型極為怪異，案面為“凹”啞鈴型，腿足為西洋建筑的柱子造型，承蒙店家的關照和理解，我曾多次觀察，因其非明非清，當時很困惑，待幾年后悟過來這其實是一件極珍貴的圓明園家具，再去卻不知此對案子被移放何處。
當時，對這些故宮之外的清宮家具，我一直也在留意詢問它們的出處，只是沒有哪件能說得清楚，有的“故事”又沒有來源可靠的依據。大家都認為它們應是當年各地行宮中流散的器物，那時誰也沒有想到圓明園，為此，我還設法找了一張清代行宮的分布圖，并閱讀了某些行官的陳設檔，但未能找到可以對號入座的家具。
到了1985年，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賞》一書出版，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明清家具收藏熱，沉睡在中國內地的明清家具被一批批發掘出來，很多都聚集到了北京，短暫停留后又被轉賣到世界各地。對這種狀況，很多人痛心疾首，但對于研究古典家具這是一個“空前絕后”的好時機。在最熱的那些年間，幾乎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古舊家具運來北京，在這些數不清的各歷史時期家具中，各類家具的構成有個基本比例。往往幾百上千件中才會發現一兩件明式黃花梨家具，而見過十幾件、幾十件明式黃花梨家具中才會“有幸”見到一兩件清代宮廷的紫檀家具，可見清官家具流散在民間的數量確實很少。數量雖少，但卻出現了故宮中未見到的“新”“奇”之器，令我大開眼界。唯讓人遺憾的是這些被從天南地北“挖”出的宮廷家具，完整無損的已很少，更多的是一些殘器，或僅僅是個殘片、雕片。這些殘器，混在各式殘舊的民間家具中，因其絕精的用料和工藝，雖大都臟污不堪，仍能展示出其曾有的輝煌。在行家眼里，猶如砂中金粒，顯得格外的突出，對于研究者而言，從殘片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家具的結構和工藝特征，更具有特殊的價值，好似古陶瓷研究中的瓷片。時至今日，這些殘器、雕飾件也都成為藏家們眼中的珍品，而備受追求，也極難覓見了。
僅舉幾例：
1 曾見一個紫檀寶座的靠背，連帶殘損的少半片扶手，當年是被當作殘料處置。見到此物，在腦海中立刻浮現出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中見過的一張小寶座。對比之下，相信沒有人會懷疑這曾是一對同時設計制作的寶座，當年其中一張幸運地留在了故宮，完整地保存至今，另一件不知當年被陳設于何處，后又流散到民間，最終飽經滄桑，損毀成為了殘料。
2 曾見四件帶金屬框的浮雕西洋花卉的紫檀掛件，其雕飾極富韻律，顯然是宮中制品。但從其工藝特征尤其是安裝金屬框的裝飾方式可以斷定，此物原本一定不是裝飾掛件，而是由某件家具上的殘片改制，后來果然見到美國一位藏家的一張紫檀炕幾。相比可見這四件雕件無疑原本是與這件炕幾完全相同的兩件炕幾上的兩側足。由此，可推測同年設計制作了至少三件。從其風格看，這三件炕幾不排除是被陳設于圓明園，散佚到民間后，一件流到了美國，完整保存至今，兩件殘損了，最后雕版被取下改制成了掛件。
上世紀80年代后期，我第一次出國參加明式家具研討會，陸續結識了更多的海外收藏家，見到了很多帶有典型西洋裝飾風格的清官家具，至此我已悟出，流散在民間如此之多、之精的宮廷家具，其中定會有一部分，尤其是那些式樣特殊、借鑒西洋建筑形式和西洋裝飾的家具，會是圓明園內的舊物，因為這種風格的家具顯然不適合陳設在傳統寺廟建筑形制的行宮內。
當然最令我高興的是，在海內外收藏家們的鼎力相助下，我獲得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清官家具照片，豐富了《清代家具》一書的資料。
1995年，赴美考察，先后去了堪薩斯、紐約大都會、波士頓等十幾家藏有較多明清藝術品的大型博物館。每一處停留一兩周時間，每天到博物館的庫房里研究家具，見到了幾百件各類明清家具，同時還看到了許多重要的私人收藏。
在這次考察中，除了探尋新的發現，我更多地將注意力放到了對比、歸類和總結，因為已經具有了一定的數量積累，就可以依據設計風格、用料、結構、工藝特征，試著將這些散佚在民間的清宮家具分類歸納匯總，并與故宮內的家具相對比，慢慢地探尋出其規律特征。隨著積累的各類支離破碎的信息越來越多，有些也就能互相拼補完整，有些還可以由清官檔案文獻等史籍資料加以印證，一些歷史事實也就自然浮現出來。清代圓明園家具的整體形象，逐漸在腦子里形成了，最終總結為三項主要特征：1，典型宮造風格；2，帶有西洋裝飾或采用西洋建筑元素為構件；3，形式上更富于變化。幾年后完成了相關的總結性論文《圓明園家具初探》，后收入《紫檀緣》一書。
因為家具上極少有鐫刻年款及所陳設地的款識，對流散在民間的清宮家具，我們無法以確鑿的“證據”說出其準確出處，但我自信，符合上述三項特征的家具，很大部分應是圓明園的遺物。
對于印證圓明園家具，還有一個途徑：從清官檔案獲知，當年設計圓明園時，有的家具是作為室內裝修的一部分，即所謂“合著地步打造”，紫禁城內也有多處這樣的實例。而當年宮殿的內檐裝修大都是由“樣式雷”設計并出畫樣，而多達幾萬張的“樣式雷”畫樣傳世至今，其中一定會有涉及圓明園某些建筑內的家具，若能查找出來一些這類畫樣，當然是對我們推測的圓明園家具最有說服力的印證。 若提起圓明園的家具，人們一般會認為：圓明園部被焚毀了，家具當然也都被焚毀了。三十多年前我也是這樣想的，但隨著對清代家具研考的不斷深入，我逐漸發現并意識到：圓明園陳設的家具中有相當數量并沒被毀掉，而是流散到了世界各地。現將這一認識過程介紹如下。
上世紀70年代末，我開始為編著《清代家具》著手做準備(此書后于1995年由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清官家具在清代家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當然是一個重點。
而所謂的清官家具，是指清王朝為紫禁城、圓明園以及包括避暑山莊在內的各地行宮所陳設的家具。這一研究領域當年還是空白，所以準備工作要從原始的文獻調研和實物尋訪兩方面來展開。
對于探訪實物的方向，有位老專家相告“研究清官家具離不開故宮”，因為當年大家都認為，圓明園家具被燒毀了，而紫禁城內的近兩千件家具從未流散出宮，從道理上講，民間不太會有清代宮廷家具。記得當年北京文物商店負責分類處理在動亂中所查抄家具的兩位行家也告訴我：在送來的成千上萬件抄查的明清家具中，不少是出自王府、貴胄和文化名人之宅邸，其中確實有一些精美之器，但很少見有“恭做”(“恭做”是當年北京文物商店一個流行的行話，指精工細做的宮廷御用器物)，大清乾隆的“恭做”家具更是一件也來見到。
鑒于此，我將全力放在了北京故宮博物院。幾年間，一有空就去故宮，除了看陳列的家具，亦成了故宮修復廠(當年稱“科技處”)木工房內的“常客”，觀看了不少珍貴宮廷家具的修復。那些年參觀故宮的游人不太多，陳列呈半開放式，可以近距離或直接與家具接觸，時間長，陳列管理人員產生了信任，允許我拍攝了一些用于研究的資料性照片。但我不足故宮的人，只是一個業余家具愛好者，故宮的藏品顯然不能由我來首次發表，況且資料性的照片也不符合高質量出版的標準。所以，怎樣為出版《清代家具》找到足夠數量且具有代表性的家具成了一個難題。
文獻調研也在同時進行，主要是閱讀幾類有關清代宮廷家具制作、使用、陳設的檔案，將這些檔案結合起來，就會對有清一代皇家家具制作活動、陳設地點以及陳設方式有較全面和系統的認識。例如，檔案顯示：自康熙中葉起，造辦處的家具制作活動一直延續了近百年，打造的家具主要陳設于紫禁城和圓明園。當年造辦處木作有兩處工廠，一處設在紫禁城內，另一處就在圓明園。查考檔案能夠感受到，當年木器營造活動的重點更側重于圓明園，圓明圓的總工程建筑面積約為15萬平方米，與紫禁城大致相當(指到嘉慶年間，綺春園建成后，包括圓明園、長春園和綺春園的大圓明園)，紫禁城內現存家具兩千多件。據此推斷，到乾隆后期，圓明園內陳設的家具數量不會少于紫禁城。
在文獻調研的同時，我還特別留意查找繪有家具的清官繪畫，因為清代的宮廷繪畫中，寫實風格的很多，有的畫的就是圓明園室內的實景。其中的家具，比例真實，結構合理，甚至連家具的木紋都給予了逼真的再現，似彩色照片一般。在眾多的這類繪畫中，最有研究價值的是一套十二幅的《雍親王題書堂深居圖》，畫中繪有圓明園陳設的家具三十余件，顯示出清早期宮中家具的風貌。這套繪畫的準確繪制年代是康熙年間，那時的圓明園僅是雍親王的府邸，由此不難想象到圓明園后期，室內的家具會是何等的瑰麗和輝煌!
將在故宮觀摩到的家具與文獻和繪畫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就能從風格、用料、工藝、裝飾等諸多方面總結出其特征，并能對應地找出它們與民間家具的區別，自然也就具備了對官造的清官家具的鑒識能力。
在研究故宮內家具的那些年間，我對民間所藏家具的調研也在同時進行。確實，民間很難見到宮廷家具，但在更進一步的搜尋中，我興奮地發現，有些資深的收藏家，并不乏清代宮廷風格的家具收藏。
例如我最早接觸的畫家黃胄先生，憑著其前瞻性和過人的藝術鑒賞能力，很早就潛心于明清家具的鑒藏，其藏品稱得上是件件皆精。其中，有幾件用料厚重的紫檀器，顯然非民間器物，其中，最精彩的當屬那一對具有典型清式風格的紫檀大多寶格。其獨到的設計、精選的“滿徹”用料(滿徹是指整體家具，不論看得見的、看不見的部件，均同一種貴重材料制作)、精湛的做工都明確的表明，這是一對清官家具精品，此對多寶格后背還鐫刻有“太清康熙年制”款識。這對多寶格后來被我收錄在《清代家具》一書中，出版后，被大陸幾乎所有的仿古家具廠家競相仿制，以至于在當今幾乎每家中式家具店和幾乎每部有關清官題材的影視作品中都能見到其“身影”，這也表明了其優秀和經典。如此精美的、大型的紫檀多寶格不僅在故宮沒有見到，自我見到此器二十多年來，在世界范圍內對明清家具的尋訪中，也還未再發現可以與之比美的大型紫檀多寶格。
又如，在北京建筑專家金甌卜家中，我見到了幾件蘇作風格的清宮紫檀家具。包括有：紫檀高束腰六方座而炕凳，紫檀高束腰扶手椅，紫檀高束腰方茶幾，紫檀有束腰鼓腿彭牙炕桌，紫檀有束腰帶托泥長方幾。它們不僅十分“開門”(用來表示一件無可爭議的真品)，亦算得上是標準器。后來，我將這幾件佳器也都收錄在了《清代家具》一書中。
在民間尋訪最大的收獲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有機會結識了趙慶(慶小山)的后人(慶小山，又名慶寬，字筱珊，號松月居士，清代遼寧鐵嶺人，歷任清宮內務府內郎、堂郎中、晉三院卿，內務府為清朝掌管皇家管禁，包括內管及圓明園事務的機構。光緒年間，慶小山是被慈禧太后指定負責收繳因戰亂流放在民間的清宮器物的主要官員)，見到令人眼前一亮的十多件精美之極的紫檀家具。難得的是我不僅被允許反復研究、測繪，還獲許請來專業攝影師對幾件較完整的器物拍照，并將它們最終收錄在《清代家具》一書中，見紫檀有高束腰坐墩、紫檀夾頭榫雕花小平頭案、紫檀有束腰展腿式方凳。最令人難忘的是一對彩漆多寶格，形式之繁復、裝飾之華麗可謂漆器家具之極致，只可惜殘損嚴重，已無法從小房中搬動了，未能拍照出版，現今也不知流落到何處。
此外，上世紀80至90年代，北京硬木家具廠是家具迷和收藏家必“謁”的一個“圣地”，其前身是十幾個老“魯班館”。晚清至民國時期，在北京東曉市一帶的諸多“魯班館”以修復、經營古舊家具為業，每個店家都有一些特色的家具收藏。故50年代合營后的硬木家具廠藏有相當數量的老家具。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廠里堆成小山似的家具庫，其中就有令人震撼的清官家具及殘件。這些家具雖陸續被海內外收藏家購藏，但至今廠家仍存有一對在業界十分知名的楠木大四件柜。此柜頂箱立柜形式帶余塞，高達3.5米，雕五爪龍紋，銅活為鑄鏨，采用平臥方式安裝。作為該廠鎮店之寶，沒人懷疑其不是皇家御用之重器。
北京琉璃廠東西二道街上的老字
當時，對這些故宮之外的清宮家具，我一直也在留意詢問它們的出處，只是沒有哪件能說得清楚，有的“故事”又沒有來源可靠的依據。大家都認為它們應是當年各地行宮中流散的器物，那時誰也沒有想到圓明園，為此，我還設法找了一張清代行宮的分布圖，并閱讀了某些行官的陳設檔，但未能找到可以對號入座的家具。
到了1985年，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賞》一書出版，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明清家具收藏熱，沉睡在中國內地的明清家具被一批批發掘出來，很多都聚集到了北京，短暫停留后又被轉賣到世界各地。對這種狀況，很多人痛心疾首，但對于研究古典家具這是一個“空前絕后”的好時機。在最熱的那些年間，幾乎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古舊家具運來北京，在這些數不清的各歷史時期家具中，各類家具的構成有個基本比例。往往幾百上千件中才會發現一兩件明式黃花梨家具，而見過十幾件、幾十件明式黃花梨家具中才會“有幸”見到一兩件清代宮廷的紫檀家具，可見清官家具流散在民間的數量確實很少。數量雖少，但卻出現了故宮中未見到的“新”“奇”之器，令我大開眼界。唯讓人遺憾的是這些被從天南地北“挖”出的宮廷家具，完整無損的已很少，更多的是一些殘器，或僅僅是個殘片、雕片。這些殘器，混在各式殘舊的民間家具中，因其絕精的用料和工藝，雖大都臟污不堪，仍能展示出其曾有的輝煌。在行家眼里，猶如砂中金粒，顯得格外的突出，對于研究者而言，從殘片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家具的結構和工藝特征，更具有特殊的價值，好似古陶瓷研究中的瓷片。時至今日，這些殘器、雕飾件也都成為藏家們眼中的珍品，而備受追求，也極難覓見了。
僅舉幾例：
1 曾見一個紫檀寶座的靠背，連帶殘損的少半片扶手，當年是被當作殘料處置。見到此物，在腦海中立刻浮現出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中見過的一張小寶座。對比之下，相信沒有人會懷疑這曾是一對同時設計制作的寶座，當年其中一張幸運地留在了故宮，完整地保存至今，另一件不知當年被陳設于何處，后又流散到民間，最終飽經滄桑，損毀成為了殘料。
2 曾見四件帶金屬框的浮雕西洋花卉的紫檀掛件，其雕飾極富韻律，顯然是宮中制品。但從其工藝特征尤其是安裝金屬框的裝飾方式可以斷定，此物原本一定不是裝飾掛件，而是由某件家具上的殘片改制，后來果然見到美國一位藏家的一張紫檀炕幾。相比可見這四件雕件無疑原本是與這件炕幾完全相同的兩件炕幾上的兩側足。由此，可推測同年設計制作了至少三件。從其風格看，這三件炕幾不排除是被陳設于圓明園，散佚到民間后，一件流到了美國，完整保存至今，兩件殘損了，最后雕版被取下改制成了掛件。
上世紀80年代后期，我第一次出國參加明式家具研討會，陸續結識了更多的海外收藏家，見到了很多帶有典型西洋裝飾風格的清官家具，至此我已悟出，流散在民間如此之多、之精的宮廷家具，其中定會有一部分，尤其是那些式樣特殊、借鑒西洋建筑形式和西洋裝飾的家具，會是圓明園內的舊物，因為這種風格的家具顯然不適合陳設在傳統寺廟建筑形制的行宮內。
當然最令我高興的是，在海內外收藏家們的鼎力相助下，我獲得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清官家具照片，豐富了《清代家具》一書的資料。
1995年，赴美考察，先后去了堪薩斯、紐約大都會、波士頓等十幾家藏有較多明清藝術品的大型博物館。每一處停留一兩周時間，每天到博物館的庫房里研究家具，見到了幾百件各類明清家具，同時還看到了許多重要的私人收藏。
在這次考察中，除了探尋新的發現，我更多地將注意力放到了對比、歸類和總結，因為已經具有了一定的數量積累，就可以依據設計風格、用料、結構、工藝特征，試著將這些散佚在民間的清宮家具分類歸納匯總，并與故宮內的家具相對比，慢慢地探尋出其規律特征。隨著積累的各類支離破碎的信息越來越多，有些也就能互相拼補完整，有些還可以由清官檔案文獻等史籍資料加以印證，一些歷史事實也就自然浮現出來。清代圓明園家具的整體形象，逐漸在腦子里形成了，最終總結為三項主要特征：1，典型宮造風格；2，帶有西洋裝飾或采用西洋建筑元素為構件；3，形式上更富于變化。幾年后完成了相關的總結性論文《圓明園家具初探》，后收入《紫檀緣》一書。
因為家具上極少有鐫刻年款及所陳設地的款識，對流散在民間的清宮家具，我們無法以確鑿的“證據”說出其準確出處，但我自信，符合上述三項特征的家具，很大部分應是圓明園的遺物。
對于印證圓明園家具，還有一個途徑：從清官檔案獲知，當年設計圓明園時，有的家具是作為室內裝修的一部分，即所謂“合著地步打造”，紫禁城內也有多處這樣的實例。而當年宮殿的內檐裝修大都是由“樣式雷”設計并出畫樣，而多達幾萬張的“樣式雷”畫樣傳世至今，其中一定會有涉及圓明園某些建筑內的家具，若能查找出來一些這類畫樣，當然是對我們推測的圓明園家具最有說服力的印證。 若提起圓明園的家具，人們一般會認為：圓明園部被焚毀了，家具當然也都被焚毀了。三十多年前我也是這樣想的，但隨著對清代家具研考的不斷深入，我逐漸發現并意識到：圓明園陳設的家具中有相當數量并沒被毀掉，而是流散到了世界各地。現將這一認識過程介紹如下。
上世紀70年代末，我開始為編著《清代家具》著手做準備(此書后于1995年由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清官家具在清代家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當然是一個重點。
而所謂的清官家具，是指清王朝為紫禁城、圓明園以及包括避暑山莊在內的各地行宮所陳設的家具。這一研究領域當年還是空白，所以準備工作要從原始的文獻調研和實物尋訪兩方面來展開。
對于探訪實物的方向，有位老專家相告“研究清官家具離不開故宮”，因為當年大家都認為，圓明園家具被燒毀了，而紫禁城內的近兩千件家具從未流散出宮，從道理上講，民間不太會有清代宮廷家具。記得當年北京文物商店負責分類處理在動亂中所查抄家具的兩位行家也告訴我：在送來的成千上萬件抄查的明清家具中，不少是出自王府、貴胄和文化名人之宅邸，其中確實有一些精美之器，但很少見有“恭做”(“恭做”是當年北京文物商店一個流行的行話，指精工細做的宮廷御用器物)，大清乾隆的“恭做”家具更是一件也來見到。
鑒于此，我將全力放在了北京故宮博物院。幾年間，一有空就去故宮，除了看陳列的家具，亦成了故宮修復廠(當年稱“科技處”)木工房內的“常客”，觀看了不少珍貴宮廷家具的修復。那些年參觀故宮的游人不太多，陳列呈半開放式，可以近距離或直接與家具接觸，時間長，陳列管理人員產生了信任，允許我拍攝了一些用于研究的資料性照片。但我不足故宮的人，只是一個業余家具愛好者，故宮的藏品顯然不能由我來首次發表，況且資料性的照片也不符合高質量出版的標準。所以，怎樣為出版《清代家具》找到足夠數量且具有代表性的家具成了一個難題。
文獻調研也在同時進行，主要是閱讀幾類有關清代宮廷家具制作、使用、陳設的檔案，將這些檔案結合起來，就會對有清一代皇家家具制作活動、陳設地點以及陳設方式有較全面和系統的認識。例如，檔案顯示：自康熙中葉起，造辦處的家具制作活動一直延續了近百年，打造的家具主要陳設于紫禁城和圓明園。當年造辦處木作有兩處工廠，一處設在紫禁城內，另一處就在圓明園。查考檔案能夠感受到，當年木器營造活動的重點更側重于圓明園，圓明圓的總工程建筑面積約為15萬平方米，與紫禁城大致相當(指到嘉慶年間，綺春園建成后，包括圓明園、長春園和綺春園的大圓明園)，紫禁城內現存家具兩千多件。據此推斷，到乾隆后期，圓明園內陳設的家具數量不會少于紫禁城。
在文獻調研的同時，我還特別留意查找繪有家具的清官繪畫，因為清代的宮廷繪畫中，寫實風格的很多，有的畫的就是圓明園室內的實景。其中的家具，比例真實，結構合理，甚至連家具的木紋都給予了逼真的再現，似彩色照片一般。在眾多的這類繪畫中，最有研究價值的是一套十二幅的《雍親王題書堂深居圖》，畫中繪有圓明園陳設的家具三十余件，顯示出清早期宮中家具的風貌。這套繪畫的準確繪制年代是康熙年間，那時的圓明園僅是雍親王的府邸，由此不難想象到圓明園后期，室內的家具會是何等的瑰麗和輝煌!
將在故宮觀摩到的家具與文獻和繪畫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就能從風格、用料、工藝、裝飾等諸多方面總結出其特征，并能對應地找出它們與民間家具的區別，自然也就具備了對官造的清官家具的鑒識能力。
在研究故宮內家具的那些年間，我對民間所藏家具的調研也在同時進行。確實，民間很難見到宮廷家具，但在更進一步的搜尋中，我興奮地發現，有些資深的收藏家，并不乏清代宮廷風格的家具收藏。
例如我最早接觸的畫家黃胄先生，憑著其前瞻性和過人的藝術鑒賞能力，很早就潛心于明清家具的鑒藏，其藏品稱得上是件件皆精。其中，有幾件用料厚重的紫檀器，顯然非民間器物，其中，最精彩的當屬那一對具有典型清式風格的紫檀大多寶格。其獨到的設計、精選的“滿徹”用料(滿徹是指整體家具，不論看得見的、看不見的部件，均同一種貴重材料制作)、精湛的做工都明確的表明，這是一對清官家具精品，此對多寶格后背還鐫刻有“太清康熙年制”款識。這對多寶格后來被我收錄在《清代家具》一書中，出版后，被大陸幾乎所有的仿古家具廠家競相仿制，以至于在當今幾乎每家中式家具店和幾乎每部有關清官題材的影視作品中都能見到其“身影”，這也表明了其優秀和經典。如此精美的、大型的紫檀多寶格不僅在故宮沒有見到，自我見到此器二十多年來，在世界范圍內對明清家具的尋訪中，也還未再發現可以與之比美的大型紫檀多寶格。
又如，在北京建筑專家金甌卜家中，我見到了幾件蘇作風格的清宮紫檀家具。包括有：紫檀高束腰六方座而炕凳，紫檀高束腰扶手椅，紫檀高束腰方茶幾，紫檀有束腰鼓腿彭牙炕桌，紫檀有束腰帶托泥長方幾。它們不僅十分“開門”(用來表示一件無可爭議的真品)，亦算得上是標準器。后來，我將這幾件佳器也都收錄在了《清代家具》一書中。
在民間尋訪最大的收獲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有機會結識了趙慶(慶小山)的后人(慶小山，又名慶寬，字筱珊，號松月居士，清代遼寧鐵嶺人，歷任清宮內務府內郎、堂郎中、晉三院卿，內務府為清朝掌管皇家管禁，包括內管及圓明園事務的機構。光緒年間，慶小山是被慈禧太后指定負責收繳因戰亂流放在民間的清宮器物的主要官員)，見到令人眼前一亮的十多件精美之極的紫檀家具。難得的是我不僅被允許反復研究、測繪，還獲許請來專業攝影師對幾件較完整的器物拍照，并將它們最終收錄在《清代家具》一書中，見紫檀有高束腰坐墩、紫檀夾頭榫雕花小平頭案、紫檀有束腰展腿式方凳。最令人難忘的是一對彩漆多寶格，形式之繁復、裝飾之華麗可謂漆器家具之極致，只可惜殘損嚴重，已無法從小房中搬動了，未能拍照出版，現今也不知流落到何處。
此外，上世紀80至90年代，北京硬木家具廠是家具迷和收藏家必“謁”的一個“圣地”，其前身是十幾個老“魯班館”。晚清至民國時期，在北京東曉市一帶的諸多“魯班館”以修復、經營古舊家具為業，每個店家都有一些特色的家具收藏。故50年代合營后的硬木家具廠藏有相當數量的老家具。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廠里堆成小山似的家具庫，其中就有令人震撼的清官家具及殘件。這些家具雖陸續被海內外收藏家購藏，但至今廠家仍存有一對在業界十分知名的楠木大四件柜。此柜頂箱立柜形式帶余塞，高達3.5米，雕五爪龍紋，銅活為鑄鏨，采用平臥方式安裝。作為該廠鎮店之寶，沒人懷疑其不是皇家御用之重器。
北京琉璃廠東西二道街上的老字
